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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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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绕开的社会学理论经典入门之作。现代社会理论三大经典源头尽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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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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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是吉登斯早期著作，为他赢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这本诠释性和比较性的论著种，作者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主要思想及其代表著作进行了简洁而又全面的分析，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三位建立了现代社会学基本框架的思想巨匠。在前三篇中，吉登斯分别对三位大师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以此揭示他们在社会理论贡献之间的内在连贯性；在结论篇中，吉登斯讨论了将马克思与另两位大师作比较的主体思路，并厘清了以往在这一主题上的一些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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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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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立者之一，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及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很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被誉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他把有关"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推到了全球学术研究的前沿，他和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叶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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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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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序言
导论
书名缩略表
第一篇马克思
第一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国家与“真正的民主”
革命实践
异化与国民经济学理论
早期共产主义观
第二章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的主旨
前阶级体制
古代世界
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
第三章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
阶级支配
阶级结构与市场关系
意识形态与意识
第四章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矛盾”
“贫困化”论题
积聚与集中
资本主义的超越
第二篇涂尔干
第五章涂尔干的早期著作
社会学与“道德生活科学”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的关注点
有机团结的发展
个人主义与失范
第六章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
自杀问题
“外在性”与“制约性”
解释性通则的逻辑
常态与病态
第七章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职业群体”
与社会主义的冲突
国家的作用
民主与职业群体
第八章宗教与道德准则
神圣之物的性质
祭典与仪式
知识的范畴
理性主义、伦理与“个人崇拜”
第三篇马克斯·韦伯
第九章马克斯·韦伯： 新教与资本主义
早期的著作
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
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
第十章韦伯的方法论著作
主观性与客观性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理想类型的建构模式
第十一章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解释社会学
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的定位
合法性、支配和权威
市场关系的影响： 阶级与身份集团
第十二章理性化、“世界宗教”与西方资本主义
宗教与巫术
印度和中国的神义论
世俗理性主义的蔓延
第四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理论
第十三章马克思的影响
德国的社会与政治： 马克思的立场
韦伯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关系
19世纪的法国：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涂尔干对马克思的评价
第十四章宗教、意识形态与社会
马克思与韦伯： 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问题
世俗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与涂尔干： 宗教与现代个人主义
第十五章社会分化与分工
异化、失范与“自然状态”
社会分工的未来
官僚制问题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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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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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
——马克思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相信，社会学家们都普遍认为当代社会理论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正。而要做这种修正，就必须对现代社会学主要参考框架的建构者们的著作重新加以思考。在这一方面，有三个人位于所有其他人之上：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双重的： 首先，对三位作者的社会学理念进行简洁而又全面的分析；其次，检视马克思的观点与其他两位作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我这里并不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做任何整体性的评估，然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所引起的各种断言与反驳已经深深地纠缠在了一起，我希望本书能为厘清它们而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当然，我已无可避免地涉及了大量为人们所熟知的见解。最近已出现了有关三位作者的著作的基本阐述，我相信本书的分析将迥异于圈内已有的著作。
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有本书所讨论的三位作者的著作，才代表了社会学中所体现的有意义的社会思想脉络。相反，在从1820年至1920年的百年之间，社会思想的最突出特征在于各种理论百花齐放，它们都发端于这一时期。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那些人物，如托克维尔、孔德、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与现代社会学中的问题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在本书所详细讨论的主题中，把这些作者也包括进来似乎才更合乎逻辑。但我决定放弃这样一种做法，一方面是出于篇幅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在当今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作者(如果从马克思著作具有更深刻的知识内容的角度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而且，现代社会理论中的最主要流派，都可以追溯到本书所集中讨论的三位作者身上，尽管其间出现了无数的修正和推演。显然，马克思的著作是当代各种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源头，涂尔干的著作则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灵感来源，而某些现代版本的现象学则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更有甚者，在某些更加专门的社会学领域，如社会分层研究、宗教等领域，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正如涂尔干本人在为阿姆兰(他的同事和朋友)一本有关康德的著作作序时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人如果想要描绘与他不同时代的人的思想，都必然会遭遇某种困境。如果他保留了原作者在其作品中所使用的术语，那么，他就要冒行文老套的危险，从而与现代毫无关联；而如果他有意识地使自己的术语现代化的话，那么，他又面临着他的分析有不忠实于原作者思想的危险。在谈到上述三位作者的社会思想与当代的关联时，这种困境的确道尽了本书的难处，不过，在分析他们的著作时，这种困境倒也不是无法解决的。凡是遇到这种困境的地方，我都选择保留原来的术语。在分析三位作者的著作时，本书所遇到的真正困难在于，那些原来在法文或德文中具有独特文化意义的术语，在翻译成英文时很难处理，比如Geist或représentation collective便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对应词，但它们却表达了本书所涉及的关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发展的差异。我一方面尽可能注意原文字里行间所表达的特定含义，同时在引文的过程中时时修正现有的英译文，以便应对这种难题。
本书并不是一本批判性的著作，而是一本诠释性和比较性的论著。在行文过程中我尽可能使用现在时，目的在于强调这些作者与当代的关联。我并不试图去指认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中的缺陷或含混之处，而是尝试去展现三位作者中可以辨认得出的内在连贯性。同时，我也尽可能避免去做那些艰苦的学术性工作，去追寻存在于三位作者著作中的各种思想根源。但由于三位作者都是以辩论的方式从事写作的，所以我也无可避免地要引征到其他作者的思想或其他思想传统。同时，我还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三位作者的社会、历史“根源”，因为这对于充分诠释他们的著作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当然，三个人的性格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戏剧性的对比，而且还无疑与他们所建构的社会理论密切相关。这点我忽略不谈，因为我的分析目标并不是要去详细分析他们写作的“缘起”，我的目标在于厘清三位著者之间存在的复杂的知识联系。
在结论篇里，我并未试图将涂尔干与韦伯进行直接对比，而是以马克思的著作为参照点来与两者进行对比。由于马克思早期著作出版上的延误，我们不太容易廓清他与其他两个人的著作之间存在的一致(convergence)与分歧。在时隔写作时间几乎一个世纪以后，那些对于评估马克思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才得以首次出版，因此，直到涂尔干(1917年)和韦伯(1920年)去世约十年以后相当晚近的时期，人们才能根据这些早期作品来评估马克思著作的思想内容。在分析马克思著作的过程中，我尽可能摆脱有关“青年”马克思著作和“成熟”马克思著作这种二分法，这种分法毒害了二战以来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只要仔细检视马克思1857—1858年间所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作为《资本论》(Capital)的最初基础——我们无疑可以发现，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过其早期作品中的主要观点。但在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实际分析的过程中，那些即使承认这一点的学者也仍然侧重于马克思著作的一部分，而排斥了其他部分。但我尝试进行更加平衡和整合的分析，同时保留了《资本论》在马克思毕生著作中的基础性地位。
除马克思以外，很少有像涂尔干那样持续遭到误解的社会思想家。在涂尔干的有生之年，大多数批评家认为，他的理论性著作体现着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形而上学概念——“群体心理”(group mind)。最近一些同情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这种误解，但取而代之的是对涂尔干功能主义的强调。在本书中，我把涂尔干作为一位历史思想家拯救出来。涂尔干始终强调历史维度在社会学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而我则相信，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将会形成与一般的涂尔干思想评价完全不同的评价。涂尔干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秩序的问题”(the problem of order)，而是特定社会发展观念下的“秩序的变化性质”(the changing nature of order)的问题。
在本书的分析材料中，韦伯的著作或许是最复杂的，它们无法在一般的层次上轻易得到处理。我想，一些二手的分析之所以未能把握韦伯著作中的基本一致性，也正是由这一事实所致。用一个显然矛盾性的说法来讲，韦伯著作的差异性正好表明了贯通其所有作品的认识论原理。他彻底的新康德主义立场将其不同领域的著作整合进了一个连贯的框架。在社会学理论的某些重要方面，正是韦伯所持的这一立场，使他与涂尔干和马克思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我已经在结论篇里对其中的一些分歧进行了分析。
最后，还有一点也许应该提一下，我认为，社会学家必须对社会理论赖以形成的背景时刻保持清醒。但是，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相对主义的立场，按照这一立场，一个概念只有在形塑它的情境中才是“有效”的。马克思著作的遭遇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我已经指出过，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而随后西欧先进国家的经验则有助于形成一种与马克思原来观点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形式的实践理论都存在其圣保罗，在某种限度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接受这样一种陈腐的观点，即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推翻”了马克思的理论。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念而言，它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我并不认为这些分歧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得到解决，即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来表明科学理论是“已证实的”还是“无效的”。但是，它们又不像哲学理论那样，完全无视经验事实的检验。虽然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之间的界线难以划清，但这种界线仍然是存在的。我敢肯定，如果社会学家仅仅将他们学科的范围局限在易于用经验事实进行验证的那些领域，那一定是错误的。这是一条前方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之路，使社会学与真实的生命和生活疏离化(lebensfremd)，使它与那些社会学视角原本最能有所贡献的课题变得毫不相关。
文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马克思主义和学院派社会学都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再思考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过程是由于相同的社会条件所激发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结构上有明显“趋同”（convergence）的现象。在涂尔干和韦伯撰写其主要著作的时候，还不存在有自称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或声称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其主要精神动力的社会。然而，在法国和德国，都发生了自称具有革命性质的大规模工人运动，而发生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也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却发生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中的一个。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接受了村社（mir）共产主义组织可能把俄国直接引向社会主义的观点，但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西欧资本主义的号角。相反，这导致了一些经济发展与俄国同等或更加更落后的国家的革命性变化。
如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也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而是其自身内部不断变化累积所导致的结果。今天，诸如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日益增强的干预、白领阶层的壮大、更为无形而多元的精英人物部分取代了旧有的上层资产阶级，这些内部完善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但是，正像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样，俄国和追随它而历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国家也都发生了改变。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所期望的秩序——即阶级统治将被一种理性的秩序所取代，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就如同它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一样难以实现。事实上，这些国家已采取了一种在认识论上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来合法化它们对工业化的认同，其中，“赶上”(overtaking)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成为首要目标。
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完全没有解决过去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所引发的问题。霍布森-列宁(Hobson-Lenin)的“帝国主义”理论被用来支持这样一种假设：这些发展趋势不能根据这些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重大的内在调整来加以解释，而是源于这些社会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剥削关系。任何对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进行理论上再评价的可能性都已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排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了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教条。这种状况的讽刺性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学”逐渐被人们理解成为一种十分狭隘的描述性学科。然而，西方社会学家们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总的说来，那些试图阐明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变化的著作，也都只是对涂尔干和韦伯所属的那一代社会思想家的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的外推而已。然而，最重要的关注点却被放在对建构一种非历史的“通论”（general theory）的尝试上，同时也就有意回避了对社会变化和发展问题的关注 。直到最近，就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研究一样，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一直把他们的兴趣集中放在非工业化国家上。
于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领域而言，西方技术和文化对非工业化国家的影响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以这种途径进行研究的框架通常显露出这样一种隐含的假设：“发达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已知的，问题只是“第三世界”如何在未来某个时间成功地实现这种模式。社会学中几乎普遍使用“工业社会”或更晚近的“后工业社会”术语来表示名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用法表明了在上述观点基础上所作的假设。但是，近期出现了各种争论，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趋同”的问题 ，以及消灭以传统方式构想的阶级关系的问题， 这些争论显示，人们对“发达”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兴趣复苏了。
从很重要的层面来说，这表明了一种对本书所述三位作者在各自著作中所提出的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问题的回归。如果这一点将要影响到社会理论的重新定位的话，那么，这三位作者的著作仍然形成了主要的出发点。也许人们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总体来说“已不再适合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后资产阶级工业社会……” 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的一些主要观点在今天已不再重要了，也不意味着我们在重述马克思曾准确“预言”过的当代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或者他的某些预言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为人熟知的主题。应当认为，对现代社会学而言，马克思的分析提出了必须仍然被看作是有疑问的问题，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也都如此。重新关注社会学奠基者所关注的问题乃是当代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并不等于要完全走回头路。相反，在重新思考这些为他们当初所关注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望能最终从对他们所建构的观点的严重依赖中将自己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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