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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班主任》到《钟鼓楼》，再到《刘心武揭秘》，从中心到边缘，再到中心，全景解读刘心武四十年文学心路。
在这片土地的空间里，在流逝的时间中，我这卑微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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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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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文学回忆录》收集了刘心武回忆自己家世、出身、成长、求学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一组文章，记录了他在文学路上的成长故事，真实还原了其从青涩到成熟的创作历程，体现了他对文学的认识和感悟。刘心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其人生和创作历程堪称一个文学时代的缩影，刘心武文学回忆录是阅读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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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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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曾当过中学教师、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代表作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节目，2011年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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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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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自序
自 述
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
祖父、父亲和我挣不脱的链环
炸出一个我
父亲脊背上的痱子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隆福寺的回忆
跟陌生人说话
我的元记忆
童年：火的记忆
面对二十岁
我为什么写作
我的处女作
我的写作老师
风正一帆悬
姐弟读书乐
妻子晓歌
五十自戒
我的平民朋友
我的生命消费方式
消化自卑
这里叶子常绿
90年代的边缘生活
《红楼梦》系列讲座的自白
在美国讲红楼
我看《金瓶梅》
我与古典文学
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
我的读书习惯
一件亏心事
有时何妨保守
红故事
创作谈
《班主任》后记
根植在生活的沃土
《班主任》的前前后后
我写《钟鼓楼》
多层次地网络式地去表现人
关于长镜头和咏叹调的自白
关于《我爱每一片绿叶》针对变种批评的思考
1978春：为爱情恢复位置
情节漫议
《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创作
《钟鼓楼》的结构与叙述语言的选择
中国作家与当代世界
我的文学边缘化
面对文体革命
刘再复、刘心武、刘湛秋三人谈
谈《飘窗》及自己的写作历程
附：刘心武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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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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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故事
一
2004年初，我开始写回忆录。一个人应该是在觉得自己一生中的重大事情都过去以后，才有写回忆录的心境。我提笔写下第一句我开始回忆时，就是那样的心境。但是没有想到，竟还有新故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迎候我，一度弄得我心烦意乱，回忆录的写作不得不停顿下来。
一切都源于一个电话。大约在2004年夏末，案头电话铃响了，顺手拿起话筒，是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打来的。他此前多次给我来过电话，邀我到他们馆里去讲研究《红楼梦》的心得，第一次邀请记得是在2002年，那时我写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及其他涉红文章早已结集出版且在1999年修订为《红楼三钗之谜》推出，他因此觉得我可以到他们馆里给《红楼梦》爱好者讲讲。我一直拒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总是告诉他：现在懒得去讲。傅光明好脾气，他每次遭到我拒绝，回应的话音里总听不出丝毫的生气，总是说：那好，现在就不讲吧。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来讲。我过些时候再打电话约你，好吗？如此的好脾气，纵使我性格再乖僻，也难免被软化。那天我就彻底心软了：好吧。难为你始终不嫌弃我，这回我去讲讲。
大约是2004年秋天，我应邀去了现代文学馆，讲我从秦可卿入手揭秘《红楼梦》文本真事隐、假语存的研究心得。那天演讲厅爆棚。原有的椅子不够，又从另外的会议室里搬来些椅子。据说有的听众是看到预告后从天津赶过来的。
我没有讲稿，只有一纸提纲，就那么漫谈起来。讲时我发现有人录像，也没在意。我知道现代文学馆设备先进，武装到牙齿，想必是录下来作为馆藏资料罢了。后来才知道，那时现代文学馆是在与CCTV10（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组合作，绝大多数讲座经过剪辑后，就作为《百家讲坛》的节目安排播出。
过了些时日，忽然发现CCTV10的《百家讲坛》播出了一组《〈红楼梦〉六人谈》的节目，我讲的编入其中，剪为上下两集。剪辑得很好，当中的串词也很得当，嵌入的图片、配上的音乐也颇精彩。《百家讲坛》没有就此提前通知我，并不离谱，找出跟现代文学馆签的协议，当时没有仔细看，那上面有一条是，演讲者同意馆里将所录资料用于文化传播（大意），《百家讲坛》既然跟现代文学馆另有合作协议，将去馆里演讲的录像资料加以利用，顺理成章。
原以为我那两集节目播过也就算了，我可以回过头静心再写回忆录，没想到那不但不是一件事的结束，竟是一场大风波的前奏。
二
《百家讲坛》那以后不再与现代文学馆合作，却主动来与我联系，说是《〈红楼梦〉六人谈》播出以后，我那两集收视率颇高，电视节目是制作给手持遥控器的观众看的，观众看了几分钟被吸引住，不拿遥控器将其点开，节目就算没有白做，为继续服务观众，给他们提供喜闻乐见的节目，他们节目组经过研究，决定邀请我将那两集的内容充分展开，制作成一个系列节目。
开始，我照例是拒绝。
我的形象不佳。我羞于抛头露面。我不需要依赖电视增大知名度。我知自己的红学研究心得离主流红学太远。我不想卷入高调的争论。我想做另外的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写回忆录。归根结底，我懒得去他们那里录制什么系列节目。
糟糕的是，我的拒绝还不够强硬。我没有拒绝跟他们节目组的编导们见面。我想的是，电话拒绝可能确实显得不够与人为善，当面告诉他们我的性格就是这么放诞诡僻，我不录节目，并不是否定他们的辛勤劳作，实际上《百家讲坛》有的节目我是看的，也觉得不错，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性格，同时不要误会我对他们的尊重与善意。能不能大家见个面，当面说个明白，一笑泯误解之后，便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呢？
见面中，他们的大道理也好，中道理也好，都没有打动我。最后令我心软也不是小道理而是小事情。那几个编导大体都是70后，他们在CCTV工作，不再是原来那种享有铁饭碗的待遇，他们属于聘任，他们能不能在那个地方站稳，要看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就是所录制节目的收视率。台里实施着栏目的末位淘汰制，就是倘若你那个栏目连续一段时间在收视率上排在最末位，那么整个栏目就会被取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栏目取消了，制片人都得另谋出路，遑论一般编导？原来我对他们台里以收视率为圭臬，实行末位淘汰并不以为然，以为有的节目虽然收视率低，内容好形式也不错，应该尽量保留。而且听说他们据以判断收视率的索福瑞系统，布点量极其有限，未必就能准确体现广大观众的好恶。我曾接受过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但是那天我面对的是几个活泼泼的生命。他们需要制作出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以确保他们的基本利益。我想起来曾到他们频道一个《博物》栏目里，参与录制过一期谈如意的节目，也曾播出，问起来，那栏目就因收视率垫底而撤消，其中的编导也都风来云散，各自须寻各自门。剪辑《〈红楼梦〉六人谈》我那两集的编导，我觉得她还是个小姑娘，她跟我闲聊，原来已经从外地来北京打拼好几年了，发狠在四环外买了商品楼的单元，首付不菲，每月更要还不老少的房贷在我来说，收视率不过是个可以任意褒贬的话题，对她来说，收视率竟是安身立命的要素！我心既软，也就违背初衷，竟然冲动中一拍胸脯：咱们就录！要讲得让观众爱听爱看，把收视率提上去！
三
2005年初，我陆续录制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23集，《百家讲坛》以每个周末播出一集的方式安排播出。后来有人写书，说《百家讲坛》编导在录制中常常打断我的讲述，要求我重新按他们的要求再来讲述，形容那录制简直是把你放到魔鬼的床上，你若超长便将你锯短，若嫌你短便将你硬抻拉长。这不符合我录制的实际情况，我在录制前只有腹稿，写出来的只是一叠纸片，上面是简单的提纲，和需引用的《红楼梦》原文及相关文献资料摘录，到现场我往往又会漏掉提纲里列出的，灵机一动补入的不少，并且我做不到在规定的时间（45分钟）里完成讲述，期期超时，有时竟超出一倍，但编导（包括现场导播）从来没有打断过我，总是履行他们事先的诺言：刘老师你随便讲，尽兴就好！我虽即兴成分很高，又超时成性，但他们对我的录制事后多有褒扬鼓励：流畅自然，没有破碎句子，手势得宜，偶尔走台（如解释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时）十分生动，整个讲述内在逻辑严密，如层层剥笋，悬念迭出，让人听来上瘾我问超时是否造成他们剪辑时的麻烦，他们的回答是：喜欢剪您的节目，没有什么需要补缀的地方，只是有时候实在舍不得剪掉有的内容，总觉得剪掉可惜，可是由于节目时间的硬性规定，不得不下狠心剪掉，至于您的大超时，我们反而喜出望外，因为可以很便当地改变原来计划，原定一集变成两集这样下来，我和那个组的编导合作得很好，我每次讲完把那叠纸片交给他们，他们根据录像参照纸片上的提纲引文先形成节目文字版，其中有他们撰写的前言后语和串词，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我修订后再反馈他们，后来我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四部书，其中大部分文字就是以那节目修订稿为基础再加工而成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播出后，收视率蹿高，据说总体平均的收视率成为那阶段栏目里最高的。那时候阎崇年的清史讲座收视率也蹿高，《百家讲坛》一时间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栏目之一，制片人万卫名声大震，编导们也都扬眉吐气，不消说，他们在台里的脚跟，是站得稳稳的了。后来我和万卫有一次交流，形成了几点共识：电视节目属于通俗文化，虽然也要兼顾高级知识分子和文盲这两极，但它所服务的对象还是一般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俗众；《百家讲坛》不是把大学文学课堂的讲课搬到荧屏，它固然有传播文化的职责，但必须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即好懂、易明、有趣、抓人；有人批评《百家讲坛》变成了书场，当然要防止栏目里的讲座一味追求趣味而丧失了文化内涵，但汲取传统说书艺术亲近俗众的特点，将其作为瓶来装文化的水，有利于手持遥控器的观众觉得解渴而不将其马上点开，从而拴住观众，甚至培养出一批这个栏目的粉丝来。
揭秘系列每周播出一集，总的悬念走向是《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究竟是谁？可是观众听来听去，觉得就要点出谜底了，却又生出新的枝杈，还是没有最后的大起底，那期间据说总有热心的观众互相询问：秦可卿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下一集就见分晓了？有的急得生气，有的越听越疑，但越是气越是疑他们就越接着听，我讲的目的，《百家讲坛》录播这个系列节目的目的，都并不是要观众一定接受我的观点（这从编导的串词和我在讲座中一再宣布我不一定对，仅供您参考一类表述可以证明），而是起到刺激观众去翻开《红楼梦》原书阅读。这个目的果然达到，有资料显示，那一时期书店里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销量大增。
《百家讲坛》那时若干题目的讲座都受到欢迎，后来更以易中天的三国讲座和于丹的《论语》讲座形成大高潮，《百家讲坛》成为CCTV的名牌栏目，万卫后来因此被提升，栏目的编导也大都成为频道的骨干。
然而，我的不愉快，却纷至沓来。
四
我早成为文坛的边缘存在。我火过，然而那已成悠悠往事。2004年以后我给自己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一个退休金领取者。我习惯，并且乐于过不引人注意的生活。我还写作，年年也还在出书，那是我消费生命的方式。我把自己的写作形容为种四棵树，第一棵是小说树，第二棵是散文随笔树，第三棵是建筑评论树，第四棵才是《红楼梦》研究树。
然而，《百家讲坛》的揭秘系列讲座却陡然让我又火了起来。即使我拒绝接受采访，都市类报纸的版面上也还是要不吝篇幅地报道、评议我的讲红。网络上也很热闹。当然也有杂志上的文章，如《文艺研究》就刊发了抨击我讲座的专辑。我家的电话机一阵铃声接着一阵铃声，把电话线拔掉，却又错过了至亲好友与此事无关却很重要的来电。我要安静，却难以安静。烦恼与日俱增。
有的年轻人原来并不知道我，他们是因为我上《百家讲坛》才发现我的。有的成为我的粉丝，不过他们的拥趸方式有时令我瞠目。23集揭秘播完以后，我的揭秘书也出版发行了，出版社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组织签售活动，忽见有小伙子背上贴着心形电光纸的标语：我爱李宇春，更爱刘心武，我倒还知道李宇春是超女（超级女声歌咏比赛）的冠军，却并未因这标语而受宠若惊，竟有些茫然无措。又忽见有小姑娘背上的标语是刘心武骨灰级粉丝，着实吓了一大跳。骨灰？是诅咒我么？亏得出版社的编辑及时进行现场指导，告诉我骨灰级粉丝意味着最高级别的崇拜，是颂词而非咒语。与这些崇拜者相反，有的网民对我极端反感、坚决抵制，他们在网上穿着马甲用最刻薄的语言讥讽甚至辱骂我。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这个叫刘心武的人是在用这种办法谋求出名、谋求金钱。我不免觉得委屈。其实我算是出过名的人了，也早挣到一些稿费、版税，而且就是我的退休金，也足够我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到《百家讲坛》去讲，本是拉郎配，非自己所谋求啊。
还有逃避现实，钻进故纸堆的指责，写不出小说了，就跑到红学里去鬼混，并以我为例，说什么《红楼梦》是文化垃圾，一部颓废小说，里头除了谈情说爱还有什么？竟然养活了一群人！有人竟然去靠研究什么红学吃饭，可耻！可鄙！我当然更加委屈。我在发表涉红文章的同时，写出发表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塑造农民工与城市下岗工人的中短篇小说，如《护城河边的灰姑娘》《尘与汗》《站冰》《泼妇鸡丁》，等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名《站冰》的小说集，这些作品有的在台湾发表，有的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我怎么不写关注现实的小说了？只是我种的小说树和其他两棵树，在《百家讲坛》引发的事态中，让《红楼梦》研究树给生生遮蔽住了啊！
这些不愉快，只能在流逝的日子里慢慢消化。
不过在批评嘲讽乃至辱骂的声浪里，我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觉悟，那就是《红楼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经典，远未形成全民共识，因此，不仅我，应该有更多的人士，站出来弘扬《红楼梦》，特别应该让年轻的一代懂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经典文本，在印度，是迦梨陀娑的剧作如《沙恭达罗》；在英国，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和十四行诗；在阿拉伯世界，是《一千零一夜》；在意大利，是但丁的《神曲》；在西班牙，有《唐吉诃德》；在法国，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在俄罗斯，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在日本，是紫氏部的《源氏物语》；在朝鲜和韩国，《春香传》作为他们民族的文化经典并不因政治的对抗而产生分歧；在美国，可以举出马克吐温等的小说；在德语文学，歌德、席勒及其作品不消说了，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我们中国的《红楼梦》里集中了自先秦文献到唐诗宋词到元明戏剧的文化精华，并且堪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作者曹雪芹在作品中提出了浮生着甚苦奔忙的终极追问，更通过贾宝玉等艺术形象回应了这一追问，提出了世法平等的社会理想，激励读者去追求充满真情的诗意生存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红楼梦》的片面理解，大多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阅读，或者说并没有仔细阅读《红楼梦》的文本，他们对《红楼梦》的印象大体上来自于戏曲舞台演出、电影、电视连续剧、连环画（小人书），甚至是道听途说。《红楼梦》绝对不能概括为一部爱情小说，不能称之为颓废作品，不能蔑视为垃圾，那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所持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一个民族养活一些人专门研究、推广他们民族的文化经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怎么能视为可耻、可鄙呢？1977年我写《班主任》的时候，心中有种焦虑，就是觉得文革造成了文化断裂，连被公认为品德优秀的团支书，也动辄指斥文革前和外国的文学作品是黄书，透过那篇作品，我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那么三十多年过去，我仍有焦虑，不少年轻人不认《红楼梦》，不以为是民族的文化瑰宝，甚至蔑视为一本破书，和写《班主任》时一样，我依然出于社会责任感，以退休金领取者身份，为推广《红楼梦》奔走呼号，其实也还是救救孩子。
对于一般人士，包括年轻一代对我研红讲红的误解、嫌厌、抨击、讥讽，固然使我心情郁闷，但还不至于令我气愤。
而令我气愤以至失态的情况，终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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