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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视角新颖,阐释文化传统民族精神
贯通研究,展现中国史学独特魅力
汇集陈其泰教授三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
为发掘、总结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开拓春秋公羊学和历史编纂学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为当前如何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作出有意义的新探索
对近现代史学的演进历程作重新审视
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却基本局限于单科性的局部范围之内。作者首次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历史的崭新观点,认为: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它跟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有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因此,研究者应当跳出单科性研究的局限,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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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陈其泰史学萃编》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一)《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二)《史学与民族精神》;(三)《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四)《再建丰碑:班固与》;(五)《梁启超评传》;(六)《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七)《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八)《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九)《学术史沉思录》。汇集了陈其泰教授三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史学和文化作了深入发掘和阐释,在多个学科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是《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六本,2000年曾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范文澜是当代杰出的史学家,他以几十年的潜心努力,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领域都撰成享有盛名的史著,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在史学理论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作者撰著本书的旨趣为:一、由于有关范老的生平和学术活动的资料极为分散,查找不易,作者尽可能收集,经爬梳考核后予以记载,以期做到资料翔实,并忠实于历史事实。二、探讨范老的生平及学术思想轨迹与论述其史学成就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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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陈其泰,广东丰顺人,1939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著作有:《陈其泰史学萃编》(九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第九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发表论文、文章约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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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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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题辞 1
第一章 成长为国学名家 1
(一) 浙东一少年 1
(二) 北大求学时代 13
(三) 在南开 24
(四) 任教于北京各大学 34
(五) 《大丈夫》: 呼唤抗击日寇、激扬民族正气之作 40
第二章 为创建新史学呕心沥血 47
(一) 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47
(二) 到延安 69
(三) 解放战争岁月 98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专心著述和领导史学界 115
(五) 最后的日子 137
第三章 学术交往 145
(一) 黄侃 萧一山 145
(二) 我党历史学者 吴玉章 151
(三) 与毛泽东的友谊 157
第四章 早期学术成就 177
(一) 《文心雕龙讲疏》和《文心雕龙注》 177
(二) 《群经概论》 184
(三) 《正史考略》 189
(四) 《水经注写景文钞》 193
第五章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196
(一) 《中国通史简编》的版本 196
(二)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探索 201
(三) 对宋元明清时期历史的卓识 212
第六章 20世纪中国史学的煌煌巨著 231
(一)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理论指导 231
(二) 高明的史识 开阔的视野 241
(三) 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真实 254
(四) 各民族共同的历史 270
(五) 评说千秋功罪 280
(六) 对传统文化的精彩分析 298
第七章 《中国近代史》(上册) 的开拓意义 319
(一) 《中国近代史》(上册) 的版本 319
(二) 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激烈斗争 323
(三) 奠定基本格局、前驱先路的功绩 328
(四) 与世界史的联系和精当的论断 336
(五) 近代史分期的主张 338
第八章 经学史研究 342
(一) 首创性的总结 342
(二) 深层次的剖析 345
第九章 卓越的理论建树 349
(一) 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349
(二) 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361
(三) 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之神似 368
(四) 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374
(五) 百家争鸣和厚今薄古 379
结 语 范文澜在中国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382
(一)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382
(二) 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史学的出色代表 392
范文澜主要著述年表 397
研究范文澜的主要论著 407
2000 年版后记 411
跋 语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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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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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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