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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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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名剧《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北京人艺保留剧目，在国内国外多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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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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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中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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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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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
一九五七年七月，老舍将他创作的三幕话剧《茶馆》发表在《收获》创刊号上。
在此之前，作为小说家，老舍已创作出《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这些优秀的传世之作；而在戏剧方面，从抗战时期的《残雾》《国家至上》等十来个剧本到建国初期的《龙须沟》《女店员》《西望长安》，这一系列剧本的创作实践，已为他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如果说，老舍早期的剧本创作在艺术上还存在明显的弱点，如他坦率承认自己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那么，这一系列剧本的创作实践足以使他谙熟结构戏剧的各色法门。可以说，《茶馆》是一位成熟的剧作家的成功之作。
《茶馆》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个主、次人物高度浓缩在茶馆之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
《茶馆》的成功首先在于它的戏剧结构的巧妙、严密。全剧人物多、时间跨度大，没有中心故事，老舍采用了四种手法结构该剧：
其一，主要人物，如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从壮年到老年，贯穿全剧，这样，主要人物有了连贯与交代，故事虽松散，却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
其二，次要人物父子相承，如唐铁嘴、小唐铁嘴，刘麻子、小刘麻子，衣着变了，德行未改，且父子二人由一个演员扮演，这样就有助于故事的连贯。
其三，每个人物都扮演着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又与各自所处的时代紧密关联。比如，让名厨落得去包办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监狱里人多；让说书先生抱怨生意不好，又顺口说出这年月真玩意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是各说各的，却又反映了时代。
其四，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绝无赘笔。
这四种手法巧妙地促成全剧结构的谨严，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老舍为三个旧时代送葬这个创作主题。全剧仅用了三万多字。著名剧作家曹禺盛赞老舍举重若轻。老舍在谈到《茶馆》创作时，对于自己的艺术处置也颇为自得，认为是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
《茶馆》的成功也在于语言的成功。话剧全凭台词塑造人物，台词到位了，人物就活了；人物活了，全剧也就成功了。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的的确确将语言功力发挥到极致。《茶馆》中每个人物的台词都设计得非常生动传神、富于个性，同时又简洁凝练，意蕴深长。
这样炉火纯青的语言既归功于艺术锤炼，又来自于生活积累。出身贫寒的老舍非常熟悉茶馆里往来的那些小人物，知道他们说什么，也知道他们怎样说。老舍曾说，《茶馆》要写出三个时代的变迁，没法子躲开政治；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从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可以说，正因为老舍是这样一位出身卑微、平民色彩浓郁的作家，《茶馆》才会具有以小人物展示大时代的独特艺术视角。
一八九九年，老舍诞生于北京一座大杂院，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庭。父亲是守卫皇城的护军，每月只有三两饷银。八国联军入侵时，父亲在巷战中阵亡，老舍还不满两岁。母亲靠给人缝洗衣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年的北京大杂院，聚居着人力车夫、小摊贩、低级巡警、落魄艺人、暗娼等城市贫民。可以说，早年的贫民生活影响了老舍对于生活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态度。在一位慈善家资助下，老舍得以上学受教育。凭着个人奋斗，他成为北京小学教育界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有了不错的经济收入。但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学界之污浊又使老舍在精神上格格不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启迪他去追求崇高远大的人生，同时也给他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一九二四年，老舍应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汉语教师，五年的异域生活开阔了老舍的生活视野。英国的强盛与中国的衰败使他思索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前途。他的文学创作即是他深思的结果。在抗日战争中，老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民族解放与新生的洪流中，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新北京的新气象，特别是人民政府大力改善贫民窟的举措，使老舍由衷地为新政权唱颂歌。
考察老舍个体生命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茶馆》是一位生活阅历与个体经验丰富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情景中回望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旧中国而写下的一部沉思之作，它沉淀着历史的教训，揭示了历史前行的趋势。
历史的前进是曲折的。《茶馆》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三年的两次演出，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都受到了批评与指责。更不幸的是，作家本人在文革动乱之初含冤去世。他未能看到他的作品获得了远远超过他生前所获得的赞赏与推崇，未能听到《茶馆》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的舞台上所赢得的空前的掌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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