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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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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葡萄牙耶稣会士来华的前后及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行做了图景式的介绍和分析。书中内容涉及葡萄牙耶稣会士入华的历史背景，本书传主何大化进入中国的经过，何大化在武昌、福州等地传教概况，何大化与当地清官员及其他传教士的来往，以及何大化与闵明我礼仪之争、无罪获胜经过和去世，*后介绍了何大化的主要著作《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远方亚洲》《中国分期史》《天主圣教蒙引要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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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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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新，辽宁人，1975年3月生。2004年获得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5~2016年在富布莱特做访问学者，2017年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明清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天主教史、东亚海域史和科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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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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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1
第一章 东迈／17
第二章 入华／28
第三章 武昌／45
第四章 福州／74
第五章 历狱／135
第六章 著述／164
结 语／235
参考文献／238
后 记／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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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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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和少新相识是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前夕。研究中葡关系和澳门史的共同学术志趣，让我们在暨南园的葡语课堂相遇，由此开始了我们相互学习、交流的友谊之路。后来，我们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获得东方葡萄牙学会资助赴里斯本大学修读葡萄牙语言与文化年度课程。现如今，他已在中西交流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崭露头角。今有新著《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以下简称《何大化在中国》）付梓，邀我写序。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谈谈读过该书稿后的一些感想吧。
本来，在我们的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史研究中，一直有一个高亢的声音：崇尚和强调专题研究与微观考证。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时代开始推崇鸿篇巨制，呼唤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皇皇巨著。在此情况下来看少新教授的这本《何大化在中国》，可谓小人物的小传。然而，学术著作不论大小，质量才是关键。细读这本书稿后，我觉得至少有下列四点值得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客观地说，在中西交流史的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选题是前人没有触碰过的，或者说，要真正找到一个有待填补空白的选题已经很困难了。因此，在前人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大体上已成为学术发展的一种常态。在开展自己的研究时，客观陈述和评析前人的相关研究，早已成为史学研究的规范；我们不能既大量引用前人成果，又宣称自己的论著填补了史学界的空白。就这一点而言，《何大化在中国》一书可谓规范之作。作者肯定了费赖之和荣振华所著两套在华耶稣会士传记资料在提供基本信息方面的贡献，也客观指出了它们太过简略和多有错讹的问题；注意到了葡萄牙学者庞特斯的研究专文，并肯定了它的启发和引领作用。尤其是，作者用较大篇幅详细推介了葡萄牙学者阿劳若的研究成果，指出了他在何大化著作的整理校勘出版方面的贡献，肯定了他在校勘导言和专著章节中对何大化的开创性研究，陈述全面，评价公允。在此基础上确定本书的研究定位：进一步搜集和利用东西方文献，在较为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将何大化一生的经历放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社会历史脉络之中，通过何大化来看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历史，以及耶稣会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教的特点与延续，并试图通过何大化的著作，揭示他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区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定位是客观的，也是符合事实的。读者细读该书会清晰地感受到，作者通过资料的拓宽，呈现了多处精细考释的亮点，使得何大化研究的总体规模显著扩张，较大程度地丰富了对何大化的认知。
一般而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总是首先受到人们的关注，从而投之以较多的精力加以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身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舞台留给他们的戏份也更多些。就明末清初穿梭于东西方的西方传教士而言，沙勿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基于自身条件和历史机遇等因素，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在学术研究中赢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吸引了无数的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状态，虽不无局限，却也无可厚非。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这样的局面必然会改变。以总体史观言之，活跃于东西方的这些传教士，虽然所属修会不同、国籍不同，但在大航海时代的基督教东传和文化交流中，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整体。对这个群体加以整体的研究，考察他们之间的共性、差异乃至冲突，当属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这一视域下，需要研究朝廷与地方、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如此一来，活动于地方、边缘和乡村地区的传教士则也应纳入研究范围。《何大化在中国》一书所研究的正是这样一位传教士。作者以大量详细的考证向我们揭示，何大化在华传教47年，身处明清交替之际的严峻时期，不仅开辟了武昌传教驻地，经营福建教务达30年，而且长期活动于地方，面对基层民众，在发展普通教徒和结交地方官员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史实当属基督教传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新教授在十年前即选定这样的研究课题，并为之不懈努力，充分体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
在中西交流史研究领域，针对来华传教士这个群体，中外学者在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上存在相当广泛的同一性。其中，考察和撰写某位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成为最常见的研究套路。在这方面，由于文化背景、语言条件、关注角度等方面的差异，西方汉学界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向汉学家学习，包括引用他们整理和披露的文献资料。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必然的。然而我觉得，在对来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中，中国学者还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在观察角度上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何大化在中国》一书将这位来华传教士置于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进程之中，一方面结合中国社会巨变的史实阐述他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大量引述和解读他在此大场景中以其所见所闻留下的大批宝贵文献，揭示了这位来华传教士所扮演的独特历史角色：中国改朝换代历史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正是中国学者应该有的独特视角。他所撰写的八份《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远方亚洲》和《中国分期史》等著作，不仅成就了他作为耶稣会历史学家的地位，也包含了大量对中国社会现象和重大事件的记录；它们不仅构成了这一特殊时期基督教传华史的重要史料，而且构成了据以深入解读明清历史巨变不可或缺的另类史料：寓华西人的闻见录。深入研读这批文献必将有助于深化对明末清初中国历史变革进程的认识。
文献学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西交流史的研究领域，西文资料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总体而言，西文文献基础薄弱一直是我国学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早期中葡关系史研究中，那些先后高调登场的发现和创新，终因文献基础脆弱而很快落幕。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把西方学者的成果拿来加上几条中文材料这样的套路，那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西方学者后边，别人写了什么，我们才能写什么。因此，中国学者不仅要做到大面积直接阅读和引用西方文献，还要努力做一些西文资料的搜集研究工作，在文献学上有自己的贡献。《何大化在中国》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据我所知，作者自赴葡萄牙修读葡萄牙语言文化课程起就开始致力于搜集和研读诸如《耶稣会年信》《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档案》《远方亚洲》等文献，其中既利用了阿劳若等人的校勘本，也利用不同版本进行了对比考证。正是在长期研读的基础上，作者认识到了何大化这个平凡人物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确立并完成了这项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从书中大量的原著引用可以看出，这项研究成果的主体史料（或者说核心论据）来自作者对大量原始文献的直接研读，而非借鉴于西方学者的已有成果。当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确地倡导这样的价值取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可喜的是，近年来，一批拥有较好外语条件的年轻学者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不久的将来，中西交流领域的研究水平会有明显提升。
以上所述，只是我对《何大化在中国》一书的一些感想，算不上对整部书稿的评价，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张廷茂
2017年8月3日于广州暨南羊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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