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全球史是什么[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著
02：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英]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英]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著
03：19世纪大转型[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
04：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美]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 著
05：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幕府时代日本的相遇[英]亚当克卢洛（Adam Clulow）著
06：近代早期世界的全球互动（14001800年）[美]查理斯帕克（Charles Parker）著
07：蚊子帝国：16201914年间加勒比地区的生态战争[美]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著
08：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年）[美]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著
09：美国宪法的全球史（17761989年）[美]乔治A．比利亚斯（George Athan Billias）著
10：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英]C. A. 贝利（C. A. Bayly）著
11：交换之物：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美]柯浩德（Harold J. Cook）著
12：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生态史[美]格里高利库什曼（Gregory T. Cushman）著
13：气候变化与全球史[美]约翰L. 布鲁克（John L. Brooke）著
14：大转型：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与社会[英]布鲁斯M. S. 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著
《万国一邦》的写作缘起始自20世纪80到90年代我同学者、记者以及商界领袖的对谈，我们就经济、移民、大众文化（从服饰到音乐）的全球化展开了讨论。当听到一种宣称，说某样事物是一种全然崭新的现象时，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总有一种态势要做出回应。我们的冲动就是要检验这类宣称。我们会提出一个历史问题：那真的就是全然崭新的吗？也许它远比我们所认定的更具渊源。
将这种立场作为一种质疑，我走访了美国几大主要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以及一个规模更小的私人基金会格拉迪斯克里布尔德尔马斯基金会（The Gladys Krieble Delmas Foundation），它们都曾以资助重要的研究计划著称。让我惊喜的是，我所问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的这一观点极为重要，并为这一研究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助。根据一项提案，我们组织了一系列为期四周的夏季会议，就如下的历史问题做出发表：18到20世纪各国间的全球联系及其相似性。
与会者来自五湖四海，各大洲皆有分布。每次的夏季会议都会邀请不同的与会者，尽管为了保持对话的延续性，我们也会邀请四到五位先前会议的参加者。这些会议在纽约大学名下景色宜人的拉比埃特拉避暑山庄（Villa La Pietra）举办。这一避暑山庄正是供纽约大学的学人海外游学、举办会议的好去处，它也有理由让我们得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化中心漫步思考。经过4年的会议，有80位历史学家参与其中。我们讨论的结果通过两种出版物向公众展示：一份简洁的手册《拉比埃特拉报告》（the La Pietra Report，2000年），向课程大纲的修订和专业研究都提出了以资借鉴的各种理念；一本由16位与会者的文章组成的论文集，既探讨了思考民族国家史的转向带来的深远影响，也为这一研究路径将会呈现何种风貌提供了一些范例。由我编辑的这本书在《报告》发表后的两年出版，定名《在全球化时代反思美国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这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斩获颇丰的学习经历，通过与会者发来的信函和电邮，我也知道这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同样如此。我先前的研究和写作一直聚焦于合众国史，特别关注在城市特别是纽约城背景下的知识分子。我曾给朋友打趣说：写完这么多纽约城的史著，下一步我要放眼全球了！
事实上，我还有一个更美好的动机。作为一种学术门类的历史学，在19世纪的德国发展起来时，它的组建围绕民族-国家展开，是国家建构中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打开那个闭锁的匣子，将其置于一重更宽广的世界背景之下，也许会有助于公民和政客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只是列国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国家都在共享着这个世界。它们不仅通过贸易和移民活动被搅在一起，也日益被技术和文化所连接，作为现代国家，它们同样也分享着一种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它们各自采取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别样路径。
这一观点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我对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概念深表不安。这一概念出现在冷战早期，凭此（人们）把合众国放在了更宏大的各国共同史之外。当然，合众国是不同于其他各国的，中国也同样如此。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例外的，都不能宣称置身于历史之外。
冷战时代，那些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很典型地以一篇清教徒布道（lay sermon）为参照，那场布道的发布正值1630年清教徒定居者刚刚抵达马萨诸塞湾，他们希望能够在波士顿安营扎寨。他们的领袖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曾说：我们将会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目必将仰慕我们。对例外论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这批人，从美国研究（这是20世纪40年代发明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的专家，到作为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无不回首以这些清教徒为参照并征引那个特殊的语句。当里根和其他人一起将这一引文的出现作为美国例外论的奠基时刻时，他们却并没有遵循其完整的陈述。在这个常被引用的只言片语之后，温斯罗普还继续写了下去。上帝和世界将会成为我们的法官：如果我们不能依照上帝的旨意正确地在这件我们已经担当的工作上行事为人，进而引发他从我们身上收回他所馈赠的帮助，我们将会铸就一个为人议论的故事，成为全世界的笑柄。随着它在冷战中的发展，例外论否定了世界其他地区对合众国的评判。但在事实上看，美国人只是诸多民族中的一种，而非什么特立独行的例外，跟所有民族一样，我们最终都要对人类整体担负责任。
伴随着一种优越论的假设，例外论将美国史放置在所有的他国史之外。例外论的假设缭绕心头，我扪心自问：美国史中的哪些关键时刻只是一种例外呢？还是更宽广的、更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呢？在本书中，我关注了美国史和那些发生在其他各洲的特殊的大事件：欧洲强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定居活动，特别是作为革命之后果的新型民族国家的创制，国家建构的影响以及内战或其他对19世纪新奠基之民族国家构成挑战的事件，当然最后也包含对帝国的讨论。我认为我的发现是有效合理的，至少有三大洲经历了相似的事件。本书表明，虽然各大洲存在差异，但从整体上依然存在一种共同史。
我并不是唯一一位这样思考的人。其他人有些是拉比埃特拉会议的成员，有些不是早已着手推进了这类将国家置于跨国视角中的史学研究。自我出版《万国一邦》以来的数十年间，这种研究民族国家史的路径以及跨国史研究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世界史相对立的全球史的研究领域也繁荣兴盛起来。我希望这种对单一世界（各处都彼此相连）的感知，终有一天会催生出全球合作而非全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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