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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史学理论卷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编选的《史学史研究文选》丛书中的一种，丛书还包括《人物志》（上下卷）、《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中国古代史学》（上、下卷），共7卷，展示了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汇集了白寿彝、杨向奎、翦伯赞、史念海、侯外庐、任继愈、李学勤等史学大家的名篇，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入门必读图书。
与其他卷相比，史学理论卷侧重于理论探讨和总结，其阐述历史观点的方式可能会有点枯燥，但对于有志研究中国史学或者对其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是*有效率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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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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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文选史学理论卷汇集了历年来《史学史研究》中所发表的诸多历史学者的论文，例如：白寿彝、刘大年、刘家和、侯外庐、杨翼骧、王晴佳等，保留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原貌。这些历史学者多是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研究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些理论探讨中，他们总结古往今来历史学家的经验和教训，也将之与西方的理论成果相比较，对推动史学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全部7卷书中，史学理论卷是*总结性和学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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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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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杨共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古代罗马史、中外古代交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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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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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白寿彝
001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白寿彝
12 说疏通知远
刘大年
027 面向新世纪，漫谈历史规律问题
刘家和
038 论通史
瞿林东
051 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几个问题
陈其泰
071 19 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白寿彝
090 说六通
刘家和
097 从三代反思看历史意识的觉醒
吴怀祺
106 《周易》的意象思维与历史解喻
晁福林
123 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乔治忠
134 中国史学起源问题新论
蒋重跃
148 从变与常看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侯外庐
152 论刘知幾的学术思想
杨翼骧
167 刘知幾与《史通》
施 丁
199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许殿才
214 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
汪高鑫
221 经史尊卑论三题
向燕南
237 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
周文玖
252 20 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
张 越
267 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
张广智
274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
刘林海
283 教会史之父尤西比乌的历史思想初探
王晴佳
294 历史进化思想在西方的形成和演变
乔治 G. 伊格尔斯 王晴佳
306 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
艾都拉多 托塔奥罗
324 普遍史 世界史：过去、现在和将来
耿淡如
336 什么是史学史
于 沛
344 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
张耕华
351 略论历史归纳中的几个问题
易 宁
364 关于西方古代史学实质主义的思考
戴维 包丘（David Boucher）
381 柯灵乌《历史的原理》一书的重要意义
乔治 伊格斯（George Iggers）
407 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
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
419 敬复伊格斯教授
杨共乐
427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
周建漳
436 语言转向的历史哲学表现和价值
彭 刚
445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
左玉河
467 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董立河
490 后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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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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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年是《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史学史研究》在培养青年史学研究人才，发表原创性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 年。初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出刊，1964 年7 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 年复刊，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 年再次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研究》首任主编为白寿彝先生（19812000），主要编辑人员有朱仲玉先生、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陈其泰教授和许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编为郑师渠教授（20012009），主要编辑人员有吴怀祺教授、许殿才教授、易宁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 年起担任编辑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编为杨共乐教授（2010 至今），副主编为李帆教授和易宁教授，编辑部主任为汪高鑫教授，主要编辑人员还有许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现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单位为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史研究》作为发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是国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刊物开辟的栏目非常丰富，主要有：专论、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人物志、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和读书会等。近年来，栏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历史理论专栏，更加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中国史学发展史细化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栏目，不但使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更为清晰，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史学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在外国史学栏目中，重视引介西方学人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观点，重视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学术信息栏目，及时报道海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研究动态；等等。本刊不但一贯重视刊发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发挥学科研究的引领作用，而且重视提携后学，中青年学者论文刊用比例较高。
长期以来，本刊一直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尽管政治气候经常变化，却能保持不受政治风浪的影响，不迎合时尚，不追赶潮流，不搞实用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积极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重视学术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创性，反对言之无物。提倡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于作者来稿，要求既要有正确的、独到的理论观点，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强调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本刊在历任主编、主要编辑人员和史学所、历史学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海外也有较高知名度的学术期刊。在国内，本刊通过刊发大量高质量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已经成为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发表学术观点的重要平台。同时，本刊重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本刊1999 年第3 期刊发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写给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的贺信，祝贺其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是教育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江总书记关于史学工作重要性的重要论述，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对促进史学研究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海外，本刊发行到美、俄、英、法、德、意、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而且对当地学者了解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状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 年，本刊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对国外代理中国出版的九千多种期刊中排名前五十位，被该公司评选为2015 年度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期刊。
1992 年，本刊在全国首次中文核心期刊测定中入选为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此后每评选皆得入选，现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刊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SPCD）期刊源刊物、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和《美国：历史和生活》（America：
History and Life）摘要与索引的来源期刊，并进入期刊方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双效期刊。
在此刊物创办五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在认真研读《史学史研究》全部刊文的基础上，分类选辑，精心出版《〈史学史研究〉文选》，内容包括《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上、下）、《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人物志》（上、下），共七卷，旨在展示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我们对我们的前辈和作者深怀敬意，我们对我们的刊物充满信心。我们将以更大的热忱把《史学史研究》办好，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杨共乐
2016 年9 月25 日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白寿彝
时间：1981 年一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甲，客乙。
客甲：我读过您的《谈史学遗产》，感到中国的史学遗产很丰富，您是不是可以另外多谈一点？
答：那篇文章是 1961 年三月间写的，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这些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断想过，感到可谈的问题很多，不过下功夫研究过的问题还是很少的，我的一些想法也不一定对。
史学在我国有长远的历史，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史学家。在殷商时代，那些管占卜的贞人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早的历史家。我国最早的知识宝库，包括宗教迷信的和科学的，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我国有一个要求博学的史学传统。《汉书
司马迁传 赞》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这就是说，有了文字就有史官，所有的记载都集中在他们那里，他们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我国古籍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如《诗经》，如《周易》，如《春秋》，都属于史官的职掌。司马迁论战国和汉初的学术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些著作都是包含了大量历史，采取了历史的资料，研究了历史的问题，结合了当代情况而写成的。司马迁的八书，《汉书》的十志，还有一些列传，论述了很多专门的学问，其中包含天文、地理、水利、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学术流派，以及医药、宗教迷信等等。一个历史家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并且在这些知识领域里有相当深度的理解，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近代科学分工分的细了，不能要求一个历史家懂得很多学科，但是也绝不能说一个历史家只有一点历史知识就行了。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历史系，主要课程还只是中外历史的八大块，不要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就是对于哲学、文学的接触也很少，甚而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段历史，有的还只能教一章一节。我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比起两千年前的历史家来，在知识渊博方面应该超过他们，不应该比起他们来还显得抱残守缺。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我看今天还是要宣传，要继承，要发扬。
史学遗产可谈的很多，有关于历史观点的，有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有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有关于历史编纂学的，有关于历史文学的，咱们一下也谈不完，今天咱们先谈哪些呢？
客甲：先谈谈关于历史观点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答：关于这个问题，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前几年，我们在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一篇出版说明。在出版说明里，总要说说为什么要出这部书，首先就要说说历史观点。这差不多都要指出来作者的思想是英雄史观，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是诬蔑农民起义和劳动人民，是历史唯心论。这就是说，作者的历史观点是不足取的。
但是，为什么要出版这部书呢？出版说明的笔锋一转，接着就说，这部书在史料上如何有价值。这种写法差不多成为出版说明的一般公式。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它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
在关于历史观点方面，我想到的有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另外，总还有一些问题，是我还没有想到的。
客甲：是不是请您按次序给我们一个一个地说说？先谈谈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好吗？
答：所谓历史进程，按现在习惯的说法，是说历史发展过程。因为有的人不承认历史是发展的，所以用历史进程的提法更好些。如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不是发展的。有人承认历史是在变，但还没有进化的思想。也有人有进化的思想，但还没有明确的质变的思想。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必细谈了。现在只想就势
和理的观点谈一谈，这是关系到对历史规律性的了解的。
按《韩非子
难势》所说，势的概念在慎到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慎到把贤智跟势位对立起来，说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子吸收了慎到的思想，很重视势的作用，他所谓贤势之不相容，同上引慎到的话是一个意思。前些年，一些讲儒法斗争的文章，把势说成是必然性，这是把势的原意夸大了。慎到、韩非所说的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势力，这里是指权力。有的同志把它解释为政权，我看是可以的。《史记
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序》说：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形势虽彊， 要之以仁义为本。又说到彊本干弱枝叶之势。这里所谓势和形势，也都指的是现实权力，是现实性的东西，不是必然性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
序》和《宦者列传 序》是论当时形势的名篇，其中又有提到不得不的地方，这也是讲现实的情况，还提不到必然性上。但这里提到了理的概念。如说：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又说：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以理，则强梁褫气。第一个理字有必然性的味道，但尚提不到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第二个理字，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道德规范，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柳宗元的《封建论》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个势字，差不多跟我们今天所说形势大好之势，意思相同，是说事态发展的情况。柳宗元把势跟欲对立，是说在封建这个问题上，客观的形势是不能以主观的意愿去改变的。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说，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顾炎武的看法比柳宗元更进一步，认为客观形势固然重耍，但在形势要起变化的时候，还有待于人力的促成，而人不能安坐以待其变。这种看法，就比柳宗元的看法要周到一些。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开卷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在对郡县的看法上，王夫之认为二千年弗能改，而不重视郡县之弊，这不如顾炎武高明。但他在这里提出了势和理的关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这里是把形势的发展，看作是受理的支配。他虽然还远远谈不到对历史规律的具体分析，但已看到历史进程是有必然性的规律的。他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说：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说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这段话把理和势的关系，就说得更清楚。他以理势跟理气相比，这个理是唯物的，不是程朱学派的理。侯外庐同志在《屮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二章第八节对王夫之的历史观点分析得很好，可以参考。
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客乙：形势，是否还有别的意义，如说地理形势之类？
答：顾炎武有《形势论》，就是专从地理上讲的。《汉书
艺文志》于兵家著录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并说：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些话不好懂，似是说利用地理形势以制敌取胜。所著录的图，可能就是地理形势图。这只是我的猜想，不敢说是否符合《汉书
艺文志》的原意。但从传说的历史观点说，中国有不少史家是注重地理条件的。现在我们的谈话，是否就可以转到地理环境方面去谈谈。
客甲：这些年，我国史学界不大谈地理环境，主要是怕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实际上，这是由于对斯大林著作的误解。
客乙：对了。斯大林在《联共党史》四章二节说地理环境决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主要原因，但是同时又说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应当全面理解斯大林的意思，您看对不对？
答：我同意您的意见。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不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正确的。他认为，地理环境是必要条件之一，这也是正确的。而且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还是
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说必要，还说经常，可见他对地理环境的重视。这些年，不少人因误解斯大林的话，反而不敢谈地理环境，这是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上很不应该有的错误。
近来读到史念海同志《河山集》二集排版的清样，这本书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黄河因中下游的侵蚀、下切和淤积而引起的各种地理条件的变化。作者认为不了解这种变化就不好谈有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考虑历史进程中地理环境的问题。
黑格尔有关于地理环境的详细论述。他提出了
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按着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第二种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第三种是跟海相连的海岸区域。跟这三种不同的地理特点相适应，居住着不同文化情况的人民。他说：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他认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人们不能做自由的运动，人们时时刻刻被迫着当心自然，当心着炎日和冰雪，没有力量向更高的方面发展。他关于水的论述，是很有趣的。他说：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国家不过是河
川流注的区域。
他又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这些话很可以给我们启发，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之不同特点的理解有所帮助。我们在大陆上居住的人，很难对水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的《周易》总是要说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对于水怀一种害怕的心情。黑格尔的这些论述都见于他的《历史哲学》。他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但他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还是好的。
他也并不想把地埋环境的作用抬的过高，他曾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它的荷马；在土尔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
马克思在讲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的时候，以劳动对象为简单要素之一。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条件。马克思对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是辩证地看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
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冶》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名文中，还特别提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对东方国家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对这些国家执行社会职能的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土壤、气候、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都属于自然富源。当它们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生产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些方面是注意得很不够的。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这句话的上面，恩格斯还说了两句话。他说：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我们对这两句话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客乙：前些天，我在去年十月号的《哲学研究》上看了一篇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学说的文章，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有很丰富的内容。
答：过去，有人指责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某种夸张，指责他曾经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性。但是，他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确实有很精辟的地方。他认为，地理环境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给社会带来了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中，地理环境起了不同的作用；社会越向高级发展，地理环境的作用就越减少。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说：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但是人与人的居所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关系在他们所产生的后果中构成一个有规律性的过程。要辨明这个过程，必须首先考虑到，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这一段话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国历史家、思想家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比较缺乏，但并不是不注意这个问题。《史记
货殖列传》按照各地物产的特点，区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北方四个地区，并指出：原大则饶，原少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湊。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司马迁是既注意了各地天然财富的差异，又注意到人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以及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产生的影响。在同一篇文章里，司马迁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区在地理环境上的特点以及它们对当地人民经济生活和风俗上的影响。
司马迁还写了《河渠书》专篇，论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性，以及兴水利、防河患对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意义。他说到，战国末年秦国开渠的故事，说到一个大渠的完成，改善了关中的土壤，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农业产量，因而秦国得以富强，并导致合并六国的效果。班固修《汉书》，继承了司马迁在这方面的工作，在《地理志》和《沟洫志》里作了更为完整的记录。后来的史家，对于地理环境不断有所论述，但没有多大的发展。明清之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
主要是从政治、军事方面论述地理形势的专书。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用以观察各地区的情况。这部书并没有正式完成，只留下了大量的稿本。中国历史家对于地理环境虽缺乏系统的论述，但在思想上，是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这也是我们史学的宝贵遗产，还有待于我们好好地挖掘。上引黑格尔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述，都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客甲：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似乎都很注意，包含唯心主义者在内，也是这样的。《论语》上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记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可见，孔子以富庶为先，跟上来的才是教。说民无信不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去食、去兵，这好像是以信为最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足食、足兵的过程，老百姓如何信得过。看来，孔子也还是以足食、足兵为先。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要甘食、美服、安俗、乐业才达到至治。
客乙：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跟孔子、老子的意思差不多，但这都是从经济政策方面说的。
一个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唯心，总也知道老百姓要吃饭穿衣。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他的政权就不会稳定下来。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终于丧失了政权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现在的问题是，要从社会历史的思想上去看中国的历史家如何对待社会经济问题。您看，是不是还要说到司马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比较突出的。
答：司马迁在这方面确实是突出的。他认为经济利益是人们普遍的基本要求。他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列举朝廷的贤达，隐居的高士，英勇作战的壮士，盗窃杀人的少年，装扮歌舞的美女以及农、牧、工、商各种技艺人等，还有伪造文书、贪污犯法的官吏，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挖苦那些没有什么本领，长期穷困却老把仁义挂在嘴上的人，说是亦足羞也。司马迁指出，在老百姓中间，财富的多少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他又把没有爵位的富人跟有爵位的贵人相比，指出前者的收入和物质享受可以跟千户侯相等。他还指出，甚而至于有爵位的人还要要求富商大贾给予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他又指出，在秦始皇的时候，大牧主乌氏倮和丹穴主寡妇清都以富于资财得到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司马迁认为，道德的标准是因人们的经济利益不同而不同的。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人身上是好事，在那个人身上会成为坏事。有权力的人所办的事情，总被认为是好事。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还有，一件事情，对于有共同利益的人是好事，而对于没有共同利益的人，就不一定是好事了。他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司马迁是以贫富、小富和大富来区别人们的经济地位，还不能从生产过程中来区别人们的经济地位，没有从个人的经济地位上看出他的社会属性，他还不懂得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但我们不应该拿我们今天的阶级分析观点去要求两千年前的历史家。司马迁在那个时候，有那样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够伟大了。在司马迁以后，还有谁能继承发扬这样的思想，还有待于探索。对司马迁本人在这方面的思想，一般只是就《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和《平准书》里的记载来研究，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就《史记》的全书来研究他的这种思想。
客甲：现在我们谈谈关于得失成败和民主思想的问题吧。
答：从历史上看，过去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人、处事、搞社会政治活动等等的借鉴，这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这里提出来的殷鉴 二字，成为两三千年来在政治上重视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重要观念。今天我们说借鉴就是从殷鉴这两个字来的，鉴的意思是镜子。殷鉴就是用殷代得失成败经验教训的这面镜子，来照照我们现在。近些年，在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很感觉到深刻，感觉到，借鉴历史教训非常重要。《周易》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也是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意思。德，不仅是个人的品德，而且包含个人的才能。
在历史上，每一次大变乱之后，地主阶级的历史家、政治家总是要考虑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成败，作为新皇朝建立的借鉴。秦始皇灭掉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皇朝。但是，过不了几年，农民起义爆发了，秦皇朝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一下子都刮倒了。刘邦和他的一伙，没有尺寸的土地，也没有世袭的名位，出兵不到几年，就打下了天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是，汉初的人就纳闷，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要问秦为什么灭亡了，汉为什么能兴起。这是当时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司马迁提出了
通古今之变，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要承敝通变。隋唐之际的形势跟秦汉之际的形势有些类似。唐初的政治家、历史家也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即隋何以亡，唐何以兴。唐太宗曾经多次对朝臣谈论隋亡的原因。主编《隋书》的魏徵也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言之。《隋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编纂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在书名上已经标得很清楚是要资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书就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杜佑的《通典》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两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这两部书记载了历代典章的沿革，还评议了历史典章制度的得失。其中，有好多议论是很精彩的，在今天也还有参考的价值。
我个人的意见，研究历史当然要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中国史，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同时，我们也还是要接受我们史学的优良传统，也要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过去的史学家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不少人是使用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论述的，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近些年，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也有很多不是从历史影响、历史作用上去分析，而是简单地采用了戴帽子的办法。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对历史作具体的分析。
关于民主思想，近代是比较发展的。在明清之际，民主思想也是显著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指责封建社会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指责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著《潛书》说：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他断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像这样的议论都是很明显的，我就不多说了。
以上我谈的几个观点，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共同研究，提高我们对史学遗产的认识，区别精华和糟粕，批判的继承对于我们史学工作是会有好处的。我们今天的讲话是否就到这里了。
客甲、客乙：我们还希望另外再找个时间，谈谈关于历史文献学方面的问题。再见。
答：再见。
（朱桂同记录）
（198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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