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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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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学自古光辉灿烂，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形式丰盈，发展蓬勃。本书主要择选了出生于1960年代及其以后，长期在湖北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十六位优秀作家，他们在中国文坛已具有一定的名声，是有较强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这些作家是：晓苏、曹军庆、刘继明、张执浩、田禾、剑男、普玄、姚鄂梅、哨兵、王十月、李修文、张好好、余秀华、苏瓷瓷、宋小词、喻之之。全书分十六部分，是一本合集。这十六部分一一对应前面提到的每一个作家，由“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经典访谈录”“代表性评论”四个部分组成。作者希冀通过关注湖北中青年作家的文学活动，推进湖北文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宣传湖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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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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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心挑选16位小说家、诗人作为湖北中青年实力派作家代表，以此勾勒出湖北文坛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作家整体面貌和创作实绩；收集并整理了有关作家的评论、创作谈、访谈、媒体印象等资料，根据编写体例，每位作家研究由“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经典访谈录”及“代表性评论”几个部分组成。这样既展示了作家真实的创作过程与心路，又对作家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互文性观照，更能借助评论家对作品技术与艺术的经典阐述找寻文本进入的密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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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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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遇春，湖北新洲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主要著作有《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红色中国文学史论》《西部作家精神档案》《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等。 汤天勇，湖北谷城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鄂东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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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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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晓苏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寻找小说的可读性晓苏经典访谈录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晓苏访谈录金立群晓苏代表性评论心理戏剧的张力——读晓苏的两篇短篇小说创作吴义勤晓苏大学题材小说的喜剧特征——评晓苏小说集《暗恋者》汪政怪诞校园的讽刺画——读晓苏长篇新作《大学故事》吴道毅於可训人在圈套中——晓苏近年来的大学校园小说漫评李遇春论晓苏的短篇小说创作金立群评晓苏的三篇花小说夏元明消解线性时间——晓苏小说时间艺术论周新民二、曹军庆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奶奶的故事和文学的可能曹军庆经典访谈录以虚无之筏摆渡真实——曹军庆访谈录范紫瑶曹军庆代表性评论故事·叙述与精神指向——曹军庆论刘川鄂钱刚以先锋精神烛照现实狭缝——评曹军庆的县城叙事吴佳燕掉入历史陷阱的烟灯村人——论曹军庆长篇小说《魔气》的多重含蕴夏元明装置、恐惧以及现代性批判——略谈曹军庆的三部近作蔡家园三、刘继明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我的“创作转向”及其他刘继明经典访谈录“我差点儿成了基督徒”——刘继明访谈录田甜刘继明代表性评论迷羊之图——刘继明的小说创作李洁非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以刘继明创作转向为例贺绍俊先锋的“底层”转向——刘继明近期创作论李云雷中国问题·精神境遇·人文情怀——论刘继明的“新左翼”小说创作阳燕四、张执浩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诗歌是一种声音张执浩经典访谈录“写作是抵抗心灵钝化的武器”——张执浩访谈录魏天无张执浩代表性评论张执浩：游走于诗性的虚构之间梁艳萍张执浩诗歌论——兼论当前诗歌写作中的几个问题魏天无饱含着真实生命体验的睿智之思——张执浩诗歌艺术论梁桂莲刘川鄂歧路之旅——论张执浩《水穷处》萧映五、田禾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诗歌从生活出发田禾经典访谈录“诗歌一定要有精神担当”——田禾访谈录刘波田禾代表性评论在土地的深处和道路的尽头——推荐田禾诗歌的理由张清华因为平缓，所以料峭——田禾诗歌印象张执浩诗人在黑夜里喊故乡——田禾诗歌创作论肖敏田禾新乡土诗论夏元明六、剑男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和它的社会基础剑男经典访谈录一个人的写作会不断回到故乡魏天无魏天真剑男代表性评论剑男：迷途的沧桑与宁静的守望魏天无诗·思·心灵——论剑男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邹建军李志艳评剑男的《诗三首》邹建军搁置“天堂”——读剑男《在临湘监狱》柳宗宣七、普玄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我们的力量哪里去了”普玄经典访谈录从“无意识的好小说”到“有意识的反成长”——普玄访谈录肖楚楚普玄代表性评论普玄是具有创造性和灵魂性的作家贾平凹普玄的意义樊星普玄写出了人物身上潜藏的力量谢有顺消费主义时代的众生相——再评普玄的中篇小说《虚弱的树叶》张继忠八、姚鄂梅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在写作中觉悟姚鄂梅经典访谈录在疼痛的理想中不停地奔跑——姚鄂梅小说创作访谈录马季姚鄂梅代表性评论姚鄂梅笔下的女性寓言故事朱小如想象80年代：读《像天一样高》周新民暴风雨中的羔羊——读姚鄂梅的近作项静论姚鄂梅的隐逸题材系列小说吴云九、哨兵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三句话哨兵经典访谈录活在自己的语言里朱小如哨兵代表性评论哨兵的地方志书写及在当下诗坛的意义刘川鄂地方性经验的诗性抒写——读哨兵的诗集《清水堡》吴投文由自然到历史的厚重书写——从诗集《清水堡》论哨兵的诗歌刘波《水立方》：对称的火焰与时间性的法则夏可君十、王十月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一些大事王十月经典访谈录为都市隐匿者作证——对话王十月高方方王十月代表性评论打工文学的现状与话语困境——由王十月小说引发的思考冯敏打工文学：期待思想与审美的双重飞跃——王十月小说创作论周思明透彻的现实批判与深入的人性挖掘——评王十月长篇小说《无碑》王春林十一、李修文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国家和我李修文经典访谈录“我们来到了痛苦的中心”——李修文访谈录阳燕李修文代表性评论事关李修文邓一光李修文小说论葛红兵充盈之美——读李修文长篇小说《滴泪痣》海力洪李修文的文学资源与创作个性阳燕十二、张好好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关于创作前提张好好经典访谈录用写作修正生命的轨迹桫椤张好好代表性评论异乡人的焦虑与安静——评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桫椤地方性叙事中的“光谱”诗学——评张好好的长篇新作《布尔津光谱》李遇春“微长篇”与《禾木》——评张好好的长篇小说王春林十三、余秀华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摇摇晃晃的人间余秀华经典访谈录“诗歌是我一辈子的事”——著名女诗人余秀华访谈录冯汉斌黄今余秀华代表性评论奔跑在逃逸线上的诗人——浅析余秀华诗歌创作马云鹤余秀华诗歌谱系与疼痛美学——以《诗经》、海子、“梨花体”为参照刘云峰李俊国在诗歌里爱着，痛着——余秀华诗歌讨论王泽龙杨柳等折射生存世界的棱镜——余秀华诗歌的身体意识王泽龙高健十四、苏瓷瓷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病中书苏瓷瓷经典访谈录好小说是在人性内部拓展自己的疆域魏英杰苏瓷瓷代表性评论未出世的女儿——苏瓷瓷及其作品李修文与虚无和好——苏瓷瓷论黄江苏诗人苏瓷瓷论荣光启网络生态与作家成长——苏瓷瓷创作道路探析彭松乔十五、宋小词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在城市的寒冬里蛰伏——《直立行走》创作谈宋小词经典访谈录创作有尊严的小说汤天勇宋小词代表性评论论宋小词的长篇小说《声声慢》綦珊隐忍与告白——宋小词小说漫评徐刚女性主义写作的自发与自觉——宋小词小说创作论王永盛一个说故事的人——宋小词小说创作漫谈高方方十六、喻之之研究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文学是爱的语言喻之之代表性评论超越时尚的“80后”写作——评喻之之的小说创作李遇春喻之之小说创作中的归宿感王仁宝“80后”的爱情与人生——读喻之之的《十一分爱》樊星评喻之之小说集《十一分爱》王磊光爱情是一种自虐的狂欢与落寞——论喻之之长篇小说《十一分爱》曾子麦的爱情宿命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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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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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时间潮汐里的众声合唱 我们说的“湖北中青年实力派作家群体”其实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概念，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长期在湖北生活和工作的优秀作家，还包括少数籍贯为鄂但寄居外省的湖北籍作家。他们已经在全国文坛上显示出了较为强劲的创作实力，并取得了不俗的文学业绩，因此具有较高的文学身份辨识度，大体上得到了文坛与学界的认可。这个群体的作家很难被归类，与他们相对应的是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一代湖北作家群体，那个群体的文学史地位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公认，而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湖北作家群体则相对被忽视，尚未能在当代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所以需要进行新的研究与开掘。我们必须正视这群作家争取文学生存空间的坎坷与艰涩。湖北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学大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一批精神超越挺拔、创作风姿绰约的作家，如闻一多、废名、曹禺、胡风、绿原、曾卓、秦兆阳等均留下了厚实坚定的文学印迹。新时期以来，湖北文学曾因先锋文学或现代派文学的“慢半拍”现象而饱受讥议，但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重新又走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前台，诸如方方、池莉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刘醒龙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或“新乡土小说”，邓一光的“新英雄主义”，陈应松的“底层写作”，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系列，可谓集群涌现、蔚为大观。这就是新时期湖北文学的光荣传统。但厚实的文学传统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正如艾略特所言，传统含有历史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美］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另一方面，传统也意味着束缚，以及突围、创新与超越的难度与艰辛。尤其是对于这群作家而言，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熊召政等已经雄踞湖北文坛30年，他们形成的文学风范、创作品性以及在读者心中坚挺的位置犹如一时难以突破的柔性蛛网，对于后来者而言，渴望与焦虑并存。所谓渴望，文学鄂军整体实力与冲击力有利于学界、文坛与读者较多地关注湖北作家群体；所谓焦虑，即为前辈盛名影响之下难以突破学界、文坛与读者心中甚至有些固化的思维定式、品评取向与阅读期待。正是这种影响下的焦虑，使得湖北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出现了一种在对抗中突围、在突围中回归的复杂现象，具体表现为文学精神上的现实主义与文学技法上的现代主义相结合。继续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这无疑是为了向前辈作家的文学传统致敬，而大量吸纳现代主义文学技法，则是为了通过“开放的现实主义”姿态超越前辈作家的文学传统樊篱。毫无疑问，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精神，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方法。但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而言，湖北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则较为开放，其所谓现实，既包括人们生存、生活的现实自然与社会环境，也包括已经过去的历史文化图景与价值观念，还包括人们的内心世界与心灵时空，即心理现实。但湖北作家的现实主义依然强调文学内容的真实性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究其创作而言，依然强调对写作对象的客观摹写与真实反映。对于他们而言，真实的现实是一种合乎秩序与规范的生活世界，真实的历史是一种合乎历史理性与演进规律的记忆世界，真实的心理是一种合乎人性与人道的心理世界。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熊召政等无论写作内容如何置换与剪裁，其精神根源仍然是现实主义之一脉。尤其是在国内文坛先锋文学、现代与后现代喧嚣归于静寂平淡，而现实主义重新获得绝对性优势后，“慢半拍”的湖北文学重新获得了文坛的重视与读者的垂青。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湖北中青年作家大都坚持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进行无缝衔接，由此成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信徒与践行者。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现实主义是一个既赋魅又祛魅的概念或范畴。学人们一方面竭力将其打入历史的冷宫，视其为社会思潮、文艺思潮史上的过客，仅止存在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另一方面又极力抖落现实主义身上的尘土，要么宣誓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尊严，要么给现实主义加上若干修饰语，将其无边化、开放化。事实上，湖北文学一直绵亘着楚骚传统，一方面追求瑰奇、浪漫、开放与想象，另一方面又直面现实、悲悯众生与书写苦难。在我们看来，要廓清现实主义的内涵，有这样几个基本考量要素：一是书写内容的真实性；二是人物塑造的典型性；三是审美原则的客观性；四是写作立场的批判性。所谓的真实性，并非仅仅指向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所谓的“客观再现”，而且是指作家面对现实的存在性，是人与社会、自然与内心的冲突与悲剧性存在，是一种生活于其中的在场感。而所谓典型性，区别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三突出”原则，是指塑造的人物具有可以容纳相当意义上的人物类型的一种普遍性形象与类型。正如晓苏所言：“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典型，不是对生活的摹写和复制，而是通过作家主体的加工与概括，包含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因此这种表征现实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是作家眼中的社会现实与作家心中的审美理想、社会理想有机融合的产物。”晓苏：《论典型人物及其塑造》，《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客观性意味着作者写作的世界与作者生活的世界具有统一性，并不因为写作技术的变更、变异而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全部内心深处。”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正是基于现实主义之真实不单局限于社会现实，历史真实与心理真实同样是现实主义真实的基本范畴，所以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也应是强调文学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同一，此即为加洛蒂认定卡夫卡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原因。批判性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品性，也是真正现实主义作家的精神品质，它意味着作家的写作立场以及对现实的反映，必须体现出作家直面社会现实矛盾的勇气与力量。瑞典文学院给马尔克斯的颁奖辞中这样说道：“在拉美，激烈的政治斗争使知识界始终处于一种白热化的气氛之中，和其他重要作家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坚定地活在贫苦大众和弱者一边，反对压迫和剥削。”建钢、宋喜、全一伟编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683页。虽然是公认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但马尔克斯的文学勇气与批判精神却值得我们的湖北作家效仿。不难发现，湖北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大都可以纳入“开放现实主义”的文学集合中。作为湖北中青年小说家群体代表性作家的晓苏，他的小说创作主要有两个系列：乡村系列（即油菜坡系列）和大学校园系列。前者书写作者未忘情的旧时故乡“油菜坡”，后者讲述作者长期生活的大学校园故事。晓苏的小说追求“有意思”的美学，但大都是通过客观性的现实书写来呈现。他以人性的立场审视乡村农民群体，审视蜷缩在都市的知识分子群体，“真实客观、具体生动的场景和细节中蕴含了某种带普遍性带规律性的东西”，“注重对生活中隐藏的情绪和人生中那种挥之不去的痛感的捕捉，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抚摸在他的小说中从来都是举重若轻，水到渠成的”吴义勤：《“油菜坡”与“大学城”——漫谈晓苏近期的短篇小说》，中国作家网，2005年9月22日。。而作家曹军庆则认为：“对真实的苛求，对真相的苦苦追寻，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曹军庆：《奶奶的故事和文学的可能》，《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他一直坚持以“现实主义作家”进行自我定位。他的写作无论是日常性弱化的故事还是非常态的故事，始终贴着现实行走，其“现实关怀背后对社会狭缝的深层烛照”，写出了现实的“不测与吊诡”，也写出了“人心的幽暗与阴毒”吴佳燕：《以先锋精神烛照现实狭缝——评曹军庆的县城叙事》，《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0期。。而一度以知识分子写作著称的刘继明，与其他先锋作家一样，中途实现了艺术转向，他认为：“真正杰出的作家，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描述和发现，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也是让文学参与到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必要途径。”刘继明：《我的“创作转向”及其他》，《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由此他“以一种跟过去截然相反的陌生姿态开始他的底层写作，他从一个知识精英的书写者转向描摹下岗工人、进城民工、普通农民，从诗意、神秘的格调转向质朴、简单的叙事”阳燕：《中国问题·精神境遇·人文情怀——论刘继明的“新左翼”小说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而远在广东的湖北籍作家王十月，他的小说不是写故事，就是写生活，写漂泊与打工的经历，注定了他的小说“对底层有着天然的同情与悲悯，也有着来自底层内部的批判与反思”王十月、高方方：《为都市隐匿者作证——对话王十月》，《百家评论》2013年第3期。。李修文是湖北70后作家中最有先锋气质的作家之一。他有意淡化小说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时代拉开距离，但其感情基础的来源还是强大的现代生活，主要书写对象也是“虚弱”“弱势”的人与人的内心。至于从新疆来到武汉的张好好，她用写作来修正生命的轨迹，笔下充满了对故乡、故土、故人的怀念与记忆。当然“通过书写布尔津家园的衰变与沦陷，也曲折地传递了她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李遇春：《地方性叙事中的“光谱”诗学——评张好好的长篇新作〈布尔津光谱〉》，《中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苏瓷瓷虽然如今已客居异乡，但她是在“虚无的深渊中浸淫得最深的作家，她将亲身经历的与虚无的搏击，投射到小说当中，探触我们时代精神最深处的暗疾；而她的自传性散文，则讲述了与虚无暂时和好，重新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黄江苏：《与虚无和好——苏瓷瓷论》，《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2期。。普玄的小说也一直致力于“入木三分地揭露了难以理喻的变态人生：人性在阴暗、怪异的炼狱之火中变形，人心在粗鄙、疯狂的泥淖中挣扎”樊星：《普玄的意义》，《文艺报》2005年12月1日。。而女作家姚鄂梅的“文学理想是将小说的真实性、思想性和文学融于一炉，构成一个独立而丰盈的文学世界”马季、姚鄂梅：《在疼痛的理想中不停地奔跑——姚鄂梅小说创作访谈录》，《朔方》2009年第6期。，她通过书写理想的坚守与沦陷折射一代人的精神和心理困局。作为湖北文坛的80后实力派作家，宋小词笔下的人物一直“以呢喃的方式呐喊”，正如作者以其“对时代情绪的捕获，对世道人心的勘探”，“书写他们，写他们的艰辛，写他们的疼痛，写他们的泪水，写他们的汗水，写他们的渴望，写他们的屈辱，写他们的精明，写他们的骨头，写他们的压抑，写他们的愤怒，写他们的沧桑，也写他们的精神，写他们的被伤害，也写他们的伤害人”宋小词：《在城市的寒冬里蛰伏——〈直立行走〉创作谈》，《当代》2016年第6期。。而另一位80后女作家喻之之的小说“创作初衷在于解剖作为教师的人在社会现实中的挣扎、沉沦或异化”李遇春：《超越时尚的“80后”写作——评喻之之的小说创作》，《创作与评论》2013年4月号下半月版。，她还由校园延展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深入到中国乡村底层的苦难叙事。作为诗人小说家或小说家诗人，张执浩一直以一种平行姿态进行写作，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生活，他那“缘于生活、生命的书写，把生活与抒情结合起来，用爱来抚慰生活，超越生活，又丰富了生活的内在，达到了艺术与生命的完美统一”梁桂莲、刘川鄂：《饱含着真实生命体验的睿智之思——张执浩诗歌艺术论》，《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作为新世纪中国新乡土诗人的代表，田禾的“乡土诗写出了乡土之美、乡土之痛和乡土之思。乡土之美表现了田禾的乡愁和寻根意识，乡土之痛揭示了乡土的疾患和悲剧，体现了田禾的底层关怀，乡土之思则是田禾新乡土诗深刻理性之含蕴。三者之间逐层推进，构成田禾乡土诗的内在逻辑，是田禾乡土诗最为闪光的东西”夏元明：《田禾新乡土诗鉴赏·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后起的湖北先锋诗人，来自洪湖的哨兵超越了地域写作的局限，不断建筑着自己的诗歌理想国。他矢志要消除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紧张、矛盾与焦虑，他将笔触渗入自己行走了多年的洪湖世界，既立足当下现实，又续接了楚文化传统。而最近几年蜚声文坛的底层诗人余秀华，她的写作是身体写作与性别写作的合一，“不仅仅是对苦难的直面书写，同时还蕴含一种面对苦难的态度，凄凉而又悲壮，偶尔还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豁达和坦然，这正是余秀华此类诗歌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余秀华笔下的乡村，不再是大多数文人梦想的乌托邦式的乡村，而是血淋淋、沉甸甸的乡村。她以生动丰富的细节、真切的体验和隐忍的笔触，将这一切苦难以诗性的文字记载下来，不能不让人唏嘘”刘云峰、李俊国：《余秀华诗歌谱系与疼痛美学——以〈诗经〉、海子、“梨花体”为参照》，《北方论丛》2015年第4期。。总之，这群作家和诗人都自觉地远离了狭隘的现实叙事，而重返现实主义之艺术正轨，他们坚守对现实发声，与世界抗争，与内心博弈，以此抗衡历史虚无与颓废主义。强调文学精神与审美原则上的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这批湖北中青年作家们固守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现实主义内涵的扩大来看，就很能说明这群作家创作的新异与变动。这种突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既是文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作家自身修成正果的需要。相对于他们的前辈——50后作家而言，湖北中青年作家们几乎都有比较完整的正规大学教育经历，深受西方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影响，自觉地向欧美作家寻找创作突破之路径。尤其是他们身上较之前辈作家少了很多历史痕迹与包袱，因此比较容易接受国内作家创作新变，并引以为傲。但是，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审美原则与创作方法的根深蒂固，湖北中青年作家并未像其他区域同龄作家那样与现实主义断裂，于是就产生了文学精神上的现实主义与文学技法上的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融合。当然，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派或先锋写作，只是汲取了现代派或先锋文学的某些价值观念、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他们的创作力图与主流文学拉开距离，传达对于现实与历史的异质性认知以及迥异于传统的价值立场，呈现出另类的美学追求。比如晓苏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油菜坡系列与大学校园系列具有典型的写实性，直陈当下乡村农人与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伦理困境，以民间叙事视角试图揭示人类共同而普遍的人性之困。但这并不能否定晓苏小说中现代和后现代的写作手段，诸如象征、隐喻、反讽、夸张、变形、荒诞、错位、寓言、黑色幽默的运用，他用有意思的形式达到有意义的目的。曹军庆习惯将自己的小说称为现实主义小说，但其叙述技法远非现实主义可以囊括，血脉偾张的是探索、求变、反叛、陌生化的先锋精神，擅长制造“魔幻”色彩的故事，布置叙事迷宫。刘继明曾是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先锋性的作家，因其深受先锋文学影响，尤为注重小说的叙事形式。从刘继明小说的艺术方式中可以寻摸到卡夫卡、博尔赫斯、艾伦·坡、海德格尔、本杰明、罗伯·格里耶的影子。即便如此，转向之前的他仍然被认为“与先锋派貌合神离”，“小说的本质却是与先锋派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至于是对立的”，是“以先锋之名而行古典主义之实”李洁非：《迷羊之图——刘继明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张执浩既写诗，又写小说，还写散文，三种文体的互文性缠绕本身就具有先锋性。一个带有自我投射性的人物——马太，性格不够分明，精神足够萎靡，缺乏应对城市生活的资本，与城市形同路人，他显然被作者符号化、隐喻化了，在都市文明的巨大辐射中成为张执浩诘问城市文明的介质，指向存在本体的极端体验，其中不乏卡夫卡、卡尔维诺等大作家的影子。李修文的《地下工作者》《洗了睡吧》《小东门的春天》几乎就是先锋小说的翻版，它们分别有残雪的阴郁怪异的噩梦、余华的冷酷暴力以及马原和格非的“循环”“空缺”等非逻辑性叙述。李修文愿意将戏仿用到极致，尤善于将古今中外一切相干不相干的材料、可能不可能的元素拼贴杂糅在一个个戏仿文本之中，为小说制造出一种游戏性的、狂欢化的喜剧情景，其飞扬的想象能力和狂放的反叛特性使李修文在创作初始就与湖北文学的大环境拉开了距离阳燕：《论湖北的“类先锋”作家及其创作》，《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普玄的写作具有后现代倾向，他小说中的“世俗”和“日常”具有荒诞色彩和解构意味，形式语言上常常就写出一种反叛、绝望、荒谬和变态。哨兵的“洪湖”地方志书写，将生活与现实的真实植入诗歌以期实现悖谬荒诞效果；怀疑的破坏与和解的建设相携而行；史书上的红色与诗人心理中灰色相互映衬。苏瓷瓷以“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的隐喻来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从《第九夜》《李丽妮，快跑》到《蝴蝶圆舞曲》《杀死柏拉图》，直指人们精神深处的暗疾，用“恶与死”“虚无与爱”演绎现代人的精神图景；将真实与荒诞糅合为一体，表现生存的疼痛和荒谬。但是，一般而言，湖北作家不把“新”推到极致，不以异端的方式引领时尚，而是将“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间的天平平衡化，在现实主义的大纛下尽可能地拓展文学的功能与表现力，尽可能借用现代和后现代的创作叙述策略。正如晓苏所言：“那么，如何才能使小说耐读呢？我觉得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给小说注入现代性因素。”晓苏：《寻找小说的可读性》，《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或许是基于湖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大辐射力，致使中青年作家始终无法彻底先锋下去，其实，文学的新颖毕竟是有限的，形式的探索也有一个限度或者缓冲带，走向极端与偏执的先锋文学很容易陷入极端的个人经验与怪异诡谲的时空陷阱，以及让读者望而却步的阅读懵懂。或许，以现实主义为精神内核，以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为写作策略不失为一种折中的写作。除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品格，湖北中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还在整体上致力于文学的地域性书写，这其中既包括作家的乡村书写，也将作家的城市写作吸纳了进来。周作人曾言：“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上当然更是如此。”周作人：《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由于作家各自文学地域的存在，人与物、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在就有了可以联系汇融的纽带，借此增加了作家之个性与特性的辨识度与区分度。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往往都能与某一城市、某一乡镇、某一村落相联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其中都蕴藉着写作者的记忆与良知。湖北作家中，方方、池莉、刘醒龙、陈应松等也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学区域，人物与风物、故事与情绪，都洋溢着地域性特质。而湖北中青年作家们，不能说是刻意地追随湖北文学前辈，而是追随世界性的地域性写作潮流。他们这种文学写作的地域性营构，一是导源于地域文化对作家文化秉性、精神品质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会带给作家原初的生活与生命体验，这一般都是作家创作首先攫取的资源和素材；二是因为湖北文学有着鲜明的地域化传统，尤其是几位50后的大作家，他们几乎都担当着各自地域的代言人角色，烙上了湖北特定地域的文化印痕。事实上，中外众多大师级作家的创作大都以营构一方固定的文学天地而著称，马尔克斯如是，福克纳如是，鲁迅如是，沈从文如是，莫言如是，贾平凹如是……以一个小地方映照大世界，用一个小地方写出具有超越性的普遍性，他们成功的实践无疑会给后来者带来信心与力量。鲁迅先生说得好，“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样，越是地域性的就越是普遍性的。优秀的地域性写作，其自身的丰富、深邃与特殊，与文学的本质要素之深广、阔大、深邃具有同质性。这就是湖北中青年作家热衷地域性创作之深层根源。00再以晓苏为例，他的笔下主要有两个系列——油菜坡系列和大学校园系列：油菜坡是作者生长的地方，是乡村写作；大学校园是作者工作之所在，它既是虚拟的，也是属实的，属于都市写作。在作者看来，无论是乡村写作抑或都市写作，探赜生活背后的含混与暧昧，挖掘人性之普遍性，两类题材具有同质性。曹军庆早期的小说也是集中写他出生的村庄——烟灯村，在他看来，此为系列乡土写作而非构建文学地理版图。直至跳离了安陆烟灯村，他才更加坚定了据此书写世界的野心，生命创造力得以发展，创作思路豁然开朗。长篇小说《魔气》又聚焦烟灯村，先锋转向写实，烟灯村成为一个折射的符号，一个镜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刘继明为自己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城市——佴城，认为其为虚拟之城，浓缩着中国城市的万象。不过，有心的读者还是在其中看到了作者出生地石首市的痕迹，故乡已然隐入血脉。田禾写农村生活记忆，写土地经验，虽未特别名之，读者皆能感应，“喊故乡”成为田禾最为亲切、最为真挚的情感意象。剑男的写作指向是回归故乡——咸宁、鄂州、黄石交界之地——幕阜山，像福克纳曾经建立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一样，要写一个“幕阜山系列”。哨兵也是一位地域文学意识特别突出的诗人，洪湖不是虚拟之所，是真切存在于传统文化与现实中的客观实在，是哨兵全部诗歌意象的起始与归宿，他因此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地方志写作，构建了属于哨兵自己的洪湖地域美学。自新疆来汉工作的张好好，用她特有的温情、爱意，略显愁郁地缓慢回味她的布尔津，曲折地传递了她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布尔津与张好好纯然合二为一，血肉相连。主张写诗“四海为家”的余秀华，其写作始终无法远离爱恨情仇发生地横店。宋小词的根在鄂西南，长篇小说《声声慢》写的是自己的家族史，是鄂西南的风情与风俗，她甚至认为即使书写城市生活，人物始终扎根于鄂西南这隅文学地理空间中。热衷地域性书写不是视域狭窄的表现，而正是因为“文学的地域属性就是其本根属性。根的意蕴一旦在文学的时空里展开，它就会成为一种符号和喻指，是生命在此展开和合拢的证明和叙事，而这种本根属性的深浅与长短，又成了都市文学（乡土文学也作如是观，笔者加）安身立命的基点和撑持，真相与常态就是这样展现开来的。在这种基质里，永恒性与深厚才有可能得以被揭示、被还原”梁凤莲：《都市文学的地域属性》，《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6期。。谈了地域性写作，我们再来看湖北中青年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曾有论者分析过中国文学个人化写作的出场背景：一是突破前辈文学大家的“影响的焦虑”；二是读者阅读期待的导引；三是后现代错乱芜杂的世相导致作家创作个人化；四是消费市场的个人化影响着文学生产者穆乃堂：《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研究》，《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若从代际划分来看，湖北的60后作家，如晓苏、刘继明、田禾、张执浩、曹军庆、普玄等，童年时期经过政治风波，好在那时心智尚未成熟，人格尚未完善，没有前辈作家那番痛彻心骨。而真正接受大学教育与完善心理结构的时候已是新时期到来，社会处于转型之时。倘若不将时代精神固定化，从大的角度来看，60后至80后作家都可以被纳入“社会转型时期”这一范畴。“‘社会转型’的过程，是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从社会结构到社会规范，从社会体制到社会观念都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雷洁琼：《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序》，《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国人再次沐浴着“欧风美雨”。但是代际作为一种存在于人类社会世代关系中的社会现象，代际差别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人在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行为取向等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甚至冲突，社会的快速变化将使代际冲突加剧洪治纲：《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社会转型也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或断裂或赓续，60后作家和70后作家相较于80后作家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他们更真切地看到与体验到了社会转型前后断裂的猎猎声波。而对于80后作家而言，他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从“政治文化中国”走向“知识经济中国”，物质性、欲望化、世俗性已经消解了转型前的政治权威性与知识精英意识。所以，相比于前辈作家而言，他们或许不必苛求“铁肩担道义”，或者说更加遵从内心，遵从自我的意志，走向个人化写作。从写作传统上而言，这就大大摆脱了政治、历史、文化等各种宏大因素对文学的介入，而对以前的普遍主义写作或意识形态写作进行定向反拨。从写作方式上而言，作为无名时代背景中自觉的个人立场的选择，个人化写作既以边缘姿态，指涉个人的经验领域，加深对个体的内在生命体验的表现深度，又在继承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之时，决不放弃对现实的关怀与思考，并诱导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写作形态上而言，个人化写作注重以技艺性和差异性为基本特征，它不再简单空洞地喊喊自由、民主等口号，而是注重依据个人意识对世界进行独特的理解与表达，以期建构一种与宏大叙事美学理念相反相成的日常生活叙事或小叙事穆乃堂：《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研究》，《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个人化写作并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虽然同样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但并不特意凸显写作者的私人空间、个人隐秘与私密生活；虽然也强调自我的本真与真实，但更多的是从写作主体的自主意识出发，拒绝或者绝弃对个人空间或者公共空间的刻意对立。实际上，湖北中青年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已经很难用类型化叙事来囊括，但这并非表明他们创作没有风格，或者说技术上不够成熟，相反，他们的风格就是自由地吟唱、自由地书写，甚至不会人为设置庙堂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对峙。在写作技术上，他们各自吸纳自己所爱的技法，“怎么写”不是为“写什么”服务，“怎么写”与“写什么”同等重要，形式即内容；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远离叙事的过度道德化与伦理化，深入日常与世俗，发掘人性的幽暗与复杂，表达自我内心与世界的相遇、碰撞、交锋。晓苏小说的黑色幽默与“套中套”的结构形态，其目的首先是好看好读，借此再去满足意义追寻。曹军庆对小说的理解也是“好故事、好讲述、好语言、有意思”，也就是说，小说的载体、形态是第一位的追求。作为“具有思想能力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刘继明，其思想资源多来自西方，其写作更加注重个人性的感受与欲望，而非公共性，也就是他的写作意图铺张的基础仍然是个人立场。田禾的乡村书写，虽然也有一个乡愁抒发的套路于其中，但其写作并不拘泥于对农村生活记忆的追慕，而是发现内心的复杂与分裂。张执浩写诗，始终注意的是发出个人的声音，甚至为此无惧被淹没的危险。深入探赜自我情感领地，进行反复的厮杀与较量，探究个人存在的限度。此外，姚鄂梅深入到人性深处，希冀通过她的个人努力“为当代中国人寻求诗意栖居方式”。王十月作为“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不仅写苦难，写生活，还力求发现人心，发现人之善与恶，人之美与丑，人之亮与暗，旨在个体化体验与社会批判的结合。李修文也关注历史，但相较于熊召政之“以史鉴今”的正统历史叙事和感世忧国的使命感而言，李修文对于历史可谓大不敬，他肆意挥动艺术这把手术刀，对历史做各种拼贴、戏仿等手术。张好好的写作是基于个人记忆，她的写作是精神性写作，而非故事性，是以张扬人类高贵精神为旨归。余秀华的诗歌将身体叙事糅合进个人生活实践，诗歌即为生活，因为“真正的诗歌永远是语言内部而不是其外部运动的产物”\[希\]奥德修斯·埃利蒂斯：《理所当然》，刘瑞洪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张执浩、田禾、哨兵、剑男、余秀华、苏瓷瓷等，已经构成了湖北诗歌的中坚力量，与前辈相比，他们向诗歌本体挺进，主动间离宏大抒情，放弃大我的空洞呼告，更纯粹地指向个人，包括个人的语言惯性、个人的情感隐秘、个人的精神幽地等。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阐述不难看出，湖北中青年作家群体已然用自己执着的艺术追求与创作实绩，证明了他们是新世纪湖北文学的生力军。他们或许与前辈作家相比有些声名寂寞，但大都是以坚实步伐行走的艺术个体，随着他们的文学作品在国内频频亮相、获奖并被学界高度关注，他们必将成为推动湖北从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迈进的主要力量。这本书之所以题名为《湖北中青年实力派作家群体研究》，我们的出发点主要是想对湖北文学60后、70后、80后的三代作家做一个粗线条的总体梳理与客观展示。实际上，这项工作确实有些吃力不讨好，原因首先是湖北中青年作家人数众多，但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挑选16位作为代表，通过他们显示新世纪湖北文学的整体实力。二是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体裁众多，即使是以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来划分，湖北中青年作家也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但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小说与诗歌更能代表湖北中青年作家的整体创作成就与高度，故而我们所选的作家实以小说家与诗人为主。即使是小说家和诗人，我们的选择也是不无偏颇，部分中青年作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出现在这本书中，比如小说家刘诗伟，诗人余笑忠、阿毛等就有遗珠之憾，只能等以后再弥补了。本书的体例安排，我们基于这样的考量：一是作家“出场”顺序按照出生年月的先后为序。二是每位作家的研究由“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经典访谈录”及“代表性评论”几个部分组成。它们相互佐证，相互补充，是得窥作家及其作品精髓的钥匙。这本书是应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胡亚敏教授之约而编选的，收入她主编的“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之中。这里要特别感谢胡亚敏教授的盛情与信任！这本书的编选由李遇春和汤天勇（汤天勇为李遇春名下的访问学者）共同完成。由于能力所限及编选时间比较仓促，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还盼有缘诸君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李遇春汤天勇2017年8月于武汉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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