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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随着近年东亚海域局势的变动以及中国海洋战略的调整与政策实施，如何处理与海域国家，特别是与中国保有密切经贸联系又兼具诸多矛盾的日本的关系成为了必须直面的问题。而从历史连续性的视点看，考察近世时期的中日关系，有助于把握当下中日及东亚海域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为妥善应对和处理此类问题提供历史资源。本书正是在背景下完成的历史学科的学术专著。
本书主要特点在于，一是在东亚区域史的视野中，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上把握住了近世中日贸易模式与东亚区域秩序的关系。二是，细致考察了明代中国与日本朝贡勘合贸易体制的形成与变调的过程，分析了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往市型贸易的特征，有力地推进了学术界积累颇为厚重的朝贡贸易体制论及互市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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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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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14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中期的中日通商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时期中日交涉体制、贸易模式的建立、演化、解体和重新构筑的过程，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性问题，尝试从一个侧面勾勒出近世东亚区域秩序变迁的历史轨迹及结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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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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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来特，201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自2018年起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为东亚贸易史、中日关系史。代表论文有《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唐船商人：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前沿的群体》《德川幕府在信牌事件中的反应：正德新例再解读》《朝贡贸易体系的脱出与日本型区域秩序的构建江户前期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调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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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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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起： 近世的时间段划分与近世中日的
共通问题
第二节先行研究的回顾与检讨：朝贡体制论
朝贡贸易体制论互市制度论
一、费正清与朝贡体制论
二、朝贡体制论的修正与批判
三、朝贡体制论在德川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
的应用
四、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提出
五、有关明代中日关系与朝贡勘合贸易
之研究
六、德川日本对外关系与互市制度论
的推进
七、近世中日贸易数量以及长崎贸易的
先行研究
第一章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的实像及虚像
第一节东亚区域秩序的重建与明太祖的对外政策
基调：不征沮绝
第二节诏令向谁颁：统一的明朝与政权分立的日本之交涉
一、明初对日交涉的特点与难点：对象的不确定性和
流动性
二、日本国王怀良的实像
第三节明初赴日使者的多线索交涉
一、《云门一曲》所见赵秩的在日交涉活动
二、滞留防州时期的大明国使赵秩
三、佛教人际网络与明太祖的遣僧为使
四、祖阐、克勤一行在日本的多线索交涉
第四节怀良的虚像与明朝的却贡
第五节洪武时期明朝对日交涉原则的确立
[][]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 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目录[][][]第二章明、日勘合贸易体制的形成与终结
第一节足利义满与明、日勘合贸易的开始
一、明、日交涉的重开
二、贡期、贡物、回赐与白银、铜钱的流动
第二节明、日勘合贸易的中断
第三节勘合的恢复与日本国书的曲折表述
第四节明、日勘合贸易的矛盾与终结
一、难以为继的厚往薄来与日本对铜钱的需求
二、《善邻国宝记》所见神国思想的膨胀
三、战国时代的日本与勘合贸易的终结
第三章德川初期日本对中国交涉政策的转变及其区域背景
第一节15至17世纪东亚海域的变动
一、海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多极化
二、明朝对东亚海域的带动及其主导地位的动摇
第二节中日贸易模式的转变
一、丰臣秀吉的天下一统及其区域霸权构想
二、勘合的变调与中日贸易模式的再构建
第三节日本对中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
一、德川幕府对贵金属开发和输出的垄断及日本货币
制度的统一
二、朱印船的海外贸易
三、贸易对象、交易途径的增多
第四节东亚海域纷争中日本的应对策略
一、平山常陈事件与天主教、新教国家的对日贸易竞争
二、安南的阮、郑之争与日本在区域贸易中的优势
三、柬埔寨与暹罗的争端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交涉政策
第四章清、日往市贸易模式的成立和展开
第一节锁国与德川幕府对外政策的调整
第二节后金至清初的对日交涉
一、从努尔哈赤到顺治帝的对日交涉策略
二、清朝商人赴日本贸易的开始
三、清朝海禁时期中日贸易的数量问题
第三节清朝海关贸易的开始与康熙帝对日官方交涉的尝试
第四节德川日本对中国商船的贸易调控：从丝割符制度到正德
新例
第五节日本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贸易主导权的影响：以瓷器
的输出为例
第六节幕府对输出品结构的调控 第五章正德新例的信牌制度与清日政治、经济的博弈
第一节制定正德新例的双重目的
第二节正德新例的实施与唐通事的中介作用
第三节信牌的意义：内外有别的解释
第四节康熙帝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
第五节日本信牌事件在清朝的政治意义
第六节德川幕府对中国交涉的特征与康熙帝的对日交涉策略
第六章清、日贸易中的唐船商人
引言：唐船贸易与唐船商人
第一节唐船贸易对德川日本的意义
一、唐船联结起的广域贸易网络
二、实物交易外的技术流转与传播
第二节清朝官府出海许可证书所见赴日商人的位置
第三节唐船商人的处境（1）：信牌成为清、日双方官府
认可的制度以后
第四节唐船商人的处境（2）：盈物及同类盘剥事件
第五节唐船商人的处境（3）：唐人屋敷的博弈
第六节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
一、唐通事的身份属性及编制
二、通事在唐船贸易中的工作
三、怀柔远商：唐通事群体的政治功能
第七节武威与德川幕府对唐船商人的打杀
第七章清朝统治者的多极化世界观与互市的展开
第一节康熙帝对日本信息和区域形势的把握
一、密探莫尔森的日本情报
二、康熙朝官吏对海外情况的把握与皇帝的多极化世界观
三、《尼布楚条约》的经验与多极化世界观的特征
四、徐元梦、马齐与康熙：没有成果的决策层讨论
第二节雍正帝对日本型区域秩序的默认
第三节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再考察
一、红溪惨案与沉默外交
二、议禁南洋贸易奏折内容的再梳理
三、海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四、没有官方交涉的朝贡国荷兰
结语 附录《唐蛮货物帐》（手写影印本）中国商船输出记录整理（节选）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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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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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来特博士的专著《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以下简称王著）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该书写作之整个过程的见证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向读者介绍王著的著述缘起、核心要义以及为此而大费披阅增删的过程。
9年前，来特在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对话题中登场的日本江户时期重要人物新井白石及其信牌贸易政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番交流后，他决定去挑战中日近世阶段不易厘清的难题：两国的贸易问题。之所以称之为难题，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存留的相关史料颇为散碎，整理不易，解读更难。其次则因为既有的研究虽在若干专题做了精深研究，但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者还不多见。并且，考察近世中日贸易和政治交涉，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所熟悉的思想史本身的射程，所以在接下来的交流过程中，我只能在框架和学理上跟作者保持沟通，并设法在论文撰写上为他创造一些相对好的条件。
2011年至2012年，来特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身份到京都日文研联培，合作导师为刘建辉教授。据建辉教授讲，那一年来特努力穷尽式地搜寻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还亲赴长崎并住在那里，去查阅原始档案，去踏查唐人遗迹，去精研荷兰商馆。于是，我看到了他博士论文附录中中日贸易账簿手写本的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数据。
[][]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 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序言[][][]王著以14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的通商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这一时期中日交涉体制、贸易模式的建立、演化、解体和重新构筑的过程。作者的研究可以简约表述为：这一阶段，中日官方主导与管控的双边贸易经历了从朝贡勘合贸易到互市贸易或者更确切说是往市贸易的变化，这是通商模式的转变，也是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结构性变动的反映。一部好的研究著作，学术史的梳理是前提中的前提。在作者讨论的脉络里，费正清的朝贡体制论自然是要面对的问题。如所周知，费正清的论点曾被奉为圭臬，而近年则在中国研究领域备受质疑，本书作者充分了解这些学术动向，却不简单跟从通说，而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费正清的分析框架在德川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仍不失其有效性。某种意义上，朝贡体制在日本的复制和再生产，已为王著的展开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与此相关，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制论曾明确指出过东亚国际关系和区域秩序具有的多层、多元和多极化的特点，而这一点，事实上也是王著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他能对近世概念提出新解，还在一定层度上受到了岸本美绪的启示，即把中国、日本以及东亚的近世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面对共通的问题各地域各自进行回答的过程。王著受此启发，认为近世的作为历史时段的划分可以根据研究内容来界定，而14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所面对的重要共通问题，无疑是以贸易为主线的。王著对前辈学者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敬意，同时也努力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推进。在作者看来，岩井茂树的互市制度论试图通过对滨下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批判和超越，去拔高互市的意义和作用，自有其学术贡献，但具体到中日通商关系，则岩井对清日之间没有直接官方交涉的互市的形成原因，以及清日贸易性质的解说，则均不无可质疑商榷之处。在对以往研究进行认真梳理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王著明确地将清、日贸易定性为往市型的互市贸易，认为，清、日间的这种贸易，绝非一般意义的民间自由贸易，而是在双方政府严格控制之下，具有深度政治背景的国家管制型贸易。这一贸易模式并非出自清朝方面的政策意图，而是德川日本沿用了幕府初期的对华交涉政策，将交涉对象限定为赴日中国商人，由此而形成的以排拒清朝政治权威为目的的贸易格局。在这样的通商关系中，日本掌握了更多的主导权，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岩井茂树的互市制度论过度强调清朝对外贸易的自由性以及互市制度在政策上的主动性，将中国在东亚海域渐渐失去主导权的历史简单地定义为区域繁荣与和平的基础，这在一定意义上讲，已经忽略甚至遮蔽了清、日双方政府对贸易的政治介入程度和目的本身。
细审王著，我们还可从中读出作者的具体创见和学术贡献。
首先，关于明朝初期的对日交涉，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多以僵硬评之，认为朱元璋不接受来自日本的朝贡是因其固守华夷意识，这一长期主导近世中日关系研究话语权的表述，已在无声无息中将历史上中日交涉中的问题和责任完全推到了中国一方。本书作者则认为对日交涉是明太祖朱元璋构建区域帝国及重建东亚海域秩序的一环，其交涉政策既有原则又具灵活性，并指出：对于14世纪末尚处于动荡中的东亚海域来说，明朝推行的秩序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稳定、促进区域良性发展统合的作用，见解新颖且考证详实，其中对所谓日本国王怀良之实像和虚像的分析细致缜密，尤见精彩。
其次，王著注意到，15至17世纪，东亚海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由明王朝所牵动的多极化海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反而动摇了明王朝的中心性主导地位，致使中国经济对外部的依存上升，而作为东亚主要产银国的日本则乘机获得了区域贸易的主动位置。丰臣秀吉对中国的军事挑战，是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展开的。德川家康对丰臣秀吉的区域政策虽有调整，但更多是继承，故既谋求与中国进行贸易，又排拒中国的政治权威，一直回避、拒绝与中国官方的直接接触，实际上以日本官方管制的往市贸易模式，对勘合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的改变。据此，王著认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中国交涉，并不适合用以往一些权威学者所说的善邻友好或回归贡市贸易进行概括，可谓持论有据。
第三，德川日本的对外贸易管制，既出自对经济利益的计算，同时也有政治层面的考量。王著敏锐地观察到，在推行日本型区域秩序的过程中，幕府将政治权威附着于贸易事务，这导致中日在政治和思想层面产生矛盾，但没有官方接触的交涉方式，又为化解矛盾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清朝前期的皇帝对朝贡体制的适用范围以及东亚区域的时局均有准确的认识，在对日交涉事务中发生与传统意识形态相矛盾的事件时，他们会选择淡化事件中的政治因素，掩饰其决策的真实原因。王著认为，清、日统治者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在客观上形成了默契，在这样的默契中，双方的往市贸易稳定地持续了近200年。这样的分析，确实是先行研究所不曾言及的。
第四，王著自始至终，都潜伏着一条思想史的主线。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虽然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正是在这一中日关系的稳定时期，日本的知识界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思想理论进行系统、连续的解构、分析和排拒，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颠覆华夷争夺中华名分质疑、解构朱子学变夷为华等政治底色浓重的思想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是德川政权为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想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空前统一的国家实体，政治经济层面脱出中国中心朝贡体制，对外贸易层面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在此环境中，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在学术道统层面去中国化的自立诉求。随着德川社会的稳步发展，上层决策者的意图和知识界的学术思想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构成了一套配合默契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德川日本追求自立的进程，强化了其自民族中心意识和与中国抗衡的心态，从而对近代以来的中日矛盾起到了前期铺垫的作用。
第五，对唐船商人和日本唐通事这些处在清日贸易前沿和基层的群体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深度整理和分析。这部分史料一般呈碎片化，很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脉络，即便整理出各类资料集，也难以被研究者有效使用。王著以清朝的出海许可证、日本的诉讼判决记录、唐通事的身份职务等相关文献为线索，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清日贸易的细节，对相关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与此同时，王著还对清日贸易数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整理：将德川幕府对外贸易档案、对外关系史料、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记录、唐通事工作日志以及长崎地方史料等原始文献进行了翻译和整理，丰富了国内日本史研究的基础材料。
来特的勤勉用功，不唯建辉教授和我，所有接触过他的老师和同学，都频发感慨。还在读博期间，他就在《历史研究》《日本学刊》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取得博士学位并直留任教后，还很快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王来特博士的这部著作，兑现了他当初的庄严承诺。当我们了解到中日关系的横向不睦乃根源于纵向纠葛等历史事实后，我想，了解这部书的读者，比不是知者对中日乃至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水准，将不知会升华凡几。王著中无疑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不足，这一方面为来特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提供了更大的上升空间，也同时促我反思：自己在担任指导教师期间，事实上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倘学生们毕业后不责我失职，也就算是对我的奖励了。
韩东育[]2018年9月15日谨写于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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