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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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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东游日记》又名《书舶庸谭》，为董康4次东游日本所记。日记记载在日所见的大量珍贵汉籍图书，与版本学研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中所记与日名流的交往，也可为近代中日交流史补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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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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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董康四次东游日本之九卷日记，这九卷日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日记记载了董康在日本的访书过程，记录了董康在日本所见到的汉籍图书。董康本身就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自幼耽心古籍，在日本的访书过程中其重点主要在手抄本、宋元旧椠和民间戏曲小说三个方面。二是日记记载了董康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名流的交往。三是日记中保存了很多史料可补史传之阙。如卷一之记英、美、日三国用庚款建设文化事业之经过，记北京文化会委员名单之不合己意等，有较强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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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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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18671947），同治六年（1867）生，江苏武进人。字授经、授金，自署诵芬室主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历任法律馆提调、刑部主事、大理院候补推丞。宣统三年（1911），赴日本留学，学习法律。民国后，历任法律编修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大 理院院长等职。董康喜欢诗词，精通法律，家富藏书并兼治版本目录之学。所著除《书舶庸谭》（《董康东游日记》）外，尚有《课花庵词》《曲目韵编》《秋审制度》《中国法制史讲演录》《嘉业堂书目》（稿本）等，并曾于王国维、吴梅等校订《曲海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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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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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说明（1）
卷一上（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至民国十六年
一月十五日）（1）
卷一下（民国十六年一月）（21）
卷二（民国十六年二月）（43）
卷三（民国十六年三月）（63）
卷四上（民国十六年四月一日至二十二日）（118）
卷四下（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一日）（151）
卷五（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182）
卷六（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199）
卷七（民国二十三年一月）（229）
卷八上（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六日）（246）
卷八下（民国二十四年五月）（274）
卷九（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五日）（304）
《董康东游日记》跋后（335）
自跋（336）
附录一四卷本胡序（337）
附录二四卷本赵序（341）
附录三四卷本自序（343）
附录四庚辰重印本傅序（345）
索引
人名（349）
书名（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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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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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说明
《董康东游日记》又叫《书舶庸谭》，是董康的一部游日日记。董康，同治六年（1867）生，江苏武进人。字授经，又字绶经、授金，自署诵芬室主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历任法律馆提调、刑部主事、大理院候补推丞。宣统三年（1911），赴日本留学，学习法律。民国后，历任法律编修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全国选举资格审查厅厅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辞职，赴欧美考察实业。十五年（1926）十二月，因政潮波及，避居日本。翌年五月回国后，任上海法科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法科大学教授。民国二十一年（1932）起，历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伪华北国民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汪伪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会员等职。抗战胜利后，曾被国民政府通缉，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卒于北京，终年八十岁。董康喜欢诗词，精通法律，家富藏书并兼治版本目录之学。所著除《书舶庸谭》外，尚有《课花庵词》《曲目韵编》《词曲丛刊》《秋审制度》《中国法制史讲演录》《集成刑事证据法》《嘉业堂书目》（稿本）等，辑有《千秋绝艳图》《诵芬室丛刊》等书，并曾与王国维、吴梅等校订《曲海总目提要》。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舶庸谭》有四卷本和九卷本两个系统。九卷本是在四卷本的基础上赓续而成。四卷本是董康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至十六年（1927）五月避居日本时所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董康应日本中国法制研究会之邀，赴日本讲学，是行成日记三卷，即五至七卷。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日本东京汤岛孔子圣堂落成，日本斯文会邀请董康参加落成典礼，董康复有日本之游，又成日记一卷，即第八卷。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董康携玉姬赴日本避暑，再续成日记一卷，即第九卷。四次东游，共成日记九卷，此即我们今天所见之九卷本《书舶庸谭》了。
这九卷日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日记记载了董康在日本的访书过程，记录了董康在日本所见到的汉籍珍版图书。董康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自幼耽心古籍，而日本之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又藏有大量汉籍珍版图书。董康在日本期间，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而其访书的重点有三：一是手抄本，特别是敦煌卷子、手写本《文馆词林》等；二是宋元旧椠；三是民间戏曲小说。每观一书，董康则详记版式，存其题识，踪其渊源，使读者在七厄之余目睹异域所藏汉籍之概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董康对民间戏曲小说的访求为功甚巨，故胡适称之为近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见四卷本胡序）。从日本访书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九卷日记的价值：它是继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之后的又一部巨著，并开启孙楷第等专访通俗小说之先河。
其次，日记中记载了董康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名流的交往。日本自古就是我国的友好邻邦，在日本，有许多热心中国文化、精通中国文化的人。董康游日期间，与他们过从甚密，或聚会宴饮，或过访畅谈，或切磋学问，或交流图籍，所有这些，在日记中均有记录。此为中日文化交流之又一佐证。
其三，日记中还保存了许多史料。有些史料为作者所亲身经历，可信度极高，亦可补史传之阙。如卷一之记英、美、日三国用庚款建设文化事业之经过，记北京文化会委员名单之不合己意等。日记中还保存了许多日本史料。如狩谷掖斋之墓志铭、紫式部传、空海传、仲麿传等。尤其是所记丰臣秀次传及其切腹仪式，尤其详细，为胡适所称道（见四卷本胡序）。
前面我们说过，日记有四卷本和九卷本两个系统。而四卷本与九卷本之前四卷在时间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两者是否有差别呢？将两者进行对读，不难发现，九卷本之前四卷在文字上有了一些改动。其一，九卷本前四卷中删除了四卷本中的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其二，增加了一些内容，如董康所作诗词、敦煌写本《神龙散颁刑部格》等；其三，部分文字上的略微改动。因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九卷本的前四卷就是四卷本原封的移入。
该书四卷本有戊辰年（1928）董氏自刻本和庚午年（1930）大东书局印本。九卷本则有己卯年（1939）季冬董氏诵芬室重校定本。这个本子在庚辰年（1940）又重印过，重印时增加了傅增湘的一篇序文，并附了《课花庵词》。本次整理，就是以己卯本为底本的。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加新式标点，将原书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必须使用繁体字的，则一仍其旧。个别异体字，也改为通行字。
二、 校勘。如原文显系误字，如使辽误为便辽之类，则径改而不出校；九卷本前四卷文字有误者，则以四卷本校之，出校记；九卷本后五卷有误而不能确定其误者，则一仍其旧，仅出校以存疑。
三、 编制索引。日记而无索引，其用仅及其半而已，为此，我们编制了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以方便读者使用。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些材料又难以查对，加之整理者学识浅薄，故错误实属难免。望海内方家，不吝赐教。
在整理过程中，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刘晓东先生多所指正，赐教良多，特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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