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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历史学家 顾颉刚
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通史了,没有之一。之所以说写得好,一是全书可以说是简史,条理清晰,言简意赅,重要的事情都说得很清楚,没有让人看不明白的地方;二是观点独特,敢于质疑,书中对于很多历史上已经有了统一定性、评价的人物和史实都给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三是史料丰富,任何评价都必有史料支撑,说得清的就是说得清,说不清的坚决不鲁莽评价。豆瓣网友 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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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著名国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代表著作,以时间为主轴,梳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在史实的选择、史实的组合、历史整体的构建、叙事情节的设计等方面都独具一格,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的历史分期,是当时中国史研究中的创新性见解,对以后的通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书中的一些精彩议论与观点,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开创了通史写作的新纪元。全书脉络清晰,逻辑性极强,不仅可以满足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兴替的需求,更有助于读者对社会变迁的宏观把握。
蒋爱花博士带着我们一起读《中国通史》,了解史学大师吕思勉其人其作品,梳理《中国通史》的亮点与价值,帮助我们迅速把握《中国通史》的精髓,形成独特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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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是史学界公认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著述宏富,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
蒋爱花,清华大学博士,师从著名学者张国刚先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项目,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2013年入选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计划。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讲授《永泰公主之死》《太平公主不太平》,在西藏卫视《珠峰讲堂》栏目讲授《揭秘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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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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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导读001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014
第二章 我国民族的形成017
第三章 中国疆域的沿革020
第四章 中国史时期的划分023
第二编 上古史
第一章 我国民族的起源028
第二章 太古的文化和社会031
第三章 唐虞的政治034
第四章 夏代的政教038
第五章 商代的政教042
第六章 周初的政治045
第七章 古代的封建制度048
第八章 我国民族的滋大052
第九章 春秋的霸业055
第十章 战国的七雄058
第十二章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064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067
第十四章 上古的社会070
第三编 中古史
第一章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076
第二章 秦汉之际080
第三章 前汉的政治085
第四章 新莽的改制088
第五章 后汉的政治092
第六章 两汉的制度096
第七章 秦汉的武功100
第八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104
第九章 两汉的学术108
第十章 佛教和道教113
第十一章 两汉的社会117
第十二章 三国的鼎立121
第十三章 晋的统一和内乱125
第十四章 边徼民族和汉族的同化128
第十五章 南北朝的对峙136
第十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140
第十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143
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146
第十九章 隋之统一与政治149
第二十章 唐的开国及其盛世153
第二十一章 隋唐的武功156
第二十二章 隋唐的对外交通160
第二十三章 隋唐的制度164
第二十四章 隋唐的学术和文艺168
第二十六章 中外文化的接触174
第二十七章 唐中叶以后的政局177
第二十八章 隋唐的社会181
第二十九章 五代的混乱185
第三十章 宋的统一及其初年的政治189
第三十一章 变法和党争193
第三十二章 辽夏金的兴起197
第三十三章 宋和辽夏的关系201
第三十四章 宋和金的关系204
第三十五章 宋的学术思想和文艺208
第三十六章 宋的制度和社会212
第三十八章 中西文化的交通222
第三十九章 元的制度225
第四十章 元帝国的瓦解229
第四十一章 明初的政局234
第四十二章 明和北族的关系238
第四十三章 明朝的殖民事业和外患241
第四十四章 明末的政局245
第四十五章 明的制度249
第四十六章 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253
第四十七章 元明的宗教和社会256
第四编 近代史
第一章 明清之际262
第二章 欧人的东略267
第三章 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270
第四章 清初的内政275
第五章 清初的外交279
第六章 清代的武功283
第七章 清中叶的内乱289
第八章 鸦片战争293
第九章 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役298
第十章 英法联军之役304
第十一章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308
第十二章 西北事变和中俄交涉312
第十三章 晚清的政局317
第十五章 中日战争328
第十七章 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337
第十八章 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341
第十九章 远东国际形势345
第二十章 日俄战争和东三省349
第二十一章 清末的宪政运动354
第二十二章 清代的制度358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学术362
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社会367
第五编 现代史
第二章 清季的革命运动378
第三章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381
第四章 二次革命的经过384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外交和蒙藏问题388
第六章 帝制运动和护国军393
第七章 二十一条的交涉396
第八章 复辟之役和护法之战400
第九章 参战的经过和山东问题405
第十章 华盛顿会议和中国409
第十一章 军阀的混战413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的经过423
第十五章 五三惨案和对日之交涉426
第十六章 关税自主的交涉经过429
第十七章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经过433
第十八章 中俄的龃龉437
第十九章 日本的侵略东北440
第二十章 国民政府的政治444
第二十一章 现代的经济和社会448
第二十二章 现代的教育和学术452
第六编 结 论
第一章 我国民族发展的回顾456
第二章 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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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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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融会贯通的中国历史
中国向来以史学发达著称,有梁启超先生所称的帝王将相的纪传体二十四史,有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历史,有以《史通》为代表的史学理论,有包含民间趣闻与名人逸事的野史、笔记,但很少有简明扼要兼具世界眼光的通史性著作。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满足了我对通史性著作的所有期待。
首先,从覆盖的时间上看,吕思勉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从上古时期民族起源写起,直到作者生活的民国时期。在二十世纪的史学界,凭借一己之力,吕思勉先生完成了一部涵盖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通史性著作。对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段的具体划分,吕思勉先生有其充分的研究与论证。
其次,从内容上看,全书分为六编。第一编为绪论,分为历史的定义、民族的形成、疆域的沿革以及本国历史的划分等。第二编为上古史,分为十四章,从上古的民族、上古的社会,写到春秋战国时期。第三编为中古史,分为四十七章,这也是全书的重中之重,涵盖了从秦汉到元明的社会各个层面,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封建社会。作者刻意避开正史文献惯用的宏大叙事,而是关注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言简意赅,却又有发人深省的分析。第四编为近代史,分为二十四章,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形势写到基督教的传入;从清王朝的内政、外交、武功、内外关系,看出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如果只分析内因,还不足以论述清楚中国为什么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作者用大量篇幅讲中国与边疆政权、毗邻国家所打的交道,以及远东的国际形势,进而分析了清代的制度、学术与社会。第五编为现代史,分为二十二章,从资产阶级革命的勃兴到孙中山先生的探索讲起,直到国际国内形势,革命、战争、侵略、谈判,构成了这一部分的关键词。第六编为结论,只有两章,但是全书的升华之处也在这里,再次关照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以及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如果检索市面上的中国通史著作,不下百种。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原成书于1923年,旋即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为什么到现在我们依然要阅读这本《中国通史》呢?编纂史书,最容易犯的错就是罗列史实、缺乏独立的见解。不得不说,吕思勉先生具有缜密的思考能力以及鉴古通今的才华,且因为生活在国家内外交困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对于侵略与战争的历史尤为关注。他不再囿于知识的传授,而是透过历史事件将道理讲清楚,分析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吕思勉先生是公认的当时读书最多的人,谭其骧先生评价他为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的人。他不仅对二十四史相当熟稔,而且对治史也有独到的方法,在学术界被传为美谈。这部《中国通史》所能告诉你的,也许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二、窥一斑而知全豹
1.有趣的异说
我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时,有一次收到同事的一句问候:殷地,安否?我会心一笑。
凡是对学术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学界趣闻:美国的印第安人为什么叫Indian呢?有人发现并解读了其中的奥秘:上古时期,中国殷朝的商人流亡到美洲本土,他们思念故土,见面总是询问:殷地,安否?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发音的演化,殷地,安否渐渐变成了印第安(Indian),并且进一步引申为奥尔梅克文明是我们中国的殷朝商人创造的
无独有偶,异说频现。我在读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时,找到了类似的记载,并且惊讶于奇思妙想出现的时间竟然是在二十世纪,而不是学术界流传的近二十年的事儿。依据《佛国记》,早在412年,中国的僧人法显已经乘船到达了美洲。法显从狮子国(今天的斯里兰卡)回国途中,在航行过程中不幸迷路,达九十日许,误打误撞地漂到了美洲。这样的记载可信吗?吕思勉先生在书中描绘了法显的具体行程:
(法显)到印度求法之后,自锡兰东归,行三日而遇大风,十三日到一岛。又九十余日而至耶婆提。自耶婆提东北行,一月余,遇黑风暴雨。凡七十余日,折西北行,十二日而抵长广郡。
这一说法在近代中国已经发酵,章炳麟先生在《法显发现西半球说》中认为,耶婆提就是南美洲的耶科陁尔,法显实在是初陷入太平洋中而至此。至此之后,不知地体浑圆,仍向东方求经,又被黑风吹入大西洋中。超过了山东海岸,再折回来。其计算方向日程,似乎很正确。法显的东归,在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法显到美洲,要比著名航海家哥伦布早1077年,他环游地球比麦哲伦要早1103年。这样看来,我们中国的法显真是了不起!可是为什么法显的知名度远远在哥伦布、麦哲伦等人之下呢?甚至随便拉住一个路人问他法显是谁,他会投来诧异的目光。
产生这种争议,也不能完全怪后人。众所周知,咱们中国古代文献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很容易产生阅读上的歧义。法显漂流的九十日许,是不是应该为九、十日许呢?九十日能绕地球半圈,而九、十日只够在附近海域打转。
2. 中国的疆域与边界
唐僧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有时被美女妖精称为御弟哥哥,确实,唐僧的后台很硬,唐太宗跟他以兄弟相称,并且前往印度求佛法也是唐太宗的旨意。但是大部分时候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为什么《西游记》里称呼大唐为东土?要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可是天朝上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为什么到了《西游记》成书的年代(明代),中国就已经不再是中国了呢?那么,把中国转化成东土的认识,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有人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东土大唐中的东只是说明在地理上的东方而已,与所谓世界中心的意思并不相干。再说,《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去西域拜佛求取真经,从宗教心理上,称自己为天朝上国并不合适。
有人从地理科学的认知角度解释,从中心到东部,这种主动地有意识地去中心化的自我认知,是基于科学认知上的提升,经历很长时间的酝酿才形成的转变,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地理方位的认知,使三观中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转变。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有自己独到的解释:普通人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历史上所谓东洋,系指亚洲而言;西洋系指欧洲而言。其实河川、湖泊,本不足为地理上的界线。乌拉山虽长而甚低,高加索山虽峻而甚短,亦不能限制人类的交通。所以历史上东西洋的界限,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而不是欧、亚两洲的界线。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中国通史》第一编第三章《中国疆域的沿革》)
读到这里,我的心里不免豁然开朗。古代的西欧人称呼阿拉伯人为东方来的贸易商人,阿拉伯人称呼大唐为东土,而对于唐朝的人来说,阿拉伯人是来自西域的胡商,所以东西方不仅是相对的地理概念,也是一种对于不同文明的认知。即使到了现在,也不能完全以亚洲、欧洲的界线来区分东西方文明。比如俄罗斯属于西方文明,但大部分国土在东方;地理位置相近的阿拉伯文明与埃及文明,前者属于东方文明,后者却属于西方文明。
与地理认知相关联的是文化心态。文化两字,寻常人对于它,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是什么崇高美妙的东西。其实文化只是生活的方式。各国民所处的境界不同,其生活方式,自然不同,文化也因之有异了。人类是富于模仿性的,见他人的事物和自己不同,自会从而仿效。而彼此的文化,遂可以互相灌输。(《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二十六章《中外文化的接触》)
3. 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学中的概念,但中国古代也有过通货膨胀,甚至会导致王朝的覆亡。提到唐朝,就会让人想起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生产发展,商业发达,社会繁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的诗偏重于直白描述,目的是强调感情上的回忆往昔,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望与失落。从技术角度分析,唐代的货币结构在唐朝中后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朝政府也曾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唐代处于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转折时期,即由贵金属金银尤其是银逐渐代替铜钱和布帛谷粟等实物通货的过渡阶段。在以往各个朝代发挥货币职能的铜钱、布帛谷粟、金银珠宝等,在唐代都曾作为货币(一般等价物)来使用,区别只在于全部或部分地执行货币职能以及流通程度不同。唐末的飞钱作为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也是中国纸币之滥觞,直到北宋才正式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唐代实行的是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即铜钱和绢帛都是法定货币,并行使用。唐代是金属铸币的复兴时期,开元通宝流行了约280年的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铜钱较之绢帛更加受到欢迎。唐代铜钱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盗铸、通货膨胀、钱荒等问题,扰乱了市场秩序。唐朝政府还天真地以为多铸钱就能解决面临的国家财政危机,曾经一度铸大钱,以一当十,即一枚乾元重宝相当于十枚开元通宝。这样人为的干预,到底有没有起到效用呢?唐朝政府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因为唐政府不知道,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违反了经济运行本身的规律。
乾元重宝是唐朝由官方铸造发行的铜质铸币。有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两种,面值大于开元通宝,并且有很高的兑换率,因于乾元年间发行,所以称为乾元重宝,民间俗称乾元大钱。刚开始,还能以一当十,后来以一当三,直至以一当一。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唐末以金银填补货币结构的空缺,货币性能增强,飞钱这一世界上最早的汇兑方式产生。经济领域的问题还没有厘清,政府的军队已经被私盐贩子出身的黄巢打败下来。当我们注重政治与军事事件的时候,经济领域的变革同样不容忽视。
北宋的交子(后改为钱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约产生于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开始由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发行交子。吕思勉先生认为:宋、金、元、明四代,有一厉民之政,便是钞法。钞法是起于北宋时的。因宋于四川区域之内,行使铁钱,人民苦于运输的不便,乃自造一种纸币,名为交子。一交一缗。三年一换,谓之一界。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后来富人穷了,付不出钱来,渐起争讼。 (《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三十九章《元的制度》)
北宋政府的做法与唐朝政府发行大钱类似。天圣元年(1023)成立益州交子务,第二年发行官办交子。发行控制在125万余贯(缗),以铁钱为钞本,币值较稳定。但后来随着对西北用兵,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无钞本交子60万贯,以充军费。政府在发行之初确实尝到了甜头,后来对付西夏,增加发行额,通货膨胀加剧,导致交子的信用下降,引起民怨沸腾。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走向了灭亡。
偏东南一隅的南宋时刻想着北伐,想着失去的北方疆土,但经济上的管理难题依旧困扰着南宋政府。吕先生在第三编第三十九章《元的制度》中说:(宋)真宗时,转运使薛田,才请改为官办。这本是便民的意思。然而后来,官方遂借以筹款,而推行于他处。蔡京时谓之钱引。南宋则始称交子,末造又造会子,成为国家所发行的纸币了。交会本当兑换现钱的,然而后来,往往不能兑换,于是其价日跌。大约每一缗只值二三百文。然而这还算好的。金朝亦行其法于北方,名之为钞,则其末造,一文不值,至于以八十四车充军赏。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南宋的情况。南宋纸币有多种,主要是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开始由官府发行。在孝宗(1163年即位)以前发行额还有所控制,到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政府发行纸币作为军费,从此发行额不断创下新高。开禧年间发行 14000 万贯; 嘉定年间(12081224)发行23000万贯;理宗绍定五年(1232)发行22900万贯;绍定六年(1233)发行32000万贯;嘉熙四年(1240)发行50000万贯;淳祐六年(1246)发行65000万贯。这种直线上升的纸币滥发行为导致会子币值垂直下降。乾道四年(1168),一贯合铜钱770文,咸淳三四年(12671268)为75文,已跌到不足其十分之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南宋政府到了崩溃的边缘。
可惜,宋朝的前车之鉴并没有引起金朝与元朝的警醒。 金朝的行钞,原因现钱缺乏,不得不然。后来屡谋铸钱。然而所铸无多,即铸出来,亦为纸币所驱逐。所以元定天下之后,仍不得不行钞。乃定以钞与丝及金、银相权。丝、金、银是三种东西,岂能一律维持其比价?这本是不通的法子。况且后来所造日多,其价日落,就连对于一物的比价,也维持不住了。至于末年,则其一文不值,亦与金代相同。(《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三十九章《元的制度》)
元代货币以纸币为主,其纸币制度称为钞法。元代钞法先后经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阶段。中统钞于中统元年(1260)发行,以金银为本,钞本不许亏欠挪用,发行量严格控制。到忽必烈末年,信用有所降低。至元十七年(1280)起,佞臣阿合马当权,为应付财政困难大量印钞,又动用钞本,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可见,元政府自坏钞法。
当然,明代推行的向政府换钞的行为更是登峰造极。在《元的制度》中,吕先生论述道:明有天下,明知其弊,然因没有现钱,仍无法不用钞。而行用未几,其价大落。至宣宗宣德初一四二六年明朝开国不满六十年,已跌得一贯只值一两文了。于是无可奈何,大增税额;又创设许多新税目,把钞都收回,一把火烧掉。从此以后,钞就废而不用了。当金朝末年,民间交易,已大多数用银。至此,国家亦承认了它。一切收入及支出,都银钱并用。银亦遂成为正式的货币。然而量物价的尺,是不能有二的,银铜并用,而不于其间定出一个主辅的关系来,就成为后来币制紊乱的根源了。
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第二年,诏命中书省主持造大明宝钞,同时禁止民间金银买卖,只许向政府换纸钞。大明宝钞不分界、不限时间、不定发行限额,更无准备金。政府投放的太多,导致纸币贬值。以至于明代后期百姓只相信银和铜钱,不再使用钞票。明政府虽然多次下令禁金银交易,但用处不大。最后,政府不得不放弃禁用铜钱和金银的法令。
中国古代发行纸币时,有些统治者意识到发行纸币要有准备金,即钞本。由于军费、奢靡等造成的财政困难,统治者最终还是乞怜于发行纸币,能够获得暂时的缓解或者明面上漂亮的统计数字,但是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消弭,严重的通货膨胀必会导致政权的覆亡。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唯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绝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吧?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唯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第二章 我国民族的形成
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历时稍久,就可以渐趋混合;民族则论语言,论信仰,论风俗,虽然无形可见,然而其为力甚大。同者虽分而必求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难;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坚强与否,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
一国的民族,不宜过于单纯,亦不宜过于复杂。过于复杂,则统治为难;过于单纯,则停滞不进。我们中国,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互相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虽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极其优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虽屡经改变,而仍不失其本来。经过极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极伟大的民族。
各民族的起源发达,以及互相接触、渐次同化,自然要待后文才能详论。现在且先做一个鸟瞰。
中华最初建国的主人翁,自然是汉族。汉族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到中国来的呢?现在还不甚明白。既入中国以后,则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粤江流域渐次发展的。古代的三苗国,所君临的是九黎之族,而其国君则是姜姓。这大约是汉族开拓长江流域最早的。到春秋时代的楚,而益形进化。同时,沿海一带,有一种断发文身的人,古人称之为越。吴、越的先世,都和此族人杂居。后来秦开广东、广西、福建为郡县,所取的亦是此族人之地。西南一带有濮族。西北一带有氐、羌。西南的开拓,从战国时的楚起,至汉开西南夷而告成。西北一带的开拓,是秦国的功劳。战国时,秦西并羌戎,南取巴、蜀,而现今的甘肃和四川,都大略开辟。
在黄河流域,仍有山戎和
狁,和汉族杂居。
狁,亦称为胡,就是后世的匈奴。山戎,大约是东胡之祖。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和热、察、绥之地,都已开辟。此两族在塞外的,西为匈奴,东为东胡。东胡为匈奴所破,又分为乌桓和鲜卑。胡、羯、鲜卑、氐、羌,汉时有一部分入居中国。短时间不能同化,遂酿成五胡之乱。经过两晋南北朝,才泯然无迹。
隋唐以后,北方新兴的民族为突厥。回纥,现在通称为回族。西南方新兴的民族为吐蕃,现在通称为藏族。东北则满族肇兴,金、元、清三代,都是满族的分支。于是现在的蒙古高原,本为回族所据者,变为蒙古人的根据地,回族则转入新疆。西南一带,苗、越、濮诸族的地方,亦日益开辟。
总而言之: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势力不竞,暂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治法。经过若干时间,即仍与汉族相同化。现在满、蒙、回、藏和西南诸族,虽未能和汉族完全同化,而亦不相冲突。虽然各族都有其语文,而在政治上、社交上通用最广的,自然是汉语和汉文。宗教则佛教盛行于蒙、藏,回教盛行于回族。满族和西南诸族,亦各有其固有的信仰。汉族则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数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杂然并行,而从没有争教之祸。我国民族的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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