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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波伏瓦以其非凡的经历和大量的学术及文学著作成为20世纪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她是存在主义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她的作品及思想对既定制度提出了挑战，深刻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特别是许多女性的观念。
波伏瓦的成长环境和独特的个人经历对她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种人格魅力又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之中，形成了得以征服无数读者的独特风格。波伏瓦从一位“闺中淑女”而决心走反叛传统、追求自由之路，并且与萨特订立“爱情契约”，这样的决定对她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作者从侧面用“双性气质”来概括她的性格特点，指出这才是她很接近于自我的真相。但是，由于这个真相被众多研究者、传记作者，甚至波伏瓦本人刻意隐藏，因此这种本应代表平衡与和谐的人格，在波伏瓦身上却以种种矛盾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通过对传记、文学评论、哲学和历史的考察，作者重新审视了萨特与波伏瓦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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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波伏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萨特，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本书介绍了波伏瓦和萨特在生活中充满激情、勇敢、幽默和智慧并且前卫的相处方式，同时也对波伏瓦和萨特两人共同的哲学观点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幕后解读。作者爱德华·富尔布鲁克和凯特·富尔布鲁克通过对二人的生活、作品进行深度剖析，让读者真实地了解他们在哲学和文学方面所做的贡献，带领读者走进这对传奇佳人的故事。
名人推荐：
其他传记作者往往专注于波伏瓦和萨特之间被广泛认同的关系，只有爱德华和凯特挑战了标准化的哲学关系，认为他们共同的哲学源自波伏瓦而非萨特……
——玛格丽特·西蒙斯，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
在对萨特和波伏瓦哲学的概述中，两位富尔布鲁克重申了他们在早期作品中的观点：萨特剽窃了波伏瓦的思想，波伏瓦在小说《女宾》中戳穿了这一切。通过对传记、文学评论、哲学和历史的考察，作者重新审视了萨特与波伏瓦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李·安妮·帕尔默，《图书馆杂志》
媒体推荐：
其他传记作者往往专注于波伏瓦和萨特之间被广泛认同的关系，只有爱德华和凯特挑战了标准化的哲学关系，认为他们共同的哲学源自波伏瓦而非萨特……
一一玛格丽特·西蒙斯，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
在对萨特和波伏瓦哲学的概述中，两位富尔布鲁克重申了他们在早期作品中的观点：萨特剽窃了波伏瓦的思想，波伏瓦在小说《女宾》中戳穿了这一切。通过对传记、文学评论、哲学和历史的考察，作者重新审视了萨特与波伏瓦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一李·安妮·帕尔默，《图书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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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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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富尔布鲁克，在2003年去世之前，一直在英国西英格兰大学担任英语教授，与她的丈夫爱德华·富尔布鲁克，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员合作创作了本书以及《西蒙·波伏瓦于与让保罗·萨特：改写二十世纪的一个神话》和《西蒙·波伏瓦：批判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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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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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者序／001
前言／001
第一部分?萨特与波伏瓦
第一章?期末考试／003
第二章?求爱与约定／023
第三章?狂欢／035
第四章?未来的作家／048
第五章?继续狂欢／063
第六章?传世之作／076
第七章?“失踪”的信件／098
第二部分?波伏瓦还是萨特？
第八章?一篇“离奇”的论文／125
第九章?两种开始，一种哲学／154
第十章?谁的伦理学？／164
第十一章?波伏瓦的缺席／175
第十二章?知识市场上的波伏瓦／195
第三部分?波伏瓦与波伏瓦
第十三章?性别与方法／213
第十四章?性别与伦理／225
第十五章?《第二性》／246
第十六章?《第二性》与性别陷阱／270
致谢／279
索引／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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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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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作为译者之一，我本人对萨特和波伏瓦的兴趣起始于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时常路过的花神咖啡馆，起始于对萨特、波伏瓦那种学术伙伴的理想情侣关系和他们因此成就的大量学术成果的艳羡。这大概是大多数学者梦寐以求的事业、爱情兼顾的理想关系。我对这两位学者的兴趣还特别集中在波伏瓦身上，特别是在西方文学批评课上讲“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之时。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展示的纵横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广度、对女性问题矢志不移的坚持和岩浆般热烈的学术热情与才华，是同为女性学者的自己无限仰慕的对象。但是，她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贡献，特别是她以小说的形式先于萨特对存在主义哲学所做出的贡献，是自己在翻译本书之前知之甚少，有些甚至是全然不知的。正如本书的两位作者所指出的，由于之前的种种原因，“人们渐渐习惯了用两种方式看待他们关系的性质：一个与哲学有关，一个与性有关”。他们“把波伏瓦描绘成萨特哲学思想的助产士，而不是独立的思想家，”认为“她的哲学著作只不过是男伴（指萨特，译者注）思想的回音罢了。”而两位作者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是：“萨特也常常和波伏瓦一样，充当着对方哲学思想助产士的角色”。
根据他们之前的一些学者对萨特、波伏瓦两人关系的质疑，本书的两位作者埋头在“山一样”的故纸堆中几十年，在资料中潜心钩沉，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小心求证，最后以传记和学术著作相结合的方式还原了萨特、波伏瓦两人学术关系的历史真相，为一直被人不公正地忽略的存在主义原创哲学家波伏瓦正了名，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两位身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与小说家，重新思考“性与哲学”这两个在这两位哲学家身上发生了奇妙关系的概念。作为译者，我们很荣幸借这次翻译本书的机会重新了解了，并向中国学界和读者介绍萨特与波伏瓦的这段极具传奇色彩的学术史，希望它能给波伏瓦与萨特的研究者，乃至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新视角和新思路。这正是吸引两位译者克服了存在主义理论艰深晦涩的重重困难，最终顺利完成了这本译著的重要原因。
两位译者中的一位是略懂法语的资深英文教授、译者，另一位是法国现代文学专业出身、英文接近专业水平、有着丰富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经验的青年学者。两人的学术背景都是文学研究（英美文学、文学理论和法国文学），也都有在法国或工作、或学习的经历。这些条件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先期保障；而译后的反复审核、校对是译稿质量的后期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在书中对《存在与虚无》《女宾》《名士风流》《第二性》等书的引用，采用了这些著作和作品的一些现成译本。
虽然译者竭尽所能地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风貌，但由于水平所限，一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陆薇
2017年10月15日北京
前 言
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是20世纪最为杰出、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位学者，同时也是最为另类、最多丑闻缠身的两位学者。两人的写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现代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除了在思想上的建树，波伏瓦和萨特的私生活一样被人们津津乐道。从1929年开始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两人都是彼此“不可或缺”的伴侣，但并不是对方唯独的爱人。他们这种不为人齿的恋爱关系人尽皆知，引来的巨大争议也伴随了他们一生。直到离世前，他们都是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伴侣中的一对，因其热烈、亲密、极富幽默和智慧的情感闻名于世。
萨特
萨特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出版过3本心理学著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直到1938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和短篇小说集《亲密》的问世，迅速赢得了人们对他的认可，一举成名。这些作品体现了他早期存在主义理论中关于异化和责任的主题。1943年，他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并凭借这本600页的学术论文奠定了他作为20世纪最重要、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的声誉。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很多现代存在主义理论发展的来源。随后，他发表了他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系列小说《自由之路》（《缓期执行》《不惑之年》《痛心疾首》）和一系列成功的剧本，其中包括《苍蝇》《禁闭》和《魔鬼与上帝》，通过这些作品，萨特把这些存在主义的理论在读者中进一步推广开来。60年代，他又发表了两篇重要的哲学长文：《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问题》。萨特也写过不少文学批评，比如《什么是文学？》和论波德莱尔、论让·热奈等人的著作。1964年，他写的关于童年的自传《词语》成为畅销全球的热门书。同年，恪守自己不接受任何官方荣誉的信条，他谢绝了诺贝尔文学奖。1980年萨特去世，超过5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送行的人们挤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
波伏瓦
波伏瓦是20世纪最出名、最具代表性的女性知识分子。她是哲学家、小说家、散文家、传记作家、自传作家、剧作家、记者、编辑和杰出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她和萨特一样，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曾经在学校当了十多年教师。1943年，当波伏瓦带着小说《女宾》初次进入出版界的时候，时年35岁。这部小说很快为她赢得了赞誉和遍布全球的读者。1944年，她的文章《庀吕斯与西奈阿斯》向法国民众介绍了存在主义的理论。渐渐地，先是在法国本土，然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波伏瓦成为一个公众人物。1949年，波伏瓦的作品《第二性》出版，被公认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奠基石，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部700页的学术大部头竟然卖出了超过300万册。1954年，小说《名士风流》为她赢得了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奖。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在读她四卷本自传，这套自传也已经成人们了解萨特波伏瓦传奇故事的一手资料。1986年波伏瓦去世时，5 000人聚集在送葬的路上，护送她到蒙帕纳斯公墓。在那里，她被葬在了萨特的身边。
关于萨特与波伏瓦的两种误读
萨特和波伏瓦的故事流传开来，成为一桩当代秘事。之后，人们渐渐习惯了用两种的方式看待他们关系的性质：一个有关哲学；一个有关性。由于波伏瓦的文字和萨特对这些文字的默许，在谈论波伏瓦的时候，人们通常把萨特看成一个女性的玩弄者，而把波伏瓦看成一个耐心、忠诚的女性受害者。长久以来，这类故事也把波伏瓦描绘成一个萨特哲学思想的助产士，而不是独立的思想家。人们认为她的哲学著作只不过是男伴思想的回音。然而，最近25年中公开的大量文件证明，对于萨特波伏瓦的这两种传统的解读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正如我们要在本书中解释的，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实际上是波伏瓦对于性自由的需求导致了他们性关系的开放。而萨特也常常和波伏瓦一样，扮演着对方哲学思想助产士的角色。
第一个点破这一点的人是《存在与虚无》的英译者，黑泽尔·巴恩斯（Hazel Barns）。她无意中质疑了本书展现的哲学体系全部都是萨特思想的说法。巴恩斯在一本关于波伏瓦、瓦特和阿尔贝特·加缪作品的比较研究著作—《文学的可能性》一书中，把波伏瓦的小说《女宾》当作了哲学文本来看待。实际上，她这样做只不过是把人们惯用于研究萨特小说上的方法用在了研究一位女性作家身上而已。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玛丽·瓦诺克曾经这样解释这种方法背后的逻辑：
存在主义写作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细致、具体的描写，从而引出一些本体论的、形而上的大命题。这就是萨特能用小说、戏剧和哲学文本本身传达哲学学说的原因。
波伏瓦的《女宾》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于1943年同年出版。根据巴恩斯对于波伏瓦的解读，《女宾》对“自欺”和“主体间性”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阐释，并且对“主体间性”的阐释事后看来意义尤为重大。这两种理论正是萨特作品的内容，对“主体间性”理论的阐释占据了《存在与虚无》一书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正如瓦诺克所言，这是“全书内容最丰富、最特别的一部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在巴恩斯写作的年代，说这两位作者在作品中展现出来共同的哲学思想竟然可能源于其中一位女性作家，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巴恩斯仍然大胆地在脚注中写道：
我认为，波伏瓦完全有可能帮助了萨特形成他的哲学思想，甚至可以推测，她的帮助对于萨特是相当重要的。目前，我只想说，无论谁的主意在先，这部小说都是该理论形成的重要文献。
巴恩斯关于两个文本之间紧密关联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也没有学者开始研究她所提出的这种骇人听闻的“可能性”，那个年代所固有的偏见实在无法认同这种看法。因此，在越发为人广泛所知的萨特与波伏瓦的故事中，波伏瓦在学术上对萨特的依附依然是一个重要主题。
10年之后，这个传奇故事的另一个基本主题，即波伏瓦在性关系中依附于萨特的说法也遇到了挑战。这一次，质疑这一点的是萨特本人。到了晚年，萨特不再介意他与波伏瓦两人建立的神话。在1971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萨特提到他并不是波伏瓦的初恋情人。他提到了另一个当时还健在的男人才是波伏瓦的首任性伙伴。在联系上该位男士时，他本人也证实了萨特的说法。 令人震惊的倒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它撼动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多卷本二人故事的可信性所带来的震惊。波伏瓦的处女身份是两人神圣关系故事大多数版本中至关重要的内容，特别是两人的初次见面以及在卢浮宫的阴影中立下海誓山盟的浪漫关系。假如上述故事纯属杜撰，那么其他的故事自然也就是杜撰之物了。这对两人之间关系的真相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里边到底隐藏了什么？事实绝对不是波伏瓦初次与萨特发生性关系时已经不是处女之身这么简单。萨特对这件事看似不经意的透露带出了一些疑点，一些关于两人关系的疑点，关于建构这种关系时所依赖的条件的疑点。
然而，西方文化还没有成熟到去质疑人们所热爱的神话传说的程度。于是，就像巴恩斯在她所作的两人作品比较阅读中所发现的，萨特本人对事实的透露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末，传统意义上一直流传的关于萨特、波伏瓦的爱情与学术关系才渐渐被披露。直到那时，学者们才逐渐意识到以下一连串事件的意义：
1.波伏瓦在去世之前不久接受了一些访谈；
2.波伏瓦小说处女作开篇几章原稿的发表；
3.萨特身后出版的他给波伏瓦的一些信件；
4.人们找到了波伏瓦身后出版的她写给萨特的一些信件；
5.萨特身后出版的他关于战争的日记；
6.波伏瓦身后出版的她关于战争的日记；
7.西方人逐渐形成的一种意识，即女性和男性一样，也可以产生重要思想；
8.人们发现了波伏瓦学生时代的日记。
从这些小山一样的文件中，萨特、波伏瓦故事的真相逐渐浮出了地表。这个真相比那些被人们无数次津津乐道的故事版本更为引人入胜。在上述无数的新证据面前和人们变得更为开放的性观念的基础上，本书试图向读者展现作者这项长达15年的研究成果。
我们的研究
在我已故的夫人凯特和我本人开始对萨特、波伏瓦的研究之初，三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它们全都关乎人们所深信不疑的两人生活的故事。其一，这两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有关波伏瓦性格的说法经历了一个极端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完全颠倒了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其二，波伏瓦给出的他们之间关系的种种说法前后很不一致。这些说法中有些支持传统的传说，另外一些又与其相互矛盾。对于学者们来说，除了玛格丽特·西蒙斯和琳达·辛格这两位著名的学者之外，大部分人的态度是接受前者，忽略后者。但走出神话的符咒之后，我们却发现自己无法分辨波伏瓦的哪部分故事是事实，哪部分是杜撰。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波伏瓦有时会觉得她在与萨特的关系上有不讲真话的必要？我们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只和萨特有关，或者说我们一直以来都身处被蒙蔽的状态里，认为这个问题只和萨特有关。在1940年2月17日到1942年10月之间（这是萨特向出版社递交《存在与时间》书稿的时间），传记作家们认为萨特著作的可观数量是不可信的。在这两年八个月中，萨特取得的成就有以下诸项：
1.他阅读并认真分析了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
2.他从无到有创建了极富原创性的、里程碑式的哲学体系；
3.他独立完成了长达700页关于他的哲学思想的阐释；
4.他撰写了一个剧本，并承担了制作和演员的工作；
5.他完成并出版了又一个剧本；
6.他完成了一部半小说的创作；
7.这段时间中他有一半的时间每天坚持写长信、记日记；
8.他完成了几篇文章；
9.他在部队中服役4个月；
10.他作为战俘入狱9个月；
11.他从德国战俘监狱逃了出来；
12.他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学校教书；
13.他引诱了多位年轻姑娘；
14.他组织了一次抵抗运动；
15.他整个夏天都在法国骑自行车周游。
纸上的萨特看起来是一个知识分子版的阿诺德·施瓦辛格，是男性幻想的典范。
上述的这些都被大家认为是萨特的成就，它们中的大部分也有案可查，但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是没有记录的。即便如此，几个月之后我们才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机会来证实自己的疑惑。于是，我们决定不让这个线索溜走，去做深入的调查。一段时间中我们手上有一本哲学家彼得·考斯题为《萨特》的书，这是一套他自称为“对让—保罗·萨特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系统阅读” 系列丛书中的一本，非常珍贵。书的封面上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页手稿。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它看成萨特的手稿。但有一天，该书封底的一行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上面写着：“封面上是萨特的一页未出版的手稿，但这是波伏瓦的字迹。”这证明不了什么。但是作为一份文化艺术品，书的封面展示给我们的是，哲学领域中常常存在一种性别角色伦理。若将这种伦理运用到萨特与波伏瓦共同的生活之中，它很可能揭示出一种完全虚假的叙述。带着这种警惕性原则，我们开始了这项认真研究萨特和波伏瓦的工作。
关于本书
由于萨特与波伏瓦两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浪漫的，也是智性的，所以脱离了哪一种关系也无法清楚地了解另一种关系。这对传记作者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他/她不仅要对萨特与波伏瓦的普通生活，包括个人和学术中存在的细节极为熟悉，还要对他们各自的思想以及作为伙伴的思想了如指掌，而后者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所在。
关于波伏瓦与萨特已经出版了很多杰出的著作，但在同时探索他们两人关系的以上两个主要方面上本书还是第一本。第一部分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他们在最初的12年中共度的时光。这部分详细考察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形成、在接下去的岁月里他们多次分分合合的性爱关系以及两个人在对方重要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第二部分结合了文本分析和传记的细节，承认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考察了波伏瓦的伦理学，她对性别的定义以及她的《第二性》一书。
文摘
精彩文摘
? 对波伏瓦来讲，当她告别青少年时期那些想象中的朋友，开始真正接触到其他同龄人的时候，这种经历—一个女人离开自己熟悉的区域，开始一种尚未准备好的独立生活，并需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塑造生活—才变得越发有趣。因为在这些朋友眼中，她才是自己身体和灵魂的主宰者，他们因此而喜爱、珍视她。并且，他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她父母的意见—他们与此根本毫无关联。在1925年到1929年期间，波伏瓦受到的教育主要由（但不仅限于）规范的课程、考试和独立的文学试验组成。在接近20岁的时候，尽管学业成绩优异，波伏瓦却发自内心地感到孤独和迷茫：“我……正在慢慢脱离我原本所属的阶层：我要去哪里呢？”当时，正如这个阶层中所有年轻男性憧憬的那般，萨特的生活正令人满意地顺利前行，而18岁的波伏瓦却感到，在坚定地抛弃了自己过去的同时，却完全无法想象未来的生活。她“被放逐了”。对前途的迷茫常常令她几近绝望。尽管她似乎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波伏瓦和当时很多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一样—无论男女，都正处于找寻自己所属的群体的过程当中。这种找寻对一个女人来讲是一种尤为动荡的过程，波伏瓦几乎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某些行为背后的需求。在寻求不同于过往的生活方式时，她性格里的莽撞基因常常会让她忘了要小心谨慎，以致总会做出一些冒险的事情来。受这种既莽撞又绝望的情绪影响，她和妹妹—在某种意义上，妹妹比她更早开始叛逆的生活—开始在咖啡馆和酒吧玩起了两性游戏，她们随意搭讪男人，然后每当事情开始变得认真起来时，就立刻落跑。波伏瓦还养成了饮酒的嗜好，而且会以去美丽城教课为借口，跑去喝酒。这样不断地逃跑实际上是一种冒险，而这样的冒险对于转变她较为保守的两性观很有帮助。
? 波伏瓦一边在她另类的生活中嬉戏，一边为超现实主义和俄罗斯芭蕾舞倾倒，一边又着迷于叛逆的波希米亚主义。与此同时，她发现她在索邦大学的同学们—她在1928年开始在索邦大学学习—也很值得深入了解。1928年伦理学和心理学考试的通过名单尤为令人印象深刻。跟波伏瓦一样，西蒙妮·威尔也是当时同辈中最引人注目的哲学学者之一，她在这次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波伏瓦是第二名。紧随其后的是后来成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他也是波伏瓦和萨特共同的好朋友。波伏瓦错过了与薇依成为朋友的机会。当时，薇依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改革理念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心，很显然，她认为波伏瓦就是个愚蠢的资产阶级小姐（多年以后，波伏瓦也很乐于承认这点）。波伏瓦记录了她们仅有的一次对话，是有关本体论和革命的优缺点的。薇依以“一看就知道，你根本没挨过饿”的论断结束了谈话，波伏瓦则十分气愤。
?1929年的春天，波伏瓦和萨特的朋友—已婚的马厄的关系正发展得如火如荼，而萨特也对波伏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马厄很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朋友可能成为他的情敌，于是每当他和萨特在一起的时候，都尽量避免叫上波伏瓦，以便不让他们熟识。然而，在5月初的时候，正当波伏瓦的祖父刚刚去世的时候，萨特在索邦大学的走廊里看到了波伏瓦。那天，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好像西蒙娜·若利韦。这个场景让他有所触动，并第一次对波伏瓦有所表示：他送给她一张素描，画了一个被美人鱼包围的男人。他在画上签下了名字，并标注为“沐浴在单子中的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是波伏瓦论文的研究对象，而单子是这位17世纪哲学家眼中世界上最小的元素。第二天，马厄忘记了戒备心，把画拿给波伏瓦看了。这个举动既赞美了她的思想，又契合了她对奇特事物的喜好，似乎令她有所动心。然而，在之后的一个月中，萨特依然没有能够与她见面。尽管如此，萨特已经下定决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横下一条心，决心一定要认识波伏瓦”。他从马厄那里获知波伏瓦会去上什么课，然后就可以轻易地接近她，就像接近其他那些他想认识的女同学一样。在对待波伏瓦的问题上，他更为抑制自己的感情，就像他之前迷恋西蒙娜·若利韦的时候那样。要想理解萨特这种特殊的做法，我们可能需要先想象一下波伏瓦对萨特意味着什么。
?作为哲学学科中、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备考者，波伏瓦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和萨特是一样的。并且，萨特没有一次性通过考试，但他认为波伏瓦很可能一次成功，因此，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像波伏瓦那样，被他们这一代学者看作佼佼者。尽管他安慰自己说，之所以考试失败是因为聪明过了头，然而事实就摆在面前，21岁的波伏瓦就快要拿到最高的学术认证了，比他快了将近3年。这还不是全部。萨特在男性自尊心这方面十分传统，并且在他的自我认知中，除了雷蒙德·阿隆之外，自己在同辈的学者中是最优秀的。无疑，波伏瓦的出现对这种情况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波伏瓦还在同糟糕的学校和总是反对自己的家长做斗争的时候，萨特从出生起就享受着他的家庭、财富、人脉以及男性身份带来的所有教育资源和情感上的鼓励，而他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连续几个月中，马厄总是跟萨特谈到这只令人赞叹的“海狸”，所以萨特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两人教育背景上的天壤之别。他可能也很想知道，如果波伏瓦能够跟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从小受到优秀的教育，她到底能够到达怎样的一种高度。
?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咖啡馆和街道上，萨特和波伏瓦每天早上都见面，开始了他们持续了51年的对话。他们迅速发现，两个人在处事态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他们有着相似的梦想，这些并不实际的理想让他们必须对自己非常笃定。在内心深处，他们都想要成为作家—对萨特来说，他是要成为伟大的作家。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在成年以后或者是青少年时期，他们根据对自己才华和能力的判断而形成的，而是从孩童时期的奇思妙想开始的。当然，在他们这个学生圈子里，有着文学梦的人不在少数，但人们通常在毕业之后，必须进入“成人世界”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放弃了。然而，对于萨特和波伏瓦来说，尤其是对于萨特，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他们根本做不到放弃对于文学的信念，这无异于一次精神世界的崩塌。而对波伏瓦来说，哪怕她没有成为哲学家的憧憬，也不认为自己注定要在文学世界中千古流芳，她的理想还是比萨特的更复杂，整体上也更狂妄。她逐渐形成了要以一种我们今天称作“开放女性”的生活方式的信念，而她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过得快乐。从坐在祖父膝盖上的童年起，萨特能数出无数以他想要的方式成功了的男性，而在波伏瓦的字典里，没有一个女性成功做到了她想做的事。在过去，女性要反抗传统价值观的代价是极高的，而波伏瓦并不打算付出这样的代价。她既要自由，也要快乐，而她跟萨特的关系是建立在两者兼得的希望上的。
?于萨特而言，把波伏瓦“保护起来”意味着重温他与母亲之间那些珍贵的记忆。在波伏瓦的自传中，她写到，在他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日子里，萨特如何带着她在河岸的书摊上寻找他童年最喜爱的漫画书，带着她去看牛仔电影，跟她讲述自己成为伟大作家的理想，还给她列举自己开始环球旅行后将要经历的奇遇（就像他有一次把拉鲁斯字典里A到Z的地方都在脑子里游览了一遍）—他会一边与君士坦丁堡的码头工人、皮条客和诱拐妇女的人称兄道弟，和印度的贱民、阿托斯圣山的僧人、纽芬兰的渔民愉快交谈，一边为自己未来的大作积累素材。为了让波伏瓦对自己的雄心壮志更有信心，萨特十分鼓励她追求自己的梦想。她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还鼓励她多讲一讲自己的事情，就像波伏瓦说的，“总是在她自己的框架内看待她，以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处事态度为基础理解她”，并且告诉她“她应当努力保留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对个人自由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她的好奇心和成为作家的决心。”但就像他对自己喜欢的女性的一贯策略一样，萨特也告诉她要尊重、不要侵犯他个人的自由，因为无论如何，他都需要有足够的自由来完成他成为优秀的作家和伟大的人的理想。
?那一年，中、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的三人评委十分纠结，究竟要把第一名的荣誉给波伏瓦还是萨特，尽管三个人一致认同，在这两个人当中，波伏瓦是“真正的哲学家”。其中一个评委支持波伏瓦，但另外两个虽然最开始偏好这位女性，但是最终还是认为，由于萨特是“师范生”，也就是说，是个男生，他应当得到第一名。
?波伏瓦的自传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如果阅读时仅作表面理解，并刻意忽略包括萨特的求婚、波伏瓦和他朋友的情人关系等关于两人的性格和背景的大量事实的话，那么这个带有明显性别偏见的故事看上去确实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把每个时间段发生的事件梳理一遍，就会马上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直到1929年7月14日的国庆纪念活动过去后几天，马厄才离开巴黎。波伏瓦则是8月初离开巴黎的。这给了萨特和波伏瓦最多两个礼拜相处的时间，而萨特在这期间求了婚，这完全是出乎波伏瓦意料的。夏天结束的时候，萨特出现在利穆赞，而波伏瓦之前还去于泽尔克找马厄待了3天。波伏瓦现在成了萨特的恋人，他马上就提出了结婚。 她警告他不要犯傻，但他几天以来一直在强调结婚的事情。最后她不得不提醒他，他的行为和之前在巴黎说的话完全相反，而几天以后，萨特按照波伏瓦的要求离开了。他们再次在巴黎相见是在10月中旬，而萨特在11月初就为了服兵役再次离开了。他们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只剩下两周左右。
?这种传统说法之所以看上去合理，是因为人们心中固有的性别观念以及对波伏瓦回忆录的理解。但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式理解她的自传，哪怕没有其他的理解方式，也很难相信这个版本就是事情的真相，因为我们知道的远不止于此。更合理的解释是，萨特陷入他提到的那种惆怅里，然后开始接受现实：波伏瓦不会嫁给他，而且他们之间那个著名的约定基本上就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当然，萨特本质上也不是单偶性的，但波伏瓦本人也不是，她父亲也不是。可能正因为如此，她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重蹈她母亲婚姻的覆辙。另外，描述她和萨特是如何达成了统一的理解的时候，波伏瓦说她“摆脱了（她的）过去，现在是一个自主、自足的人了”，而且她还获得了“永久的自主权，再有没有什么能剥夺（她的）权利了”。相对的，萨特只是“或多或少不再像青少年那样不负责任了”。另外，萨特生活中还曾经有过两段“陪伴”的关系—分别来自他母亲和尼赞—他曾经分别和这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但波伏瓦的生活中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她从没有和扎扎或雅克住在一起。关于家庭，她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而现在她已经有了这个房间。
?从1937年出版商拒绝出版她的短篇小说集《当精神先行的时候》的这件事里，她在悲伤的同时也得到了重要的教训。伽利玛出版了萨特的《恶心》，却以违背社会规则的理由拒绝了她并不尖锐的作品。这样的社会有着明确的规则：与女性相关或是女作家写出的什么样的作品才有可能被出版。伽利玛还告诉她，她的小说集最有“颠覆性”的一点就是，它反映了“女人们在想什么”。因此，在1937年之后，波伏瓦很清楚地知道了，与萨特相比，她所面对的法国出版界在出版标准上要严苛得多，而要成为一位作家，她最大的机会就是让她的作品符合，或者至少看起来符合以伽利玛为代表的主流人群强加在她的性别之上的要求。哪怕是在今天，正如希尔维亚·劳森提到的，人们对女性都有更严苛的要求，希望她们谈论的是符合她们身份的话题。尽管当下的女权运动成果颇丰，但是人们对女性的兴趣和喜好还是有着狭隘的认知和期待，而那些挑战了出版界的女性学者“依然是恼人的麻烦人物”，因为她们的想法不在“适合一个女权主义者讨论的问题清单”里。半个世纪前，波伏瓦面临的处境则还要艰难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波伏瓦期盼出版一部哲学作品是不合理的。其实，只要她伪装成其他人，就完全可以写一整部书讨论女性对哲学的想法。萨特已经以小说的形式书写了并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哲学作品，她也可以，只要她不求人们注意到她的哲学思想。
?在过去的25年里，踏入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的研究领域而不涉及某种新海德格尔主义始终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通常文学研究和新海德格尔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融合到了一起）。德里达、拉康、福柯、伽达默尔、利奥塔、伊利格瑞，海德格尔这一派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一直都是象征权力的名字，他们象征着一个人知识的深度和前沿性。没有海德格尔的根基，无论是对结构主义还是利奥塔版本的后现代主义都是无法想象的。对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攻击（有时就是简单的嘲笑）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变成了惯例，甚至变成了正统，这个现象也来自海德格尔这个知识脉络（经海德格尔与新海德格尔主义者过滤了的尼采思想的重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们坚信，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他的纳粹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这派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遗憾这么简单，但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市场对海德格尔的主题与存在的热情，对他在笛卡儿的哲学脉络中寻找出路的热情。正如理查德·罗蒂所指出的，“在新海德格尔主义者看来，这是对他用‘语言’对‘上帝’、‘头脑’所做出的最新的替代—它们是我们用描述‘桌子’‘树木’或‘原子’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这些主要思想构成了海德格尔的意图，这意图就是在非神学的欧洲想象中将不可言喻之事重新描述成一种可敬的类别（无论用海德格尔的词“思”来表述，还是用其他什么词来表述，它都带来了一种向后形而上学立场奇怪的转移，就像是被全然未知的世界召唤了一样），而这也是波伏瓦作为哲学家在知识市场上一直没有立足之地的原因。
?洛克摩尔简明扼要地归纳总结了人们未将波伏瓦看作是严肃哲学家的各种原因。他很聪明，走的是布迪厄的法国知识社会学的路子。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哲学传统中的大师级思想家的位置出现了空缺，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快就填补了这个空缺。在某些方面来说，萨特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没被超越过，人们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知识界生活的一大特征，这代表了国际上对这个独特的法国现象的回应。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到一个持续性的现象：柏格森在现代主义时期在英语国家的地位似乎和萨特也非常相似。德里达、拉康、福柯近些年的地位也大致如此。法国知识界的生活是这样运转的：要想树立一些新的大师级思想家，人们首先需要扳倒一些老的思想家。萨特在他影响力发挥到极端之后的淡出和柏格森在20世纪初的命运大体相似（最近对柏格森的兴趣有小幅度回升，这样看来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在法国之外，人们逐渐远离萨特和海德格尔的现象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海德格尔的这条哲学发展线索最终将自我看作主权，没给伦理学、“善”的问题留下任何讨论的余地。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他的思想在英语国家还有广泛的影响，这是另一个话题。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政治右翼为什么会对海德格尔主义如此情有独钟；但政治左派为何也钟情于他的思想却是一个更加令人不解的话题，这里我们能够给出的粗略的解释有这样几条：他们把新潮与先锋混为一谈，又把先锋与进步当作同义语。还有就是将海德格尔对压迫的描述当作对它的批判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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