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前言
本书最早是我1993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东南亚政治经济地理研究》，之后经过修改,于1997年以《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次修订主要是在《边缘地带发展论》基础上进行的。由于原书所涉及到的东南亚各国的发展战略以及经验数据截止于1997年，所以，这次修订工作主要是对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进行分析，并对1997-2017年之间所涉及的经验数据进行整理。作者发现，东南亚的发展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发展，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各国所进行的发展战略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边缘地带的性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动仍然围绕着如下四种趋势进行，这四种趋势分别是：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美国霸权衰退以及中国经济崛起。
（1）经济全球化。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在范围上的扩展与程度上的深入。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受益于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并出现了许多新型经济体以及转型国家，但经济全球化到目前为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处于核心区的国家仍然是之前的发达国家，而处于边缘区的国家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冷战期间崛起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冷战后兴起的新型经济体和转型国家。而东南亚地区各国，无论是先前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诸如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还是后来的转型国家（诸如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在经济上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区。虽然在过去20年中、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甚至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运动，但在东南亚地区，各国却通过工业化战略的调整，竞相拥抱经济全球化，这不仅体现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中，而且也体现在这些国家的经验数据统计上。所不同的是，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初期，东南亚相关国家（主要是东盟五国）的工业化战略，对外贸易以及吸引投资的主要国家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在冷战后中期以后，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以及外资的来源国不但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包括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型经济体。
（2）地区一体化。冷战结束后的第二个趋势是地区一体化的盛行。在多样化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基于制度和法律约束力的欧盟一体化进程和以非正式性和松散性著称的东盟方式的东盟一体化进程。东盟方式（ASEAN way）自产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广泛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东盟方式的非正式性和松散性。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一直认为，与基于正式制度的欧盟一体化相比较而言，基于非正式制度方式的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注定是缓慢的，区域内国家关系必然是脆弱的，最终结果也是难以如其所愿的。但经验现实表明，从1992年1月东盟六国倡导东盟自由贸易区到1999年东盟扩展为东盟10国，从2003年东盟倡导东盟共同体2015年12月宣布成立东盟共同体，东南亚国家一刻都没有停止其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东南亚地区既有新型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波和文莱），也有坚持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越南和老挝）和发展中国家（柬埔寨），还有变革中的民主化国家（缅甸），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丝毫没有影响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在东盟方式的主导下，即使在19971998年亚洲经融危机发生之后，虽然国家之间也有对外政策选择的差异（诸如马来西亚和泰国），但在地缘政治经济整体战略选择上却是出奇地一致，仍然在加强地区一体化进程，既没有发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国家相互之间的指责，更没有出现2016年6月英国退出欧盟的举动。
（3）美国霸权的衰退。冷战后的第三个趋势是美国霸权的衰退。美国霸权的衰退不仅体现在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变革中，而且也体现在美国不断变化的亚太战略中。美国霸权的兴衰以及由此引起的大国竞争与合作一直是东南亚国家进行地缘政治经济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冷战时期如此，冷战结束后仍然如此。冷战期间，东南亚地区分化的地缘政治态势主要受苏联、美国和中国相互关系的影响，并因此发生了越南战争（1961-1975）和柬埔寨冲突（1978-1991）；而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则主要受美国和日本关系的影响，美国的新太平洋主义和日本的福田主义一度成为东南亚相关国家选择的菜单。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选择则主要受美国、日本和中国相互关系的影响。面对日本经济持续的低迷，美国逐步放弃了冷战后期美、日共同主宰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构想，转而通过多边主义（诸如亚太经合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东南亚纳入到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战略中，同时美国也是每年一次的东盟地区论坛的积极参与者，以此表达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关切。日本为了维持其在东南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分别于1992年、2003年、2015年对《官方开发援助大纲》进行了三次修订，并于2003年10月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与美国一样，日本也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以期扩大日本在亚太安全议题上的发言权。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东盟与中国不但加强了经济合作，于2002年11月签订了《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而且也加强了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于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域外国家。所有这些都表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因为其以东盟为中心而真正实现了其地区自治的愿望，相反，中国、美国、日本等诸大国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仍然是影响东南亚地区各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选择的首要外部因素。
（4）中国经济的崛起。冷战结束后的第四个趋势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作为东南亚地区各国北部最大的邻国，中国从来都是影响东南亚地区发展的重要地缘因素。冷战期间如此，冷战结束以后也是如此。在冷战期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主要是东盟五国对抗中国和前苏联的意识形态之举，而随后旷日持久的柬埔寨冲突的解决则主要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初见成效，虽然中国努力奉行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政策，但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一直甚嚣尘上，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在危机中采取以邻为友而非以邻为壑的政策获得了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赞誉，这为东南亚和中国的全面而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2002年11月，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不但发布了《东盟和中国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宣言》，双方就反对恐怖主义、跨国贩毒、海盗、洗钱等非传统安全加强合作；而且缔结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尊重地区合法航行以及各方和平解决争端达成协议，同时双方还签署了《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力争将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区。但由于东南亚各国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利益关切有所不同，诸如新加坡、泰国、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主要关注经济利益，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更为关注因南中国海而引起的安全利益，这就使得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很难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而使得以东盟为中心愿望大打折扣。
在《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出版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围绕着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我主要加强了如下四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是在理论上加强了对世界体系理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于2000年出版了《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二是从1996年起邀请亚太地区七个国家学者进行学术合作，对冷战后东南亚政治经济研究扩展到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研究，经过近10年的国际合作研究，于2007年与美国学者迈尔斯卡勒教授和日本学者高木诚一朗教授合作主编出版了《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三是分别参与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学者们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并多次对东南亚地区相关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所发表的英文论文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 2004, Transition Paradigm,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2009，Contending East Asian Regional Identity： Market-led, Institutions or Social Reconstruction 2010就是与东南亚学者们交流的结果。四是翻译了阿米塔阿查亚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广泛盛誉的关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著作《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所有这些工作为此次修订本书奠定了学术基础。
在《边缘地带发展论》出版20周年之际，回顾1997年以来东南亚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发现，东南亚地区各国一方面以东盟方式加强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的建设，在地区内通过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共同体的倡导重构地区秩序；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努力以东盟为中心应对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对该地区安全和经济的挑战。但20年来东南亚地区的经验现实（各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经验数据）再次表明，尽管东盟在过去50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发表了无数自认为里程碑式的宣言和倡议，以突出其东盟方式和以东盟为中心所创造的东盟奇迹，但所有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东南亚地区作为边缘地带的特征。
2010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转折点，中国在经过30多年改革与开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体系的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另外，东盟也在2003年提出建设东盟共同体，并于2015年12月宣布成立东盟共同体。如何深入理解东盟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地缘发展战略，以及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议题。虽然本书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而非政策研究报告，但作者深信，好的学术未必能带来好的政治，但好的政治一定是以好的学术为支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范蔚文先生在过去几年不断敦促我对原书进行修订再版。对于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20年前出版的学术著作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和分析框架，仍能经得起相关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以及经验数据的检验，在当今这个网络信息大爆炸的学术快餐时代，纵然会面临不同的学术挑战，也是学术生涯中莫大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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