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政治经济学在休谟人性科学中的地位
思想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怪事：生前最受冷遇的作品死后大受热捧，而最受欢迎的作品却在身后悄无生息地消失。休谟经济思想的遭遇就是如此。从休谟的政治经济学在其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19 世纪美国联邦党人的著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说，休谟经济思想在现代经济学和哲学著作中的边缘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这是J. G.A. 波科克等作家的一句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休谟的经济思想就处于这种双重的边缘境地。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身前成功的不是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人性论》及其改写的几篇论文，而是政治经济论文和历史著作《英国史》，而在其身后，哲学家的美誉得到普遍认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光环迅速褪去，《政治论文集》和《英国史》也被其他人的一系列著作所湮没，同时在后人选择性地接受休谟的过程中，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被众多的哲学研究论文和专著压倒了。除了后来的一些经济思想史作家们着意强调休谟在经济思想上的贡献以外，休谟研究者们在很长时间中似乎来不及整理他的经济思想：大多数研究休谟的专著忽视了休谟的经济思想，或者说研究兴趣不在于此。比如，对休谟研究影响颇为深远的诺曼 坎普 史密斯（NormanKemp Smith，18721958）， 恩斯特 莫斯纳（Ernest Mossner，19071986），后来的邓肯 福布斯（Duncan Forbes, 19221994），巴里 斯特德（Barry Straud，1935 ）等，这些专题性的哲学研究，经济思想的分量都不太重。当然，我们断然不能苛责这些学者，毕竟，休谟首先是一位哲学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才会越来越细致地梳理休谟思想中的各个细节。
可以说，休谟经济思想的被发掘与蔚为壮观的休谟研究密不可分。《休谟研究》（Humes Study）发表的研究论文与人们的休谟研究热点密切相关，总体上以哲学探讨为主，直到20 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研究才渗入到休谟研究中，其经济思想才逐渐得以重新被重视。与此同时，一些编者也开始注重展现休谟的整体面貌，将经济思想作为一块重要的主题编入休谟的研究论文集中。像《剑桥休谟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me，1993，2009）、《休谟指南》（A Companion to Hume，2008）这样的文集，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批评、历史、宗教等各个方面，对于理解休谟的思想提供了一幅很好的概略图。而《休谟的政治经济学》（David Humes PoliticalEconomy, 2008）一书作为劳特利奇经济学史丛书的一种，从侧面表明休谟也可正式列入经济学家的行列。其《政治论文集》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的政治经济思想得到当代的重视。国内对休谟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较早的或许要数高全喜先生的《休谟的政治哲学》，该著虽然论述的是休谟的政治哲学，但对休谟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比较也有一章多的内容。现在的研究者仍然可以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前行。《政治论文集》的发表在18 世纪中期掷地有声，这些篇幅长短不一的随笔性论文代表了他在《人性论》中发展的有关人类本性的系统思想的延伸。一些学者已经尝试从休谟的人性科学来阐释其经济思想，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问题。《政治论文集》中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析与《人性论》中印象与观念，激情与理性，利益与政府、正义、权力等的论述一以贯之。尤其是，有两位作者在其合著的《激情的自然史：休谟框架》（Humes Framework for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Passions）一文提出，支配性激情的理论与改进理论（the theory of refinement）的结合，是休谟关于激情自然史的框架核心；这一充满活力的激情变化框架为阐释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该文是对艾伯特 赫希曼《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Interests, 1977）一书的回应。与此同时，还有学者特别从休谟的激情论出发分析他的社会哲学，尤其是激情对社会秩序的建构（Christopher J. Finlay）。这些论文或论著似乎头一次让读者和研究者们关注到休谟的论激情，其有力的论证让人受益匪浅。
不断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开拓人们对休谟经济思想的视野，同时也有利于理解一个完整的休谟。在18 世纪中期，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涉及利息、地税、商业、货币、信用等方面，反映了休谟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不同观点。当人们将1752 年的政治论文集放在这场争论中时，休谟政治经济学在思想史的地位才能被清晰地认识到；而将这些论文置于其人性科学的框架之下时，一个比较完整的休谟对于当下的经济思想研究更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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