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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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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30多年来有关《诗经》与《楚辞》研究的论文选，其中一部分未曾发表过。作者早年受闻一多影响很深，《诗经》研究基础上是沿着闻一多的路子走。而近十年则一反闻氏之路，不求创新，但求其是。文章对《诗经》学史上的问题，多有涉及。而对《诗经》中涉及到水和鸟的诗篇的解读，多为前人所未道及。关于《楚辞》，作者更侧重把屈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因此一些观点，多与主流观点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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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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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山西省洪洞县人，1954年生，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教授长期从事先秦文学、诗经学、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用力甚勤且成果卓著，著有《古朴的文学》37万字、《朦胧的文学》35万字、《泽畔悲吟──屈原：历史峡谷的永恒回响》近10万、《雅颂新考》21万字、《诗经图注》国风约40万、《诗经图注》雅颂约50万、《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约35万多字、《诗经百家别解考》国风部分，与人合作，第一作者，110万《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33万、《汉字通用声素研究》与人合著，第二作者，180万等十余部学术专著。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语文》、《民族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国内外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赋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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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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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偏失........................................................................... 1
闻一多《诗经》研究检讨............................................................................. 9
《诗》学之兴的还原与背离......................................................................33
《诗经》结集历程之研究.............................................................................55
孔子编《诗》及其文化使命...........................................................................72
子夏与《诗大序》...................................................................................89
孟子与《诗小序》....................................................................................99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 ........................111
《毛传》战国遗孤角色及其理性精神.......................................... .....................123
《毛诗》派兴起原因之探讨.................................................. .........................136
郑玄诗学理论及其对传统诗论的转换...................................... .............................151
从朱熹到徐常吉......................................................................................166
明代诗学的历史贡献..................................................................................176
关关雎鸠：中国文学中鸟类意象的历史考察..................................... ....... ................188
在河之洲：中国文学中水意象的原型分析........................................ ...... ................275
《魏风硕鼠》新考..................................................................................371
从《唐风》《魏风》看中国诗歌传统.................................................. .................376
诗经与山西方言......................................................................................382
《四库全书总目》宋代诗学书目提要订误......................... .....................................391
日本藏大陆罕见明人《诗经》著述录存.......... ...... ................................................402
关于屈原爱国主义诗人问题的重新探讨......................... . ......................................414
屈原人格及屈原现象..............................................................................426
困惑中的思考........................................................................................453
高阳苗裔新说........................................................................................459
《九歌》与殷商祭典..................................................................................486
山鬼考..............................................................................................496
瑶台考..............................................................................................512
楚辞书目五种及续编未见书目................................................................. .. .....523
后记...................................................................................... ............542精彩内文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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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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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偏失
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所有的语文教材或文学通俗读物，一旦涉及到《诗经》并需要对她进行说明时，总是会给出这样的定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个定义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众所周知，《诗经》是《五经》之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她是被作为经来对待的，何以突然变成了诗歌总集呢？这正是被今天许多学者所认为的20 世纪《诗经》研究的最大贡献，即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真面目。
所谓恢复《诗经》文学真面目的不是别人，正是20 世纪初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的一批优秀学人，如顾颉刚、胡适、闻一多等。他们干着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颠覆经学体系，建立新文化的大厦，而《诗经》则首当其冲。顾颉刚连载于1923 年《小说月报》3、4、5 期上的大文《诗经的厄运与幸运》，明确指出：《诗经》是一部文学书。他说《诗经》好像一座矗立于荒野的高碑，被葛藤盘满，这是她的厄运。然而历经险境，流传了下来，有真相大白于世的希望，这又是她的幸运。顾先生声明，他要做的就是斩除葛藤，肃清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b。闻一多先生在《匡斋尺牍》中更是语出惊人，他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a 当时一批学人对后人来说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如胡适、顾颉刚、郑振铎、俞平伯、刘大白、周作人、钱玄同、魏建功、朱自清、钟敬文等，都参加了讨论，并且达成了共识：《诗经》是文学，不是经。由此便为《诗经》的研究定的了基调。
确实，20 世纪在一批优秀学者的努力下，《诗经》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综合研究与深入探讨问题的论著，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大量的著作都是以《诗经》是诗歌总集为起点的。然而却忽略了《诗经》在建构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大厦中所起到的支柱性作用，这难道是作为纯文学的诗歌总集能够承载的吗？毫无疑问，20 世纪的《诗经》研究出现了极大的偏失。
偏失之一，忽略了《诗经》对于建构中国文化及至东方文化的意义。我不否认《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但同时必须清楚《诗经》的双重身份，她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自身的素质，而经则是社会与历史赋予她的文化角色。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上，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颖达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朱熹《诗集传序》说：《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由此可见。同时她还影响到了古代东亚各国。如日本学者小山爱司著《诗经研究》，在书之每卷扉页赫然题曰：修身齐家之圣典、经世安民之圣训等。朝鲜古代立《诗》学博士，以《诗》试士。他们都以中国经典为核心，建构着其自己的文化系统，由此而形成了东亚迥异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文化思想体系。这是作为文学的《诗经》绝对办不到的。作为文学，她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而作为经，她则肩负着传承礼乐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她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是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如果我们仅仅认其为文学而否定其经学的研究意义，那么《诗经》对于东亚文化建构的意义便会丧失殆尽，东亚国家的文化史与学术史，都需要重新改写了。
偏失之二，否定了《诗经》之为经，也彻底否定了旧经学，但自己却掉进了新经学的泥淖。20 世纪初，西方思想输入大陆，批判旧的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成为时代的强音。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三册，组织了五十多篇讨论《诗经》的文章，而讨论最多的是《静女》、《野有死麕》等几篇关于男女幽会的诗。参加讨论的十几人，都赞美那爱情的甜美。这表面上是在研究《诗经》，实则是为当时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思想文化思潮，从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所谓《诗经》中赤裸裸地表现性生活与性感受的作品，实是研究者为适合现实需要所做的意义开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理论风靡一时，文艺强调为人民大众服务，人民性成为时代文学的关键词。大批学者便从《诗经》寻找反剥削、反压迫的作品，使《伐檀》、《硕鼠》之类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最佳教材；《氓》、《谷风》等，变成了抨击男尊女卑制度及礼教的控诉书。有学者甚至把《螽斯》（旧以为贺子孙众多）说成是劳动人民讽刺剥削者的歌子，《月出》（旧以为写男女思念）是统治者杀人的写照。配君子的淑女变成了劳动姑娘，君臣间的劝词变成了劳役者的怨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思潮再度冲击大陆，人性解放、个性解放再度变成了关键词，用西方观念观照中国学术、规范中国学术变成了一种潮流，于是《诗经》中的表现爱情的诗作如《关雎》、《蒹葭》等，再度进入教材，以《诗经》资料支撑西方理论的著作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诗经》变成了西方文化理论的图解。这种从《诗经》中为现实政治、学术思潮寻找理论根据的研究方法，不正是经学的一种变化形态吗？但这种经学变态比之旧经学，不但没有发展，而且是极大的倒退。因为旧经学关注的是人伦道德，是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和谐环境的构建；但一味服务现实政治和文化思潮的研究，则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不仅偏离了经学求善的价值取向，更在观念与思潮的左右下，失去了求真的基本心理条件。
偏失之三，对历代研究成果不是作为精神产品继承，而是作为思想垃圾抛弃。就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言，几乎没有一个文化人不曾读过《诗经》。面对《诗经》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通过学习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一种是研究其中所蕴有的意义。后者的行为产生了大批可供后人继续研究的思想性、学术性著作，是属于经学的。而前者，则或见诸于行为表现，或形之于诗文与艺术创作，是属于文学的。这两方的成果，都是极为丰富的。就所谓的《诗经》文学研究而言，明朝人即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著作。他们在经的思无邪的阅读原则下，体味着《诗经》的文学情味，如戴君恩《读风臆评》自序说：爰检衣箧，得《国风》半部，展而玩之、哦之、咏之、楮之、翰之。嗟夫，此非夫天地自然之籁，颜成子游之所不得闻，南郭子綦之所不能喻，而归之其谁者耶？彼其芒乎忽乎，俄而有情，俄而有景，俄而景与情会，酝涵郁勃而啸歌形焉。当其形之为啸歌也，景有所必畅，不极其致焉不休；情有所必宣，不竭其才焉不已。或类而触，或寓而伸，或变幻而离奇，莫自而计夫声于五，莫自而计夫正于六，而长短疾徐、抑扬高下，无弗谐焉。钟惺批点《诗经》自序说：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a明万历之后，《诗经》的文学研究一度繁荣，著作多达数百种b。但由于大多学者从概念出发，以为此前的研究全是经的研究，是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于是将传统的《诗经》研究，除清人的几部训诂考据的著作外，几乎全盘抛弃，使得成百《诗经》，封于尘埃之中。以致使我们不时地发现，前人已有非常精辟之见，而今人却一无所知，还在那里左证、右探，而不能中其关要。
偏失之四，既然把《诗经》认作是纯文学作品，于是便用20 世纪的文学观念来研究《诗经》。而20 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某种统一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的价值认定在了反映生活上，于是《诗经》研究者便配合社会的政治与
文化思潮，来研究《诗经》中的婚恋生活、妇女生活、阶级斗争生活，甚至从《诗经》中寻找奴隶社会或农民起义的影子。把一部《诗经》认作了是周代社会生活的镜子，不但否定了《诗经》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忽略了其作为文学展示人类心灵世界的意义。偏失之五，以守正为保守，以创新为荣耀。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从课题申报，到刊物发表文章，都要求创新。而研究者又认定前人对于《诗经》的研究，都是瞎子断扁担，不可信。于是不知认真总结前贤，而师心自用、锐意求奇之作，随之而生。如以王室如毁的王室为女阴，以狂童之狂也且的且为阳具，以振振君子的君子为奴隶，雎鸠为天鹅，以及尔颠覆为男女之事等等，千奇百怪的观点不一而足。只知知识创新，而没有价值分析，使研究成果除了在晋职称、增绩效上派大用场外，对于推进学术几乎没有意义。
钱穆先生在其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诗经》是中国一部伦理的歌咏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生伦理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由他们最恳挚最和平的一种内部心情上歌咏出来了。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
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a 钱先生对《诗经》的
这一把握是非常准确的。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更好的说明了《诗经》的双重价值。《诗经》的经学地位虽被现代学者否定，但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她仍然不同于一般《楚辞》、《乐府诗集》之类的诗歌总集，最主要的还在于她曾
经有过的经的地位。就像一位天生丽质的淑女，如果她不是皇后、公主，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她对社会很难产生影响。《诗经》正是因为她乘坐着经的圣驾，在浩浩荡荡地穿行于历史的城镇村乡之中时，才博得万千之众的围观与喝彩，才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经》的基本素质虽是文学的，而她的文化血统、她的地位身份则是经的。诗是她自身所具有的，经则是社会、历史赋予她的殊荣。如果曾经是皇帝，即使被打倒，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在世人心目中他仍然不是普通人，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普通人。《诗经》就是如此。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从《诗经》文学与伦理之凝合的性质上来考虑问题，认识其经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与意义。接受百年来《诗》学的经验与教训，调整我们的学习、研究思路。
析而言之，从经的角度考虑，我们不但要面对作为元典的《诗经》，还要正确对待历代由《诗》而产生的大量阐释性著作。要看到《诗经》与每个时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联系，及其与每个时代思想文化变迁的联系，与整个中华民族思维、心理、气质、精神、性格等形成的联系。要把《诗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来认识、理解和接受。
从根本上说，《诗经》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产物。礼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等等。人的嗜欲好恶，都由礼来节制。乐是指音乐。礼负责规范人的行为，乐则负责调和人的性情，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通过乐来表达，同时也可以在乐声中化解。所以古人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a礼乐的目的在于教化，导人向善，让社会处于和谐状态。孔子一生奔波，追求的目标就是礼乐制度的实现，即社会和谐的永恒存在。孔子编《诗》，提倡《诗》教，目的多半也在此。后儒秉承孔子之志，将礼乐文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融入了《诗经》的诠释之中。古代文人群体皓首穷经的耐性，犹如成千上万只蜜蜂构筑巢穴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构筑起了礼乐文明的金字塔，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诗学阐释中，不断丰富着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这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有力地规定着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个人类族群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如果我们自作聪明，对旧《诗》学予以彻底否定，那否定掉的不只是一种诠释观点，而是一种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最为特异之处就在于它贵义贱利，不为物欲所动，志在完善人格，构建和谐，为万世开太平。尽管《诗经》所代表的礼乐文明，两千年来只作为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存在于观念形态与文化精神之中，但有力的遏制了物欲膨胀、道德滑坡现象的及早发生，以致保持了两千多年来东方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和谐与稳定。比之二三百年即把地球折腾得乌烟瘴气的拜金主义文化来，难道这种文化思想不是当今世界更为需要的吗？《诗经》作为经而存在意义，不正在此吗？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诗经》最少有三个层面的东西，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第一是语言的层面，即形式表现的层面。大量关于《诗经》语言艺术与语言风格的论著，以及关于《诗经》复叠形式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努力的。而且《诗经》作为一种与自然的韵律相合无间的语言，其所具有的魅力，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与效法的。第二是生活的层面，即在内容层面上作者着力展开的生活世界。在这个层面上，《诗经》像一幅周代社会的画卷，其丰富性与多彩性，最为20 世纪的研究者所关注。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礼乐文明制度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从那个时代人的苦乐忧喜中，感受到文学对于生活的保鲜处理。不仅可以从中获取种种知识，获得快感，而且还可以获取许多创作的启示。第三是心灵的层面，这个层面包括了内在于人的一切。这是《诗经》作为文学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语言所构织的是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的素材所构织出的则是心灵图像。内在心灵支配着人外在表现，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心灵的外向化。在《诗经》所描述的生活世界背后，隐存着一个无限深广的心灵世界，这个时代人的情感、思想、意识、精神、思维、性格、心理、良知等诸多方面，都在这个世界中展开。人类的生活形式在不断变化，有可能会面貌全非，而人心、人情却相去不远，因而在这个层面上，《诗经》所具有的那种情感力量与道德信念，最能唤起人们的内心世界。而且《诗经》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与当代人生发生了关系，我们可以由此而进入《诗经》的情感世界，与那里的人进行对话、交流，同时在那里发现我们昨天的影子，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这个层面上，明清学者留意者尚多，到了20 世纪，反被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的文学观念，遮挡了人们的视野，影响了人们在这个领域的探索。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诗经》应该特别注意的。
总之，我们今天学习、研究《诗经》，绝不能忽略其作为经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以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作为经，我们要看到社会与历史赋予她的深厚与博大，以及其在铸造民族礼乐文化精神中的煌煌功绩；作为诗，则要看到她的鲜活与灵动，感受先民心灵深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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