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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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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坡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被全世界所瞩目。本书作者刘桑成博士是这一巨大成功的领路人。他在该领域25年间的历程一定会让中国职业教育从业者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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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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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讲述了工艺教育学院是如何用了15年时间（19922007）进行转型升级的。本书来自于该学院首席执行官的亲身经历，生动叙述了引发这场转型的领导艺术、政策选择和基本原则。做什么、何时做、如何做和为何做的详尽阐述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从业者而言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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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桑成博士是新加坡工艺教育局首任局长兼总裁（19922007），被誉为工艺教育局先生。他的远见卓识和他带领的团队在工艺教育局转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博士不断与国际社会分享新加坡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发生的非凡故事。
刘博士担任过工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主席和首席执行官（20072012），职业与工业训练局局长兼行政主管（19811992），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业与系统工程系讲师、副教授、系主任（19731983），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访问学者（1980），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产品开发工程师（19721973），新加坡理工学院助理讲师（19681973）。目前，刘博士是文莱教育部高级顾问，淡马锡基金会顾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加坡全国委员会教育分委员会成员。
刘博士曾就读于新加坡武吉班让公立中学和维多利亚学校。1968年，作为科伦坡计划学者，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机械工程专业；1971和1972年，通过福特基金会奖学金资助，他分别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由于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突出贡献，刘博士曾经获得以下奖项：国庆日公共管理金质奖章（1984）、日本工商联合会新加坡基金会教育奖（1994）、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与培训中心卓越服务奖章（1997）、全国职业总会表扬奖章（2001），巴巴多斯公共行政金质奖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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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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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视角
第二章 活力与挑战
第三章 教育和经济发展一致
第四章 前职业与工艺训练局领导下的职业培训
第二部分 转型之路
第五章 走向组织卓越
第六章 三拨改革浪潮
第七章 战略规划开创新局面
第八章 改变形象
第九章ITE：一所世界级教育机构
图片部分
第三部分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第十章 塑造高品质、可持续性的经验之谈
第十一章 结论反思
参考书目
附录
关于政策研究所（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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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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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模式的启发，按照自己国家的需求去改革职业技术教育。
25年后
25年后，职业技术教育和整个新加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媒体标题这么写道：他终于完成使命，推动工艺教育局跻身世界一流和感谢你，工艺教育局先生。2007年2月13号《海峡时报》如是说：掌舵25年，刘桑成先生赋予职业培训一个崭新的形象，职业培训的学生拥有了一份自豪感。（Ho，2007）《新报》则言道：曾经的落魄者，他们如今成为了讲师和杰出校友原先的学生们感谢前总裁，是他激励了他们。（Mathavan，2007）上个月我已经从工艺教育局正式退休。1992年，职业与工业训练局被工艺教育局取代。家长、教师和公众可以看到，在工艺教育局的带领下，职业培训已经取得了巨大突破。这段时间，关于我退休的消息屡有耳闻，媒体兴趣甚浓，想了解我们面临挑战时是如何努力改变工艺教育局并将之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机构的。公众心中的工艺教育局的形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得以更好地认可其毕业生的价值和成功。他们从工艺教育局看到了那些学术道路上难以前行的学生的希望和机遇所在。如果没有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这些学生就会成为教育体系的局外人。工艺教育局成为中学后教育体系里一个值得信赖的组成部分。
工艺教育局的成功从来就不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一直在发展。我们必须革除一切歧视，赢取整个社会的信任，但这个社会从来都对那些通过学术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取得成功的人崇拜有加。一个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的早期信号是，2005年10月，工艺教育局获得了极富盛名的为优质企业设置的新加坡质量奖。这是新加坡第一家获此殊荣的教育机构。2年后，2007年9月，《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工艺教育局荣获哈佛奖》，对新加坡工艺教育局的成功故事给予了高度评价（Garekar，2007）；工艺教育局赢得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西民主管理与创新研究所颁发的IBM转换政府职能创新奖。文章这样写道：
新加坡工艺教育局，曾经被嘲讽为后进学生最后的避难所，昨日从哈佛大学得到了A。有15年历史的学院获得了一项了不起的大奖，这个奖项表彰世界上最与时俱进并能对其公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的政府项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美国政府项目创新研究所所长斯蒂芬哥尔斯密斯教授在他的致辞中说：新加坡工艺教育局为改变世界上那些运行不善的教育机构树立了一个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的典范。（Garekar，2007）
这是一项获得国际性机构认可的突破。谈到这个特殊荣誉时，李显龙总理说：我们都为工艺教育局感到自豪。工艺教育局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教育品牌，它是一个培训出拥有会思考的手和卓越的职业技能的学生的地方。（ITE，2009）。2002年，新加坡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杰克尼尤在他的喜剧《我不蠢》里曾将工艺教育局定性为穷途末路，而如今，它却成为了教育体系中的一颗明珠。它再也不是最后的避难所，而是新加坡25%毕业生的必选之路。
教育三部曲
回顾往昔，我有幸在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供职39年并充分享受每一段经历。我曾经就职于新加坡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职业与工业训练局和工艺教育局。但是过去的25年见证了职业与工业训练局遭遇到的独一无二的挑战，引领了工艺教育局的转型。因此，这25年意义重大，回报甚多，硕果累累。对于一个机构而言，25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可是，我要再一次强调，教育是一份长期的责任。教育的使命就是唤起人们的责任感、激情、领导力和热爱学生的心。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媒体总是兴致盎然地想了解作为职业与工业训练局局长和总裁以及工艺教育局总裁，从1981年到2007年我究竟做了什么。他们尤其想了解我在职业与工业训练局是如何起步的。面对挑战，制定政策，实施战略，主动进取，在这些方面我做了什么？何时做？如何做？为什么做？我对未来有什么想法？首先，很少有人知道，我一开始并不打算在教育机构谋职。尤其是我与职业培训接触很晚。我不是那种精心策划教育生涯每一个发展步骤的人，更别说是长达39年的时光了。事实上，如果我自己可以选择，我宁愿在公用事业局谋求一份机械工程师的职位作为我事业的开端，那是获得必要的实践经验并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工程师的必经步骤。工程专业毕业生心中渴望的是成为一名注册工程师。于我而言，我想成为大英机械工程院的成员。但是，世事难料。不知道我所挑选的是一条多么迥异的职业道路。在我退休之际，当我告知前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教育并非是我首选职业的时候，他异常亲切地对我说：我从不相信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所做出的最好的、最恒久的贡献是一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这些话语值得我们反思。从哲学层面上说，我领悟到生活中我们并非自己职业生涯和生活的设计者。是谁走出了这富有远见的第一步? 是公共服务委员会。他们看到了这种迫切需求并发出指令。作为一个刚回国不久的科伦坡计划学者，我理应去新加坡理工学院就职。我从奥克兰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师学位，在那儿我赢得了很多荣誉，得到了新西兰前总理，已经过世的基思霍利约克爵士的赞扬。这一切可以从1967年12月29号的《新西兰先驱者报》得到证实：刘桑成，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工程专业学生，毕业于阿多摩尔工程学校，在那儿仅仅通过三年学习就获得了许多非同一般的荣誉，在工程部他的学习成绩是最优秀的。（Achievements,1967）很快，1968年2月，我被聘为新加坡理工学院工程学院的助理教授。
第二步同样富有远见。不到一年，我有机会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去美国威斯康辛-曼德逊大学攻读研究生。那时我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份奖学金是福特基金新加坡技术开发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彼时的新加坡大学培养、储备第一批工程方面的师资。我申请了奖学金，被录取，请了学术假，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美国经历1969年1月隆冬时节奔赴威斯康辛首府曼德逊的经历使我终身难忘。我乘坐的从新加坡飞往洛杉矶的泛美航空公司（现已停业）的航班准时降落，但从洛杉矶至芝加哥的美国国内航班却由于暴风雪只能转飞至东北部的匹兹堡，因此被延误了一晚。第二天，从芝加哥飞往曼德逊的飞机上，我看到的只是一片茫茫白色。降落时，地面温度已是零度以下。我可是第一次行走在冰雪之中啊！威斯康辛大学，美国中西部十大州立大学之一，已经有许多外国留学生了，主要是来自印度的学生。我在大学生产工程部报到注册，这个部运用数据分析法解决生产工程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成就，因而声名远扬。作为研究生，我至少得学完两年的必修课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我的关于打磨过程建模和分析的研究需运用广泛的数据分析和计算机模型。我成功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于1972年6月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我想积累一些工业生产方面的经验，便开始寻找就业机会。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所获得的工程和数据方面的专业培训发挥了作用我得到了一份位于密歇根迪尔本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作。这很不容易，因为彼时美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汽车工业面临日本汽车制造商的严酷竞争。我在金属冲压部担任制造开发工程师，开始了制造系统可靠性这一相对新颖的领域的研究工作。研究目标就是研发一个在大型生产系统过程中能够提高设计方法、可靠性和生产能力的程序。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使用过程缓冲器最大限度地优化冲压和组装流水线的生产成本。冲压和组装流水线负责生产汽车和卡车制造过程中的车顶、车门、发动机罩、挡泥板和其他金属材料。我一般向装配工程部的经理汇报工作。装配工程部负责规划、生产、工具加工、设备和生产流水线上的所有业务。这一年的工作经验使我对工程应用、实体生产系统和工业生产环境有了更好的认知。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一年后，我于1973年6月回到新加坡，根据我的个人兴趣和工作经历，我应邀来到新加坡大学成为新成立的工业与系统工程系一员。新加坡大学1980年更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业与系统工程是新加坡一个新的工程学科，该学科通过运用运筹学和统计学等多种手段来提高生产质量、生产能力和生产过程和系统的优化工作。采用一种涉及面广泛的跨学科方法解决人机器材料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一个能够满足新加坡快速增长的制造业需求的重要学科。工业与系统工程系的首任系主任是来自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唐纳德E. 摩根教授。我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指导各种研究项目，涉及工程系统分析、质量保证和可靠性、材料与制造加工以及工程统计学。1975年，我被任命为工业与系统工程系系主任，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
职业教育的召唤
1981年5月，一通电话不期而至，那是郑永顺博士 （现已过世）打来的。1980年，我去母校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担任访学讲师，刚刚休假归来几个月。郑永顺博士已经从政，被任命为负责教育的国务大臣和专门掌管技术和职业教育的部长。我们在新加坡大学时曾是同事，不过在不同的系任教。除了曾经是他主管的实用培训委员会的成员，我对他了解甚少。这是一个负责协调安排工程专业学生在企业实习的部门，学生到企业实习也是课程学习的要求之一。我答应给他共进午餐，地点在职业与工业训练局下属的纳西姆饭店与餐饮学校里由学生经营的一家餐馆，这个餐馆如今已不复存在。午餐时郑博士解释说，随着领导层的变动，现在需要有人负责职业与工业训练局。他强调了职业培训在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问我是否能够考虑就任职业与工业训练局局长一职。说服我的理由有这么一条：在大学里做研究是孤独的，但你在职业与工业训练局做出的成就会更加辉煌，更有满足感。职业培训对我而言还相当陌生，我没有表现出太多热情，但也没有直接拒绝，我请求他给我一些时间考虑。就个人而言，那时我对职业与工业训练局糟糕的社会声誉其实并不太在意，但是，所有我咨询过的人都强烈反对我跨入教育系统的大门。大家的一致看法是：职业与工业训练局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就其规模、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言难以管理。我心里自是五味杂陈。经过两周的考虑，我的答复是不。但是，现已过世的郑博士当时对我的回复不以为然。他又一次打电话鼓励我迎接挑战。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如果我坚持说不，他一定会百折不饶地一次次请求。最后，我接受了他的请求。
从学术研究向职业培训转型
1981年我在工业和系统工程领域依然是一个年方36岁的年轻学者。我刚从奥克兰大学访学一年归来，没有任何理由离开学校。虽然做过系主任，有过一些管理经验，但谁也无法确定我是否能够成功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而这个机构的使命是致力于帮助那些教育体系里的差生，他们一般来自社会经济底层。可是，当问题缺少显而易见的答案时，挑战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究竟是什么驱使我放弃大学教职转而去掌管职业与工业训练局的呢？郑博士的个人魅力当然是原因之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共同的教育理念，正是这一点让我欣然应允。我们都认为，有必要为离开学校的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以让他们掌握相关职业技能，这样才能满足我们快速发展的经济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除此之外，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认可学生不同的才能和兴趣并激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潜能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是一个学者，新加坡独立初期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时教育落后，就业艰难，生活不易。凡此种种，坦然应对降临到我们民族的各类挑战就不是什么令人犹豫不决的事情了。我意识到，职业与工业训练局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这个驱使我去职业与工业训练局就职的电话可以说是第三个富有远见的安排吗？或者说这是作为一个公务员的责任感使然？无论出于什么因素，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是时候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了。有一个神圣使命等待我去完成。也许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我对这个国家的忠诚驱使我接受了这个挑战。
我的第一印象
职业与工业训练局总部位于1979年新加坡理工学院腾出的前亚逸拉惹校区，办公室被安置在一栋陈旧的两层小楼里，毫不起眼。尽管通过种种努力维修，可大雨天雨水仍然漏到我的办公室里。亚逸拉惹校园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教室和培训作坊是尼桑小屋的风格，就像殖民时期英国军队居住的瓦楞铁皮半圆顶活动房屋一样。运动器械少之又少；由于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职业教育的水准还很低；使用的教具体现了当时各行各业主要使用的工具锉刀、车床、打磨机和金属薄板。因为职业培训被认为是那些差生最后的避难所，所以职业培训的形象真的很糟糕。我曾经后悔过吗？从学术界转向职业与工业训练局是改变人生的一项决定。也许我永远不可能知道如果我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无怨无悔。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挑战，一种责任，一次机遇。我只是随心而动，在一个领域竭尽全力改变了一切。尽管这不是我的主动选择，但已成为我为新加坡社会发展所做贡献的标志性事件。我享受这个过程。因此，我期望这新加坡个工艺教育局的故事能够激励后来者勇敢面对类似的挑战，虽然挑战不尽相同。对一个领袖的终极测试就是为他人留下不断前行的信仰和意志。美国学者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如是说。我希望我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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