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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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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是文学史研究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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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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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20世纪初从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它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学、文学史观念，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文学传统。《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讨论的，就是当“文学史”理论传到中国以后，怎样与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历史叙述、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文艺思潮、国语运动相互配合，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一种新的理解和诠释，并通过这样的有关“文学史书写”的学术史考察，说明“文学史的权力”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持续不断地发挥它的效力。本次增订新版，增加了“国语的文学史之成立”一章，丰富了全书的内容。另外增加了附录若干，对于“文学史的权力”有补充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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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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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文学、近代学术史、日本汉学，著有《玄意幽远》《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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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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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
前言
**章新知识秩序中的中国文学史
一什么是文学
二什么是中国历史中的文学
三怎样写作中国文学史
第二章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
一文学的历史观念
二史料的发掘与考证
三求因明变的宗旨
第三章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
一文学史为中文系的重要课程
二教学上的个人与集体
三对文学史课的挑战
第四章从“民间”到“人民”
——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
一新文学的发掘民间
二文艺为人民服务
三文学的“人民性”
四抛弃“五四”的旧包袱
五爱国主义
第五章“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
——中国文学史经典的生成
一写实主义是一种小说理论
二文学史的新经典
三正确的阅读方式
四多种或一种解释
第六章国语的文学史之成立
绪论
一民国初期的国语运动
二新文学与国语
三白话文学为国语的基础
四白话文学古已有之
五国语（白话）文学的历史
六白话的戏曲小说为世界一流
余论
附录
一世界·国家·文学史
二在世界背景下书写中国文学史
三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写作
——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例
四把旧学换了新知
——林传甲的一本日记和一本教材
五文学史的力量
——读黄人《中国文学史》
六“这是多大的使命呀”
——试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
七守护民间
——重读红皮本《中国文学史》
八文学史的进与退
九他山之石
——简述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十也说说东洋早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
十一现代学术史所不能忘记的
征引书目
一文学史
二著作
三论文
后记
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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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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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
一
《文学史的权力》出版超过十年，据说已经脱销，出版社希望重印，这让我下定决心补写*后一章“国语的文学史之成立”。说补写，是因为这一章原来就在写作计划中，在讨论了影响至今的“中国文学史”，它的形成，如何受到近代以来自西向东而又糅合了中国传统的新的学术分类、历史叙述、教学制度、意识形态、文艺思潮等各方面的制约之后，当然还要讨论它和现代“国语”即白话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文学，主要是一种书写语言（书面语）的文学，文学史实在是一种关乎书写语言变迁的文学历史，还因为文学史著作本身，随着现代国语运动的推进，*终也变成了是用白话即现代汉语的书写。如果忽略了“中国文学史”的这一性质，便无法完整地理解所谓“文学史的权力”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够持续地发挥它的效力。只是要说明这一点，则必须关注头绪纷繁的晚清民初的国语运动，而在2002年*初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把握把它讲得很清楚。
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刚刚进入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那时并没有料到这个话题会发酵，后来有那么大反响，也没有预计到我个人会在这个题目里面盘桓这么久。我是在读大学时接触到文学史的，正如我在2002年版的“后记”中所写，却是在大学毕业后的几年，因为各种机缘，看到各种各样古今中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这一阅读经历告诉我，同在“中国文学史”名下，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书写不同的内容。这是我对“文学史”真正产生兴趣的契机，也为我后来做研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文献基础。
但是在这里我还想要补充说明的是，从1980年代，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王晓明、陈思和提出“重写文学史”，到1990年代，在王守常、陈平原、汪晖主编的《学人》上刊登“学术史研究笔谈”，在陈平原、陈国球主编的《文学史》上刊登“旧籍新评”，这些同辈学者的思考特别是他们反省批判的能力，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今天来看，它们大概都可以算作是在上个世纪末的风云激荡中，这一代学者的困惑、选择和努力，在学术上，希望突破旧的条条框框，开辟新局面，却又受困于现实，在困境中左冲右突的表现。
文学研究的变化，首先出现在上述现当代领域，这不奇怪，因为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现当代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春江水暖”，他们能*快感受到气候的变化，而当时已经可以看到的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如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翻译出版，又使人看到确实存在多元叙述的可能。相比之下，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就未必有那么敏感，上个世纪末，主持各种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大多也还是上一辈学者，他们当时多是五六十岁，像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就是在编写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魏晋和南北朝文学史，罗宗强先生是在撰写并主编中国文学思想史，王运熙先生是在撰写并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章培恒和袁行霈先生是在分别主编中国文学史教材。在很多人看来，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相当不同的是，研究古典文学，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还要接受一定的语言和历史训练，因此不是那么容易随着意识形态或一些理论的流转而改变，整个学科比较成熟稳定。而由于学科相对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评价，也并不那么要求有所谓整体观念的变化，不像现当代文学学科那样重视观点、方法的创新，只要能发挥欣赏的又或考证的“软硬功夫”，有点滴积累，就会被看作是对学术的推进。在这个学科，似乎更讲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当然，有点滴积累实属不易，何况是整个文学史观念的转变。1980年代末，既研究过古代文学也写过现代文学史的王瑶先生号召说：如今大家在价值观念上不尽相同，可以都来写文学史，“写出各种不同的文学史”（《文学史著作应该后来居上》）。跃跃欲试的人不是没有，三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种新的文学史书，可是真的要写“各种不同的文学史”，仍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1980年前后，我在大学里读书，那时文学史课上读得比较多的《中国文学史》，一套是由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主编，一套是由游国恩等几所大学的学者主编，都是1962、1963年出版。这两套文学史，我一直以为只要排除掉其中过分具有时代色彩的政治化术语，无论叙述模式还是研究结论，在很多大的方面，都难以为后人超越，因为它们采取的作家作品论写作方式，是经过许多人反复试验和论争，才确立下来的一种文学史主流叙述模式，而当年那种群策群力集体办大事的方法，也让它们高度容纳了此前几十年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要突破这样的文学史，首先，你要知道它们是怎么写出来的，凭什么取得如此笼罩性的地位，简单的意识形态检讨或政治批判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而这正是我研究“文学史”的初衷，也可以说是对从前“文学史”的学术史回顾，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在一个新的世界当中，怎样讲述自己的古典文学传统。
投入这个题目，转眼已近三十年，好比一步一回头，而我自己并不感到厌倦，这是因为每一回头，都能看到我们的来路，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展开，并经由这小小的专业领域，去触摸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大势，再跨步旅行到日本及欧美，去管窥世界文学的风景，从而让自己时刻意识到古典文学的研究，既不是真的如面对青灯黄卷，与世隔绝，也不是所谓为己之学，可以自娱自乐自我满足，它应该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密切相关。幸运的是在过去三十年，由于思想学术的逐步开放，“读书无禁区”，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学和历史理论，也看到各式各样的文学史和历史书写。回想二十年前，*初从日文本读到福柯、从台湾麦田出版社的译本读到海登·怀特，当时的莫大惊喜，犹在眼前，而那时我的书桌上，始终放着余英时先生在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与思想》，经常读它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摆脱过去写文章的那种腔调与结构。
二
到今天来补写“国语的文学史之成立”这一章，“千帆竞过”，关于文学史，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著出版。就国语和文学史的关系，这些年，我看到的便有像王尔敏的《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周光庆的《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张军的《清末的国语转型》、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王东杰的《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商伟的《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史的权力》出版后的这十五年，时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时势的改变，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古典传统以及古典传统在近代的转型，似乎都有了新的评价。题目还是旧题目，但是论述的心境已然不同。
在写作这**一章的时候，我还是采取了回到近代中国文学史书写起点的办法，整整一个暑假埋头在《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杂志中，从1915年9月出版的**期起，按照时间顺序，一期一期地逐月翻看新文学运动在这份杂志上是怎样兴起，又是怎样与国语运动结合，在这个过程里，新文学的倡导者是如何看待古典文学，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接受的是什么，根据新文学观念并基于国语（现代书面语）创造的要求而讲述的文学史，与过去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新文学史又是怎样发掘过去被遮蔽的文学传统，来为“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提供一份历史的资源。
如果说新文学运动是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为标志，在1917年1月、2月揭开帷幕，那么讲学术史，我想是应该要提前一年，也就是要回到1916年，这一年，也被称作“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由于《新青年》被寄予了“灌输常识，阐明学理，以厚惠学子”的厚望，读者对它也有“不必批评时政，以遭不测，而使读者有粮绝受饥之叹”（1917年9月读者来信）的要求，因此尽管舆论沸腾，在1916年的正月号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主编陈独秀还是比较克制，仅仅说在新的一年里，他相信经过一战的洗礼，欧洲的军事政治、思想学术“必有剧变”，对于中国青年，他则是抱了能与1915年以前的“古代史”隔绝、在政治社会道德学术各个方面更新自我的期望（《一九一六年》）。但是到了2月，他便忍不住发表评论，指出“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经过这一段实验，有识之士“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拥护民主共和之国体还是拥护君主立宪之专制政治，“今兹之役，可谓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吾人*后之觉悟》）。
这是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前的情形，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走与“独立平等自由”的世界现代文明相反的路，让《新青年》发行不到半年，就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话题迅速聚焦于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的改革。在这样的氛围下，新文学运动和新的国语运动也都呼之欲出。
陈独秀认为“儒者三纲之说”是君主立宪制的伦理思想基础，鲁迅也讲过孔子是在袁世凯时代“被从新记得”，“跟着这事出现的便是帝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们是188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这一代人几经折腾，都把儒教和帝制的关系看得很透彻。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排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前面的，还有高一涵写的《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其所预想的革命，就是要打破专制思想，在政治上揭破“贤人政治”的真相，在教育上打消“孔教为修身大本”的宪条。而当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过了大概一个月，陈独秀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仍然在说：“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被他看作非要洗刷掉不可的旧思想里，除了孔教，还有文人学士写的“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
以汉赋、韩文、杜诗为主流的传统文学，既被归为像孔教一样的“旧思想”，这些旧思想又被视为君主立宪制得以存续的基础，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里，对于这样的旧文学，因此只有不遗余力的排斥。我们看胡适后来经常提到两件事，一是某留学生监督的一张小传单，一是他和几位留学生友人关于诗文的辩论，他说这使他产生了“文学革命”的冲动（《逼上梁山》《胡适口述自传》），可是与当时人在海外的胡适相比，凡亲身经历过袁世凯称帝这一段历史的人，无论是较为年长的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抑或年轻几岁的傅斯年，一旦加入新文学阵营，都会比胡适要激烈得多，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更加彻底，对文学思想和内容之革新的要求，也超过对文学形式的关注，用胡适形容陈独秀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老革命党的口气”（《四十自述》）。
所以，钱玄同说新文学和国语的背后是新思潮，这是因为主张古文的人一定接着讲“文以载道”，谈国语,当然也不能不“牵及学术思想”（《黎锦熙〈“是个垃圾成个堆”〉的附言》）。所谓“新思潮”，便是陈独秀所说拥护德先生（民治主义）、赛先生（科学），拥护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而拥护德先生、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本志罪案之答辩》）。国粹和旧文学，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情境下被判的死刑。帝制复辟的政治逆流，变成了从反向助推新思潮的力量，对晚清以来以“言文一致”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改革和语言文字改革，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推动着新文学和国语两大潮流在1916—1919年短短的几年内紧密配合，“一蹴而就”，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便是在这样的新文学及国语运动推翻了过去的文学传统、确认了新的文学传统之后建立起来的，要了解文学史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关键在哪里，势必要回到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
三
回到这样一个历史起点，当然也就是回到启蒙时代。古典文学研究由于它的学科特性，常常使人忘记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文学史”是跟着新文学一道、是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后才出现的。1919年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新思潮应该要通过“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来“再造文明”，至少是在这以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便自觉地承担起了再造文明、再造新文学的责任，而由此形成的文学史书写模式，也逐步取代了各种形式的传统文论，特别是在文学史里，不再看到“文起八代之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样的一心追慕古人的口号，文学史不是为了传承古代的某一诗体、文派，而是关乎胡适所说“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
因此，今天来讨论文学史的学术史，除了要在历史的脉络里把文学史书写变化的过程讲清楚，要在这当中说明“文学史的权力”何以形成并持续发挥其效力，还要回答怎么评价新文学、怎么看待启蒙思想的问题。
胡适曾说他在语文改革的问题上，原来很保守，是为时势所趋，被“逼上梁山”，然后成了推行白话文、激进改革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策划人”（《胡适口述自传》）。1919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的魏建功，因“完全被‘新’的思想潮流所动荡”（《“五四”三十年》），在胡适四十岁生日时，写了一篇平话体的祝寿文，热情讴歌胡适何以为“革新中国文学的先锋将”而对那些“卫道的人替古文‘会师勤王’”并不理会，*终促进了中国学术界“从思想的革新到学术的革新，从文学的改革到文字的改革”（《胡适之寿酒米粮库》），这篇祝寿文当时颇得他老师钱玄同的赞赏，以为是把“胡先生志趣、思想和他对于白话文学及科学考古的提倡，叙得‘刚刚恰好’”。
而钱玄同也是受帝制复辟的教育，从复古变成反复古的（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他不仅提倡思想革命反礼教、文学革命用白话，还有更**的“废汉字”主张，并且终其一生，保持着与骈文律诗的距离。他和黄侃都是章太炎弟子，对黄侃有名的《音略》，后来他也批评得很厉害，以为其“说声之发音，几无一语不谬，彼自以为订正江永之说，实在其误甚于江永”，由此，还得到“国学必须受新文化洗礼之人才能讲的明白”（《钱玄同日记》1922年1月23日）的结论。在赞成新文学的人里面，又有蔡元培这位清代末年进士，像钱玄同一样，后来也再没有改变过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的立场，年近七旬时，他还说自己二十岁曾“为旧式的考据与词章所拘束”，如果能回到二十岁，他的选择一定是要多学几种外语、补习自然科学，再专门研究他*爱的美学和世界美学史（《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胡适当然也是如此，他晚年谈到文学革命，对于白话文未能成为“完全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并不满意，同时也坚持说提倡白话文，打破了凡事必向祖宗求的民族主义心理，可以媲美现代欧洲各国的国语和文学发展，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口述自传》）。这大概是那一代人的态度，身历其事，后来很少有变化。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到魏建功的祝寿文，是因为看见*近有学者引用他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文章中写到他被胡适“一贯地传播了毒害很深的资产阶级‘文学语言观点’”弄得“颠倒昏迷”过，而胡适在依照“中国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这一文学革命“中心理论”写出的《白话文学史》里，用“古文”代替“文言”，是“把一种文体（古文）和表达文体的语言（文言）混淆起来了”（《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也许是在很多年以后，他确实看到胡适文学史里面的破绽，但也许是在很多年后，当胡适他们反对的“死文学”不再有市场，不再给人带来困扰，推行白话文的意义便日益模糊。老实讲，胡适早期提到的“古文”，并不等于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古文即文言，多数时候都是指“古文传统史”中的古文，也就是桐城派标榜的古文和文学史上韩柳欧苏的古文，它的对立面，因此才是《红楼梦》《儒林外史》这类小说的“白话文”（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魏建功在1955年的这个批评，多少是抽离了当时的语境。而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将这同一作者前后两篇针对胡适的文章放在一起加以比照，大概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首先还是时势之变。
魏建功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他1980年去世前，只给我们古典文献七七级讲过一课，讲课的内容，我们都不大记得了，对这位老前辈的了解，现在主要靠读《魏建功文集》。在2001年出版的这五册文集里，却只收了他为胡适写的祝寿文，而没有收他后来批判胡适的文章，不知这是魏先生自己的意思，还是编者替他以前日之是否定昨日之非？魏先生的专业是音韵学，这是被视为传统学术之根底的一门学问，看起来非常艰深而稳固，但即便如此，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思想学术，依然是随着时势的转移而变化起伏。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胡适、陈独秀那一代人开始建立的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就是因为始终伴随着强烈的当代意识，才打破旧传统而延续到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一段文学史的学术史历程，当我们怀着敬佩同时也希望能够超越他们的时候，应当始终明白的是，无论桐城派的古文、阮元的骈文抑或宗唐、宗宋的老路，都不是我们该走的路。
2017年12月8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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