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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英吉卜林 译者：黎幺
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865年12月31日，吉卜林出生在印度孟买。他的父亲当时在孟买艺术学校担任建筑雕塑学教授。吉卜林在印度度过了美好的幼年时光，1871年他和妹妹一起被送回英国寄养。吉卜林中学毕业以后，离开英国，回到印度，并开始文学创作。
1884年9月，吉卜林发表了他的首部短篇小说《百愁门》。1888年，出版了《山中的平凡故事》《三个士兵》《加兹比一家的故事》等七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集。吉卜林一生创作十分丰富，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儿童文学、随笔、回忆录等等。其中，儿童文学作品的成就最为突出，例如，《丛林之书》《丛林之书二集》《献给孩子们的故事》《原来如此故事集》《勇敢的船长》《基姆》《普克山的帕克》《奖赏和仙人》等，都是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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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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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水手歌
最后的水手歌
深海锚索
海夫人
海的礼物
白马
东西谣曲
房子
锡安
希腊颂歌
退场诗
战争墓志铭
特雷德潜艇
铁鱼
毛茸茸
老兵
死床
如果
玛丽之子
特鲁托马斯的最后
陌生人
幽冥
阳关道
车夫循环曲
广告
法庭故事
回忆的慰藉
四个要点
致一位女士，动她上车
火花的长势
牛皮贩
在准备出发，前往一座城市的时候
致驾驶员们
游记
傻小子
兰道
矛盾
堡垒
新手
杰拉尔丁女士之苦
烦心事
司机临终时
发明家
汽车民谣
一个孩子的花同
寓意
机器的秘密
手艺人
吉芬的债务
城市之歌
死者的歌
风暴中的歌
熊的停战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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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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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中文世界的命运有些奇特，作为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知名度很高，但被译介的作品却不多。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汉语的吉卜林与英语的吉卜林之间有着不小的偏离，或者说，中文读者尚未得到足够的材料来认识文学家吉卜林毋庸置疑，文学家的命运总须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尺度当中，才能被衡量、被讨论，理论上，这个尺度甚至近于无限。因此，要准确评价一位文学家及其作品，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这个悖论却将一个永恒潜在的事件留给了始终在来临之中的未来。这种隐秘的势能使得文学始终处于革新之中。作为一个文学读者，一个合适的态度是，也许我们需要随时准备变更自己的认知，哪怕冲击我们的只是极微小的一点波澜。
作为第一本结集出版的吉卜林中译诗选，这本诗集的第一个义务是恳请它的读者：请务必首先将吉卜林视为一位诗人。《基姆》是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丛林故事》则是最为吉卜林的读者所熟知的作品，但诗歌写作在吉卜林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可以说，诗人吉卜林是作家吉卜林的起点与终点吉卜林的写作始于诗歌，终于诗歌，只有在诗歌中才能够窥见他的每一幅重要的生命图景。阅读吉卜林的诗歌，认识作为诗人的吉卜林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要求，但哪怕是在吉卜林的母语环境中，他的诗作也曾长期被遮蔽在遗忘的阴影中。据说，在其生前，一本杂志便曾刊登吉卜林的死讯，他还为此给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已读到了我死去的消息，请不要忘记把我从订阅者名单中删除。一个时代主动地将一位生活于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天才排除在外，如此诡谲的现象并不多见。正因如此，后世的诗人及评论家们在提及吉卜林时，总要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几乎没有人置疑吉卜林的才华，在他的诗作中最为人诟病的不外乎两点：其一是他所坚持的有着严格韵律要求的诗歌形式，这在现代主义席卷一切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被普遍视为过时的文体；其二则是在他的部分作品中显露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观念。
写作，始终是一种指向自身的探索，风格与形式，即作品的个性，仅能就个体本身进行讨论。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任何一种形式，都将在并只能在真正的杰作之中得到完美的实践。像吉卜林这样的诗人，既然给自己的诗歌戴上格律的镣铐，亲自将长袖善舞的灵感拘禁在一行行声音的围栏之中，就必然与笃信文体之自由的现代文学观有相左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笃信如果过度，便将使自己成为这自由的囚徒。这类写作者认为：未加驾驭和疏导的灵感之流无法凝结成有价值的作品，随机性阻碍了美的明晰的实现；这种写作基于这样的观点写作首先是一门技艺。而任何一种技艺层面的追求，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典范性的追求，这种追求要求确切的形式，以便由形式之确切来锻造作品之完善。也许，我们可以同意吉卜林确已过时，但问题在于，线性时间对于文学的价值是根本无效的，他本就与所有时代的写作者处在同一个高于时间的平面上。
也许我们还可以借着阅读吉卜林的诗歌之机，反省自己对待经典的态度。经典之于我们常常意味着过时的伟大与优雅，我们仍旧会谈论它们，但几乎不再阅读它们，或者被其名望所强制，仅仅是被迫地阅读它们。时间生成的幻觉蒙蔽了我们，使我们无视其中的迷人与壮丽，出于一种亵渎的心理需要，我们有时甚至会直接将之等同于愚蠢。但与它们相比，我们是如此短暂，局限着我们的时代的河道是如此狭窄，一旦我们愿意破除幻觉，在它们面前睁开双眼，正视被其映照出的我们的有限性，我们便能从自身的谦卑中收获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向度。
有关吉卜林的第二种批评很难否认，但必须要说，仅从吉卜林的几篇作品或几次发言就做出如此严厉的指控，还是太片面了些。在吉卜林的时代，作为一位文化名人，他的一切都理所应当地被纳入公共讨论的范畴，但如今，距离使得我们可以较为宽容地看待吉卜林其人，以便将视线收回到他的创作本身，也唯有如此才可能触及他作为一位诗人的抒情内核。事实上，尽管吉卜林从未远离他的时代的政治环境，也曾公开发表过一些政治观点，但多数仅仅是针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即时反应而已，很难说他有任何成熟的、稳定的政治立场。仅就吉卜林的有关民族、战争等政治题材的诗作而言，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中，表达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重重的。鉴于心灵考据的困难，对诗人的创造活动有所保留地做出一些假设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此之外，对于吉卜林的指责数量太多了些，措辞也太重了些，似乎对于这样一位诗人，很难以一种轻松的口吻做适度的评价。也许，我们必须承认偏见的力量，这一点对有关吉卜林的评述和他的诗作同样适用长期以来，它们赢得了各自的读者。
这本诗选以一系列与海有关的诗作开始，之所以如此编排，一方面出于译者的偏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题材在吉卜林的诗作中所占比重甚大，面向也尤为丰富。与约瑟夫康拉德或赫尔曼麦尔维尔等经典作家不同，在吉卜林的身上找不到水手式的海洋情结，海在他的作品中多数情况下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像一个巨大的面具覆在诗行之上这无比贫乏又无比丰饶的存在，托着船只和在船上做梦的人，如同庞然无涯的精神负载着渺小的身躯。借助于海的形象，吉卜林让意义沉入到社会样态和生命体验的表象之下。在吉卜林的诗歌中，有时，海作为东方与西方的二元认知结构中一道近乎无限的缝隙而出现，从积极的意义而言，它起到的是衔接和过渡的作用，从消极的意义而言，它则阻隔了融合与交汇的实现；有时，海又象征着那些间接的、隐匿的、反面的生命意识，其中收容了各种难以名状的事物：死亡和被时间排除的过去，以及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未来。在这些译作中，《白马》特别值得关注。一贯为吉卜林看重的文明征服的主题，在这首诗作中呈现出格外雄浑磅礴的气象。从与海相关的诸多元素中，诗人提取出一个精准有力的意象：奔腾汹涌的白浪，并由此展开惊人的想象。经过变形之后，海便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层次，作为基底的海面原本是平坦的，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天空，象征着文明、理性与秩序，而一群白马在海洋牧场上出现，打破了海的平静，这股汹涌的、有待驯化的原生力量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是毁灭的力，也是进步的力。在最后的几个诗节中为诗人所召唤的白马骑士，凝聚了西方文明中所有重要的、积极的内涵，它既代表了勇气、荣誉感、牺牲精神等自亚瑟王时代以来的传统价值，也暗含着平等、宽容等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文明观念诗人颂扬了白马的生命力，有了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存在，骑士才有可能运用自身的理性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正是这一点使得这首诗作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为自身赢得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战争题材的作品在吉卜林的诗歌中占据很大的分量，有关他的各种争议也主要集中在这部分诗作上。如果抛开吉卜林的社会活动，而仅以这些诗歌本身发出的声音而论，很难从中直接总结诗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或者只能认为诗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是十分多变的。这一方面也许是吉卜林在各种事件不断对心灵造成冲击的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观念进行修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那些针对战争的感想本身就不能构成完整、牢固的体系，它们一直被本能和激情左右，甚至情绪本身就是这些诗歌的本体。也许对于战争，吉卜林根本谈不上赞同或反对，他所关注的是湮灭于风平浪静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仅仅能够在战场上才得以复苏的价值与意义，但附加在这些意义上的死亡与伤痛又使他不得不反过来质问自己。组诗《战争墓志铭》便是这种质疑在吉卜林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它将战争的宏大主题沉降到那些微不足道的祭品之上，让生命逝去之后留下的空洞吞没了所有的意义，以这种方式对战争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最后两首墓志铭《演员》和《新闻人》的主题与战争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凭借这种安排，组诗的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首先，诗中的战争因此而多了一重喻义，指向被各种意义所拘役的生命对这种劳役的抵抗我们每天服役，现今期限已满，这些无法摆脱的意义消耗着生命，但又被生命的终结，那唯一无意义的，取消一切意义的死亡所战胜，这种对生命之荒谬的认识赋予诗作极大的感染力。其次，诗人以这两首诗歌为战争勾勒出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形象：启幕之时，所有的角色均在这出轰轰烈烈的戏剧中粉墨登场；落幕之后，却鲜有几人能为自己赢得被记载的权利。
《马达间的缪斯》是译者十分偏爱的一组诗作。这二十五首诗歌全部与吉卜林时代的新事物汽车有关，对于这种当时前所未有的新动力，诗作中表达的态度总体上是嘲讽的、贬抑的。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诗作，重新拾起了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的人颂中表达过的有关人之僭越的经典主题。但如果从这些诗歌中，读者仅仅看到一个诗人试图强行拉住时代缰绳的漫画肖像，那这个印象就实在太过简陋了。事实上，吉卜林本人便是最早尝试驾驶汽车的那批人中的一员，最先体验了汽车带来的便利：他曾经被聘任为大不列颠新闻报的驾车记者，用这种新式交通工具游历了许多地方，写下了许多游记散文。何况，倘若他对于技术的进步所持有的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否定态度，那么最适合他的主题应该是科幻题材。在《矛盾》一诗中，吉卜林发表了他对汽车的真实看法：
对于一部车，无论用马达
还是用马拉，确切的
理解是非善亦非恶，他
不是阿里曼，也不是奥尔穆兹德。
可见，诗人的着眼点在于人，而非在于车，他所担忧的是人在速度中迷失，忘却速度之外的所有真切、细微的体验，正是这些体验构成了生命本身；他一再告诫他的读者：如果一味地追求速度，最终追逐的只是死亡而已。因此，在吉卜林看来，现代城市的马达丛林为死神提供了新的狩猎场所，花样翻新的死亡产生于人类花样翻新的狂妄，他也因此得到了一种新的写作题材，但根本上，他在这些诗作中召唤的仍然是理性、道德和秩序，他试图提醒人们，不要用生命实践那种志得意满地走向审判日的荒诞。这一系列诗歌从之前各个时代的经典中借用和撷取了各种文体、各种元素，并按照线性排列，串起一条时间之链，本身便铺砌出一条道路，让吉卜林的诗行这马达间的缪斯在其上行驶，一路驶向不断加速推移的现代。作为一个整体，这些作品以极强的形式感和戏剧性为它们的读者，尤其为写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展示了如何围绕某一要素持续地挖掘与整理，如何将堆积变为架构，将松散归于整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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