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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被誉为成长小说之作，潘军把图画引入文字，让这些图画变成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字和绘画，构成了一个复合文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小说形式。
潘军为皖籍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其特立独行的性格与创新求变的写作一直为文坛瞩目，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此次收入的作品，皆是潘军三十多年创作生涯的精选之作。
书画一直是潘军先生的热爱，近年来更是将颇多精力投入其中，并颇有所获。此次由安徽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潘军小说典藏》系列中每卷均有潘军先生的绘画作品作为插图，精心呈现书画版典藏，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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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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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军的《潘军小说典藏：独白与手势.红》是一部当代原创长篇小说，系作家潘军独白与手势三部曲的第三部，与前两部主要写生命的苍凉与人生的虚无不同，《红》展示的是主人公我人生的辉煌与毁灭。我离开海口来到北京，遇到数个身穿红色风衣的女子，并在不同时期与她们产生情感上的亲近，但是这些身穿红衣的女子，无一例外都遭遇意外去世。身着红衣的女子象征着我在不同时期对人生的不同追求，我与她们的情感纠缠，象征着 我在不同时期与命运的相互妥协与搏杀，然而这一切最终都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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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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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军，男，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宁，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闲时习画，现居北京。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六卷）、《潘军作品》（三卷）、《潘军文集》（十卷）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被译介为多种文字。话剧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哈尔滨话剧院、美国华盛顿特区黄河话剧团复演，并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于米兰国际戏剧节公演）、《霸王歌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多部作品先后赴日本、韩国、俄罗斯、埃及、以色列等国演出，多次获得奖项。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存《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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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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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自序
北京：1999年2月
杭州：1999年3月
杭州：1999年3月
犁城：1999年3月
北京：1999年3月
北京：1999年4月
北京：1999年4月
石镇：1999年4月
犁城：1999年5月
北京：1999年5月
北京：1999年6月
北京：1999年6月
北京：1999年7月
犁城：1999年7月
犁城：1999年8月
北京：1999年8月
北京：1999年9月
江南：1999年11月
附录一《独白与手势．红》初版后记
附录二《独白与手势》修订本自序
附录三《独白与手势》五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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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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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秋天里回合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建议我，将过去的小说重新整理结集，放进作家典藏系列。作为一个安徽本土作家，在家乡出书，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况且他们出版的作家典藏系列，从已经出版的几套看，反响很好，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美观。我欣然答应。这也是我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书，有种迟来的荣誉感。寒冬是我的校友，社里很多风华正茂的编辑与我女儿潘萌也是朋友，大家一起欢悦地谈着这套书的策划，感觉就是一次惬意的秋日下午茶。这套书，计划收入长篇小说《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和《死刑报告》；另外，再编两册中短篇小说集，共七卷。这当然不是我小说的全部，却是我主要的小说作品。像长篇小说处女作《日晕》以及若干中短篇，这次都没有选入。向读者展现自己还算满意的小说，是这套自选集的编辑思路。
每一次结集，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当年的写作现场过去艰辛写作的情景宛若目下，五味杂陈。从198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人，让我感到最大不安的，是自觉没有写出十分满意的作品。然而重新翻检这些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满足毕竟，我在字里行间遇见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习惯将我划归为先锋派作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说法。2008年3月，我在北京接待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计划采访我的日本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他向我提问：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如何看待先锋派？我如是回答：先锋派这一称谓，是批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针对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西方某些流派作家的影响，但先锋派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范式。这些小说在当时也称作新潮小说。批评家唐先田认为，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由此跳出了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圈子而出现了新的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神韵和灵气。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引用。像《南方的情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等小说，都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带有实验性质，而长篇小说《风》，则是我第一次把中短篇小说园地里的实验，带进了长篇小说领域。它的叙事由三个层面组成，即历史回忆、作家想象和作家手记。回忆是断简残篇，想象是主观缝缀，手记是弦外之音。批评家吴义勤有文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潘军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长篇小说《风》更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和成功的艺术探索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中占一席之地。
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创作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好故事，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怎么写。这一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小说在成为一门艺术之后，小说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为履行这份职责所面临的困难也完全一致，这便是表达的艰难。他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特殊的形式，作为表达的手段。并以这种合适的形式与读者建立联系。对于小说家，小说的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某种意义上，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真伪优劣的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与其他作家不同，我写小说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最为贴切的叙述方式，如同为脚找一双舒服的鞋子。而在实际的写作中，又往往依赖于自己的即兴状态，没有所谓的腹稿。在我这里的每一次写作，不是作家在领导小说，依照提纲按部就班，更多的时候是小说在领导作家，随着叙事的惯性前行写作就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风》脱胎于我的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罐子窑》，结果我认为它的结构与意识，应该是一个长篇，于是就废弃了；长篇小说《死刑报告》最初写了三万字，觉得不是我需要的叙事方式，也废弃了；《重瞳霸王自叙》则有过三次不同样式的开篇，直到找到我讲的自然是我的故事，我叫项羽。才一气呵成。等到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我开始尝试把图画引入文字，让这些图画变成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字和绘画，构成了一个复合文本。《死刑报告》后来决定把与故事看似不相干的辛普森案件并行写入，使其形成了一种观照，也就构成了中西方刑罚观念的一种比较与参照。这些都表明，即使在所谓先锋小说式微之后，我本人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依旧没有停止。如果说我算得上先锋小说阵营里的一员，那么，所谓的先锋其实指的是一种探索精神。
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换言之，我毕生都在追求自由散漫。当初选择写作，看中的正是这一职业高度蕴含着我的诉求。通过文字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自由表达，以此建筑自己的理想王国，这种苦中作乐的美好与舒适，只有写作者的亲历才可体味。然而几百万字写下来，我越发感受到这种艰难的巨大，原来写作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写作未必都是自由的。于是我的小说写作，便于1990年暂时停歇下来。两年后，我只身去了海口，后来又去了郑州，自我放逐了五年。虽然那几年过得身心疲惫，但毕竟还是拥有了一份可贵的自由。另一个意思，是我乐意以这种方式将自己从所谓的文坛中摘出来，心甘情愿的边缘化。我喜欢独往独来。批评家陈晓明曾经说，我是一个难于把握的人物，具有岩石和风两种品性，顽固不化而随机应变。指的就是这个阶段，但我的这种应变却是因为现实的无奈与无望。我深知写作不仅是一个艰难的职业，更是一个奢侈的职业。决定放弃一些既得利益，就意味着今后必须自己面对一切，单打独斗。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真的下过海，倒是向往江湖久矣！我必须换一个活法。1996年2月，我在郑州以一部中篇小说《结束的地方》，结束了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重新回到阔别的案头。
我开始思考，先锋派作家一直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形式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阅读的广泛性。尽管这些作家不会去幻想自己的作品成为畅销书，但从来不会忽视读者的存在，至少我是如此。实际上，阅读也是创作的一个构成元素。很多年前我打过一个比方：好小说是一杯茶，作家提供的是茶叶，读者提供的是水。上等的茶叶与适度的水一起，才能沏出一杯好茶。强调的就是读者对创作的参与性。我甚至认为，好的小说作家只能写出一半，另一把是由读者完成的。我希望自己的小说好看，但先锋作为一种探索精神不可丧失。毕竟，小说不是故事，小说是艺术，是依靠语言造型的艺术，是语言的有意味的形式。小说更是一种人文情怀的倾诉与表达。我要尽力去做的，还是要向大众讲好一个好故事。这之后，我陆续写出了《海口日记》、《三月一日》、《秋声赋》、《重瞳霸王自叙》、《合同婚姻》、《纸翼》、《枪，或者中国盒子》、《临渊阁》等一批中短篇以及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和《死刑报告》。我骨子里顽固不化的一面再次呈现而出。批评家方维保说：对于潘军可以这么说，他算不得先锋小说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他确实是先锋小说告别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正因为潘军的创作，才使先锋小说没有显得那么草草收场，而有了一个辉煌的结局。这当然是对我的鼓励，但始料不及的是，八年后，我的小说创作再次出现了停歇，而这一次的停歇，我预感会更长。果然，一晃就过去了十年。
我又得随机应变了。这十年里，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影视导演上。因为这种突兀的变化，我时常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质疑与指责。但他们却是我小说最忠实的读者，我由衷地感谢他们，诚恳地接受他们的批评。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只是暂告一段落。十年间我自编自导了一堆电视剧。这看起来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对我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热身，接下来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由作家转为导演，本就是圆自己一个梦，企图证明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野心。我要拍的，不是所谓的作家电影，而是良心电影。这样的电影之于我依然是写作，依然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但是，这样的电影不仅难以挣钱，也许还会犯忌，所以今天的一些投资人早就对此没有兴趣了，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他们只想挣钱，至于颜面，是大可以忽视的。更何况，要脸的事有时候又恰恰与风险结伴而行。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生三部曲。近两年我主要就是自娱自乐地写写画画。其实，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就是学画的，完全自学，但自觉不俗。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今天是我的生日，眼看着就奔六了，我得Hold住。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审查，更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究其原因，这是根本。因此，这次朱寒冬社长提议，在每卷作品里用我自己的绘画作为插图。其实严格意义上，这算不上插图，倒更像是一种装饰。但做这项工作时，我意外发现，过去的有些画之于这套书，好像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比如在《风》中插入桃李春风一杯酒、高山流水、人面桃花以及戏曲人物画三岔口，会让人想到小说中叶家兄弟之间那种特殊的复杂性；在《死刑报告》里插入苏三起解、乌盆记、野猪林等戏曲人物画以及萧瑟的秋景，或许是暗示着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刑罚观念与死刑的冷酷；在《重瞳霸王自叙》之后插入戏曲人物画霸王别姬和至今思项羽，无疑是对西楚霸王的一次深切缅怀。如此这些都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缘分，这些画给这套书增加了色彩，值得纪念。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某种意义上上，书画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今年夏天，我在故乡安庆购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根了。我想象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在这里读书写作，又时常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我可以尽情地写字作画，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神怡！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那一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是为序。
潘 军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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