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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哈佛大学给毕业生的5个人生思考题。这本书源自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2016年的毕业演讲，其中提到了人生中的5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教会我们思考和判断，保持好奇心并妥善地处理挑战和难题，从中找到人生的意义。
感动脸书900万用户的毕业演讲。詹姆斯瑞安的毕业演讲视频曾在Facebook上疯狂传播，达到了900万的点击量。
一位法学家和教育家写下的思辨智慧。作者詹姆斯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佛罗里达教授法学数十年，并做过美国首席法官的助理。5个问题是从法学思维方式的角度，从教育者的角度，凝练出的经验之谈和人生哲理。
《纽约时报》畅销书。该书出版后，立刻跃居《纽约时报》畅销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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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是通过问题形成和加深的。好问题不仅能引导他人决策，也能帮助自我突破认知。
何为好问题？
在詹姆斯瑞安看来，问题的好坏要视情境而定，但有5个问题是一切有效对话中不可或缺的：
1. 等等，你说什么？用来帮助自己和他人梳理想法，加深理解。
2. 不知道用来发现新事物，建立伟大洞见。
3. 我们能不能至少用来打破僵局、超越分歧、达成共识。
4. 我能帮什么忙？用来表达尊重，鼓励他人面对问题。
5.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用来找到问题的关键和目标的核心。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是通过问题形成和加深的。好问题不仅能引导他人决策，也能帮助自我突破认知。
何为好问题？
在詹姆斯瑞安看来，问题的好坏要视情境而定，但有5个问题是一切有效对话中不可或缺的：
1. 等等，你说什么？用来帮助自己和他人梳理想法，加深理解。
2. 不知道用来发现新事物，建立伟大洞见。
3. 我们能不能至少用来打破僵局、超越分歧、达成共识。
4. 我能帮什么忙？用来表达尊重，鼓励他人面对问题。
5.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用来找到问题的关键和目标的核心。
在哈佛大学2016年的毕业致辞中，教育研究生院院长瑞安用这5个问题诠释了有效沟通的智慧。这本书正是源于此。书中充满了许多幽默、动人的小故事，并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变迁和个人经历的视角说明，如何用这5个问题作为一切理解和进步的开始。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寻找答案。答案的好坏是由问题决定的。如果你不会提问，那就从这5个*基本的问题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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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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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E.瑞安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第十一任院长。在此之前，他是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杰出教授，创建了法律和公共服务项目，著有《咫尺五百里，相隔天地间》（Five Miles Away，A World Apart）。他曾是威廉H.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的助手，并在美国最高法院进行过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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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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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言 问题不对，你永远不会成功
001 第一章 先理解，后下定论
提问等等，你说什么？不仅能够帮助你厘清思路，也能够帮助他人梳理想法。
在任何情况下，先让对方解释说明，再进行申辩。
023 第二章 保持好奇心，建立新认知
提问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你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提问不知道能不能？能够让你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053 第三章 后退一步，前进两步
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是一种破解僵局的好方法。这是一种超越分歧、达成某种共识的好方法。
079 第四章 不要表现出救世主姿态
用我能帮什么忙？这个问题来开头，你就是在抱着谦虚的心态寻求指点。这个问题不仅向对方表达了尊重，也很可能让你的协助更有的放矢。
105 第五章 谨慎分辨重点和无关信息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会帮助你深入问题或难题的根源，也能帮助你抵达生活的核心。
关于工作、家庭、友情，以及该如何行善，这些主题中的重点需要你自己做出判断。
135 结语 人生如是，你是否获得了你想要的东西？
当你的人生走到尽头，你所看重的东西会是什么？到了那时，物质利益只会占很小的比重，而你与他人之间的情谊才会是你人生的关键。
145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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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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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问题不对，你永远不会成功
我想告诉那些心存疑虑的读者：其实，人生中只有5个最不可或缺的问题。你应当经常拿这些问题来扪心自问，并向他人发问。如果养成了习惯，经常问这5个问题，你就会变得更加幸福和成功。这样一来，对于我所谓的附加问题，你最终也能够给出一个很好的回答。而这个附加问题，或许是你这辈子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有的人或许会不屑一顾，有的人甚至想要把书放下，在此之前，请允许我说一句，以上文字或许显得夸夸其谈，甚至有些荒诞不经，对此，我完全理解。我唯一的借口就是，这本书源自一场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而毕业演讲本就应该是浮夸的。如果你觉得刚刚读到的内容浮夸，那就真该去听听我的演讲！无论怎样，请大家不要太苛刻地评判我至少暂且手下留情。我能保证的就是，这本书要比演讲更加细腻，也更加有趣。当然，篇幅也比演讲长。
这篇演讲是我以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的身份发表的。在哈佛大学每年的毕业典礼上，我都不得不发表几段往往并没有理想中那么简短的简短发言。相应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人们不得不听取我的发言，为了换取一纸文凭，他们一边强忍昏昏欲睡之感（以及滚滚热浪），一边无奈地忍受大段的陈词滥调。我觉得，我去年所做的关于提问的演讲还算不错，虽不算金玉良言，但也差强人意。
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篇演讲会人气爆棚，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几百万人在网上观看了这场演讲的片段，许多人慷慨地发表溢美之词，有些人的评论则愤愤不平，甚至火药味十足。这些评价中的绝大多数我都记得，有些还颇为有趣。这就是网络评论的现状和我的心态我马上就会讲到心态的问题。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便收到了一位编辑发来的邮件，建议我将这次演讲编成一本书；而还没等各位反应过来，大家已经开始读起这本书来了，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放下。
那么，关于如何提出好的问题，特别是5 个最不可或缺的问题，何以衍生出一次演讲和一本书呢？这个问题问得好。（一语双关听出来了吗？）至少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我个人的因素。
一直以来，我都对提问抱有着迷，甚至近乎痴迷的兴趣。和绝大多数孩子一样，小时候的我也会问一大堆问题。而不同的是，这个习惯并没有随着我的成长而消失，这对我的亲朋好友的影响尤其大。说来惭愧，在我的记忆中，与父母和姐姐的许多次晚餐都充斥着我的各种提问。面对一系列问题的连番轰炸，他们只得硬着头皮忍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提问开始由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这类问题，转变成了律师在交叉问询证人时用到的那种问题，但相比之下要更循序渐进，而不那么针锋相对。或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理解罢了。我会问父母，为何会相信某些事情是正确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念。我曾经问过母亲，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罗纳德里根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总统；也曾询问父亲，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里根会成为一位糟糕的总统。我还问过他们，有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能证明教皇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并非所有问题都如此宏大。除了以上这些问题，我也很乐意用普通平常的话题来考验父母亲，比如，他们为什么觉得我必须要吃抱子甘蓝，为什么会有人把干葱头煎猪肝当成食物。
总之，我这个人挺招人烦的。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大学，对于我不断提问的行为，以及除了提问和投球几乎一无所长的事实，他不知道该抱以什么样的态度。
我和父亲不同，不但不擅长手工，而且什么都不会修理我不具备任何实用性的技能。但是，我提出的问题却源源不断，正因如此，父亲一再告诉我，成为一名律师才是正道。除了这条路，他无法想象我还能靠什么谋生。
最终，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本科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法学院。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大家可能知道，绝大多数法学教授讲课时都会运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或至少会遵循某种改良过的版本：教授会把学生叫起来，接连提问，检验学生所给的答案是否经得起追问，或者事实的推敲。如果提问得当，这一连串的问题会迫使学生们深挖其论点的意义，并去寻找可广泛应用在多种背景之下的法学原理。
我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群体，这也是我在从事法律工作几年后，决心成为一名法学教授的原因之一。
我在母校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刚任职教授不久，父母亲便来到夏洛特镇探访我。父亲问我能不能旁听我的课。现在想来，那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因为那是父亲唯一一次看我教课。几个月后，他因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对于我选择做一名法学教授的决定，父亲感到有些吃惊。一来，他知道我热爱律师工作；二来，他不大相信法学教授算得上一份真正的工作。然而，在课堂上亲眼看见我向学生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之后，父亲意识到，我总算找到了或许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份与我的禀赋相契合的工作。他告诉我：这就是你注定该做的工作。他还打趣地说道，我竟然能够一边拿着薪水，一边向学生提出那些招人烦的问题，就像我小时候在餐桌上不断提问一样，真是让他难以相信。
不曾想，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了15 年的法学之后，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邀约，邀请我担任院长一职。我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都在编订和教授教育法，因此，进入教育研究生院的想法并不算异想天开。我的故乡位于新泽西州北部的一个小镇，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耶鲁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我所接受的教育都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非常重视受教育的机会。
我的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二人对教育的力量坚信不疑，而我更是对教育的力量有过亲身的体验。在新泽西公立高中的老师们的帮助下，我入读了耶鲁大学的本科，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一生，为我打开了通往新知的大门。同时，这段经历也让我萌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对某些孩子适用，对另一些孩子（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却不适用呢？我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之所以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院长之职，是因为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让我能够与一群尽心竭力、启发灵感的人共事。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倾尽心血，让那些不被关注的学生有更好的机会接受教育。
入职一年后，我明白，院长是要发表很多演讲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了。这也是最难做到语惊四座的演讲。
第一次发表毕业演讲时，我不大确定要说什么，便把我在高中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搬了出来。（没错，我的确有些孤注一掷了。）我的演讲主题非常独特时间。在我高中的演讲版本中，整篇内容都是由彼此不相关的名人引言组成的，这些引言摘自巴特利特的《名言金句》a中关于时间神圣性的内容，也就是海伦凯勒谈时间、爱因斯坦谈时间，以及尤吉贝拉b谈时间。在为哈佛大学2014 届毕业班重新改写这篇演讲稿时，我发现自己在30 年前努力想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不应把时间浪费在担惊受怕上担忧过去、未来、不确定性、他人、新创意、新环境。时至今日，我仍然坚信如此。
担任院长的第二年，我谈到了另一个让我思索良久的问题：不作为之罪。我是在天主教堂长大的，小时候每周都会参加弥撒a，并担任辅祭童b。那些对天主教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不知道，天主教热衷于讨论罪恶，尤其是不作为之罪。
我是在第一次忏悔时认识到不作为之罪的。在那之前大约一年，11 岁的我和朋友不小心让我家后院着火了。我们本来想用放大镜把一片树叶点燃，但没有成功，之后我们便决定把树叶浸泡在酒精里。事实证明，这一招不仅管用，而且太管用了，以致我家后院发生了一场不小的火灾。虽然我和朋友最终得以将大火扑灭，但我却因此烧焦了眉毛。
那天晚上，父母问我知不知道后院的一大片草地为什么被烧黑了，而我却装出一副和他们一样吃惊的样子。
这件事可真蹊跷。父亲说道。
我问他为什么觉得这件事蹊跷。
因为我很确定，今天早上你可是有眉毛的啊。
父亲没有再逼问下去。我很肯定，他觉得我终究是会承认错误的。我确实照做了，但我先是对神父做了忏悔，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向父母认了错。
刚开始，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在第一次忏悔时就招认这次犯的错。这件事看上去很严重，不适合一张口就说。另外，我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犯下了两重罪，一是点火，二是如同一些政客们的托词那样，在被父母询问时，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给记混了。
轮到我忏悔的时候，我先是询问神父，如果不能坦白所有的罪行，会有什么后果。其实我就是想看看我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而神父却说：这也是一种罪行。这是不作为之罪。我心想：真该死。（当然，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神父解释说，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其罪过与有意去做错误的事情一样严重。
一开始，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罪的理念让我费解，但是这些年来，我渐渐明白，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不作为往往要比做错更加有害。我打从心底认为，通常我们心中最深的悔意源于不作为，正因如此，我最后还是将后院着火的事情告诉了父母。而我之所以在第二次演讲中选择不作为之罪的主题，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学生们密切关注自己没有去做的事情。
2016 年春天，随着毕业季的临近，朋友和同事们开始询问我打算在毕业典礼上讲些什么。有一段时间，我只是条件反射般地回答这是个好问题而已，我知道，这个回答很蹩脚。但后来我意识到，好问题
可以作为毕业演讲的主题，再加上我一直以来对提问的痴迷，这个主题更是顺理成章了。
因此，提出以及聆听好问题的重要性便成了我演讲的主题，而本书也是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讨论5
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以及最后的附加问题。但在我们谈到这5 个具体问题之前，把这些问题放在更为宽泛的背景中来审视，或许会便于我们理解。因此，让我针对这些问题先概括地提出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应该提出的问题。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因为担心答案是否正确而花费太多时间。毕业不久的学生尤其如此，他们刚刚收到证明他们学识的文凭，而他们的家人也难免期待得到一些答案，特别是为这份文凭交了学费的家人。很多人一生都在忧虑答案是否正确。这是我们职业生涯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因为我们不想在同事面前显得自己能力不足。这也是我们个人生活中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不愿意在那些依靠我们的人面前显得茫然失措。举例来说，新晋父母希望回答与自己孩子相关的问题，以及孩子所提的问题。就像新入职的员工一样，新晋父母在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也容易感到紧张，而在刚开始接触一件事情的时候，这种情况无疑是会出现的。正因如此，新的体验才会给人造成压力。如果你觉得自己应该对每件事都有答案，但无奈只有一堆问题，谁会不觉得压力山大呢？
在担任院长一职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种困扰。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职责就是要找出所有的答案。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领导者就应当树立愿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清晰地表达愿景其实就是在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这所学府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我承认自己刚开始任职时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愿景，甚至连最近的洗手间在哪儿都不清楚。答案尚且没有，愿景就更无从谈起了，这让刚开始任职的我感到紧张，甚至有种无望、惶然的感觉。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渐渐厌倦了假装事事都有答案的自己，因此，我开始提出问题，甚至会用提问来回应问题。比如，这是个好问题，那么你怎么看？我逐渐意识到，院长和法学教授提出的问题虽然必定在内容上有所差别，但无论对于院长还是对于法学教授来说，提出好的问题都是同等重要的。举例来说，只有通过向他人提问，你才能够阐述一个愿景，让与你共事的人为之叹服。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无论遇到的问题是大还是小，我都会浪费很多时间，担心无法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这并不是说答案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问题与答案同样重要，甚至问题往往更为重要。道理很简单：答案的好坏是由问题来决定的。如果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那么你得到的答案也将是错误的。
这一点是我通过亲身经历体验到的。老实说，这样的经历有许多，但我在这里只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发生在1990 年夏洛特维尔的一次法学院舞会上。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向暗恋了许久的法学院同学凯蒂休做自我介绍时，我却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是在凯蒂与别人跳舞的时候做自我介绍的。（不要问我为什么虽然这是个好问题。）第二，更严重的是，我在最后关头怯场了，没有向凯蒂做自我介绍，反而把自己介绍给了她的舞伴（暂且叫他诺曼吧）。为了盖过音乐声，我大声问道：你不会就是诺曼吧？我们一起上过民事诉讼课，我真的很欣赏你在班级讨论时的发言。诺曼开心地回答道：我就是诺曼，谢谢你！
从我提出的问题来看，诺曼给出了一个完全合适的答案。即便如此，这个答案仍然是错误的。对我来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我是凯蒂霍默。见到你真高兴，没错，我确实想要嫁给你。但由于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也不能指望得到正确的答案。幸运的是，凯蒂理解了我想要提出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得以结为夫妻的原因之一。
提出好的问题或许要比想象中更困难。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想要为我在舞会上提出的错误问题找理由。提出好的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你需要透过简单的答案，去关注那些困难、微妙、神秘、尴尬，甚至让人难以面对的因素。但是我认为，你和你的聆听者都会因为这份用心而变得更加富有，无论对于职业生涯还是对于个人生活来说，都是如此。
对于你能想象到的每一份职业，提出好的问题都是成功的关键。举例来说，好的教师明白，问到关键的问题不仅能让学生活用知识，还能激发他们的好奇。没有什么礼物能比好奇心更适合孩子们了。能干的领导者，甚至是伟大的领导者，都承认自己并非对于每件事都有答案。但是，这些人知道该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迫使别人和他们自己超越陈旧的问题，揭开那些在问题被提出之前无人注意的可能性。
人们所谓的发现的时刻，其实就是发现问题的那一刻。对于小儿麻痹疫苗的研发者乔纳斯索尔克的这句箴言，任何一个领域的创新者都能够理解。发现问题需要时间，但这时间花得很值。爱因斯坦坚信提问的重要性，他曾经说，如果他有1 个小时来解决一个问题，他会将前55 分钟的时间用来决定怎么提问才合适。或许你想多花点儿时间在解决方法上，但是，这句话的意思，相信你是领会到了。
在个人生活中，提出好问题也一样重要。好的朋友和好的家长都会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只要一提出来，就能显示出他们对你的了解和关爱。他们的问题会让你停下来思考，激励你坦诚相待，加深彼此的情谊。他们并非要让你给出一个答案，而是让你无法置之不顾。我相信，提出让人无法忽视的问题，是一门值得培养的技巧。
没错，提出好的问题是人类特性的一部分。巴勃罗毕加索曾经说过，他觉得计算机没有什么作用，因为计算机只会提供答案。这个观点有些偏激，且毕加索表达这个观点时，Siri（苹果语音软件）和谷歌还没出现，更别说沃森a系统了。即便如此，如果好好观察一下，你会发现Siri、谷歌，以及沃森虽然在回答某些最基本的问题时做得很优秀，但并不是很擅长提出问题。
除此之外，对于提法欠妥的问题，计算机也不善于回答。而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个建议：聆听好问题 也很重要。世界上不存在坏问题，这种说法可谓人尽皆知。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也并非完全不在理。乍听起来像坏问题的问题比比皆是，比如，你是不是和我一起上民事诉讼课的诺曼？但是，一个问题的好与坏，往往要取决于聆听者。我想要提出的建议是，作为聆听者，大家只要敞开心扉、细心聆听，就可以将绝大多数坏问题转变为好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你肯定会偶尔遇到一些无可救药的问题，但是，许多看似不好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好问题，或者至少是伪装在不合适的外衣之下的不好也不坏的问题。为了帮助大家认识这一点，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测试，用教育界当今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份形成性评价。我给大家讲两个真实的故事，而你的任务，就是分辨出两个故事之间的差别。
1984 年，作为大学新生刚刚踏入耶鲁大学校园的我，与一位女同学搭讪。这段谈话轻松而愉快，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同学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我心里默想：这真是太棒了！她要邀请我一起吃晚餐或一起看电影了。我刚上大学两天，竟然马上就有人要跟我约会了。
好了，在我告诉大家她最后所问的问题之前，我应该说明白，在人生的这一个节点上，我当时的身高只有1.6 米，比我现在矮了足足15 厘米。更确切地说，青春期对当时的我来说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概念而已。因此概括来说，我当时看上去大概只有十二三岁。现在回到正题。我那假想的约会对象所提的问题是：呃，我不确定该怎么问这个问题才好，你是不是那种所谓的神童？不用说，我们俩没能共进晚餐，也没有一起去看电影。
在我尴尬的神童谈话过后大约两个月，母亲被人问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将两个问题做一下对比。我是在新泽西州的米德兰公园街区长大的，这是新泽西州北部的一个蓝领阶层居住的城镇，镇上住满了水管工、电工和园艺师。镇子的周边区域更富裕些，城区的住户们会从米德兰公园雇用水管工、电工和园艺师。镇上的杂货店A&P 位于米德兰公园和一座富人城镇之间的交界处。一天，母亲正在A&P 停车场往车里放买好的东西，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士走过来，问她是不是米德兰公园街区的人。母亲告诉这位女士，她确实住在米德兰公园街区。听罢，这位女士指着汽车背后挡风玻璃上的耶鲁贴纸说：我并不是想探听私事，但我真的很好奇，这张耶鲁贴纸是不是在你们买车的时候就已经在上面了？
大家看到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差别了吗？第一个问题是无心的，甚至（有点儿）好玩，在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几个月之后，终于迎来了青春期的我最终体会到了这一点。第二个问题则带有贬义，其实，这甚至算不上是个问题，而是一种侮辱。
如果还没有人问过你带有贬义的问题，那么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是陌生人提出的，一部分则是同事、上司或是亲戚所提出的。关键在于，要把带有贬义的问题与那些不得体但动机纯洁的问题区分开来。不得体的问题或许只是提问者想要更加了解你的一种方式，抑或这些问题可能只是紧张和无知的产物，而这二者，都不至于招致道德上的谴责。真正糟糕的问题，其实完全不能算是问题，只是伪装成问题的观点，意在提出苛刻的要求或是专门设置的陷阱。对于这些所谓的问题，保持警惕是有必要的，但我认为，对于所有真诚的问题保持开放而接受的心态包括不得体的问题在内同样也有必要。
好问题的力量和魅力让我折服，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其中的原因，现在，我要把话题转到5 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上来。这些是你应当不断提出和聆听的问题，即便提出方式欠妥也应如此。当然，你能够向他人和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并不局限于这5 个。问题是否重要，往往要看提问的背景如何。不同的是，无论是在浅显还是深刻的谈话中，这5
个问题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主题。无论情境如何，这些问题几乎总能派上用场。这些问题不但能有效帮你挨过周一的早晨，也能助你轻松设定人生目标。这些问题能够帮助你建立新的关系，也能让你现有的感情更加稳固。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管理员的腰带上挂着一大圈钥匙。我对这些钥匙很着迷，因为这些钥匙好像要比我们学校里的门还多，或者至少要比学生们能够看到的门的数量要多。我好奇这些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还没看到的哪些门，也好奇那些门后面藏着些什么。那时我觉得，这位管理员就是学校里权力最大的人了，因为所有的钥匙都是他的。对于我来说，钥匙就代表着力量。
问题就像钥匙。在合适的时间提出正确的问题，会打开通往你尚未知晓、尚未意识到，或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世界的大门，它或许是关于你自己的，或许涉及别人。我的意思是，接下来所说的5 个问题就像钥匙圈上5 把关键的钥匙。毋庸置疑，你偶尔也会需要用到其他的钥匙，但缺少这5 把钥匙却是万万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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