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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人物纪念册

書城自編碼: 3048096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纪实文学
作者: 田珍颖
國際書號(ISBN): 9787506394321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8-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456/400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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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纪念我在写作他们的有限时间里,所获得的无限有纪念意义的感受。
內容簡介:
本书为原《十月》杂志副总编,知名纪实文学作家田珍颖的人物纪实文学自选集。田珍颖精选自己曾经写作发表过的人物纪实文章,重新修订,分类整理,其中不仅包含了费孝通、沈力、资华筠、白峰溪等一些拥有社会知名度的名人,也有对走入人生歧途的犯罪者的采访记录,还有对自己至亲的深情回忆。作者的用心之处更在于,由于部分文章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成,作者特意在本书成书前,再度回访了每篇文章的人物,介绍他们现在的情况,让每篇文章的生命得以延续。读者值得一读。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在力求真实还原人物面貌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散文笔法的运用,将人物写得生动、丰满,充满情感,不仅能让读者更好认识文章中的人物,也能体验到阅读的畅快愉悦。
關於作者:
田珍颖,1938年生。祖籍西安。《十月》杂志原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副秘书长,现任顾问。创作中短篇小说近二十篇。其中《叶儿飘飘》等译成英、法文,对外传播。多年致力于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散文)的创作,积二十余篇,以写人物擅长。其中《冬天的记忆》《大墙无阻》等篇,分获老舍散文奖、《光明日报》征文奖、《中国老年》优秀作品奖等多种奖项。出版长篇报告文学《罪与悔》、传记文学《金色生命》等多部。
目錄
CONTENTS
序 :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三人论001
第一章 怀念篇
对一位远行者的人格描述
纪念学界前辈费孝通百年诞辰003
心中的一片阳光
忆师长030
秋 思
忆祖母043
名人费路路065
冬天的记忆083
第二章 锦绣篇
荒原多情
关于北大荒、大学生和知识价值的探讨097
第一滴水
记我国第一个电视播音员沈力134
明月行
记女剧作家白峰溪147
你在百花丛中163
一位女艺术家的是非短长171
赵桔创业186
生命的火
记一群高擎火炬的人201
星儿故事
记女作家陆星儿219
第三章 低谷篇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233
迷离青春
青年犯罪研究的一个课题270
站在悬崖边的弱者
当代女性犯罪引出的思考316
大墙无阻
北京市监狱纪实363
被扭曲者的歧途428
后 记438
內容試閱
一位78岁的老人,又非专业写家,想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选,这是一个多么难实现的梦!
但,我实现了。让我梦想成真的是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袁艺方,因此,我必须把感谢二字,写在后记的篇首。这是作家出版社第二次为我出书,如同让生命之花绽放一样,这样的扶助,值得永远铭记在心里。
在纪实文学中,我最钟爱人物特写和传记。除了《史记》等不朽著作的感召外,当代前辈的创作实践,是我在纪实文学中偏笔写人物的引导。记得读黄宗英大姐的《小丫扛大旗》时,对写作的懵懵懂懂的意识,就忽然被点化,知道了怎样去写人。
在纪实文学大归属内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屹立于文学画廊时,才被承认其蔚为大国的文学品类。这时,徐迟笔下的陈景润、黄宗英笔下的徐凤翔、柯岩笔下的贝汉廷、理由笔下的华罗庚等,都成了我们学习写纪实人物的教科书,它们榜样般地引导我们将人物写到深处,写到细处。
在这些以纪实手法将人物写到极处的作家中,我最敬佩的是徐迟先生。在当代报告文学的领域中,他除了以《哥德巴赫猜想》久盛文坛外,他的关于人物的报告文学,数量之多、质量之上乘,也是无人可比的。我在他的笔下,看到陈景润、常书鸿、李四光、马思聪,这些人物,如锦绣般精致地站在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让我们品味了徐迟先生那工笔画般的笔法,及作品细密深厚的质地。
徐迟投入写作的状态,尤其令人神往,他那像演员一样,投入境界的没日没夜的写作实践,让我感到流淌在他血液中的神圣感。他喜爱一位友人的诗句:去用清风写一首亮节的诗。徐迟先生多次引用这句诗,来表白他文学的心迹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我投入写作时清理杂念、干净心境的状态。正是在这种圣洁的引导下,我完成了长篇系列报告文学《罪与悔》和长篇报告文学《风雨人生》,而后在近十年的积累中,于退休后,完成了传记文学《金色生命》。
但是,我的职业是编辑,我的精力的主要投入是发现别人的好作品、推出别人的好作品,造就别人的文学辉煌,这使我不能也不敢放手去写作,而懈怠了编辑工作。于是,我在职业的可能中,多尽力于中短篇纪实文学和小说的写作。在这样时间紧张的写作实践中,我发现了写纪实文学的心灵开掘的畅快,体味了与人的交流的那种心弦的被震动,以及进入写作对象的内心世界后,那种写深写细的笔力流淌的力度。于是,这种有限的写作实践,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当现实世道中的肮脏污秽损害来临时,走入写作对象的精神世界,会让我在人生的阻塞中,寻找到一片可以呼吸空气而不被窒息的天地。
于是,在我的纪实文学与小说虚构的作品对比时,我偏向了前者,而决定将这个出版作品的机会给予纪实文学中的人物特写,并题名为《人物纪念册》,以纪念我在写作他们的有限时间里,所获得的无限有纪念意义的感受。
这本题为《人物纪实册》的选集或许是我今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但我并无遗憾,因为我已用它纪念了我一生中的一种生命状态。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帮助我出书的朋友们。
首先是三位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李炳银先生、丁晓原先生。他们积极精选文章,结集成序的三人论,为全书支撑起理论的风骨。
我还要感谢杨晓升、曹岩、脚印、温军和他的团队、孙品岩等一群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有繁忙的工作,却为我承担查询、复印、录入、校对等许多关键性的工作,让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从友谊的支持这一层来说,这些无私而温暖的帮助,使这本书具备了另一种纪念的意义。
纪念永远是郑重、动心而持久的。
田珍颖
2016年初冬 紫芳园


第一章 怀念篇
对一位远行者的人格描述
纪念学界前辈费孝通百年诞辰
引 子
想写费孝通伯伯的心思,早已有之,但却迟迟未敢动笔。
我和费伯伯的女儿宗惠,是中学同学,我们在北京女十二中(原贝满女中)同窗六年,相近相知,又都有过年少时的政治坎坷。但我虽与宗惠相近,对费伯伯却依然敬远。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太深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其学术光辉,闪耀中外,并著作等身;他也太庞大除了许多学术头衔外,他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及民盟中央主席等令人仰视的职务,地位十分显赫。
2005年,费伯伯病重住院,我父亲亦已病危,两位老人的病房,楼层相隔,我和宗惠,又常在住院部的电梯里相遇。不久,费伯伯先,我父亲后,辞世于同一年中。那时,人的生命随风飘去的脆弱之象,令我凄痛怆然,长久难以平复。
今年,到了费伯伯百年诞辰之时,我有了提笔的冲动,不是我对他有了精深的研究和了解,而是我想以一个晚辈的心意,书写我对他的景仰,哪怕只写到他一生中的某个片段。
为了阅读的习惯,我在下文中将改称费伯伯为费孝通费先生或费老。
时间的玄机
1957年,时间没有在这里停顿,但它受到了巨大的震荡这一年,中国的历史上,被重笔写下了四个字反右运动。
在反右运动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被划为右派。
右派,当时的社会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的阶级划分是地富反坏右,大知识分子费孝通当时就在此列中。
使他获罪的,是他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据说,那一天的《人民日报》成了洛阳纸贵的抢手货。
按下这篇文章的内容不表,先来说说此文写作和发表的背景。这又是需要用时间排列才能说清的:
1956年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俟问世,举国皆庆。文艺界、知识界人士激情尤甚。当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的通知》;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研究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费孝通被任命为副局长;他当时另有一个职务是民盟中央常委兼文教部副部长,正是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于是,1956年下半年,费老远赴西南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出门半年,至春节前回京。
时至1957年初春,他将调查结果口头向专家局及民盟中央汇报。一星期后,民盟文教委员会召开座谈会,讨论费孝通的口头汇报,以期全面了解一下知识分子的当前境况。在这个会上,费孝通用了春寒二字来形容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但稍顿,他即觉这个词用得还是不妥当,没有把知识分子冒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他觉得当前知识分子所遇到的情况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了拍。于是,将春寒改为早春。
民盟的会议上,大家都鼓励费孝通为知识分子说说话,于是,他决定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并于2月中旬,完成初稿,又反复修改,再经复写若干,送给民盟的朋友们,以听取意见。
此时,一位朋友告诉他:毛泽东批判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看形势是要收了。劝费孝通不要发表这篇早春的文章。但又有人传讯,说不是收,而是放,连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也听说了放的信息。犹豫不定时,一位记者说:传达下来了,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但坚信是放的朋友,又纷纷表态,鼓励费孝通把文章送出去。
几经沉浮的心情中,费孝通慎重而认真地将文章修改了一遍,他说:改写实际是磨角。修改后的文章被他毅然送交《人民日报》。他知道当天有个最高国务扩大会,据说毛泽东可能讲话。但他当天有接待外宾的任务,也就顾不了什么会议了。
当天晚上,他的老师潘光旦兴冲冲地跑来,说毛的讲话是放,不是收。于是大家释然。
有一位著名报人,详细地记录了那个会议上毛的讲话。他叫徐铸成,历任《大公报》总编、《文汇报》主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在北京的政协礼堂,听毛在最高国务扩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毛说: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徐铸成回忆说: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徐回忆,录音中传来的会场气氛愉快轻松,谈笑风生,我们听了也感到兴奋舒畅。(引自《书摘》2010年第6期,原载《徐铸成回忆录(修正版)》,三联书店2010.1出版)
当然,徐铸成后来在上海也被划作右派,只是费孝通是在北京,他们共同经历了那个玄机深藏的时代。
潘光旦先生当晚告诉费孝通的就是这个讲话。潘在北京,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他都会得到这个讲话的真传版,许多人像徐铸成那样兴奋、舒畅。第二天一早,费孝通又拿出《早春》的底稿,把文章的后半部重写了一遍,再次送去,直到发表,又经历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之后,费孝通又到了乡下,开始他重访江村的行程。在江村住了二十多天,对城里之事,全然不知。返城后,于5月18日,写完了他那篇著名的长文《重访江村》。此时,他对时局的变化,并无察觉。乃至于5月31日,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早春前后》,以更明朗的态度阐发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的未尽之处。
查阅当时的资料,我觉得《早春前后》的发表,似有两个诱因。一是当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的缺点是没有紧密地团结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改善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二是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称赞有加,他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把知识分子心灵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在第一篇《早春》发表后的1个月零3天,即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又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于是,大鸣大放,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北京更是风云之中心。
此时的费孝通,是在去江村的途中,或已住在江村调查。资料显示,他是4月17日离京,24日下乡,5月15日回苏州。这期间,他说在乡下看不到北京的报纸,回到城里(苏州)才补看。
接着,事态的变化,就令人惊悸不已了。先是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下发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但很快,这篇下决心反击右派的文章精神,就随风传开。这篇文章下达的这一天5月15日,费孝通恰从乡下回到苏州,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应当对此有耳闻。但查遍他的文集,看不到他当时对时局的重新估计。只看到5月31日,他仍然在《光明日报》上的重笔直书的《早春前后》,他自称:此篇比《人民日报》那篇更加厉害。
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先生,其岗位就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但在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气氛下,也会嗅不出一丝寒意,而仍书生意气地向费孝通约稿,并发表了他的《早春前后》,从而埋下了两位知识分子同一悲剧的伏笔。
又是时间提醒了人们:《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布于世,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党内传达之间,仅仅只有18天。在这18天里,大鸣大放曾使知识分子们兴奋于其中;而变化之起,却是政治家的谋略。这之间,没有博弈。参与鸣放的知识分子们,注定要败下阵来,只是,18天就鸣金收兵,这战略转移之突然,让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皆目瞪口呆。
惊天霹雳在6月8日降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下扭转了形势,让毫无防备之心的费孝通们,于措手不及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据称,《光明日报》在刊发费孝通的《早春前后》之后,不几天,储安平那篇令朝野震惊的党天下的发言又公诸天下,回击他的,当然是6月8日那篇《人民日报》的社论。
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在发起整风,又骤然收住的18天里,每天几乎都发生着事情,敏感者早已退避,可费、储等学人却勇往直前地谏言不止。
我们今天看待往日事端,只能感叹时间设下的迷宫,费、储等学者们,行走其中,只顾谈论思想,而无心寻路,于是,他们一起迷路了,乃至掉下了陷阱。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当日下午1时30分,储安平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那时,他上任不过70天)这事,对当时茫然失措的费孝通,其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时间倏然而过,到1966年10月,文革风暴已猛于当年反右,储安平未留一字而消失踪迹,留给学界的怅然,至今不散。
费孝通在年近九旬时,曾谈及储安平,他称储是学界先进人物。他说,储安平在政治上讲真话,能直言,态度与我相近。说到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已白发两鬓的费孝通神思忧伤,用了在劫难逃,生不逢时八个字来怀念老友。
但1957年时的费孝通,是来不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身边突发的种种事情的。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从此会沉寂了23年。
翻开《费孝通文集》第七卷,扉页标明,所收文章为19571980。逐页翻去,只见1957年的文章,止于6月11日所写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与6月8日那篇惊天动地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只错后三天。文中充满了复杂的心情,有时很激动,有时很沉重。再往后,则是写于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的22封《干校家书》。再往后,则是到了1976年11月,才有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见之。
时间分秒不差地走了,可是,费孝通却站在1957年的界限上,望着前面不知何处为终点的空白,嗟叹不已!
于是,我们只能将笔触移到距那时30年后的1987年,是年10月,费孝通接受美国教授巴博德的采访,曾追忆了1957年反右的状况,这或许是那一段空白中,唯一出自费孝通口述历史的语言文字:
费孝通:我突然被召回北京。
费孝通: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甚至现在我们也不真正了解那个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从那时起我进入了一生中完全不同的一个时期。
费孝通:1959年他们摘掉了我这顶右派帽子但没有人会出版我写的任何东西。理论上我是恢复了名誉,但实际上我没有改变。这时,我被称作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是一个右派分子。摘帽右派成为像我这样人的特殊称号,我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这是阶级斗争。
费孝通:我不再是同一个费孝通。
费孝通:我真的混乱了我真的相信自己要改造。
费孝通:我的思想很混乱。我在这些共产党人身上看到的力量简直压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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