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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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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艺术论坛主要讨论以艺术的力量熔铸传统与现代，再造生活新空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包括传统手工艺在内的乡村文化复兴，建设21世纪中国美丽乡村。与会专家皆为艺术界、学术界等各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以及政府官员，对会议讨论议题都有较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故而此论文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高度、水准。书中配有与演讲内容相关的图片，并保留了讨论、评议、对话等形式，图文结合，尽量将会议现场还原在作者面前，使其有亲身聆听之感。文中所讨论的宋庄、798艺术区、许村等知名案例，皆对读者及相关人员有极大参考、学习、借鉴意义，故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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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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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艺术家与专家学者2016年在首届北戴河艺术论坛上的发言、讨论录音、讲稿整理而成，会议主要讨论以艺术的力量熔铸传统与现代，再造生活新空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包括传统手工艺在内的乡村文化复兴，建设21世纪中国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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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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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19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1996年至1998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2008年至2009年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做访问学者，2013年被聘为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高级研究员。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出版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景德镇民窑》、《遗产：实践与经验》、《中国陶瓷史》、《艺术人类学》等十余本专著，并发表了《艺术田野中的文化思考》、《从遗产到资源以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为起点》《本土性的现代化如何实践以景德镇陶瓷手工艺的传承为例》等一百余篇论文。曾应邀到美国的纽约城市大学、肯塔基大学、阿佛雷德大学；加拿大的拉瓦尔大学、韩国的弘益大学、日本的名古屋大学、爱知大学、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美国纽约华美促进社等大学和学术机构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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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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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
导言
开场白人类学家与艺术家的首次联盟
第一单元：艺术参与社会建构
梁克刚：艺术与乡建 053
方李莉：艺术参与社会建构时代的来临 063
朱乐耕：当代陶艺在公共空间中的应用和表达 074
胡介报：艺术成就宋庄 082
黄薇：忙时种田 闲时考古
一座景德镇宋代陶瓷文化村落的营造 089
评议与讨论
095
第二单元：以艺术的力量复兴乡村
椹木野衣：ART如何复兴了濑户群岛：以丰岛为例 105
张原：地方感的拟真
基于当代中国行动艺术的人类学思考 110
方李莉：艺术如何激活乡村重建
以北戴河艺术村落为例 118
张航：艺术是乡村的灵魂：北戴河乡建实验 124
彭志华：艺术设计力量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
从梦里故乡，老家莫沟设计案例谈起 129
评议与讨论
135
第三单元：遗产资源与乡村重建
牛波：终南山乡村文化的故乡 141
孟凡行：乡村社会终端的变革
兼论遗产资源化视域下的凤翔彩绘泥塑 147
郭金良：场域与再造：老鸦滩的瓷板画艺术家们 159
荣树云：社会转型期传统手工艺的复兴
以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与发展为例 167
评议与讨论
175
第四单元：艺术介入乡村的基本立场
王建民：乡村建设需要艺术家与学者的共同参与 183
何继宁：乡村建设要让人有体面的生活 187
胡介报：艺术参与乡村建设，当地百姓是主体 190
许晓明：介入乡村建设的基本立场 193
评议与讨论
195
第五单元：来自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
色音：人类学的人文关怀及其实践价值 209
杨晓华：文化价值的变迁与艺术的功能 213
评议与讨论
218
第六单元：跨界互动促进良性发展
李修建：促进跨界互动，形成学术共同体 223
王永健：广泛借鉴世界经验，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226
于长江：互为主体性
艺术家与乡民的一种互动模式 230
李心峰：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是个值得深入推进的话题 236
赵启伟：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与目标 239
评议与讨论
244
会议总结
连辑：论艺术与美丽乡村建设 253
附录
附录一何继宁：设立美丽乡村发展公益基金 275
附录二孙晓东：闭幕致辞 276
附录三北戴河艺术论坛共识 278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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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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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录》
导言节选乡村重建：中国的百年之痛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这次会议召开之初，我们并没有想专门讨论乡村的问题，但最后大家还是把焦点集中到了乡村建设的问题上，说明乡村问题是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因此，有人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只有解决好了农村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才是走向了真正的进步。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说乡村重建是中国的百年之痛，是因为这一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摆在我们面前的，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不仅是讨论这一问题，还亲自去实践、去参与当时的乡村建设，就像是今天的我们。只是当时这些参与者、倡导者大多数是社会学家、文化学者、教育学者，而我们是人类学者和艺术家。参与的群体不同，切入点也不一样，这既是一种偶然现象，也是一种时代的必然现象，这也是笔者在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在这里，笔者想把读者们带回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看看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关注乡村建设，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改变当时的乡村建设的，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
当我们回到19世纪末，看到的是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中国农村的破产。说到底，就是伴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乡村社会急剧衰退的一种危机，这一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破产，而是文化社会的整体衰败。
面对急剧的乡村衰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里出现了三个派别：重农派，重工派，第三条道路：农村工业化道路。①重农派的观点是要先稳固农业，才能发展工业，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经营能力，倡导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复兴农村。重工派则是提倡顺应世界潮流，以发展来解决农村过剩的人口。第三条农村工业化道路，主要是解决严重的农民离乡问题。这一派人意识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农村破产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遭遇到的，也是全世界所遭遇的一种普遍现象。如18世纪西欧农村破产就是当时产业革命带来的产物①，还有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危机呈现持续走高态势②等。
在近代史上，以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为导向的历史发展，无一不是以牺牲乡村为前提的。是乡村加速度的崩溃，促成了城市的发展。因此，当时有人提出来，保护中小农业，留存农村共同社会的精神，使其不致重蹈欧美资本主义覆辙。而当时在农村做考察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在西洋的机器文明中人和机器之间并没有完善的调适③。因此，他也提出来：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④学者张培刚认为：工业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提倡农村工业化，尤其是把农村工业当成是走向工业化的过渡的方法，自然是倒行逆施，当时提倡的农村工业就是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有学者认为这好比是独轮车与火车竞赛，失败是必然的。
提倡乡村建设的是重农派，这一派的知识分子是以梁漱溟、晏阳初、杨开道等学者为代表，其中以梁漱溟、晏阳初的影响最大。他们的理论，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激起我们的许多思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梁漱溟当时的观点是，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种路径样法，就其精神而言，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印度文化固然不能学，西洋文化同样也不能学，因为它处于人类文化的第一路向上，重在解决生存问题。但是生存问题逝去后，人类将从对物质问题之时代转入人对人问题之时代，此时人类文化要有一次根本的变革：由第一路向改为第二路向，亦由西洋态度改为中国态度。因此，中国文化是为人类所不能废的
。今天看来，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很有自信的。正因为如此，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只有走自己的路，即创造性地转换中国文化。具体地说，就是 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文化态度重新拿出来，这个中国原来的态度就是近代以前中国人原有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精神生活方式，而乡村就是这个中国文化有型的根。因此，梁漱溟断言：求中国国家之生命必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之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
所以其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从旧文化建设出一个新文化来，故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可云是一种建国运动。这样的目标可谓是大目标，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可以从日常生活开始。也就是从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开始。在梁漱溟看来，人类的文化就是在
过日子的方法中形成的。只有通过更新中国人过日子的方法，才能从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也就是要以乡村、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
但是，在当时全球工业化的世界大潮中，他这样的想法只能是一个理想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就连他自己都认为，号称乡村运动，但乡村不动②，乡村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唤醒农民自觉，但农民对乡村建设漠不关心，仿佛与自己无关，只是乡外的人在那里瞎嚷嚷。究其原因，第一，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在当时是一股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二，在强大的物质生活的冲击下，无人再甘守清贫，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讲，生存和摆脱贫困是第一位的；第三，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居高临下地介入乡村生活，完全无视农民自身的创造力。当时晏阳初去做乡村建设，就认为中国农民所患的是贫、愚、弱、私四大病，他去做乡村建设就是要去治这四种病。矛盾的是，这些农民曾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为何失去了这种创造精神？这是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缺少探讨的，他们说是与农民打成一片，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的内心世界，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问题。故此，这样的乡村建设也就以失败而告终了。
重建中国的乡村不仅是民国时期的任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为了不让乡村衰败，当时的国家策略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成立人民公社，用农村户口将农民们稳定在了乡村。这样，中国的乡村的确没有衰败，保持了中国大部分人口还生活在乡村的状态，但却没有因此走出贫困，因为人多地少，又没有工业或手工业，甚至没有副业，贫困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后户口放松，不再把农民困在土地上，农民就蜂拥地进了城，他们的进城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加速度地将中国造就成了世界工厂，最终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于是，第一次，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可以说中国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了城市，但是中国的农村从此就开始衰败下去了，每天都有许多古村落在消失，每天都有许多乡村在空巢化。
2001年至2008年，笔者在中国西部的乡村做田野，曾经到过许多村庄，看到村里只有孩子和老人，90%的年轻人都进城了，要想看到村里的年轻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可能。目前这种情况恐怕是更严重了，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柢在乡村，求中国国家之生命必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之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笔者认为，这是没有错的，我们今天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在乡村，我们要传承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大部分在乡村。但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城市亮起来了，乡村暗下去了；城市时尚起来了，乡村却落后和衰败了；城市人多为患，乡下却没有了人、没有了生气，这不是一种平衡的社会发展方式。因此，如何重新振兴乡村又开始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痛，我们又回到了民国时期，又需要重新思考乡村重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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