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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多数学者将西欧的制度发展作为理想类型引用。我此前对制度现状的分析主要是以比较日本和美国为出发点的［青木，1992，原著参见Aoki（1988）］，但近来我将重点转向日本和中国的比较。两个原动力促成了这一转变。 其一，以西欧的理想类型去理解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制度，制度将呈现刻板的单一性。然而，日本和中国的制度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较之西欧的理想类型，制度分析能更为丰富且深入地揭示中日两国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其二，日中关系因为动态的制度变化而容易变得不稳定，通过对双方历史与发展观的比较以及对现阶段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有助于重建理性的两国关系。 首先，基于对后者的关注，我将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对话探究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作为第3章的开篇。吴敬琏教授是中国比较制度分析的先驱，他倡导以市场经济取代严格的计划经济。这一对话恰好是在2005年4月中国发生反日游行之后，在《日经商业》中国分社的田原真司先生与中国经济杂志《财经》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共同策划下得以实现的。此次对话与2012年9月发生的反日游行存在很强的现实关联性，这确实令人遗憾。 其次，第3章第2节雁行理论2.0版中日韩三国的人口、经济、制度比较与联系，主要受统一增长理论（Galor，2005；Hansen and Prescott，2002等）的影响，基于三国经济增长源泉等数据的分析，从东亚地区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提取出五个阶段。所谓的统一增长理论是指结合动态经济参数和人口动态，来理解从近代到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这一节聚焦于三个国家在五个阶段开始时点与持续过程中的差异，探讨制度与政策的含义。关于这个五阶段理论，我与中国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基本取得共识。这意味着，中日之间可能存在战略互补与替代，而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 接下来的第3章第3节中国与日本制度演化的源泉，是2011年我在中国清华大学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所做的主席演讲的一部分。在本节中，通过比较分析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日本德川时期和中国清朝的小农经济，在国家形态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制度互补性，探究这些互补性是如何成为后续阶段的制度演化源泉的。尽管在历史学上我是门外汉，但还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尝试从博弈论的制度分析角度展望亚洲的过去和未来。 第3章最后一节福岛核电事故启示展望电力产业改革与创新，是将企业、产业的组织架构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比较制度分析，应用于当前日本燃眉之急的经济政策问题而形成的。通过将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事前防范和事后应对措施，分别与切尔诺贝利、三里岛核事故相比较，为电力产业的组织创新建言。 我在20012004年担任具有独立行政法人资格的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所长期间，曾参与了旨在将发电与输电分离的电力产业改革研究项目。当时，由日本通产省同期推动的改革尝试，由于东京电力的政治力量而未能实现。但是，人们仍然希望这次尝试所积累的知识和见解，能在未来某个时间发挥作用。 2011年3月11日，在斯坦福大学听到福岛核事故新闻的两日后，看着油罐依然冒着浓烟的东京湾，我降落在羽田机场。妻子陪伴着地震后在福岛市内避难的岳母，我则与以前在研究所共事的通产省、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同事们，共同讨论如何将这场灾难转变为产业改革的契机。 事实上，这些专家在之后的东京电力组织改革和《电气事业法》修正案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背景之下，自然印象深刻。另外，这一节也成为此后发表于《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的论文（Aoki and Rothwell，2013）的概要，该文是与全美原子能发电的经济分析权威罗斯威尔博士共同撰写的。 第4章中新撰写的第1节拓宽制度论的视野围绕政策、认知、法律、文化预期与历史而展开，试图进一步探讨迄今尚未得到完整阐述的一些制度论观点。 首先，将这些论点纳入分析框架，可以将制度论的分析方法分为三个阶段：制度的本质论、制度的比较与历史形态论、制度的政策设计。意识到彼此的区别与联系，才能全面而清晰地描述和理解制度的作用与政策的有效性。 制度的本质论这一观点将回顾第2章引入的制度过程概念，旨在为扬弃内生均衡与外生规则对立的制度概念铺平道路。 主要观点是，制度过程的稳定性是社会博弈的认知状态与个体参与人的预期和评价等认知活动以外在构造物（如法律、习惯、组织等）为媒介的线性回归。透过这些必要的理论阐述，不难看出博弈论的制度观与哲学、法学、认知科学等邻近领域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然而，法律、文化与政治领导力等对制度形成与变化的作用，还必须通过更具体的历史考证及比较分析来确认。第4章第1节第7小节以案例的形式讨论了日本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比较了被视为两国现代经济发展第一阶段起始点的明治维新和辛亥革命。 本书的多主题性质决定了该节内容在入门书中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希望本书的讨论能激起读者对制度论或经济学的兴趣，并将其作为进一步阅读和自身研究的导论。 本书从广义层面将两个章节的制度论串联起来。第4章第2节资本主义的未来记录了1990年1月我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的对话。 作为占据20世纪经济学半壁江山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教授常常被反对派戏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是，在这次对话中，他对支撑市场的制度的重要性做了清晰论述，虽然事过境迁，考虑到这次对话仍能表明制度论视野的拓展，我还是将其收录于本书。弗里德曼教授与我的分歧，只体现在政治制度设计与制度的历史路径依赖上。 最后，本书以第4章第3节城市现代化与卓越团队的竞争面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尾。这是应日本经济新闻经济教室之邀，就面向东京奥运会的日本的前路专题所撰写的稿件。在变迁的30年落幕之际，希望读者能将其作为揭示政策层面的制度论来阅读。 各节首次刊载的出处在书后的出处一览中标明，第2章至第4章基本上是根据执笔的时间顺序排列。本书收录时，既删除了重复的段落，也有如第3章第2节将前文已经出现的内容作为有用信息再做扩充说明，主要是文字或措辞的变化。 至此，称本书为新书很可能被认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本书的优势在于，沿着我的思维脉络，读者可以事后查证过往的时局讨论，据以判断制度分析对现状把握的准确性。 话虽如此，本书难免有重复之处。加之对话、演讲稿、论文、报刊文摘、新写内容等文体不尽相同，对此深表歉意。 有关制度论的主要参考文献，本书尽量以注释的方式提供，书后所列参考文献，也可作为制度论课程的阅读清单，供大家参考使用。 引言 本书可视为自成一派的经济学入门。自成一派指的是，通过聚焦于制度，试图去理解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然则，为何理解制度对经济学如此重要呢？ 哲学被称为科学女王，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塞尔（John Searle）教授位列该学科的最前沿。他曾说：制度在经济学的商品、市场、货币、对外收支等现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制度经济学却常常不被视为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心，确实有些令人惊讶。对于近来制度经济学传统的重要复兴，我本人表示热烈支持。若仅表示欢迎，未免有失重视。（Searle，2005）我在本书第4章第1节中会谈到，对于塞尔的哲学制度论我并不完全认同，却甚是赞同他关于经济学的制度中心论。 并非失去的20年，而是变迁的30年 尽管如此，在这本入门书中，我将制度作为焦点的理由并非仅是因为经济学的制度中心论。不惟经济学，诸学科之所以对制度抱持极大关心，或许是因为我们想通过现在的世界去更深入地理解未来。确切而言，制度论的终极目标是现状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若基于现实关联性的分析不囿于缺乏实效性的单纯时政批判，就必须以深刻理解制度的本质为前提。本书将要阐述相关制度概念，与那些单纯通过政策和立法就能改变的制度无关，它试图捕捉的是那些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制度。正是透过这些制度，可以洞见日本过去这20年，与其说是被世人广泛认为的失去的20年，不如说是正处于制度体系变迁的30年之中。如果一定要说失去了什么，那就是高速增长时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有效制度体系。关于这一思考，我在大概10年前出版的《变迁的10年静止的视角》一书中已有阐述。遗憾的是，这一基础性论述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然而，我一直认为，仅追踪政局变化和经济波动的表象，无法得出有关日本现状和未来的洞察。唯有回归制度论的基本面，方可获致对这一问题的准确把握。 作为学术桥梁的制度论 进言之，本书阐述的制度论，最初源自经济学中比较成熟的博弈论这一概念性分析框架。但是，古典博弈论显然并未给制度论提供完整的框架。不过，尽管古典博弈论以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这一非现实的假定为前提，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它。无论是经济事务、社会关系还是政治，行为主体都是基于对其所在组织范围内其他人的行为预测而采取行动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如亚当斯密（1969）早年所强调的，社会并非机器，终究还是博弈！ 尽管如此，本书并不会像博弈论专家那样进行严密的数理分析，对于不太熟悉博弈论的读者，我们将尽量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去探求它的内涵。随着讨论的推进，揭示契约、公司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此同时，制度的形成与人们的预期、评价等认知活动之间的不完全逻辑也将变得清晰。概而言之，经济学的制度论，一方面可能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制度论相重叠；另一方面，为了补全上述学科的制度论中业已缺失的链条，认知科学和法学便成为必要的对话工具。最后，本书虽被冠以经济学入门之名，但本书的副标题拓宽制度论的视野表明，虽从经济学入门，但超越了经济学。 本书的构成 先聊聊本书的诞生过程。2013年秋，在我短期停留东京期间，筑摩书房的永田士郎先生到访我的临时研究室。他带来的话题是，有意推出名为青木昌彦经济学入门这样的新书。真要动笔写经济学入门书，对于在这方面才能有所欠缺的我而言，确实有些踌躇。或许是因为书被定位为入门之作，我亦难免心动。虽然我一直用英文撰写学术著作、论文，但也经常有机会用日语翻译我的主要著作，并在与各界人士的对话、社团讲座和报刊文摘中，用日语撰写专业随笔以及发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看法。为此，我们商量，从过去10年间的这些活动中挑选一些内容，加上新撰写的，将它们系统地编为4章，完成本书。 下面，我将介绍各章节的写作背景、收录意图以及章节间的相关性。 第1章为入门书的入门。第1章第1节我本人是这样学习经济学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时代，到后来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此后在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创设期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担任联合班主任，整个过程是朝着制度分析推进的。这一经历是在与老友冈崎哲二教授的对话中整理出来的。2007年10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在连载《我的履历书》中文版的基础上，适逢有机会单行出版，故特别策划了这次对话。 第1章第2节经济学的学习准备为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学生会邀请我做讲座的演讲记录。2009年4月，其时，2007年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面对超出我预想之多的学生，我对他们谈及了逻辑思维能力、英语能力、跨领域的关注、因职业伦理缺乏而引发金融危机、环境问题、全球视野等的重要性。在与国内外诸多学生的交往中，我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为了职业生涯非常认真地学习，其中不少人作为研究者业已在国内外的创新性活动中崭露头角。在经理人与媒体中，不乏以内向为口头禅来批评年青一代的。对于这些人，我恳求他们能读读这篇演讲稿。演讲结束后，我从学生会那里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学生运动活动家戴的E斗红色钢盔。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40年来学生们对我当年追求的执着，然而世事变迁、物是人已非。 第2章探讨制度分析的基本理念。第2章第1节制度分析入门兼论如何理解今天的日本和第2节制度的熊彼特式创新与创新的制度为2001年出版的学术论著《比较制度分析》一书的延伸，旨在向制度分析领域外的研究者们做一浅显易懂的介绍。 在社会博弈中，也即人们基于对社会运行的预期而采取行动的过程中，特定参与人的行为方式会自发地显示出来，其外部特征和内在的认知过程，可以说是制度的本质。 如果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应用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关系中的制度性关联思考，将可获致经济学的制度论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制度论是交叉的这一逻辑性洞察。 本章并不从技术上探究细节，而是尝试描述这些讨论的实质。希望它能为即将准备学习制度分析的诸位学生领会其要义打下入门基础。 这两节可能有很多重复表述，本想整合，但考虑到各有侧重点和要点，所以放弃了。选择两节中的任何一节阅读均可。第2章第1节论述了日本制度变迁的可能性；第2章第2节加入了国际熊彼特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chumpeter Society）的应邀演讲内容，通过案例特别聚焦于硅谷模式。 第2章第3节是为回答评论界的重量级人物山形浩生先生的青木先生，什么是制度？之问而形成的。重读此文，深感山形先生提问的独特洞察力，他敏锐地触及制度分析的要害。特别是，本次对话发生在《比较制度分析》刊行8年后，我的关注点恰好转向对制度过程的认知。与在该领域造诣颇深的山形先生交流，加大了我此后研究的动力。 第3章制度分析的应用日本与中国的过去和将来，是制度分析的基本理念之应用篇。如前所述，制度经济学在过去20多年间非常盛行，始于最早专门研究该领域的诺思（Douglass C. North），多数学者将西欧的制度发展作为理想类型引用。我此前对制度现状的分析主要是以比较日本和美国为出发点的［青木，1992，原著参见Aoki（1988）］，但近来我将重点转向日本和中国的比较。两个原动力促成了这一转变。 其一，以西欧的理想类型去理解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制度，制度将呈现刻板的单一性。然而，日本和中国的制度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较之西欧的理想类型，制度分析能更为丰富且深入地揭示中日两国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其二，日中关系因为动态的制度变化而容易变得不稳定，通过对双方历史与发展观的比较以及对现阶段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有助于重建理性的两国关系。 首先，基于对后者的关注，我将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对话探究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作为第3章的开篇。吴敬琏教授是中国比较制度分析的先驱，他倡导以市场经济取代严格的计划经济。这一对话恰好是在2005年4月中国发生反日游行之后，在《日经商业》中国分社的田原真司先生与中国经济杂志《财经》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共同策划下得以实现的。此次对话与2012年9月发生的反日游行存在很强的现实关联性，这确实令人遗憾。 其次，第3章第2节雁行理论2.0版中日韩三国的人口、经济、制度比较与联系，主要受统一增长理论（Galor，2005；Hansen and Prescott，2002等）的影响，基于三国经济增长源泉等数据的分析，从东亚地区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提取出五个阶段。所谓的统一增长理论是指结合动态经济参数和人口动态，来理解从近代到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这一节聚焦于三个国家在五个阶段开始时点与持续过程中的差异，探讨制度与政策的含义。关于这个五阶段理论，我与中国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基本取得共识。这意味着，中日之间可能存在战略互补与替代，而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 接下来的第3章第3节中国与日本制度演化的源泉，是2011年我在中国清华大学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所做的主席演讲的一部分。在本节中，通过比较分析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日本德川时期和中国清朝的小农经济，在国家形态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制度互补性，探究这些互补性是如何成为后续阶段的制度演化源泉的。尽管在历史学上我是门外汉，但还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尝试从博弈论的制度分析角度展望亚洲的过去和未来。 第3章最后一节福岛核电事故启示展望电力产业改革与创新，是将企业、产业的组织架构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比较制度分析，应用于当前日本燃眉之急的经济政策问题而形成的。通过将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事前防范和事后应对措施，分别与切尔诺贝利、三里岛核事故相比较，为电力产业的组织创新建言。 我在20012004年担任具有独立行政法人资格的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所长期间，曾参与了旨在将发电与输电分离的电力产业改革研究项目。当时，由日本通产省同期推动的改革尝试，由于东京电力的政治力量而未能实现。但是，人们仍然希望这次尝试所积累的知识和见解，能在未来某个时间发挥作用。 2011年3月11日，在斯坦福大学听到福岛核事故新闻的两日后，看着油罐依然冒着浓烟的东京湾，我降落在羽田机场。妻子陪伴着地震后在福岛市内避难的岳母，我则与以前在研究所共事的通产省、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同事们，共同讨论如何将这场灾难转变为产业改革的契机。 事实上，这些专家在之后的东京电力组织改革和《电气事业法》修正案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背景之下，自然印象深刻。另外，这一节也成为此后发表于《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的论文（Aoki and Rothwell，2013）的概要，该文是与全美原子能发电的经济分析权威罗斯威尔博士共同撰写的。 第4章中新撰写的第1节拓宽制度论的视野围绕政策、认知、法律、文化预期与历史而展开，试图进一步探讨迄今尚未得到完整阐述的一些制度论观点。 首先，将这些论点纳入分析框架，可以将制度论的分析方法分为三个阶段：制度的本质论、制度的比较与历史形态论、制度的政策设计。意识到彼此的区别与联系，才能全面而清晰地描述和理解制度的作用与政策的有效性。 制度的本质论这一观点将回顾第2章引入的制度过程概念，旨在为扬弃内生均衡与外生规则对立的制度概念铺平道路。 主要观点是，制度过程的稳定性是社会博弈的认知状态与个体参与人的预期和评价等认知活动以外在构造物（如法律、习惯、组织等）为媒介的线性回归。透过这些必要的理论阐述，不难看出博弈论的制度观与哲学、法学、认知科学等邻近领域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然而，法律、文化与政治领导力等对制度形成与变化的作用，还必须通过更具体的历史考证及比较分析来确认。第4章第1节第7小节以案例的形式讨论了日本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比较了被视为两国现代经济发展第一阶段起始点的明治维新和辛亥革命。 本书的多主题性质决定了该节内容在入门书中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希望本书的讨论能激起读者对制度论或经济学的兴趣，并将其作为进一步阅读和自身研究的导论。 本书从广义层面将两个章节的制度论串联起来。第4章第2节资本主义的未来记录了1990年1月我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的对话。 作为占据20世纪经济学半壁江山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教授常常被反对派戏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是，在这次对话中，他对支撑市场的制度的重要性做了清晰论述，虽然事过境迁，考虑到这次对话仍能表明制度论视野的拓展，我还是将其收录于本书。弗里德曼教授与我的分歧，只体现在政治制度设计与制度的历史路径依赖上。 最后，本书以第4章第3节城市现代化与卓越团队的竞争面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尾。这是应日本经济新闻经济教室之邀，就面向东京奥运会的日本的前路专题所撰写的稿件。在变迁的30年落幕之际，希望读者能将其作为揭示政策层面的制度论来阅读。 各节首次刊载的出处在书后的出处一览中标明，第2章至第4章基本上是根据执笔的时间顺序排列。本书收录时，既删除了重复的段落，也有如第3章第2节将前文已经出现的内容作为有用信息再做扩充说明，主要是文字或措辞的变化。 至此，称本书为新书很可能被认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本书的优势在于，沿着我的思维脉络，读者可以事后查证过往的时局讨论，据以判断制度分析对现状把握的准确性。 话虽如此，本书难免有重复之处。加之对话、演讲稿、论文、报刊文摘、新写内容等文体不尽相同，对此深表歉意。 有关制度论的主要参考文献，本书尽量以注释的方式提供，书后所列参考文献，也可作为制度论课程的阅读清单，供大家参考使用。 中国与日本制度演化的源泉 为了解释人均GDP随着时间变动以及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运行机制，发展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致力于检验技术与人口之间的内生联动作用的影响。他们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新创意（idea）随着人口增长而出现（Lee，1988；Kremer，1993；Jones，1999）。但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技术进步的成果都被导向了人口的增长，由于农业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减，所以并没有促进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这一状态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均衡（Hansen and Prescott， 2002；Clark，2007）。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状态缺乏活力。 随着新创意的状态越过某一临界点，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摆脱了土地的限制，供给就变得有利可图，实物资源与人力资本开始被重新配置到城镇地区的工业革命兴起（Jorgenson，1961；Galor and Weil，2000；Hansen and Prescott，2002）。同时，在西欧的附庸国（offshoots），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和移民涌入带来了劳动人口的增加。这种由人口迁移导致的人均GDP增长被称为人口红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然而，持续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和或成本的增加（对于父母来说），于是，人们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Galor and Weil，1996，2000；Lucas，2002）。人口转变导致了现代增长机制，在其中人均GDP增长是靠索洛罗默技术革新（内生技术革新）维持的，如果没有索洛罗默技术革新则增长速度与之前的转变阶段的增长速度相当。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简短的讨论。 从马尔萨斯状态向现代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常常依据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典型事实来模型化。然而，新方法的理论创新在于将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理解为连续的正常发展过程，而不是由不同变量所决定的不同均衡增长路径（Galor and Weil，2000；Hansen and Prescott，2002；Galor，2011）。从这种统一连续的角度来看，东亚奇迹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一种追赶现象（Bloom and Williamson，1998；Ngai，2004）。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发展过程，我们也许希望知晓为什么不同经济体（比如说西方和东方，或者同处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连续发展阶段，在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和制度形态上都存在差异。此外，从这些差异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以揭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制度是怎样变化的？ 在前一节中，我们从量化角度定义了东亚经济发展过程的五个连续阶段M、G、K、C和PD阶段，这五个阶段指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共同模式，而且基本上与此前介绍的经济发展统一分析框架相一致。然而，虽然东亚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的数量特征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共性，但是它们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出现时间与持续期都是不同的。原因何在？它对未来发展又有什么启示？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对我之前抽象出的制度进行明晰的考察。然而，关于制度的概念，经济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制度研究者很难形成一致的理解。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采用的一个比较流行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每种制度与所认定的理想制度安排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制度的质量，这些制度安排包括法治、普遍的信任关系、公司治理中对小股东的保护等欧美国家所奉典范，根据经济表现对这些指标进行回归。但是，据此测算出的差距意味着什么呢？仅是效仿欧美的开明政策和企业家的创新行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就能达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吗？在此过程中，缩小差距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真的存在吗？虽然这些症状描述与处方看起来都很清楚，但是对理解东亚经济轨迹的本质，预测它们未来的发展轨迹，以及对它们制定政策可能并无太大帮助。 相较于有关制度的外生观点，我采用了下面的概念框架来理解制度以及它们的动态变化，我在最近的研究中对这一框架做了详细阐述（Aoki，2001，2010，2011）。 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博弈在现在及未来不断重复进行的公认模式。这种模式由有效的法律、社会规范、组织以及其他外在造物（external artifacts）等来概括地或公开地表征，它们都是制度的实体形态。这些公开表征的基本职能是，通过重复的社会博弈不断调节个体参与人的预期。个体形成的预期辅之以个人偏好，或多或少形成了社会博弈的稳定状态；这也意味着作为公开表征的制度的信任度提高了，因而不断重复。 如此一来，个人的社会认知（主观预期）与现实中进行的社会博弈状态，不断受到制度的调节，人均收入及人口动态出现某些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度作为内生结果，可以用博弈论的均衡概念来分析。 但是，制度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关于发展过程的制度轨迹的基本特征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a），即连续均衡的序列。然而，这些连续的均衡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以一种路径依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博弈状态都不是完全静止的状态，而是根据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由前代人口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等人口动态要素而变动。这种变化可以用来预测社会博弈状态的下一阶段，并通过社会博弈实验创造出新的博弈方式，以此作为过渡的条件。新的博弈状态在确立的过程中，其典型模式将由各种制度实体来具象化。因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与经济和人口的动态化相互演化，而不是单向地决定经济表现与人口状况。制度既为经济体的经济、人口结构变量向下一阶段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也因此受限于这些变量。为了进一步理解演化论历史观，让我们回顾东亚经济发展的M阶段（马尔萨斯阶段），探究与现代经济发展路径紧密相关的制度的历史起源。 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兰德斯（David Landes）认为清代的中国未能迎来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因是，自由市场和财产权制度的欠缺以及对全体社会生活的极权主义控制。有趣的是，他将农业视为例外（Landes，2006，第6页）。M阶段（后期）的东亚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导，个体农户经营着他们自有的或者租赁而来的小块土地，这些土地通常不超过几英亩。正如速水佑次郎等人（Oshima，1987；Hayami and Otsuka，1993；Hayami，1995）颇具说服力的论证所描述的，因气候条件多变，这种小规模农户的农业经营与耕作需要对植物进行精细的人工护理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如此一来，在类似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环境基础上，东亚各国有不同的制度特征。例如，土地所有权保障、土地租赁契约履行、农民之间信任关系的理想状态、遗产继承习俗以及由政治形态本质决定的缴税义务方式，在东亚地区内部也呈现相当大的差异。东亚内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告诉我们不能将东亚的情况一概而论。我们不能将其归结为有别于新教的儒教，不同于民主主义的极权主义、古典马尔萨斯主义所强调的地主剥削，以及有别于基于法治的普遍道德的家族纽带、与个人主义相对的集体主义等概念。M阶段所呈现的差异，时而显著、时而微妙，对于东亚经济内部以及与其他地区相比的制度轨迹，它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并因此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差异。让我们探寻中国与日本在M阶段制度演化的各自起源，比较各自的风格，来进行深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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