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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华图像文化史·明代卷(下)

書城自編碼: 3154553
分類: 圖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史
作者: 朱永明
國際書號(ISBN): 9787517904960
出版社: 中国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11-1
版次: 1
頁數/字數: /35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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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通过中华图像文化史的研究,还原中华民族上万年的生活形态、思想观念和精神历程,启发读者从人类视觉文明的角度来思考图像文化的重要价值。
本书的编著体现了可贵的创见性,在图像的生产场域、自身的构成场域和其社会传播场域所建构的语境中阐释图像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不足,不仅凸显了图像的文化史学价值,更为今后图像学研究开辟了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学术路径。
內容簡介:
《中华图像文化史》是我国*部中华民族的视觉文明通史,分专题深入研究了自远古至1949年大中华地区的图像,以及中华图像文化的形成机制。该项目分为断代史和类型史两个部分,明代卷(下) 属于断代史之一,在明代卷(上)之后,继续按图像类别研究了明代图像文化的发展情况。主要内容包括象征寓意图像、抒情写意图像、科技文化图像等,还对明代图像名家进行了专门介绍。
關於作者:
作者:朱永明,汉族,1968年3月生,祖籍皖休宁,苏州科技大学传媒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视觉传播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先后主持完成省部级、市厅级研究课题7项,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子课题古代传播技术卷负责人,近年来,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20篇,出版专著《视觉语言探析:符号化的图像形态与意义》、《传统汉字图像艺术》。

主编韩丛耀:南京大学历史系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家,图像传播学者。曾获得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奖,两次获得中国个人艺术成就最高奖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评论奖),三次获得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中国影像史丛书、中华图像文化史丛书主编。
內容試閱
寓意象征的中华图像传统源远流长。
在明代社会已经扩展到各类主题创作与实用领域中。既有具象的造型图式,也有抽象化的装饰图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宗教的、民俗的和抒情言志的观念文化。即使是以“客观”记录为目的的纪实性图像,也往往投射了瑞应祈福或明劝戒、着升沉的道统模式。
如前文所言,“比兴”和“比德”的价值取向,是通过象征、隐喻的视觉修辞,寓对象以特定意涵。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並运”,都是深深渗透了统治秩序下的儒家伦理。明代寓意象征图像涵盖很广,不仅有政治的鉴戒与道德教化,宗教的偶像神话与崇拜,也有民风民俗中的吉祥瑞应。文人图像创作将这一传统运用到山水自然的水墨表现中,进一步拓展了图像文化审美意趣与精神价值。因为文人画意所建构的人文情怀与独特品性,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将在第八章中专门论述。

第一节鉴戒教化
“古人图画,无非劝戒。”1 中国历代政府都重视以历史典故或者隐喻象征的图像符号鉴戒君臣,教育百姓。“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这类视觉图式一般被称为鉴戒图或教化图。正如明开国元勋宋濂《画原》所指出的,在统治者看来,图像可以起到“匡赞其政原者……助名教而翼群伦”的作用。正因为御用绘事和政教功能的导向,帝国统治下的宫廷画师与文人士大夫自觉选择颂扬和美化皇权体制的创作行为,自觉服从伦理道德的教化需要,形成从官府和民间的鉴戒教化图像传统。

一、史鉴图说
明代鉴戒教化图像首先是由宫廷官府主导的,题材广泛。宫廷画师所承担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根据帝王的需要创作不同内容的鉴戒图,以卷轴、屏风、壁画、图书等方式供统治阶层观览警戒之用。余继登《典故记闻》记载:“太祖尝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且谓侍臣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观览,庶有所警也。’”2 成祖朱棣于设御榻的文华殿西室也有“命工绘《汉文止辇受谏图》悬之左,《唐太宗纳魏征十思图》悬之右”3。宣宗虽“游戏翰墨”,同样重以史为鉴,励精图治。《典故纪闻》记载,宣德七年(1432)七月,“宣宗燕闲,阅内库书画,得元赵孟頫所绘《豳风图》,因赋长诗一章,召翰林词臣,示之曰:‘豳诗周公陈后稷、公刘致王业之由,与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穑艰难。万世人君,皆当鉴此。朕爱斯图,为赋诗,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励,尔其书于图之右。’”4鉴戒图以史为鉴,多取材历史故事。宫廷画师刘俊,字廷伟,生卒年不详,其《汉殿论功图》就是一幅有关建立礼制的鉴戒图像,取材于“汉殿论功”的典故。(图7-1-1)《史记》,汉高帝五年(前202),已并天下,诸侯在定陶共尊汉王为皇帝,叔孙通负责礼仪制度的制定。刘邦已经把秦朝严苛的仪礼法规取消,只是拟定了一些简单易行的规矩。但却因此导致礼仪的混乱,以致患难与共打天下的“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因此,叔孙通劝说高祖召鲁地诸生,规定朝仪。
作品的叙事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展开。作品延续了南宋院体的严谨画风,在图像中部左侧,刘邦端坐在“凤鸟来仪”的屏风前,手扶腰间玉带,目视右下方的臣子,周围盛开着象征雍容富贵的牡丹、高贵品格的秋菊,还有寓意万古长青傲然耸立的松树,一个高大威武的侍卫在屏风边侧立。在定格的场景中,几位文武官员与侍从正环侍周围,或交头接耳,或欲向刘邦呈情报功。
此时,叔孙通手持笏板趋向刘邦,身后一武将似想奋力阻止,却已被刘邦发现,正示意其建言。
这种戏剧性的定格无疑是有深意的。得凤鸟者得天下。刘邦身后屏风上的凤鸟形象与“凤鸟来仪”故事在秦汉时期已经流行。凤凰被誉为百鸟之王,传说凤鸟栖于西方昆仑山上,为西王母御前神鸟,若天地有吉祥之兆就会飞临人间,为人们传递祥瑞之象。孔子《论语·子罕》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有凤来仪之时,便是大治之世来到之际。
显然,“大治之世”中的刘邦,对手下纲纪礼仪之乱深感担忧。叔孙通揣摩上意上前禀奏:“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问:“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5
叔孙通于是奉命征召鲁地儒生三十多人研习礼仪,并举行岁首朝会前的实际演练。汉高帝七年(前200),建成长乐宫。诸侯及群臣都来参加朝拜皇帝的岁首大典。皇帝乘坐“龙辇”而出,凸显尊卑。岁首大典从清晨开始,由谒者主持礼仪,引导诸侯与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旌旗飘扬。所有官员各入其位,大殿下面郎中官员站在台阶两侧,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军官都按次序面东排列;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面西排列。大行令由9个礼宾官从上到下依次传呼。当皇帝乘坐“龙辇”从宫房里出来时,既有举旗警备,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等到仪式完毕,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屏声静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宴会结束后,监察官员执行礼仪法规,找出那些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把他们带走。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诸王以下所有官员没有一个不因威严仪式而惊惧肃敬的,刘邦也由此认识到作为统治基础的伦理秩序的重要性。该历史事件成为统治阶层强化礼制建设的重要原因,《汉殿论功图》就是利用这段历史廷前进言的经典瞬间,警示帝王重视道统礼仪作为安邦治国基础的意义。
除了《汉殿论功图》这样悬挂展示的图像,明宫廷还有各类鉴戒图书的编撰与传播。洪武六年(1673)朱元璋在《昭鉴录》序中说,自己打天下,难免过失,希望“警省修德以消前惩”,为子孙积福,希望子孙能常读此书,戒心为善6。他还认为:“人性本善未尝不可教戒”,乃命儒臣纂录《臣戒录》颁布中外7。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命儒臣从史书中选取汉至宋代贤良或不肖者的事迹,分善、恶两类编成《相鉴贤臣传》和《相鉴奸臣传》,并亲为作序,刊行天下。他认为,传统史书如《春秋》将各类感应事迹载在一起,使人不能“精知”善恶之“利害”8。而将贤、奸两传分开编写,“惮人一见而知为善之获善报,为不善之获恶报,如影随形,历历可数,回心掉头,伐毛洗髓,将油然趋于善,而惕然改其为不善”9。此后,朱棣、朱瞻基等历代帝王都高度重视,先后编撰了《为善阴骛》、《历代臣鉴》、《历代君鉴》、《启蒙集》、《通鉴直解》等,都是由内府司礼监刻。
万历元年(1573),明神宗朱翊钧幼登位,时任内阁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与讲读官绞尽脑汁,为年少皇帝选择启蒙图书,他突破了过去压缩式的编年史模式,采用故事立目的编写方法,将不同内容含于不同故事里。“历代帝王善而可以为法者八十一事,恶而可以为戒者三十六事”被汇编成《帝鉴图说》。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倒行逆施之祸,一事一图,后录传纪文字并以白话文注解,善恶并陈,引导神宗以史为鉴,励精图治。张居正在卷首“进图疏”中言:“昔班伯指画屏以谏,意专戒惩”10,并以班伯建谏西汉成帝的故事说明图鉴编制的初衷。
“任贤图治”是《帝鉴图说》上篇的第一个故事,依据《唐史》上记的记载描绘了帝尧在位、任用贤能治理国家的故事。当时的著名贤臣有羲氏兄弟、和氏兄弟等人。图7-1-2中环绕的云纹将故事分隔为上下两个时空部分。图的上方,帝尧端坐堂前,四位贤臣侍立右侧,分管四方的部落首领四岳拱手拜于阶前。此时,帝尧正向四方首领征询荐举天下贤人可用者,舜也因此被推举为帝尧的继承人。在图的下方,斗转星移,时空转换,这时的大舜已经骑在马上,在侍从的簇拥下行走在赴任的路上,生动揭示了尧舜禅让,举贤任能的主题。
“古今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任贤图治之效也”。
与“任贤图治”的构图一样,“遣使赈恤”11 也通过云纹处理将画面分割为两个时空层次。上方云雾环绕的府院内,唐宪宗正在向左司郎中郑敬等四人发布命令,而客房的大门已经敞开,有官吏正在指挥着民众搬运库存的布匹。所不同的是,在画面的下方,赈灾的布匹从府院源源不断地送出,云雾似乎已经退散,赈灾物品“进入”到现实的空间。这一玄幻而巧妙的事件对比,寓意了唐宪宗在大灾面前以民为贵的实际行动,以此颂扬帝王勤政为民(图7-1-3)。
运用时空转换的视觉叙事手法,再以文图互补的模式进行解说,可以使鉴戒故事得到更为清晰生动的描述。可是,尽管《帝鉴图说》得到广泛传颂,也一再重刻,影响远及民间社会,但仍没有挽回大明王朝颓败的最终命运。朱翊钧依然沉溺酒色,知迷不返,缺少帝王应有气度,难纳正言,恰恰反映了张居正等所寄予的传统政治理想无可奈何的失败。可见仅仅是文化的教化与图像的道德鉴戒并不能解决帝治的根本问题。
《养正图解》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太子朱常洛的经史教师焦闳编撰,供皇室使用的启蒙读物。如图7-1-4所示版本,均为丁云鹏白描手法绘制,黄鏻刻,每一幅单面插图,都以图解形式解说历史典故和古人事迹,包括寝门视膳、听朝四辅、欹器示戒、观图自警、克己任贤、奖励循良、乐受格言、借事纳忠等六十例。
图7-1-4为“欹器示戒”图中,桌案上的欹器是一种灌溉用的汲水罐器。
它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在未汲水时略向前倾,待汲入少量水后,罐身就竖起,而一旦水溢满罐器就会倾覆过去,把水倒净,然后自动复原,等待再次汲水。
《养正图解》中“欹器示戒”引用的是《荀子·宥坐》中一则故事: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乌)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挹(抑)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
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孔子以周庙中置于右座的欹器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的事例说明当政者要保持鼎盛时的基业,必须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即使富裕的日子也能勤俭节约。
这个“右坐之器”后来常被人们放在座位右侧,以起到居安思危的警戒、劝勉作用。不过,《养正图解》亦忠言“昔宋真宗尝为欹器论,以示群臣,亦谓知自警者,犹不免于天书之诳惑”12 ,提出了更深层的思考。
吕纪,字廷振,号乐愚,鄞人。弘治年间以画召入宫廷,授锦衣卫指挥使。他为人“谨礼法,敦信义”13,是宫廷中深受帝王器重的画师。据朱谋垔《画史会要》载:“其在画院,凡应诏承制,多立意进规。孝宗称之,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14 他巧妙地运用花鸟特殊的符号立意来隐喻治国之道,委婉地向帝王进谏。
《鄞县志》中记述:“武宗居东宫时,孝宗谓曰:‘吕纪之画,妙夺化机。如《英明听谏》、《万年清洁》、《三思图轴》等图,极关治体,足为传世之宝。’”15 其中,《三思图》得以流传至今,为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为以谐音图式来进行劝诫的作品。三只鹭鸶停立于柳树干上,一只含颈啄羽,另两只正引颈翘首,似与垂柳梢上两只翠鸟相和鸣。画中所画三只鹭鸶,以鹭鸶之“鸶”来谐音“思”,引申为“三思而后行”(图7-1-5)。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所藏《九思图》,“九”为吉数,与“久”谐音,“鹭”同“禄”,“九思”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急思难,见德思义。”16 以达到劝诫的意图。
以鹭鸶作为警思的符号元素,在明宫廷是较常见的寓意手法。戴进亦曾作《三鹭(鸶)图》册页一幅,这幅纵26.8,横25.5厘米的小品图页为绢本绘制,却是以水墨写意的手法,营造了一个雾色迷离但又摇曳波动的荒野、松柏与池塘,两只鹭鸶在水边栖息,另一只鹭鸶正奋力非向迷雾的深处。
吕纪另一幅《残荷鹰鹭图》描绘的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的生存搏斗。他在图像左上方描绘了一只机敏的苍鹰,头颈已经有力地转向右下角,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池塘中的猎物。苍鹰强劲的翅膀已经微微收拢,两爪攥紧向下,如箭一般地冲向残荷与芦苇间惊恐的白鹭。画家敏锐的观察力与传神的表现,将萧瑟的秋风,摇曳不止的芦苇和残荷,以及惊叫的野鸭和吓呆的小鸟刻划得细致入微,营造了荡人心魄、紧张萧杀的氛围。整个图像用笔粗简,墨色淋漓,荷叶、芦苇、水草似一气呵成。鹰的机敏强健和禽鸟的弱小无助由此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许,吕纪把这个激烈的场面定格在捕杀前的一瞬间,是想借此隐喻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唤起帝王吏治的警惕以及对子民的“仁爱”之心(图7-1-6)。
显然,帝王也被吕纪的忠诚感动。当吕纪卧病在床时,孝宗“存问络绎”,以至吕纪自叹:“渥恩难胜,吾其死矣。”
吕纪擅以鹭鸶为图。在今西安碑林有“皇子安西王盛德之碑”,碑阴上截刻“澹然亭”,下截有石刻图像,图像的右部中侧有“吕纪”署名,据杨兵先生考证,为《九鹭戏水图》。左思明之子左史刻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借“九思”的寓意,颂扬父亲处世道德。该图为吕纪去世八十八年后刻制,尽管我们难以判断该作品是以吕纪原作为摹本翻刻,还是他人羡慕吕纪的声名的再创作,但这种政治鉴戒图得以远播西北地区,并作为碑刻的模式广泛传送,可见礼制观念在明代社会的深刻影响。
忠义的历史人物或者凶猛的神兽也经常成为震慑与警示的鉴戒的符号。
忠诚勇武的关公形象就是一例。关羽为三国时的一位名将,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武功神勇,屡创奇功,后来兵败麦城被杀,但后世统治者却对其特别尊崇。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生坎坷,武艺超群,义胆忠心的形象感染力,尤其是关羽不仅生前即是传奇式的一代名将,死后还化生为法力无边的护佑之神,更易于引发民众的共鸣与崇拜,也成为统治者乐于接受的典范。
北宋中叶,也就是宋徽宗宣和年间,关羽被正式纳入官方祭祀,被加封“义勇武安王”。明永乐年间,朱棣入京,即有建关公庙17。成化(1477)十三年,地安门西关帝庙作为太常寺官祭场所。《关帝志》祀典称:“明嘉靖年间,定京师祀典,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猪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礼。四孟及岁暮,遣官祭,国有大事则告。凡祭,先期题请遣官行礼。”万历二十二年(1594),晋封他“协天护国忠义大帝”,还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据万历年间司礼太监刘若愚著《酌中志》记载:(宫室中)宝善门、思善门、乾清门、仁德门、平台之西室及皇城各门,皆供关圣之像(《明宫史·金集》)。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说,当时北京著名的关帝庙就有五十一座。
相传商喜所作的《关羽擒将图》应为当时关公崇拜下的政教宣传图像。
商喜,字惟吉,一说恒吉,活跃于宣德年间,生卒年不详,官至锦衣卫指挥。
《关羽擒将图》为精工南宋院体画风,线条劲挺流畅,顿挫有力,色彩红绿金粉,鲜艳夺目。画法具有壁画特色,可能是作为画屏图像张贴悬挂。在2米高、2.37米宽的巨幅图像中共计六人,位于中左侧的关羽,身材伟岸,气宇轩昂,刻意放大的身体比例,显然是刻意的强调与突出。他蓝巾绿袍,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正双手抱膝危坐于巨石之上,神色威严。这种模式化的关公形象在宋元以来的图像中已经逐渐定型,以致到今天的画作中多沿用着这一图式。在他身边站立着周仓和关平,关平全身披挂,警觉地看着敌将,时刻准备着剑拔出鞘。周仓黑面虬髯,手持青龙偃月刀,怒目圆睁。山石下,被擒的敌将赤脚,赤裸上身。他的旁边有两员蜀将,一人摁压着敌将肩膀,另一人一手压住敌将的腿,另一手举锤钉脚桩。敌将虽然被牢牢捆绑,但依然双眉倒竖,双目怒睁,咬牙切齿,扭曲的身体显出毫不畏惧的刚烈性情,把整个冲突的氛
围渲染得剑拔弩张(图7-1-7)。正是敌将强悍骁勇的塑造与对比,更加烘托出关羽稳健、从容、忠勇、无敌的人格魅力。
被用为镇邪惩罚恶象征的历史人物还有岳飞、狄仁杰等。刘若愚《酌中志》记载,东厂“外署大厅左小厅,供岳武穆像一轴,厅后砖影壁,雕后狻猊等兽、狄公断虎故事,存此者良有深意也”18。这里的深意,显然是震慑邪恶的精神作用。始建于洪武一年(1368)的明洪洞县衙监狱死囚牢的大门上画有狴犴图像,狴犴又叫宪章,有威力,又好狱讼之事,专门掌管刑狱,人们便将其刻铸在监狱门上。因为狴犴画得像老虎,被后人误称为“虎头牢”。大门只有1.6米高,所有进入死囚牢的人都要在狴犴像前低头,以显示对王法的敬畏(图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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