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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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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李峰近年来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的精编，涵盖宗教社会学理论、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信徒的行动与认同以及宗教的社会形象等几方面内容，既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又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宗教发展历史及现状进行了极具学术性同时又不乏现实关怀的研究，文章的总体质量较高，体现了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较高的学术素养。虽然是一部论文集，但各部分关注的问题相对比较集中，几个部分的内容有一定的相关性，集合起来使得这部书稿有一定的分量和力度，其学术价值也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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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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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华东政法大学李峰副教授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围绕个人、组织与社会结构等主题的多篇论文的选编，分四大部分，*部分侧重于理论梳理，包括作者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学理思考，以及从社会结构角度透视宗教理论探讨的一些成果。第二部分聚焦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对我国的宗教慈善组织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第三部分集中了从个体层面对信徒行动、宗教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则将宗教视为因变量，从定量研究的角度看待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形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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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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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社会学博士，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和社会治理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先后在《社会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社会》、《社会理论》和《社会学评论》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二本；并主持多项国家ji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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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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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部分 从社会到宗教，从宗教到社会：西方理论与基于中国现实的回应
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宗教与现代性议题
现代性中的宗教支持与限制：罗伯特贝拉的宗教社会学思想述评
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组织切入
对当前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之反思及基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回应
关系主义下的整合：神人关系与信仰体验模式的建构
第二部分从身边到天边：从教会组织到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
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影响因素
跨国倡议网络：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个案
救世与救心：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援助的特征
第三部分从结构、组织到个体：信徒的行动与认同
超越化约主义：对宗教徒行动与认同研究路径的探讨
基督徒社会行动的逻辑：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为个案
中国基督徒宗教认同的特殊性及共通性
基督徒之社会认同研究论纲
基督徒之公民身份认同：基于长三角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第四部分从作为自变量的宗教到作为因变量的宗教：宗教社会形象
乡村基督教教职人员的社会阶层分析：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为个案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
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众对佛道耶之信任：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挑战与回应：城郊寺院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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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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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于2001年考入上海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师承李向平教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从一个原初对宗教知之甚少的门外汉，逐渐成为一位专攻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者。毕业之后，作为一位青年教师，一方面要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每年的科研考核以及职称晋升之压力，我一路跌跌撞撞，走走停停，甚至对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动摇过，如此不知不觉地步入不惑之年。虽无大成，但心态渐趋平稳，回望十年学术路，幡然憬悟，一如辛弃疾所言：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这十余年期间，我的研究在当时来说多是应景式的，或为申报某项课题；或是激情式的，为实现某一灵感。然站在现时之点回顾昔日的大珠、小珠，虽难堪玉盘，但它们也终归落于一盘之中，呈现出我于此间的思考历程：从宗教到社会，从组织到个体，从国外到国内。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无心之举也许是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有心之为。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来看，不论是集体主义的结构论路径，还是个体主义的建构论，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构成了社会学理论中固有的内在张力。就研究的基本倾向而言，笔者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连续统中偏向集体主义一侧，接受两者的交互主体性之立论：社会结构形塑信徒的行动，信徒的行动建构社会结构，使之不断再生产，并发生变迁；同时，在微观的个体与宏观的结构之中，宗教组织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从个人的学术成长历程来看，从博士到博士后阶段，我基于个体论与结构论的过度和低度化约论的缺陷，试图引入组织的因素予以完善，因此，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宗教组织。随后，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微观个体与宏观结构两端的重要性。在后续的探讨中，在个体层面，我的研究聚焦于信徒的行动逻辑、宗教认同与社会认同；在宏观方面，我试图通过社会结构入手，重新梳理世俗化论与市场论两种范式之争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此外，近年来，除了保持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外，我开始关注民众对快速发展的宗教之态度，即宗教的社会合法性问题，由于该问题的性质，定量研究成为此阶段成果的主体。
作为一本论文汇编，在章节的安排上，我兼顾普通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划分以及个人的研究历程两条线索，将相关论述进行编排：第一部分侧重于理论梳理，对应着本人最初选择组织切入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学理思考，以及后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透视宗教的理论探讨的一些成果。第二部分聚焦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从个人的研究经历来看，此部分的成果是博士阶段宗教组织研究的延续，基于各种原因，博士毕业后，我对教会组织的探讨面临着研究的天花板困境，正在此时，徐以骅教授的点拨为我找到了新的兴趣点：用已有的学术积累研究被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都忽视了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研究对象虽然在天边，但对我国的宗教慈善却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第三部分集中了本书从个体层面对信徒行动、宗教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则将宗教视为因变量，主要从定量研究的角度看待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形象问题。
一、
从社会到宗教，从宗教到社会：西方理论与基于中国现实的回应对于任何一位进入宗教社会学的初学者与研究者来说，掌握自古典社会学以来的相关理论是一项必备的基本功。当我于2001年进入上海大学攻读社会学时，现今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还未被译介到国内。我在2002年暑假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暑期学习班期间，在崇基学院图书馆看到了斯达克和芬克的《信仰的法则》，那时只是泛泛地看了下该书的前面部分，觉得很有意思，遂复印下来随人回校，但未有进一步的研读。之所以如此，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我还处于入门不久的学术积累阶段，古典社会学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以及奥戴的宗教功能论成为我关注的重点；第二，在对上述学者和理论的研习以及与李向平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我逐渐找到了自己博士论文以及日后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宗教的社会性表达，对探讨宗教与宏观社会结构关系的文献更敏感。
在李向平老师的指导下，我对宗教的社会性表达进行了进一步思索：在现代社会中，其社会性表达载体可是信徒个体，可是宗教组织，也可是宗教群体，而对于中国社会的宗教而言，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与西方宗教社会学之宗教组织论述最为接近，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我选择将基督教组织作为自己研究的具体对象。有了此思路，在阅读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的过程中，我找到了理论框架的切入点，即在古典宗教社会学家化约化分析路径之中加入宗教组织，从而建构起一种中层理论的分析路径。同时，西方社会学界虽然对宗教组织的研究已有着丰富的成果，但主要沿着教会宗派（Church
Sect）类型学的问题而展开，这之于我国显然不甚合适。我采用组织社会学中开放系统的视角，借此提出通过组织来研究宗教，通过宗教研究社会，通过社会来研究宗教的分析思路，随后，我将此整理出一篇习作《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宗教组织研究》，该文最终发表在2005年第1期的《宗教学研究》。
由于博士期间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于对宗教组织相关理论的了解以及田野调查，少有对其他理论的系统整理。毕业后，在已有的积累基础上，我开始对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初步的梳理。我最先着手的就是古典社会学时期诸学者对宗教的关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宗教与现代性议题》一文即是其中的成果之一。诸位先贤对宗教在现代社会处境的探讨成为后来各种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源泉，其中，韦伯关于世界的祛魅之论断奠定了世俗化命题的基调；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界定及其社会整合功能的论述构成了贝拉公民宗教理论的源泉。考虑到世俗化论庞大的理论家族，以及学界对之皆有一定的了解，同时，有鉴于当下新儒教对公民宗教概念的借用，在梳理完古典社会学家的宗教论述后，我觉得有必要对贝拉所有的宗教社会学思想及其历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初稿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的宗教社会学论坛上宣读，在李华伟博士的建议下，文章最终的题目定为《现代性中的宗教支持与限制：罗伯特贝拉的宗教社会学思想述评》。
此后由于个人的关注点有所变化，因此，我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系统梳理没有持续进行。但随着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觉得首先有必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同时，西方理论犹如成长于他们社会土壤之上的大树，这棵大树来到中国，是否能存活，或者是否仍如斯般的叶繁枝茂，这都是个问题。因此，我重新拾起通过宗教研究社会，通过社会来研究宗教的思路，开始关注当代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并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有了努力的方向和冲动后，我将这些想法最终整理出来，是为本书中的《对当前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之反思及基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回应》一文。在该文中，我重点强调了对宗教的研究必须先具备对社会土壤的充分了解。
但宗教社会学探讨的是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存在中西和古今之不同，宗教亦然，因此，我与李向平教授合作，试图在中国宗教事实之特殊性与分析框架之普遍性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台。最终我们基于关系主义的方法论提出神人关系与信仰体验模式的建构的观点，并利用相关的数据对之进行了证实。这就是本书收集的与李向平教授合作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上的《神人关系与信仰体验模式的建构》一文。
二、 从身边到天边：从教会组织到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虽然国内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很少，但它毕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现象。在国际学术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曾被放逐的宗教在许多科学领域强势回归，西方学界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展开了系统的研究。2006年，我进入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徐以骅教授的指导下，我利用博士期间对教会组织研究的学术积累，尝试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进行综合宗教学、国际政治和社会学等的跨学科探讨，对其发展、组织结构、活动领域和国际参与模式等进行初步的分析，并从中探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世俗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成因。据此，我也成功申请了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在理论的选择方面，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与我所要探讨的问题具有相当的亲和性。对于任何一个宗教非政府组织来说，它都处于世俗与宗教两种制度环境之中，而且还同时具备宗教性与非政府组织的双重特性，外部环境的性质、资源及其变迁对其组织架构、运行方式和活动领域等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既表现出与世俗组织趋同的一面，同时也凸显出因受宗教环境影响而相异的一面。
在材料的收集方面，由于此方面的研究国内鲜有人涉及，国外相关的探讨也刚起步，为此，这项工作的进行甚是困难。得益于徐老师的倾力相助，我才收集到一些重要的材料。在此基础上，我按照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影响进行了三段式逐步探讨。本书收集的几篇文章即是在此思路下写作的结果。
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一文中，笔者认为，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受到外在世俗性和内在宗教性因素的双重影响。前者涉及国际政治和文化等，后者包括宗教性质、神学思想和宗教运动等。而且在同一组织领域内，不同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也相互影响。据此，我们可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大致分为一战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后三个阶段，其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再到重要；从影响者到被影响者的过程。
《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是基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功能的现状分析。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性等特性决定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文化沟通、冲突调解、国际救援、促进经济公正和所谓的人权维护等领域会发挥独特的作用：它们的影响更多在于伦理性和间接性，而非政治性和直接性。这既是其推动全球善治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缺陷所在。
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现状的分析可从其内部结构、国际参与模式和行动特征等三个方面入手。《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影响因素》一文考察了它们的组织结构类型、特征及外部的影响。《跨国倡议网络：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个案》一文利用组织社会学开放系统理论中的网络分析视角，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个案，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网中的运作模式进行初步的探讨。关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行动特征的分析主要体现于收集在本书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援助的特征》一文，文章的观点是：在相同的世俗环境的作用下，在援助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世俗非政府组织表现出一定的趋同。在宗教环境的影响下，与世俗组织不同，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多将发展援助置于其信仰框架内，奉行救世与救心并举的原则，但其强调的重点不尽相同：在基督宗教内部，福音派或基要派背景的组织侧重于将国际援助视为福音传播途径式的救心。在此方面，美国背景的组织更甚于西欧；而自由派或主流教会则更倾向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革，其活动方式更接近与世俗组织，其救心表现为受本宗教教义所指引，体现人之尊严。
三、 从结构、组织到个体：信徒的行动与认同
如前所述，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认为不论是涂尔干还是韦伯，其对宗教功能或影响的分析都具明显的化约主义倾向，并尝试在他们的分析路径之中加入宗教组织予以完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日益意识到，即便是加入了组织因素，也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结构性的环节，并不能很好地消解化约主义问题。基于此，我开始集中关注起信徒行动与认同的研究。
在此方面，我最先着手的是整理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积累起来的调查资料，并借用格拉诺威特（Mark
Granovetter）的新经济社会学思想，从嵌入的角度对基督徒的行动逻辑进行了初探性的分析，这就是拙文《基督徒社会行动的逻辑：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为个案》的写作思路。这次尝试让我看到了新的可行的研究方向。沿此方向，我试图在行动与认同两种取向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种愿景体现于《超越化约主义：对宗教徒行动与认同研究路径的探讨》一文的论述之中。该文的基本观点认为，在已有的关于个体行动与认同的探讨中，诸多先行成果在研究思路上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化约主义倾向和逻辑上的缺失。行动研究主要体现为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两种化约化；同时，在引入嵌入性的理论框架对此进行完善后，行动中的认同因素就须进入分析的逻辑；社会认同研究则表现为对其形成机制和内容探讨的过分简化，以及仅以态度为取向的化约化；因此，对宗教信众行动的分析有必要引入社会网络结构、认同凸显等变量。《基督徒之社会认同研究论纲》一文是对此思想的进一步完善，而《基督徒之公民身份认同：基于长三角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则是对之的一次定量研究实验。
从个人的心路历程来看，《中国基督徒宗教认同的特殊性及共通性》是一篇反映我的研究旨趣又开始出现变化的习作。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对前阶段运用西方相关理论的反思；另一方面我再次有意识地看到之前所提出的通过宗教研究社会，通过社会来研究宗教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必须跳出宗教本身，站在社会的高处来透视宗教。在该文中，笔者认为基于宗教信仰的内核形式神之性质、神人关系和信仰体验模式，这是中西共通的，然而，在具体的表现内容上，中国基督徒宗教认同可能会呈现出八种形态，这是有别于西方的特殊的认同方式。
四、 从作为自变量的宗教到作为因变量的宗教：宗教社会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中国诸宗教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围绕着中国信教群众，特别是基督徒的人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作为一个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者，我最初也热衷于此，但随后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不应享有如此之高的学术地位。其因之一在于，前阶段的认同研究使我意识到，若以西方的认同标准测量中国信徒人数可能是一个数字，但若考虑到中国国情与教情的特殊性，以上述拙文《中国基督徒宗教认同的特殊性及共通性》所提及的八种认同方式来衡量，基督徒的人数可能会有八种不同的数字。原因之二在于，我个人觉得，我们没必要过分纠缠于所谓的精确数字，对信众人数以及以前的多数研究要么是就宗教谈宗教，要么是将宗教视为自变量，探讨宗教之于社会的功能、影响等，而当下的中国，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民众对快速发展的宗教持何态度可能更具现实性和理论性。首先，这反映的是宗教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后，其社会合法性的程度；其次，当学界开始大量引入西方议题时，殊不知其中的许多问题是在西欧宗教参与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中国的现实却与之相反。
如何切入此宏大问题？我选择将民众之于宗教的信任态度作为因变量来研究。一方面，如哈贝马斯所言，系统和机构信任实质反映的是民众对其社会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另一方面，通过信任研究，我们也可将宗教信任置于整个社会信任的脉络中去对比分析，既可参与到同普通社会学的对话，同时，也能更清晰地反映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本书收集的《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众对佛道耶之信任：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和《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即是此问题意识关照下的代表成果，同时，它们也反映了我对此问题的逐步深入。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是一篇试水性的尝试，文章从宗教归属、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等方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了分析。而《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众对佛道耶之信任：以长三角数据为例》则从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一是将《对》文中笼统的宗教组织具体化为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二是在问题意识上深入考察了自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宗教之判断的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于当今是否依然发挥作用。《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将焦点聚焦于新生代与其前辈在对基督教的信任和影响机制的差异性，体现出笔者对未来一段时间基督教社会形象的研判。
《乡村基督教教职人员的社会阶层分析：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为个案》与《挑战与回应：城郊寺院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契合》不属于上述问题意识下的探讨，但都是从社会看待宗教思路下的成果。《乡》的基本思想是不能将基督教视为社会的一块飞地，相反，社会的变迁在基督教内部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便是宗教精英的阶层分布也是如此。本书之所以将《挑》一文收集进来，除了上述理由外，还因为这也是我以上思路第一次对佛教问题进行探讨的尝试。汇编成集之刻，我由衷地感谢李向平教授与徐以骅教授两位恩师的谆谆教诲，没有他们的指导，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同时，我也要感谢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何明升教授、李建勇教授和易益典教授、院长，作为一所以法律见长的学校，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主要科研方向是法律社会学与虚拟社会治理，而李教授与何教授两位前院长以及现任的易院长给予我极大的宽容和支持，没有他们，就难能有我对宗教社会学一以贯之的探索，更不可能有此书的出版。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王倩及我们双方的父母，他们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无怨无悔地支持我的学术工作。借此机缘，向恩师、领导、同事与家人表达我的谢意。同时，长跑之策，忌讳一味猛冲，我也意图借此书对过去之零散的研究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其深度可能不足，但它们大体体现了我基于社会学角度对宗教的探讨，并重新定位休整后可兹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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