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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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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论证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为此，作者们从浩瀚史海中，精选了4个基础性概念和30个基本概念，构成了群学概念体系，以此作为证明群学存在性的根据，以及其历史绵延性的载体。立足于群学概念体系，才能遵照学术积累规律，使中国社会学具备实现中西会通的必要条件，才能明确中国社会学的基因和特色，才能形成和彰显中国社会学的独特优势，从而论证了荀子群学及其概念体系是实现21世纪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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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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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男，1943年4月出生于山东蓬莱，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社会认识论，现从事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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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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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册
前 言 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1
第一编 总论／23
第一章 中国社会学的源流问题／25
一 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25
二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轴／43
三 中国社会学源流辨／51
四 文化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研究／71
五 追本溯源：群学概念体系的意义／82
六 史海拾贝：群学概念体系的价值／87
第二章 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112
一 群：概念界定与群学奠基／113
二 伦：社会关系及其维系／161
三 仁：社会建构的基础理念／177
四 中庸：天下之正道／200
第二编 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合群与能群／213
第三章 修身／215
一 身：心体合一／217
二 己：主客辩证统一的自我观／235
三 性：个人修养与社会教化／249
四 气：贯通形神、群己、天人的概念
2／62
五 心态：社会心理的形塑和践行／274
六 社与会：概念及其演变／291
七 天：社会的秩序与法则／303
八 自然：修身的最高境界／327
下 册
第四章 齐家／345
一 家：社会的基础构成／347
二 宗族：传统社会治理的重心／359
三 孝：社会整合的基点／372
四 礼：社会的典章制度／385
五 义：社会的基本规范／409
六 信：社会交往的原则／427
七 利：社会行动的动力／438
第三编 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善群与乐群
第五章 治国／461
一 国与民：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462
二 国土：国家的空间建构与治理／472
三 士：国家治理中的精英阶层／490
四 王道与霸道：国家的治理方式／508
五 贤与能：治国人才的选拔标准／529
六 科举：治国人才的选拔制度／538
七 公与私：国家与个人的边界区隔／549
八 秩序：国家治理的目标／568
九 位育：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580
第六章 平天下／591
一 天下：中国人的世界概念／592
二 势：循天下之法／611
三 变：生生不已之理／629
四 和合：社会协调之道／646
五 多元一体：民族融合机制／661
六 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670
参考文献／685
索 引／717
后 记／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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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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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
所有的中国社会学人都期盼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多数中国社会学人都相信中国社会学在21世纪能够崛起，虽然我对此并没有做过调查统计，但基本上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以中国历史之辉煌、文化之璀璨，崛起本在情理之中。虽然中国近代以来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奋发图强的力量积蓄了几百年，已到全面爆发之期，当此之时的中国学术，正所谓给点儿阳光就灿烂。而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必有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中国社会学者的使命，就是努力推动和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说到理论自觉，这就是最义不容辞的理论创新的自觉行动。2014年3月，我先后在南开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两次演讲中提出，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西古今问题。中西会通，这是空间性的一维；传承和弘扬中国社会学的优秀传统，这是时间性的一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两翼。促使二者结合的现实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实践，以及这一伟大实践给社会学提出的时代性课题。尽管时间性和空间性都有很广泛的含义，但在这里实现了时空的高度统一。在此一统一过程中，延续和弘扬中国社会学自己的传统，并实现中西社会学在更高水平上的会通，成为二而为一的任务。
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有现实基础，也有历史基础。本书探讨的重点是其历史基础。那么，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为什么必须探寻它的历史基础？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而历史基础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诸多方面，所谓探寻社会学之历史基础，这里是指探寻中国社会学的本土起源和历史。可是，如果中国社会学果真如百年来已成习惯的说法那样，完全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那就无须探寻它的本土起源。这样,探寻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问题，就聚焦到它的学科史基础问题上，所要回答的问题也就转换为：应该怎样认识、怎样对待、怎样探究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
一 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
一说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立即就会碰触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多少年来都说中国社会学是舶来品，即西方社会学之传入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在此之前，如果说中国本土没有社会学，何来学科史？照此说来，中国社会学只能以西方社会学史为自己的历史，此外并无本土的学科史。此一说法风行百年，俨然成了铁案。
然而，这种说法符合历史实际吗？果真具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吗？为了讨论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所谓中国社会学做出区分，将其区分为中国（本土）社会学和中国（现代）社会学。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是要回答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可以称为社会学的学问这一问题，如果存在，它的内容和特点有哪些，以及它的发展脉络和实际作用、它的现代转型和创新等问题有哪些；中国（现代）社会学内容就更为复杂，可以区分为三个部分：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张，中西社会学的会通，本土社会学自身的转型和更新。所谓中国社会学的现代转型，其实就包含这三条路径。这三条路径或三个方面，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在不同学者那里也有所侧重或偏好。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条路径或一个方面，也可以不局限于此。就整体而言，不论单用哪一条路径或哪一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社会学的现代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学都是不全面的。
本书所称的中国社会学是指中国本土社会学。本书仅限于研究它的起源和绵延，回答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可以称为社会学的学问这个问题，并研究它的内容和特点。
做这样一项研究的前提是，突破并否定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百多年间流行的几个定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是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中国社会学史等同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古代只有社会思想而没有社会学。要突破并否定这些定论，绝非易事。首先遇到的就是，要确认或否认群学的历史存在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问题。
（一）关于群学的历史存在
确认荀子群学就是社会学的第一人，当推严复。他在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时，特意将sociology译为群学。严复此举的高明之处，不只在于翻译，更在于确定了西方社会学这门学问其实中国古已有之，正所谓古人之说与西学合。此后，梁启超则盛赞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并且指出群学的内容与欧西学者之分类正同。在西方学者中，首先明确肯定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当推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费孝通先生晚年曾经多次提到并肯定他的此一论断，并且表示很想好好研究荀子及其思想。另一位早在1940年就独立地肯定中国古代就有社会学的，是后来担任吉林省社会学会会长的东北师范大学丁克全教授。1980年，中国台湾社会学家卫惠林也指出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
以上诸位先贤所肯定的荀子群学即为中国社会学，凿凿有据。这证据就是群学的内容与西方社会学相合。而关于群学的基本内容，严复和梁启超都从核心概念（群、分、义）和基本命题（人生不能无群、明分使群、义为能群之本原）等方面，对荀子最为精审的群学做过概括。笔者在表述中国社会学之源时，也曾冒昧地做过一个扩展，认为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是以墨子劳动（强力、从事）概念为逻辑起点，以荀子群概念为核心，以儒家民本概念为要旨，以礼义制度、规范和秩序为骨架，以修齐治平为功用，兼纳儒墨道法等各家之社会范畴，所构成的中国社会学早熟（早期）形态。尽管这些表述精确与否仍可以讨论，但其中所指的每一项事实在历史上都是确实存在的，这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群学不成问题的历史存在性，因何故在今人所谓中国社会学学科史上不被承认，从而成了问题呢？换言之，既然从来未见有人出来否认群学的历史存在性，却为何所谓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竟能无须论证而被想当然地默认为不易之论呢？可见，问题主要不在于群学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而在于对这个历史存在如何评价。这里有一道认知上和心理上难以迈过去的坎西方人异口同声地说社会学是1838年由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创立的，现在说中国荀子早就创立了中国社会学（群学），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这靠谱吗？
在此，我们暂且搁置背后的文化自信问题，暂不批评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讨论一个更具学术性的问题学科标准。显然，这里要靠的谱，不再指事实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价值性的评价，即所谓学科标准群学符合西方的学科标准吗？这样一来，所谓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社会学（群学）的问题，也就转换为所谓学科标准问题了。
（二）关于学科标准及其前提性假设
所谓学科标准，并未有公认的严格规定。有过一些说法，也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例如，作为一个学科，在学校里要开设专门的课程，要设立相应的专业，要办专科的杂志之类。其实，很多学科，尤其是在其初始阶段，未必齐全地具备这些形式性的条件。更何况在历史上，受教育制度、出版设备和职业分工等条件的限制，那些所谓标准，达到了当然好，达不到也无伤大雅。西方人承认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创立了政治学、逻辑学、伦理学等，他那时候办有这种杂志吗？设有相应的专业和系科吗？为什么无人深究即予承认？而对生卒年代比亚里士多德还要晚一点儿的荀子（生卒不详，其学术活动约在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38年）却无端苛求呢？要知道，荀子曾三次出任当时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祭酒（首席教授），是有正规专业职称的。
事实上，在那些所谓形式性条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未予明言、未加讨论的前提性假设，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社会学（群学）不论肯定还是否定，背后所依据的都是各自的前提性假设。
持否定意见的前提性假设是：①西方的学科标准具有唯一性，是不容置疑的；②社会学只能有一种起源；③社会学只能有一种形态。
持肯定意见的前提性假设是：①学科标准是相对的、可以讨论的；②社会学可以有多种起源；③社会学可以有多种形态。
这里，有认知层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价值层面的问题。如果非要认为西方的学科标准具有唯一性，是孔德创立了社会学，社会学只能有西方社会学一种形态，尽管孔德只是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创造了社会学这个词而那本书明显是哲学的，算不上社会学，但非要一口咬定这里有什么唯一性，除此之外，不能再由别人创立这个学科，既然非要奉西方的标准为金科玉律，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而严（复）、梁（启超）、费（孝通）、丁（克全）、卫（惠林）以及布朗先生之所论，除认知层面之外，确实也有价值层面的前提性假设，那就是认为学科有标准，但不绝对。所谓不绝对，一是可以有差异，二是可以不固定，三是不唯形式。如果坚持学科标准可以有差异，可以具有多元性，那么，承认荀子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岂不是顺理成章吗？更何况他们还指出荀子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内容上相合、正同，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并不是完全相异的东西，那称为社会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易于理解的道理却不被理解，就是这样一个易于接受的结论却不被接受，就是这样一个易于承认的事实却不被承认，除了前面被搁置的文化自信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背后的原因呢？
的确，属于价值选择层面的问题，是不容易做理性讨论的，在这个层面可以讨论的主要是怎样对待学术传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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