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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氛围，促使中原地区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多样的服饰文化遗产。民间服饰是凝结璀璨民间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当今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宝贵财富。本书从设计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等多角度，完整系统地梳理和详细研究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原民间服饰着装形式与文化思潮的变革。
近代中国社会格局巨变，外来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原地区固有的穿衣模式。《西风涟漪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变迁》对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变迁的研究，不仅可以透过服饰现象了解当时社会发展与地域文化特征，而且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作用，也为当下传统服饰遗产保护与传播提供参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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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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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乐：博士，讲师。2016年12月获得江南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方向工学博士，曾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学习。从事近代汉族民间服饰、服饰文化与传播、服饰色彩、定制服装设计等科研与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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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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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中原文化是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具备强大的传播力和辐射作用，不仅是一种地域表层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根基。中原地区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并通过不断地与邻近族群间习俗、规范的交融、衍生，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的形成打下基础。然而，唐宋以来河南境内水运环境逐渐萎缩，漕运衰落，北宋南迁，中原在全国的文化地位随之衰落。明清时期，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泛滥，使得这种衰落达到了极点。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不同的文化形式一拥而入，民间文化逐步西化，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使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备受冷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促使社会及文化格局突变，甚至出现了文化格式化一元化的现象，青年一代对西方社会过剩的物质与精神追求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贫乏认知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遗产走向微式。中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因此对其根基性研究是全球化趋势下维系民族个性与独立性的一项重要举措。
著名民间艺术家、画家杨先让先生1986～1989年期间14次出入黄河流域，完成著作《黄河十四走》，并在20世纪80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报告中谈到：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最富有具代表性的大区域、大文化圈。对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考察，很有可能获得认识和打开中国其他地区民间艺术的一把钥匙。服饰是民间文化的一种显性载体，是能够真实反映人的世界观的创造物，其产生、发展、演变都直接受制于社会的总体环境。在我国数千年的服饰发展历程中，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汉族民间服饰一直以来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长期以来，中原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决定了其最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地域特色被忽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呼声日益高涨，少数民族服饰以其多姿多彩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作为中国主流服饰文化的汉族民间服饰关注度却明显不足。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氛围促使中原地区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多样的服饰文化遗产，这是凝结我国璀璨民间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 也是当今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宝贵财富。因此，以中原汉族民间服饰为视角，探究服饰形制、色彩、装饰等艺术特征及其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民间信仰、世俗生活，对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社会建构等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d Gee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提到：文化具有一种通过符号在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传承的观念表现于文化的象征形式之中。通过符号体系，人与人相互沟通、绵延传续，进而衍生出对人生的知识及生命的态度。文化的变迁指与其他文化群体接触或自身所处环境、观念的改变引起的内容和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原地区几千年来固有的社会模式革新，近代外来文化的层层渗透无疑是最具冲击力的。因此，对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变迁的研究，不仅可以透过其流变现象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与地域文化特征，同时考析服饰作为文化传播媒介与社会变革的相互关系，为当下传统服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提供经验参照。
（二）
本书以中原汉族民间服饰为研究对象，选取近代这一时间段，通过大量服饰传世品实物分析，结合地方史志、近代报刊杂志、著作、论文等文献资料考证， 梳理了中原地区服饰形制、材料、色彩、装饰、图案等艺术特征以及典型礼仪服饰逐步变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探讨了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因素对服饰流变的影响。
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带有多重性格与民族交融的烙印，是汉文化与异域文化，东西文化，旧制度与新时尚文化交流的产物。民间服饰新旧交替，中西杂糅，有序共生。传统服装强调隐藏人体的平面布局，重缝纫、轻剪裁的工艺结构；服装配饰秉承实用为目的的造物理念，以弥补服装本身功用性的不足，形制小巧、装饰精美、寓意丰富，是中原百姓人际交往中传递情感的载体。实物分析、文献考证与实地调研表明，中原地区穿用左衽服装、束裤脚的着装现象较为普遍，可推测此现象为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传播交流在服饰形制上的外在表现。中原民间刺绣、缘饰等服装制作工艺精湛，与周边区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表现手法既热情直白，又含蓄内敛，似西北人的单纯质朴，又有江南人的柔美淡雅，表现出融合南北又区别于南北的艺术特征。
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受到儒、佛、道多元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汉民族传统礼文化的垂直传播，民间服饰注重礼俗与仪式的营造，民俗文化保留较为完整。近代中原民间诞生、婚姻、丧葬等礼仪服饰款式稳定，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儿童礼仪服饰主要有横量衫、百家衣、狮子裤穿十二红等，寓意趋吉避害，表现了中原百姓重视生命和子嗣繁衍的传统思想。中原传统婚嫁服饰及所需纺织品名目繁多，是当时考量女性妇德、妇行的重要标准，后来受到新潮思想的影响，以社会名流、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婚礼服饰逐渐西化。中原百姓重伦理，以辨亲疏和佑后代为理念的丧葬服饰制度与行为准则沿用至今。服饰色彩、图案不仅具有独特的地域性艺术表现力，也是人际交往过程中传递审美价值、民间信仰、情感归属等信息的载体，同时肩负着代际间伦理教化传播的 作用。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缓慢西化，逐层递进。服装形制由宽到窄、由平面到立体，色相纯度低、明度高的服饰色彩与中原传统用色理念新旧交融。服饰材料的丰富使得装饰与制作工艺日趋简化。新思潮由城镇到农村，由知识分子、公职人员到普通百姓逐层传播，地域、阶层、职业与知识背景的差异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差异成为服饰形象认定的新标准。松散动荡的政治制度为服饰变革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官方服制改革政令推行与新生活的倡导动摇了传统服饰根基。近代中原铁路建设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百姓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认识，为民间服饰文化流变提供了经济基础。与此同时，中原自然灾害频发加之连年战乱，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增大，拉大了服饰的地区和阶层差异。深入底层的宗教传播与具有着装示范效应的留学生使民间百姓更切实地接触到西方服饰形制与生活方式，促进了中原民间服饰新模式的形成。
差异性的文化互动与传播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近代中西方主动或被动的文化互动，撼动了中原固有的社会模式，催生了民间多样的着装形式。新式服饰在人际活动中的文化传播作用，反之又促进了新思潮传播效果的提升。鉴于传播学理论，通过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流变与文化传播关系的梳理，提出服饰是实物、符号与信息三个层面要素合一的传播媒介。服饰媒介传播内容涉及审美文化、民俗文化、制度文化，承载信息丰富，传播效果直观，信息交流及时，并具有时空广泛性，传播方向包含上行下效的纵向传播、民间横向传播与越来越丰富的双向传播。近代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民主、自由的社会带来的传播者主体的转换是促进服饰文化传播新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
本书归纳了中原汉族民间服饰艺术特征，还原了近代中原社会与文化传播环境，探究了服饰中原服饰变迁与社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中原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其服饰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的挖掘也必将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中原民间服饰文化研究仍存在巨大的空间。
中原汉族民间服饰以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个排查与研究还不够全面。本书在877件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传世品与实物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典型服饰形制、色彩、装饰图案等艺术特征进行了梳理，但涉及染色、纺纱、织造、制作等传统工艺技术的研究较少。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中原民间服饰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并继续通过深入访谈、口述等研究方法，还原传统民间服饰制作背景，完善中原汉族民间服饰研究。
中原文化区域内部服饰文化的差异性可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通过对近代社会环境分析，发现河南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导致了中原各区域民间文化的差异增大。另外，从收集的传世服饰品来看，豫东、豫北、豫南、豫西民间服饰色彩、刺绣、图案表现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笔者自课题开展以来，前后多次对河南进行调研，但集中于省会郑州与洛阳、开封文化等核心区域，对中原内部服饰的差异性及边缘区域的服饰文化研究还有待深入。
中原地区与其他汉族聚集区域服饰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了解中原文化传播脉络的有效途径。实物与文献研究发现：中原文化具有强大的传播与辐射作用，近代民间服饰依然保留着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烙印，同样其他汉族聚集区民间服饰也必然与中原服饰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分析中原与其他汉族聚集区传统服饰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对中原文化发展历史与传播脉络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江南大学服饰理论与文化研究团队数十年来对我国汉族聚集区民间服饰遗产的研究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江南大学汉族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及笔者多次中原地区实地考察收集的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传世品为课题的推进提供了充足的实物基础；另外，笔者在博士在读期间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学习经历为本课题的实施提供了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条件。
本研究是笔者博士论文的后续，同时也是江南大学社科类青年基金项目：我国汉族婚俗服饰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JUSRP11869）的阶段性成果，旨在通过挖掘民间服饰遗产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扩展服饰文化遗产的多元化渠道应用。文化遗产只有转换到当下人们的生活中，才能更好的保存和传承，进而促进文化的再生。
感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学科建设经费以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对本书出版提供的经费支持。
编著者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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