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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开始了解不同思想的缘起。只是那些童年时代的箴言很早就被他丢弃了。长大的他明白了，掌握这个世界话语权的是钱、枪和权。而思想说了算的想法，思想是一切政治起源的想法，在此刻，在他60 岁的时候，又冒了出来，迫使他的思维重回青春期。他一路以来所报道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容器。陆军、海军、预算，以及由它们所控制的竞选组织，都源自塑造它们的思想，或可以由它们传播与强制执行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是戴高乐和莫内，他们的身份都来自他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思想，以及他们选择灌输给他人的思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果敢的行为与高洁的品德，他们的创造与历史的发展，均来自他们的头脑而非腺体。 他认为，根据个人身份的来源可以将人类分为两种，源自自我思想的是大人物，源自他人思想的是小人物。绝大多数普通人都生活在盒子中，如同生活在蜂巢中的蜜蜂一样。这个盒子贴着怎样的标签，是总裁、副总裁、执行副总裁、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工会代表、协会成员、学校老师、警察，是屠夫、面包师、乞丐、小偷、医生、律师，还是印第安部落酋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盒子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这个盒子就是一种思想。150 年前，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创立了伦敦第一支专职的警察队伍，现如今，无论是伦敦的波皮们还是纽约的警察们（cops）都生活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所发明的盒子里。耶鲁大学的斯特林（Sterling）教授，以及英国剑桥大学 卡文迪许实验室（ CavendishLaboratory）里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一样也生活在贴有他人思想标签的盒子里。一名飞行员早晨醒来，在前往只有一条跑道的简易机场的路上，他可以怀揣着自己是整个空军最炙手可热的飞行员这一想法但归根结底，他也只是威廉米切尔思想下的产物。即使是前往外太空最勇敢的宇航员，也只是拥有了衍生于 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 Robert Hutchings Goddard）火箭学思想的一种身份而已。 在公众认知下的所有普通人，都只是某种思想的俘虏或后裔。在他们一大早出门工作时，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办公室、商店、法院或危险的处境中做些什么。他们或称职、或快乐、或糟糕地做着各自的工作。有时，他们会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或下属职员产生怨恨；但一般情况下，无论你是身处煤矿里，还是坐在某报社的本市新闻编辑室内，这份工作对你的吸引力，与其说来自金钱，不如说来自同事间的情谊。而且，你是怎样的人，取决于你做怎样的事，而你所做的事，正是源自他人的思想，无论你知道与否。只有极其富有的人，或农夫，可以从这个由众多盒子组成的系统中逃脱出来。富人可以逃脱，是因为财富本身可以掩藏或买到身份。而极其富有的人可以成为最大的收藏家，他的收藏可以是毕加索的画作、唐朝的马雕塑、珍稀的书籍、邮票、赛马、刺绣、旧钱币或女人。他们可以借此逃避现实。而农夫也可以从其他人的思想束缚中逃脱：农夫可以靠自己的田地自给自足；天气、市场、自己劳作的质量和投入的程度，这些将他与不受思想影响的另外一种原始人类生存条件相连。或者也许？就连农夫也无法逃离。毕竟，在白修德出生的年代，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生活在乡村，耕田种地。而如今，只有4% 的美国人还在靠种地生存。必然有某些思想与他们的数量减少有关，这些思想可能来自贾斯汀莫里尔、莫迪凯伊齐基尔或《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因此，在竞选活动的间隙，他开始自问：他是谁的思想的产物？他所从事的行业又装在贴着什么标签的盒子里？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讲故事的人知道自己身处一个无法定义的行业，从事信息贩售的活计，是人物、事件、革命、斗争、运动的普及者；明面上是客观的记录者，私底下随大溜。就像吟游诗人出售自己的诗歌一样，他用自己的故事换取关注、掌声和金钱。不过，身处1976 年的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组织那些故事，才能将它们与历史关联，他已束手无策。他可以像以前一样阅读笔记但找不到曾经的节奏了。40 年来，他一直相信只要有足够的钱、足够的善意、足够的常识，再加上些许的勇气，任何政治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现在，在1976 年的大选活动中，他可以察觉到矛盾的滋生，这一发现推翻了他之前的想法，令他无比沮丧。旧的模式再也装不下他的故事了，旧的记者盒子也再也装不下他了。不过，他也不想待在名为历史学家的盒子里，那会令他很不自在。在他身上，有两种思想激烈地对立着，一种是他想要去相信的，一种是他的报道强加给他的。 要解释他的困惑，就必须回到最初。而即便在最初，一样存在着思想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童年的他住在波士顿，他在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大萧条，察觉到了政治给他们家、他的家人带去的恐惧和惊吓，并在一个又一个父母以为他已睡着的夜晚，躲在厨房旁的小卧室里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些就是一切的开端。 首先出现的记忆是母亲的哭声，那是某天深夜，因为没钱给就要开学返校的孩子们买鞋，母亲对着父亲哭了起来。之后，父亲回到床上，因为和父亲睡同一张床，他能感觉到父亲的辗转反侧、彻夜无眠，而一旁的他只能努力装睡，让父亲以为自己毫无所知。他还有两个弟弟，也睡在这间卧室里，只是床要更窄一些。母亲和妹妹则睡在另一间卧室里。 他们一家在波士顿无亲无故。除了作为人口统计数字，除了对他们彼此而言，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社会学家有句话，他一直很认同，那就是，萧条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不是饥饿，而是抹杀了穷人的身份。穷人没有工作，他们不过是一具具毫无用处的皮囊，他们没有生存的位置；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会令他们陷入自我否定中：如他父亲一般。 白修德的父亲没能挺过大萧条时期，他去世时，白修德才16 岁，保护母亲与弟弟妹妹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许多年后，他的书开始受人喜爱，但自己的父亲，一个爱书成瘾的人，却没能亲眼看见自己儿子的书摆放在书店的橱窗中，这是他心中莫大的伤痛。过去，他爱父亲，却也恨他，因为在父亲眼里，自己儿子只是个野小子，混迹街头，浸染在自己反感的乌七八糟的街头文化中。不过，他也因此变得坚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的故事正是从街头开始的。当一个系统分崩离析，历史总会将崩坏的残渣丢到街头。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在有轨电车上卖报纸，每天要工作10 个小时。这可是实打实的10 个小时，从凌晨5 点一直到下午3 点，连吃午餐的时间都没有。其间，他会跳上有轨电车，把自己硬塞进拥挤的乘客中，高喊出当日的头条，然后再换一辆车继续叫卖。如果遇到友善的司机，为他减缓了车速，他就会直接从行驶中的电车内跳下，快速跑回街角，跳上另外一辆电车一整天，他就这样跳上去，跳下来，跑回来，再跳上另一辆，不断重复。这份繁重而单调的工作不但锻炼了他的肺，也锻炼了他的脑子。 他的老板是个没什么文化但却相当友善的人，拥有许多个街角，他工作的这个街角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他还拥有金属臂章，那是电车公司发放给报童或报童老板的，这些臂章等同于卖报许可证，戴着它们的人才能在电车上售卖报纸。当时的他只是个打工的小男孩，街角和臂章都不属于他；它们属于他的老板。而当时，他对自己的老板是心存感激的。 他在这里学到了重要的东西。只是这期间，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新闻系统中了。他只是个报童，这是个过了气的职业。当时，每份报纸2美分，卖100 份才能赚到两美元其中他只能分到70 美分。当老板把这个街角交给他管理时，这里每天能卖出约300 份报纸；一年半以后，他选择辞职离开时，这里的日销量已达400 份，有时，当他机灵地抓住了人们的兴趣点，或者有什么历史事件登上了头条，日销量甚至能飙上500 份。这就是他学习了解思想的开始什么时候得自己编个吸引人的副标题来吆喝，什么时候该让历史发出呐喊。 对波士顿的电车报童来说，叫卖开头都是一样的套路：出售《环球报》、《邮报》、《先驱报》、《纪事报》咯！《环球报》、《邮报》、《先驱报》、《纪事报》！买报纸吗？紧跟着就该抛卖点了，而这卖点就得各报童自己想了。冬日凌晨5 点的波士顿非常寒冷，他会站在电车司机的电热器旁，读着报纸上能吸引顾客的头条。而最能促进销量的当属波士顿《美国人报》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当时，该报纸是赫斯特报业集团旗下最差的一家。某天下午，《美国人报》刊登了一则关于流产的新闻，报童可以这样吆喝：哦，快来看咯，快来看咯！波士顿东发现了27 具婴儿尸体，都泡在一个桶里哟！一个桶泡了27 具婴儿尸体咯！这样一喊，报纸就能卖得很好。但在来自外界的消息中，还有更能帮这个年轻报童提高销量的东西历史性的大事件。在1933 年的严寒中，美国经济崩溃，历史性的大事件出现罗斯福开始干预经济。那天早晨的叫卖声是：哦，快来看咯，快来看咯！罗斯福关闭银行了！所有银行都关门了！快来看咯！ 银行关门的叫卖比婴儿泡在桶里效果更好，报纸也卖得更多。因此，历史非常重要。美国禁酒令的废除让那天的报纸销售额比往常多出了两美元，几乎与银行关门那天卖得一样多。事件的具体情形显然是重要的，而他想要了解内情；他也确实在机缘巧合下进了这个圈子。波士顿当地一所大学给他提供了奖学金；而拥有他和那个街角的老板也认为他应该接受那笔奖学金，放弃这份街角的工作，去上大学。 现在，也就是距当时40 多年后的1976 年，他已经在这个新闻（图像、人物、思想）传递系统中待了很久很久，经验老道，能够驾轻就熟地将事件包装成故事，与此同时，他也深信，如果自己能正确地捕捉到新闻事件，就能正确地捕捉到历史，也正是这一深信，令他难以做回当初那个男孩。那个男孩虽然似懂非懂，但却能突然间抓住能帮自己提高销量的卖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历史性事件。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应该从那个男孩开始讲起，那个得到当地大学奖学金的男孩。而那所当地大学正是哈佛，当时的哈佛正处于荣光最盛的时期。他将在那里开始两种思想自己的街头思想与新鲜的学院派思想的磨合。也是在那里，他将开始了解这个行业，也将在老师们的打磨下，被放入那个贴着报道标签的老盒子里。在人们心中，记者是出售事实的；学者才是负责解释这些事实的。 不过，老实说，在他的故事中，哈佛大学也不是真正的起点。他对历史的探求起源于他对美国思想如赤子般的爱，这份爱习得并传承自他的家庭。正因如此，他虽然一直努力想将1976 年竞选活动中的经历都包装成可以组成故事的事件，但那旧有的关于家、街头、学校的思想却不断干扰着他这个想法就是，美国是所有人类，包括他作为移民的外祖父和父亲，一直以来勇往直前所追寻的目标和承诺。他在世界各地追寻着这个思想留下的痕迹。但如今，他知道，那套旧的思想在如今的故事中毫无意义，或者是这些思想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 1976 年的竞选活动与过去他的过去，美国的过去究竟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他心中慢慢滋长，成了比根据新一轮大选写一本新书更具挑战的任务。要讲清楚这个故事，可能要写一卷、两卷甚至许多卷的书。美国是如何得到权力的？美国是怎样使用它的？历任美国总统是如何从那些被认为是美国人民的人群中获取到这股可用于杀戮，也可用于治愈的力量的？ 直到下笔的那一刻，他也没能想出，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他唯一确定的只有这个故事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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