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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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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并不在三农本身，而在三农之外。研究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论三农，而要跳出三农看三农。《从三农之外求索三农问题解决之道》试图从工农业关系重塑、统筹城乡发展、农村人力资本反哺、产城融合发展、承接产业转移、农业税终结、宏观经济调控、涉农体制改革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三农之外的各种战略选择、政策供给和制度安排影响三农问题的机制与路径，在此基础上寻求三农问题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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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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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才，安徽怀宁人，1992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安徽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区域经济，著有《区际产业转移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农业经济问题》《改革》《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海经济研究》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5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安徽省社科规划以及十余项横向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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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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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第一章 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与成因
第一节 三农问题的现实表现
第二节 三农问题的成因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整体框架
第二章 工农业关系重塑与传统农业现代化
第一节 工农业不平衡增长与和谐性发展
第二节 工农业关系重塑的基本路径及其比较
第三节 工农业关系重塑路径的现实选择
第三章 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第一节 统筹城乡发展的三个层面
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的空间定位
第三节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村庄规划
第四章 农村人力资本反哺与新型农民培育
第一节 教育和健康投资与新型农民培育
第二节 教育和卫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优先选项
第三节 反哺农村教育、卫生的政策取向
第四节 克服农村教育的离农倾向
第五章 产城融合发展与农民工市民化
第一节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何在
第二节 基于农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模型改造
第三节 产城融合促农民工市民化
第六章 承接产业转移与三农问题化解
第一节 中西部地区受三农问题拖累
第二节 中西部地区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路径：承接产业转移
第三节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取向
第七章 农业税终结与三农问题
第一节 农业税终结后三农问题复杂化的内生原因
第二节 后农税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外生障碍
第三节 后农税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
第八章 宏观调控与三农问题
第一节 宏观调控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第二节 宏观调控背景下的三农政策创新
第三节 抓住宏观调控机遇，力促三农问题缓解
第九章 涉农体制改革与三农问题
第一节 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
第二节 市管县体制的悖论与出路
第十章 三农问题研究展望
第一节 三农问题研究应有新的理论生长点
第二节 三农问题研究不应将农业问题边缘化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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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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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机关参与农村改革政策调研时，就坚持认为，中国农村政策最基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到90年代政策界在全球化导向下转而把农业问题作为主要关注领域之后，我则一再强调中国的三农问题，而且在排序上坚持把农民权益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最后是农业安全问题，并认为三农问题之所以不同于微观产业经济领域讨论的农业问题，是因为作为原住民大陆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与殖民地大陆的美洲和大洋洲存在着质的差别，各自的主要发展经验在根本上没有互相复制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和理论并没有对错与好坏之分。据此看，对于影响巨大的政策研究而言，任何简单化地套用或教条化地照搬，都势必造成巨大损失。这些思考，在我近年来所发表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其实，真理往往是简单的，不会迷失在故弄玄虚之中。
不过，我在坚持非主流意见的同时，预感到不能再以这种角度开展农村政策研究，遂去高校完成了在职研究生的学习，同时争取多做些国家级课题和国际合作的科研项目，以便及时转向学术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农村改革发生的内在机理，进而把握和预见中国未来的农村发展趋势，我用了三年时间梳理20世纪中国经济史，并做了中国宏观经济与三农发展的相关研究。据此可知，从中国农村改革至今约40年的长期经验看，其不仅在本源上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宏观经济危机直接相关，而且三农领域每一次的重大政策变化，也都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
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以及三农学界对农村改革贡献极其巨大。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遭遇外资中辍导致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之际，中央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把服务于工业化的农村体制从一大二公的乡级人民公社退回到村级生产队核算，同时允许农户搞三自一包。安徽省干部、群众在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支持下，在全省推广责任田，通过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了生存问题。由于1963年宏观经济初步恢复之后国家仍然要通过集体化从三农提取积累，留利于民的责任田制度在三年自然灾害后被取消。但这一探索本身表明了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从不缺乏改革精神。
长期从三农获取剩余用于城市工业化发展的汲取政策，使得农村改革启动前期，没有得到政策机会发展社队工业的安徽农民远比那些有工业基础的沿海省份和城市郊区农民生活困苦得多；此时的安徽，不仅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而且农村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都在显著恶化。1975年，完全没有工副业生产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人均口粮才75公斤，全年人均收入20元，一年有10个月的时间吃返销粮，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因此，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和肥西县小井庄的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并逐步突破了传统城市资本偏向的旧体制的束缚。小岗村农民在承包合同中指出：如果上级追查，队干部坐牢，全村各户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这种贫困农村基层的自发探索，不仅解决了村里人的吃饭问题，也被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用作国家经济政策上财政甩包袱的注脚。这种应对危机的调整政策被中央做了改革的定位后，媒体称安徽农民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安徽广大干部群众又积极探索，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辛秋水教授立足于田野试验，在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领域做出重大探索。何开荫教授和张德元教授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以刘兴杰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勇于实践，积极推动农村税费改革，国家最终推出了废除农业税的政策。这些，无不凸显了安徽之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
自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1998年中国因外需大幅度下降而暴露出生产过剩的问题以来，国内经济波动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此，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之际，大规模扩张国家信用，实施投资于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再平衡战略。在城乡差别再平衡战略上，从2006年贯彻新农村建设战略起，中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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