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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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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基础、现实动因、实践流变、主要模式、运行框架、实践成效与影响因素、蕴含的冲突与挑战、面临的阻力与风险、反思与重塑等主题展开系统性研究；同时，结合合同外包的典型案例考察这一治理工具在中国改革情境下的适用性及其限度，旨在推动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发展的同时为政府实务部门开展合同外包提供理论指导，推动我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朝着规范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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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詹国彬，江西婺源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宁波大学公共管理系，现任职于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特聘润泽学者，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出版专著《公立医院民营化改革：模式、成效与风险》《第三部门经营机制研究》两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政部理论研究项目、农业部软科学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第8批）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重点规划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50余项。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之江青年学者、宁波市领军与拔尖人才、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公共管理）带头人等人才工程。研究成果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二等奖、浙江省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等。王雁红，湖南衡阳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台湾大学政治系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宁波大学公共管理系，现任职于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特聘润泽学者，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管理与政府绩效管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民政部理论研究重点项目、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青年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入选宁波市领军与拔尖人才工程、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公共管理）带头人等人才工程。研究成果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二等奖、宁波大学青年学术创新二等奖等。撰写的政策建议稿获得宁波市常务副市长、宁波市政协主席等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同时被宁波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宁波市民政局、宁波市编办等政府实务部门采用。詹国彬，江西婺源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宁波大学公共管理系，现任职于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特聘润泽学者，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出版专著《公立医院民营化改革：模式、成效与风险》《第三部门经营机制研究》两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政部理论研究项目、农业部软科学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第8批）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重点规划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50余项。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之江青年学者、宁波市领军与拔尖人才、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公共管理）带头人等人才工程。研究成果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二等奖、浙江省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等。
王雁红，湖南衡阳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台湾大学政治系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宁波大学公共管理系，现任职于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特聘润泽学者，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管理与政府绩效管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民政部理论研究重点项目、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青年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入选宁波市领军与拔尖人才工程、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公共管理）带头人等人才工程。研究成果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二等奖、宁波大学青年学术创新二等奖等。撰写的政策建议稿获得宁波市常务副市长、宁波市政协主席等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同时被宁波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宁波市民政局、宁波市编办等政府实务部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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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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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述评
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第二章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动因
第一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现实动因
第三章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践流变：从西方到中国
第一节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践流变
第二节 中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践与进展
第四章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主要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第一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主要模式
第二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行机制
第五章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第一节 宁波江北工业区管委会绿化养护服务外包案例
第二节 深圳西乡街道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案例
第三节 唐山市政府购买农村医疗服务案例
第四节 宁海县政府购买公共交通服务案例
第五节 宁波鄞州区购买天天系列公共文化服务案例
第六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成效的影响因素
第六章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冲突与挑战
第一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内在冲突
第二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现实挑战
第七章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阻力与风险
第一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阻力
第二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风险
第八章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反思与重塑
第一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反思
第二节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重塑之道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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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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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合同外包（Outsourcing）是当代公共服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向，其本质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毋庸置疑，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中运用得最为广泛和成熟的市场化工具，市场化是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也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和政府改革的主流方向之一。市场化改革在发达国家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Market-based Government），带来了政府管理从科层制模式向准市场模式（Quasi-market）的重大转换，此种转换对于全球公共治理变革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市场化工具的引入造就了一种新的公共哲学，其信念旨在检视和考量政府自身和政府在自由健康社会中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适当角色。
从实践看，市场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在西方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格兰，公共服务由私人部门签约承包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签约承包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监狱管理、道路维护、公共税收收缴、垃圾收集、路灯的制造、路灯的保洁和维修等。19世纪早期，法国的铁路和供水设施的建设运营权都是实行竞拍的。信件的投递和邮政服务的外包在澳大利亚可上溯到150多年前。在澳大利亚政府邮政系统建立之前，邮件的递送都是委托给私人部门的，美国早期的邮政服务也大体如此。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70、80年代，组织间交易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日益成为主流，无论是在公共组织还是在纯私人经济中，向外部组织购买行为逐步被组织内部生产所取代，公共服务外包因此呈现出大幅度萎缩之现象。但是，自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在全球性反思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浪潮中，合同外包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工具重新赢得了公共部门改革者的青睐与好评。
英国基层地方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展了小规模的合同出租，1980年保守党政府通过的《地方政府计划和土地法案》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以竞争的方式获得房屋和道路维建的权利。随着撒切尔政治经济改革运动的持续推进，合同外包所涉及的领域开始由垃圾收集、街道保洁、楼宇清扫等领域迅速扩展到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等众多领域之中。在同一时期，美国公共服务外包的现象则更为普遍，根据萨瓦斯的统计，美国至少有200种服务是由承包商向政府提供的：政府使用的大多数有形资产，从铅笔到军火都是通过合同购买的，大多数的社会服务也由私人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提供。根据对596个美国城市的调查，1982～1992年，民营化水平增长了121%，有28%的服务通过合同承包形式实现了民营化。1987年美国人口超过5 000的市镇和人口超过25000人的县99%都实行过合同外包。在德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虽不如英、美国家之激进，但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民的生存照顾以及福利权益，一些适合行政发展的私法手段也先后被引入行政活动中，例如，在社会保障给付领域，开始采取契约以及政府承包合同的形式实现公共服务目标，在违章车辆拖吊、垃圾处理等领域普遍地引入服务外包方式。由此可见，合同外包在当代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独树一帜。
在中国，政府部门惯常于采用政府购买以取代合同外包这种称谓。作为一种现象，政府购买的出现由来已久。我国古代社会的政府实物性财政支出需要主要是通过贡纳和赋税来加以满足的，但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所需的物质是政府在市场上通过采购的方式来满足的。这是我国政府采购的雏形，但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购买作为封建时代政府消费物质的供应方式之一在宋代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在民国时期，我国政府购买行为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现代政府采购的萌芽，政府购买的商品种类日益增多，但仍然以军用品作为采购对象，而非现代意义上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采购制度。
从大陆地区来看，作为现代意义上政府购买被引入公共服务改革领域是20世纪90年来以来的事情。有资料显示，1996年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开始尝试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罗山会馆购买服务，开创了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先河，随后南京、宁波、深圳、天津、北京等地也纷纷根据自身情况开展了形式各异的探索。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购买服务在公共交通、环卫服务、居家养老、医疗卫生、社工服务、公交服务、行业性服务等各领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实践并呈现出持续增长之态势。2001～2004年，我国公共服务的生产和递送中有20%～30%是由间接受政府雇佣的人员完成的，平均约有14的财政报酬支出是支付给政府系统外的人员。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地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并且设定了相应的目标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同时，为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加强对有关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2016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以张高丽总理为组长的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可见，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征途中，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治理工具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必将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作为一种市场化改革的工具，合同外包（政府购买服务）的优缺点可谓同样鲜明，合同外包在公共服务改革实践领域彰显其效率优势的同时，其负面影响始终如影相随。合同外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府对于市场与社会力量的依赖性，这种不断增强的依赖性所引发的治理和问责性问题令人担忧。诚如美国学者凯特尔所指出的那样：合同外包所倡导的竞争处方许诺了诸多美妙的效果，因而显得魅力无穷，但竞争面纱背后的东西，我们只了解一小部分。如果政府不是一个精明买家，不知道买什么，到哪儿去买，如何评价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合同外包就会失败。澳大利亚学者霍奇在《民营化绩效的国际审视》一书中以民营化信念结构与经验知识差异性为框架，系统全面地考察了全球民营化（包括合同外包）利弊得失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图景。审视国外实践，合同外包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并非总能取得成功，合同外包失败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可见，服务外包绝非改善政府绩效的灵丹妙药。根据国际城市郡县管理协会（ICCMA）的数据，尽管有96%的政府至少对一项服务实施合同外包，但是在1992～1997年有88%的政府至少将一项外包的公共服务转向内部生产。从国内实践来看，诸如深圳收回城管服务外包、湖北十堰市叫停公交特许经营、杭州余杭区政府回购乡镇卫生院等均是外包失败的例证。毫无疑问，上述情形为理解和认识合同外包这一治理工具提供了更完整的图景与多维的视角。
由此观之，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改革中不存在一包就灵的神话，合同外包的成功仰仗于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良性合作与互动，只有在精明能干的政府与竞争充分的市场之间建立起一种将具备不同资源、知识、信息、价值和规则的多个主客体进行有效连接，减少对抗性或非合作性的博弈，降低整体的交易成本的超越具体治理主体和关系的复合治理机制，合同外包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为此，对合同外包这一市场化工具必须给予理性和辩证的认识，一味地加以肯定或否定都将失之偏颇，也无助于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实践。
作为一种改革工具，合同外包犹如一只大象，每个人摸到的恐怕仅仅只是它的部分而非全部，每个个体基于特定改革情境下的研究结论势必会带有其个性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个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就此否认盲人摸象对于拼合一张关于全球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问题研究的整体图景的价值与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时下，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可谓此起彼伏、方兴未艾。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的鲜活实践不仅是全球公共服务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基于中国改革实践与问题的研究理应为全球合同外包的知识图谱贡献中国的智慧与元素，以彰显我国学者的责任担任与理论自信。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特此推介《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实践与反思》一书，该著作系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润泽学者詹国彬和王雁红博士的力作，亦系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GL007）的研究成果。该著作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基础、现实动因、实践流变、主要模式、运行框架、冲突与挑战、阻力与风险、反思与重塑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结合典型案例考察了合同外包这一治理工具在中国改革情境下的适用性及其限度。该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合同外包理论的本土化发展，而且对于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该著作体现了理论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相互统一，展现了两位公共管理青年学者扎实的理论功底、良好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力图在全球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知识图谱中谱写中国乐章。尽管未必完善，但他们的这种探索和努力是值得大加称颂和肯定的。
是为序！
2017年11月8日于南京审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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