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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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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萨氏著作甚多，以《政治学》《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法治思想》*为著名。而由于种种原因，萨孟武的社会学、政治学著作在今天大陆并不流行，大陆读者接触和认识萨孟武，更多是通过他的三本学术性随笔著作，即《与中国旧家庭》《与中国古代社会》和《与中国古代政治》。萨孟武曾开玩笑说这三本书是姨太太的面孔，不是正夫人那种很正经的面孔。这对于认识与评价一位严肃的学者，显然是十分片面的。所以，此次拟出版其花费二十二年之心力所成之巨著《中国社会政治史》。此书可以说既是其学术成就的代表，又是中国社会史与政治史领域的力作，值得大陆学界参考以及对中国社会与政治感兴趣的学者与普通读者阅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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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萨孟武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全书共四卷，本书为第二卷。全书纵论中国各朝之兴亡得失，除考据政治制度外，更引用社会、经济、思想等各层面的相关资料，以评析这些层面的变动如何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最终甚至成为朝代更迭的因素。
决定历史演进的条件，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其中*明显的莫过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书中除了详述宫中、府中权力的转移、倾轧外，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介绍币制、税赋、力役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及其如何冲击历史的演进。另外，其不同于其他社会史或政治史之处就在于，揭示了社会科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其着力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剖析了各类社会情况，如民风、士气、经济、国防、户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便利学者的是，书中于每个朝代必以表格方式详述其中央、地方官制与文官制度，且剖析该制度之优劣。
本书起草于1935年，完成于1965年，实际写作共花费22年。为成此书，萨先生遍览群书，正史以外，通鉴、奏议、书信等各种史料，多有参考。亦不惜斥资购入数套二十五史以备查核、编辑之用，其准备工作不可不谓详尽，故自成书以来，已成为研习中国历朝政治的重要参考书籍。在三民书局也是一版再版，从1975年至今已出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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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萨孟武（1897~1984），名本炎，孟武为其字，福建福州人，著名政治学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士，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教授。1927年，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辑科科长，192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官兼编辑部主任，1930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普通行政系教授，越一年兼任系主任，另兼陆军大学教官、中央学校教授。抗战军兴，随政校上庐山、抵芷江、入重庆。国民参政会成立，遴选为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山大学、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长。政校复校，兼任政治系研究所教授，并曾任立法委员。著有《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古代政治》《与中国旧家庭》《与中国古代社会》《孟武自选文集》等著作。
萨孟武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制度、理论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浅出，贯通中西，对中国政治学的形成影响很大。几本随笔式的小书，以小说解说学术观念，独具特色，也颇得读者欢迎。 萨氏对于中华民国宪法有着精辟的见解，批抨早年时期的国民大会代表之言笔，被部分前司法院大法官曾用来解释宪法。萨孟武被认为是近代著名的中华民国宪法书籍著作人，亦是少数被学院派的学者认同是分析解辟中华民国宪法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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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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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版序
增订新版自序
序
第一章
三 国
第一节
三国的分立
第二节
官僚政治的败坏及世族政治的萌芽
第三节
正始之风与思想的颓废
第四节
北方经济的复兴与晋的统一
第五节
魏的政治制度
附
录 三国建元表
第二章
晋
第一节
封建制度与八王之乱
第二节
蛮族移动与晋的南渡
第三节
风俗颓败与政治腐化
第四节
世族政治的成立
第五节
晋的政治制度
附
录 晋建元表
第三章
南北朝
第一节
南北的对立
第二节
世族政治的完成
第三节
政制的败坏
第四节
佛教的流行及其与吾国固有思想的论争
第五节
南北的逐渐统一
第六节
南北朝的政治制度
附
录 南北朝建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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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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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新版自序
本书起草于抗战前二年，即1935年。第四册完成于1965年，合计共三十年。中间有八年，将时间花在政治学的著作及修改，实际本书之写作共花二十二年。
最初一、二两册，即由先秦至南北朝，抗战时，曾摘要编为讲义，发给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学生。由1944年至1946年又着手写作唐代。
抗战胜利，我赴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在两年（1946年至1948年）之间，一方编述五代部分，同时着手搜集宋代资料；1948年我来台湾，主持法学院院务，开始写作宋代部分。宋史写成之后，陆续搜集资料，着手写元明二代。明代写完之后，我不敢遽尔出版，又将第一册及第二册加以修改又修改。友人林纪东先生谆谆劝我付印，意谓万一失掉，未免可惜。于是就于1962年之冬，先出版第一册及第二册。
第一册除1944年在重庆出版不计外，1962年11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9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二册于1962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70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三册于1963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8年三版（因多印，故未四版），第四册于1965年11月初版，1968年再版，1971年三版。1974年物价忽然大涨，因之各册虽将售罄，均停止付印。
本人著作之所谓版与国内各书之版不同，必有修改。其不修改者只称为刷。例如拙著《政治学》，名为四版，其实，初版四刷，再版二刷，三版一刷，四版十五刷，共计二十二刷。未曾修正改版，而称之为再版、三版这是各国所没有的。
我在小学时，除算术、国文外，对于中国历史极感兴趣。后来阅读《资治通鉴》，总觉得其对于社会情况，如民风、士气、经济、国防、户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写得太少，而且未曾说明这许多要素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研究历史必须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单单记忆事实，尤其用尽脑力，去暗记小事实，不但记得之后，旋即忘记，而且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
我写作本书当然是先搜集资料，而要搜集资料，必须脑中已有一种观念，依此观念，做成每朝历史的目录，而后依此目录，去搜集所需要之资料。否则一部《二十五史》看了又看，也必毫无结果。
搜集资料先由正史开始，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例如《后汉书》，我前后看了三遍，一字一字地看下去。第一次觉得毫无资料，第二次略有所得，第三次才有收获。南北朝历史分量极多。《宋书》不错，《魏书》固然芜冗，而资料还不少。《南北史》只能作补充之用，至于《北齐书》《南齐书》等等只是族谱及升官图。没有什么好的资料，而又不能不看。正史看完，再看会要（《西汉会要》根本不必看）或会典，最后才看文集及笔记。文集固然分量甚多，但其中大部分是诗赋记铭。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即可知道，值得吾人参考之用的奏议及书信并不甚多。所以文集容易看，也看得很快。笔记固然有很好的文章，然每种笔记之中，合于本书需要的也很有限。至如《愧郯录》《梦溪笔谈》之类，不过五六篇可供参考。又如读者所熟知的《日知录》共有三十二卷之多，其中除八、九两卷之外，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或五六篇可用，或全卷都不可用。这不是说其余各篇没有价值，而是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没有用处。
以上所述只就初版言之。学问本来没有止境，读书愈多，资料亦愈多，因之再版、三版、四版付印之时，无不增加字数。字数增加，又须改排。但全书改排，不是个人财力所能负担。故凡某一页字数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只改排该页，而增加其行数。字数增加太多者，则在该页上，加一、二、三等。例如第一册二十七页，共增加八页，遂于二十七页处改为二七一二七二二七八；三十四页亦增加九页，故改为三四一三四九。倘若三版或四版时，又增加字数，如在三四一及三四二两页，则由十八行改为二十一行。
写作历史，不消说举证极其重要。但既有全称之例，就不必再引特称之例。万不得已而须引用特称之例，亦不可引得太多。太多，读者必感头痛，而认为资料的堆集，反将显明之事变为暧昧。现今学者喜欢引用实录，实录太过芜杂，它只能补充正史之不足，正史已经有了，何必引用实录。何况自史官失去独立地位之后，实录未必据实而书，其受当时政治势力之影响者未必比正史为小。名为实录，事实上所录者老早就非实了。
我有一种野心，意欲改写会要，改编会典，不但各种事实，即当时名臣学者之言，亦宜编入。这种工作当然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做到。
本人著书，喜欢修改，修改到主观上认为满意之时，才肯罢休。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读者之提议。例如读者来函，多谓第二册与其他三册比较之后，分量稍轻，余亦深有此感。故自1971年始，又开始修改全书，尤其增加第二册之分量，务使四册分量大略相等。兹应告知读者的，本书新版由第一册至第四册无不修改，其修改页数每册均在一百余页以上，各册增加资料不少，页数自亦随之增加。
本人接到读者来函不少，他们提出两种希望：一希望改用较大之字排印，纵令售价提高，读者不会计较；二希望继续完成清代部分的写作。关于第一希望，非本人财力所能负担，幸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于1975年之春提议愿意承印是书，故自本年始，改由三民书局从新排印。第二希望大约可以实现，因为本书既由三民书局承印，则本人不拟再作修改，而当致力于第五册之写作，预定五年内出版。
本书第一册初版之序，已经提到，当物价低廉之时，著者为节省时间起见，卡片之做成，不用抄写，而用剪贴。1946年复员时，著者全家坐飞机回到东南，除本书原稿及随身衣服之外，一切均委托中央政校运送。而政校竟将余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内，行至三峡，不知因何原因，全部沉入江底，财产损失，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十数年搜集之资料卡片全部毁没。
来到台湾之后，不得不购买艺文社出版之《二十五史》两部及各种文集各三部（两部剪贴，一部保留）
再行阅读一遍。我虽然没有一目十行的本领，而却能一字一字地快读下去。有人问我，《二十五史》之中，哪一史写得最好。依我管见，《汉书》最好。《汉书》列传不是依官之大小，而是依事之有无，而事又与国家治乱、典章制度、士风民气有关。李广不得封侯而有传，其从弟李蔡做过丞相而无传。刘屈氂不过平凡之人，《汉书》所以有传者，盖欲借他说明三事。一是汉制，宗室不得典三河，而屈氂乃为丞相。二是汉时郡守多先为三辅，次九卿，次御史大夫，最后才为丞相，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跃而为左丞相（这又暗示武帝要恢复左右丞相之制）。三是戾太子反时，屈氂不敢发兵，武帝曰，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这又可以证明丞相对于紧急事变，有急速处分之责任。司马相如、扬雄两传之赋与历史虽无关系，而后人观此亦可知道当时赋之体裁。唐时举官试判，新旧《唐书》未载判之文体。明代举士用八股，《明史》亦不举八股之例。这种重要的文章体裁应该举出一篇，留给读史者参考。当然，《汉书》也有缺点，以桑弘羊那样重要的财政家，竟不立传，唯于《食货志》中，稍稍提到。如果没有《盐铁论》一书，吾人将无从知道桑弘羊的思想。从来学者多谓《晋书》好采诡谬碎事，其实这种诡谬碎事往往可以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而知晋祚之不长。列传与墓志铭不同，墓志铭可写个人的私事，列传所写的，必须该事与整个社会有关，或该事可以说明社会的结构、政治的状况、经济的情形，以及士风民气等等。
研究历史，尚须知道时代思想。思想不能领导历史发展，反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之时何以各种学说杂然并兴，这必有其时代原因。秦崇法家，西汉初年盛行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元成以后，儒家才见抬头。王莽变法，完全根据儒家学说。到了东汉，儒家又参以阴阳家的思想。魏晋之世，学者祖述老庄，然而吾人观当时人士的行动，绝不是道家的思想，而是杨朱的快乐主义。唐宋二代，如韩愈、司马光极力推崇君权，由元至明，《四书》及朱熹的地位忽然提高，其故何在？明代中期以后又发生了反动思想，如王阳明的学说，尤其李卓吾之反对道学。明末清初之黄梨洲复反对君权，这均有其历史的原因。本书对此思想均稍加叙述。且进一步，说明某一种思想所以流行于某一个时代的原因。
现今五族共和，历史学者不宜囿于成见，再用胡虏等各种名称，自行分裂。今日之汉族已与秦汉时代及秦汉以前的汉族不同，它是融化亚洲许多种族而成的中华民族。余本欲用种族移动以代替五胡乱华等等。因文稿已定，更改不易。但我们要知道每次种族移动之时，中华民族一方同化外来的种族，同时向南发展，而扩大中华的版图。世界上最坚强的莫如我们中华民族。天降大任于中华民族，我们起码须向北发展，完成此种使命。
本书关于制度方面，重要的固然详细说明，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谈。多谈，徒乱人意，反令读者不能认识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但制度必与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而制度之良窳对于政治之隆污又可给予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方禄俸，西汉的官秩是十五级乎，抑是十八级，花了许多时间去考证，著者认为空费精力。本书所注意的是将最低的禄，一与农民收入（百亩农夫，盖禄所以代耕，因此又须知道当时农业生产力）比较，二与一般工资比较，由此说明禄俸与国家治乱的关系。
社会科学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研究历史而不了解社会科学，往往顾到部分，而忘及全体。反之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常能由全体以观察部分，再由部分以观察全体。而全体又放在时间（时代）与空间（环境）之内。一个变化了，其他亦必变化。部分可影响全体，全体又影响部分。时代可改变事物，事物又可以变更时代的精神。环境可改变事物，事物亦可以变更环境的需要。而时代与环境又会互相影响，改变彼此的性质。欧洲社会科学家对于历史均有深刻的研究，而研究历史的人对于社会科学亦有深刻的了解，吾人读各种名著，即可知之。单单知道历史，而未读过社会科学各种书籍的人，往往不识轻重，轻者说得详之又详，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又舍而不谈，如斯著作不过历史之杂货摊而已。
本书引文均注明出处，详载哪一书、哪一卷、哪一篇，所注皆放在引文之下。此不但减少纸张的浪费，且节省读者的时间，不必去翻数页或数十页之后，查看注释。但所注文字太长，则放在该段原文之后。此与今人著作喜将注释放在每篇或每节之后者不同。又者本书引文所以详注哪一书、哪一卷、哪一篇者，盖谋读者的便利。例如《新唐书》共有二百二十五卷，有些卷复分上中下，每卷之中有许多列传，如果只写《新唐书杨炎传》，阅者非翻尽《新唐书》目录，必难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旧唐书》第一百十八卷）。著作人不过多写几字，而读者得到便利不少，我不知国内学者何以吝此数字不写。至于页数不必写出，因为古书版本太多，而各人、各图书馆所藏古书之版本未必相同。
1975年3月1日序于狂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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