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的教育经历使我认识到学校具备的独特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改变每个在校学生的人生。我在肯特区的梅德斯通长大，我有一兄一姐，都比我年长许多，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716岁我上了一所私立修道院学校，使我幸运地免于参加令人头痛的11加考试（11-plus）学生11岁时参加考试，从而决定他们接下来能上教学质量高的文法学校还是上糟糕得令人生厌的中等现代学校。我将在后文披露我对严格考试的看法，但我始终认为，让一个11岁的孩子接受这样严格的考试，并且将人生机遇完全维系在这一次考试的结果上是不公平的。
学校长期难以摆脱失败这件事是整个社会的伤痕。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不可能超过我们教育的发展速度。在大西洋两岸，我们仍旧在为创建伟大的学校，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创建伟大的学校而竭尽全力。真有那么困难吗？学校面世已有千年之久，或许在你看来，如今的我们早已解读出成功的秘诀：强有力的领导、有才华且全身心投入的教师、体面的设施与资源、个性化支持这张蓝图可以从任何教育团体的网站上找到，然后复制、粘贴。这些原则惊人地显而易见，早在雅典创立最原始的学院时，苏格拉底便已提出。当时与现在最大的区别恐怕是，古希腊求学的学者们是自愿入学的；而2 500年后，西方国家还在为有效地提供义务教育而挣扎，尤其在贫困城市社区，这项挑战变得更加艰难。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过：大国的公共教育总是平庸无奇，同理，大厨房里端出的饭菜往往乏善可陈。但这本可避免。教育学教授杰拉德格兰特在其著作《美国城市的希望与绝望：为何罗利没有差学校》（Hope and Despair in the American City： Why There are No Bad Schools in Raleigh）中谈及一种民主交易，即只要全民教育系统足够强大，便可容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这与美国梦或机会平等是一回事。在欧洲，人们更喜欢这样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享有一条公平的上升通道，只要努力就能攀上顶峰。显然，我们没能兑现这项民主交易。你或许曾经听说过统计数字暴露的残酷现象，我在这里列举少许。仅有7%的英国年轻人出身于私立学校，而46%的牛津大学学生接受的是私立学校的教育。英国75%的法官、70%的财务总监出身于私立学校。据《泰晤士报》报道：有10种行业，超过半数的杰出人士接受私立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68%），法律（63%），高级军官（60%），商业（59%）。该报道还称：仅10%的精英出身综合学校，包括演员丹尼尔克雷格和BBC记者罗伯特佩斯顿。仅1%的精英来自非重点学校，包括演员科林费尔斯和奥运赛艇冠军史蒂芬雷德格雷夫爵士。（见图1）看来，攀登社会阶梯得像007一样足智多谋才行。我完全同意前教育部部长迈克尔戈夫的说法，由接受私立教育的精英把持高层是不道德的。
将这种迫切的道德需求转化为果断的行动并不容易，但却可行。以图2为例：
伯特兰罗素曾说过：文明人的标志是能够看着数据流泪。用图2测试人的文明程度未免不公平，因为散乱的圆点所揭示的不公平实在太显而易见了。简单来说，图2显示学生成绩与贫富程度密切相关，接受免费学校午餐的学生很难像那些有钱的同龄人一样获得高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其实一直都明白社会背景与成就之间的利害关联。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中总结道，在美国，排除基本社会背景的影响，学校对儿童成绩的独立影响微乎其微；这种独立影响的缺失意味着儿童家庭、社区与周围同龄人带来的不公将导致他们在成年后面对的不公。经过50年，2010年的一项由经合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在英国，父亲的收入决定儿子未来收入这一情况比在任何发达国家都普遍。对我们这些坚持认为能够改变该情况的人来说，上面的图带给我们希望，看那些离群值贫困学生人数众多却依然成绩优秀的学校他们正在努力扭转局势。如果已经有某些学校做到了，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学校都行动起来？那正是摆在贫困社区学校校长面前的挑战，也正是它激励我在2008年同意就任伯灵顿丹麦学院校长一职。
结语：伯灵顿丹麦学院深陷绝望；我在犹豫中答应尽量挽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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