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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被译成日、俄、波兰等多国文字
新中国*本通史教科书，影响亿万党政干部及学生群众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历史也将考验他们的研究。”
——尚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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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54年史学家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成为*本完整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写作的中国通史，其中摒弃了旧的体系和观念，用全新的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路途与规律。这本书在长时期内是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读本，在社会各界的政治理论学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国外亦有日、俄、波兰等文字译本。
尚钺先生不囿成说，主张“魏晋封建说”以及“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说”，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构成他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系统看法。在此基础上他著作《中国通史》，在章节的安排、文献的引用以及对史实的评价等方面都体现了其独到的眼光。这本《中国通史》引领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史，从谙熟中翻出新鲜，也让我们懂得学术自由引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必要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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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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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钺（1902~1982），原名宗武，字健庵，河南信阳人，著名历史学家。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英国文学系学习。他从事文学创作，为《莽原》《狂飙》等刊撰稿，以犀利的笔锋触及社会的最底层，《斧背》《病》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河南省委机关刊物《猛攻》编委、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1930年前往上海在全国总工会和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满洲省委秘书长。1938年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1940年以后专门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在云南大学、山东大学和华北大学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其中《中国历史纲要》《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等都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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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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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原始社会到秦王朝的灭亡?—公元前207年
第一节 原始社会
第二节 殷商文化
第三节 西周
第四节 春秋战国
第五节 秦王朝的建立及其覆灭
第二章 两汉王朝的统治和三国鼎立公元前206年—公元280年
第一节 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其发展
第二节 王莽改制与赤眉绿林起义
第三节 东汉王朝的继起
第四节 黄巾起义与三国鼎立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的斗争和融合公元265年—589年
第一节 西晋的统一
第二节 东晋的统治与北方的各族混战
第三节 南北朝的对立
第四章 统一封建王朝的昌盛及其衰微——隋唐五代公元581年—960年
第一节 隋的统一及其崩溃
第二节 唐王朝的建立及其昌盛时代
第三节 中唐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唐王朝的衰落与黄巢起义
第五节 五代十国
第五章 两宋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金、元统治下的社会公元960年—1368年
第一节 北宋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宋、辽、夏的对峙
第二节 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中古三大发明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
第四节 金军入侵与宋政权南迁
第五节 南宋对金的和战与广大汉族人民的抗金斗争
第六节 宋金和战中的中国社会
第七节 蒙古的兴起和元王朝的建立
第八节 元朝的统治与中国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
第九节 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六章 封建社会末期——明及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公元1368年—1840年
第一节 明王朝的建立
第二节 明代的对外关系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第四节 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与明末社会危机
第五节 李自成与明末农民大起义
第六节 清兵入关与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七节 清王朝的统治与反清运动的继续发展
第八节 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第九节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关系
附录一《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节选
附录二《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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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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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序
尚钺，字健庵，原名宗武，1902年3月23日生于河南省罗山县，尚姓是罗山大族。尚钺父母早逝，由祖母抚养成长。尚钺于1907年入家乡私塾，1917年入开封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尚钺积极参加了河南省和开封市的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参加了河南省国货维持会，做抵制日货的组织宣传工作，被推选为省立二中的学生代表，出席了河南省学生代表大会。他还曾担任河南省学生联合会理事及《学联半月刊》的编委和编辑，是河南省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1年，尚钺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英国文学系学习。他曾随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略》等课程，并接受鲁迅指导，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成为《莽原》周刊的积极撰稿者。他还与高长虹等人创办了《狂飚》《每日评论》《弦上》等刊物，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他在这时期写的小说，后来被收入《斧背》《病》两个集子中。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每逢假期，尚钺便回到家乡罗山从事进步活动。他联系从各地回乡度假的同学组织了青年学社。他们办识字学校，办街头墙报，作街头宣传，传播进步文化、进步思想。随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力量的发展，青年学社在其影响下主动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协会、雇农协会，并到当地农民自发组织“穷党”“红枪会”中去宣传革命道理。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先锋已到达湖北、河南交界处的武胜关、九里关一带。尚钺等人组织了罗山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并被推为代表前往九里关与北伐军联系。
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使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受到极大的震动。进步人士，包括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许多人南下投奔革命。这时的尚钺，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倾向革命。他曾到当时苏联驻华商务处去请教李大钊，李大钊鼓励他到南方去投身革命。1927年春，尚钺满怀热情来到上海，准备迎接上海解放，参加革命队伍。不料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惨案。尚钺愤然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参加了由郭沫若任副主任的政治部的工作，担任了编审科上尉科员。不久，汪精卫又叛变革命，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下，尚钺回到河南，在开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党的开封市委的工作，担任过支部书记，做过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当过省委机关刊物《猛攻》的编委。
1927年11月，河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决议，决定在豫南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尚钺被任命担任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不久，尚钺又受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及该地区苏维埃主席，并被派遣到罗山、光山等县发动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尚钺不幸在罗山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入狱，经多方营救被保释。这时豫南特委已被破坏，尚钺遂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但同年4月尚钺又在杭州被捕，关押在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尚钺曾经过五次老虎凳的酷刑，坚贞不屈，被难友誉为“五老虎”。尚钺后来被移送到关押重犯的特别反省院，经上海泰东书局经理赵南公出面保外就医，遂乘机逃出杭州。
尚钺来到哈尔滨，经楚图南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他化名谢仲五，在吉林省毓文中学以教书为公开职业，继续从事进步活动。他组织了学生课外读书会，创办了《灿星》等刊物，宣传十月革命，宣传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许多毓文中学的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包括一批朝鲜流亡东北的学生，他们之中就有后来成为朝鲜国家领袖的金日成，当时名金成柱。金日成十分感谢尚钺对他的教育与关怀，称尚钺为他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直至金日成逝世为止，他都与尚钺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后来尚钺转到昂昂溪第五中学任教。他与邹大鹏共同组织了反帝同盟，发动学生举行罢课等斗争。尚钺因而被解聘，遭到国民党哈尔滨长官公署通缉、驱逐。
1930年，尚钺经柯仲平介绍到上海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干事，化名为丁祥生，不久恢复了党籍，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又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1932年4月，尚钺被派往东北，担任满洲省委秘书长，化名聂树先，人称老聂。尚钺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应首先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这与省委一些人主张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的意见相左。尚钺因而被错误地排除出党。尚钺一度到苏联远东，曾在苏联第七军政治部第四科做科员，并想借此向共产国际申诉而没有结果。此后，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5年冬，尚钺一度与北平市委取得了联系，但不久北平市委遭到破坏，尚钺被迫离开北平来到宁夏。他先后在宁夏中卫县第二中学、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或教师，继续在党外为党工作，把一批批学生送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其中一些同志经过尚钺的培养成为宁夏最早一批共产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尚钺决定奔赴陕北。但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党组织动员转往武汉，后经郭沫若介绍参加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1939年随三厅迁往重庆。1940年，国民党将第三厅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其事。但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许多人转向各自不同的专业，准备与敌人开展长期的思想战线的斗争。尚钺便在这时开始钻研古文献，转向史学研究。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这年冬天尚钺遵照党的指示来到云南昆明。他先后在云瑞中学、云南大学教书。这期间他教过国文、中国通史等课程，开始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同时，他不顾政治环境的险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组织地下读书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帮助青年，宣传党的主张，引导他们走向革命。他与华岗、楚图南等一起对昆明地区的进步文化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攻占贵州独山，云贵两省形势危急，尚钺曾与华岗一起参与筹划在铁南和周围县份抗日武装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人士，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先后在云南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和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尚钺不畏风险继续与国民党政府开展斗争。1946年5月，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尚钺和楚图南等一批进步人士同机转移到上海。年底，尚钺经海道北上，到达山东解放区，进入山东大学担任教授。1948年，尚钺转入华北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二部任史地系主任、教授，曾作为蒋管区代表出席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这年3月尚钺随华北大学进入北平。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筹建时，尚钺任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兼史地组组长。10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任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组长、中国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尚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教学内容，编写新的历史教材，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和史学人才，尚钺为党的文化教育事业表现出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50年代初，他先后培养了四批共80余名研究生，编写了《中国通史讲义》，主编了《中国历史纲要》，撰写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1959年，全国大规模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尚钺作为史学界的代表人物遭到全国性的批判，他的观点被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但尚钺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决不作违心检查，表现出史学家的可贵品德。在全国批判声浪中他完成了数十万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探索》，并把自己已有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尚钺再次受到严重冲击，丧妻失子，其身心与家庭都遭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清醒的政治头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1972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在郭影秋建议下，以原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郭影秋、尚钺分别担任正副组长。清史研究小组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为以后恢复人民大学保存了一支有实力的史学队伍。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原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成立了清史研究所和中国历史系，尚钺担任系主任。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他不顾高龄与重病，孜孜不倦地为历史系的建设努力工作，为历史系的发展和新时期史学人才的培养付出了全部心血。
1982年1月6日下午，尚钺因病逝世。
尚钺是为了党的事业而研究历史的。在研究之先，他已经有了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再加上他有着长期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所以他对中国历史有着独到的认识与理解。他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注意对历史规律的探索。他常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是躺着的；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就站起来了。”他不囿于成说，勇于提出新的见解，而又力求实事求是，使结论归于科学。他摒弃烦琐哲学，总是努力纵观全局，把握要害。他重视通史的教学，努力改变旧大学通史不通的状况，务使学生“完整地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进程”。他还强调通过历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把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相并列，作为历史教学必须坚持的三原则。
尚钺以他独特的研究，形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整套看法，建立了独树一帜的中国通史体系。最能代表尚钺的学术成就的，一是他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一是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
尚钺认为中国古代史分期是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必然涉及的一个“大问题”，它“有待于从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到公元三世纪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与这一时期经济结构内部的矛盾演变的阐发，以及国家形态、政治和法律的观点与制度、社会理论、社会思想等等各方面逐渐完成起来的一系列的创造性的研究。”《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合的基本原理，提出大约在舜、禹之时中国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他认为，在西周的生产活动中“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在土地所有制形态上，当时是“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似乎还没有完全最后形成，更谈不到确立”。即以井田制的“私田”而论，“亦仅有占有使用性质，而非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土地”。大量存在的各级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的仪式，取得了一定土地的占有权和对当地人民的统治权，对公社成员进行剥削。这种生产关系显然不是封建性质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他也不赞成“把春秋战国之交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野”。这时期“不仅看不见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这一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同上。他认为，从西周到春秋，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他认为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不能作为封建化的标志。要分辨“这些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地研究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他认为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单一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残余长期存留于奴隶社会，而预示着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雇佣制、租佃制在封建社会形成之前即已存在，而在整个社会中起着主导、制约作用的那种生产形式才反映出社会的根本性质。在汉代“当时小农的生产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原始性，他们还创造不出那样高的生产效率，既能供给封建主对他们劳动力和实物的大量剥削，又能维持再生产的继续不断”。相反，汉代的小农由于生产力低下，再加上天灾人祸、沉重的赋税劳役、商业和高利贷的压迫，其出路是变成佃农或佣奴，“这时期的租佃关系，我们与其把他们当做中古或近代的地主与佃农的租佃关系，毋宁把这些小农由这种租佃关系而寻得的一种保护”，“因之，这种小农、佃农和佣奴，不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骤吗?”同上小农被迫将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们耕作，被迫出卖自己成为奴隶，因此，“迫使许多贵族奴隶主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提出限制占田和占有奴隶数目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承认汉代商人兼有土地是奴隶主，承认工业上所使用的劳动力是奴隶，而忽视农业上大量奴隶劳动存在便说汉代是封建社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奴隶制在西汉达到了鼎盛阶段。西汉后期豪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东汉以后更进一步发展。他们奴役的除一部分奴隶外，主要是“徒附万计”的依附家民、众多的部曲宾客。这种以奴役依附农民为主要形态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表明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化的过程。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农民和奴隶群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其结果是奴隶制的灭亡及向封建制的过渡。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以马克思主义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史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一直未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尚钺同志在50年代初开始的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仍是开创性的。他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阐述自己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的理解，指出其与封建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和在中国经济土壤中的特殊表现。他着力考察了唐宋以至明清封建社会经济的各种现象，提出在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出现。他根据大量的材料，具体细致地论述了唐宋以后逐步发展的东南地区城镇手工业的状况，特别是明清苏松杭地区棉织业、纺织业、陶瓷业等手工业中业主与雇工的关系，研究了工场主对手工业工人的剥削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并对手工业行业组织进行了深入探讨，将其与西方行会相比较，指出了其自身的特点。他在全面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他大胆断言“在雍正年间，至少在中国江南苏杭三角地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在形成中，而且随着两个阶级开始在形成，也出现了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说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已是解体过程中的封建社会。尚钺还研究了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他研究了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货币地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
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尚钺一直注意从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他重视经济的新因素引起的社会结构社会生产乃至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变化，一些学术问题和思想家也成为尚钺关注的对象。
另外，尚钺还注意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迟滞、缓慢的特点。他深入研究了封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困难。
尚钺特别重视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线索，他认为不能割断这一线索。他说：“如果认为近代无产阶级只有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后才会出现，就未免切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的历史，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的错误结论。相反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考察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时间，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经济结构内部矛盾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说明》
尚钺认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中国社会停滞论，乃至中国社会一直到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还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等等，而且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问题。因为，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是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他以太平天国为例说道：“许多史学家把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归结为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而来的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不仅是因为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而且因为这样的论断是仅就上帝会的形式来观察的。实质上太平天国革命所提出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与产生于明清之际一直到太平天国时始终不停、继续发展着的社会矛盾之上的新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乃至社会问题，如市民运动，特别是其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的斗争，在苏州开始以阶级的集团的形式出现，以及民主的和民族的思想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才是西方的原始基督教义能够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发生作用的物质基础。”《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
尚钺的学术视野是极为开阔的，他高瞻远瞩，善于抓住重大问题，同时他又关注着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把握史学研究的时代脉搏。他参与发起了《史学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还曾编辑《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介绍外国史学研究的成果。尚钺的魏晋封建论和他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系统的完整的看法，是他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勇于探索的大无畏精神，也可以追寻到他勤奋治学、刻苦钻研的足迹。尚钺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整整影响了一批人，形成了一个学派。但是尚钺的学术观点在长时期中是不合时宜的。由于独立的学术观点，尚铖一再遭到严厉的批判。在如排山倒海的压力面前，尚钺镇定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决不向任何高压屈服。尚钺以他的“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树立了一个令人崇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榜样。
尚钺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之中。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于1954年出版。这是一部简明畅晓的中国通史，它眉目清楚，脉络分明，曾在史学界内外发生广泛影响，并在国外有日、俄、波兰文字译本。这部书在建国初的相当长时期内是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读本。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简明，繁简适中，眉目清楚，数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一脉贯穿，一目了然；其次，更重要的它是解放后第一部完整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写作的中国通史，它摒弃了一切旧的体系、旧的观念，用全新的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为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因此它不仅仅是历史读本，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参考书。所以在解放初期各界的理论学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另外，基于同样的原因，读本还影响了中小学的历史课教材的编写，相当长时期内为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基础。尽管该书存在着一些缺点，如某些材料引证的错误等，但它在史学研究、史学教育、史学普及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上影响了几代人。与此同时，尚钺为了讲课需要又独立完成了一部《大型中国通史讲义》，这部书在尚钺逝世后经过整理以《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为名于199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认为这部通史更集中、更鲜明地反映了尚钺的学术见解，是一部极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史。这部书曾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尚钺曾有《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一书于195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但尚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更严谨、更成熟的结论则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索》一书中。这是他于1962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课稿，实际上是他此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一个总结。因此我们也将它同时选印在这里。
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尚钺的研究既有崭新的成果，也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局限。今天的史学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材料的发现上都较之当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尚钺先生那里得到诸多启迪，不止是史学研究，还有高尚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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