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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刘瑜、阮次山、《东方历史评论》、《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联合推荐。《走出中东》2016年在台湾上市，荣获《亚洲周刊》2016年度好书。内地版本增加50幅图片，全彩印刷，真实还原这个时代所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中东死生门》抽掉原本的时间线索，从视觉上循序渐进，展现冲突现场。本次再版将整体结构调整，突出一百多张触及人心的图片，裸脊线装，方便阅读。
?2002至2004年期间，周轶君是全世界*常驻以色列加沙走廊的国际记者。在加沙的两年，她记录下十几万字，拍摄了百余幅作品，《中东死生门》展现了*真实的巴以。其中的爱与恨、生与死、大乱与小静、众生与领袖仍旧历历在目，战火纷飞下寻常百姓的生活、生与死的瞬间以及作为外国记者一种比例?林恩式的中场体验直击读者心灵。
?十年后，作者遍访16个国家，访问135位人物，写下一百多篇采访。《走出中东》讲述的并非变革原理，而是大时代浪潮中小人物的故事。与中东的情缘召唤周轶君回到出发的原点：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亚、伊朗、尼泊尔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这些由独裁者与小市民、军人与信徒、男人与女人述说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变革之中个人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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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东死生门： 巴以行走观察》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或许是这个星球上绵延至今，*古老的战争，让全人类束手无策，至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两年在加沙的生活，让当时作为新华社*常驻记者的周轶君直面生死，容不下矫情造作。在冲突仍频的加沙、圣地耶路撒冷生活的人们，和平或许只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幻影。战事令人厌倦，领袖也随风而逝，留下来打败时间的是芸芸众生的日常。
《走出中东：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中东死生门： 巴以行走观察》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或许是这个星球上绵延至今，*古老的战争，让全人类束手无策，至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两年在加沙的生活，让当时作为新华社*常驻记者的周轶君直面生死，容不下矫情造作。在冲突仍频的加沙、圣地耶路撒冷生活的人们，和平或许只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幻影。战事令人厌倦，领袖也随风而逝，留下来打败时间的是芸芸众生的日常。
《走出中东：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
与中东的情缘召唤周轶君回到出发的原点：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亚、伊朗、尼泊尔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尔改制、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乌克兰战争、委内瑞拉的阴影、列支敦士登公投、英国女王存废等全球重大变革事件在书中一一展现。身历16个国家，访问135位人物后，周轶君由中东落笔，荡至全球各大新闻热点地区，她冒着性骚扰、歧视、甚至汽车炸弹的危险，为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做了普遍描绘。她以客观、真实、思辨的笔触，记录下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变迁中的笑声与泪影。拉开时间的距离，每一瓢变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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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周轶君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文学学士。CCTV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曾任新华社常驻中东记者，凤凰卫视资深国际记者、时事观察员。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华社派驻巴以地区，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关于巴以冲突的文字、摄影作品获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06年至2014年任职香港凤凰卫视，继续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尼泊尔改制，朝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乌克兰战争，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亚及巴林等一系列变革，也曾实地观察美国与欧洲政治。
她的国际新闻分析、随笔常见于FT中文网、腾讯大家、《周末画报》等。
随笔《在埃及数骆驼》被收入上海市中学语文课本。
2005年出版《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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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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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死生门： 巴以行走观察
》
前言
历史说明
篇一
大乱
篇二
赴死
篇三
小静
篇四
圣地
篇五
隔离
篇六
轻重
篇七
大同
篇八
众生
篇九
领袖
后记
《走出中东：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
前言
01 土耳其：善治经济的政府
02 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03 伊拉克：不安的现代化
04 埃及：三年之后
0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现在就要
06 叙利亚：解严之门
07 巴林：贫穷的富国
08 利比亚：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
09 乌克兰：在巨人的阴影下
10 尼泊尔：红色季雨中
11 委内瑞拉：离奇之邦
12 德国：重返正常
13 列支敦士登：人人都爱殿下
14 瑞士：直接民主的示范
15 英国：革命的起点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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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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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死生门： 巴以行走观察》
前言
比利林恩被从伊拉克战场抽回美国，为超级碗橄榄球赛中场走秀。漫天喷发的烟花在士兵们眼中与伊拉克战场激战的画面重叠。短暂回国，发现他们在前方浴血，后方民众并不理解他们在干什么，莫名其妙的问询，不明就里的崇拜，或是巧取豪夺他们的故事。娱乐与爱国混杂，整个仪式不知在荣耀什么。
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令比利林恩和战友们不适。影片结尾，大兵们说：带我们回去吧，回到安全的地方。战场，反是他们的安全之地。那里的一切直截了当，是他们熟悉了的规则。
我有过一次规模小很多的中场体验。一个人在加沙报道一年后，回国休假。随意走进北京西单一家商场，一楼正在举办促销活动，一男一女两个主持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播音腔十足，卖力地推销商品，热情而空洞的音乐喧天。我站在三层看着，只觉得这个世界离我好远。加沙的生活，直面生死，容不下矫情造作，类禅宗棒喝，立见分野。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一遍一遍给美国同胞做事迹报告时，大兵们说着听众期待的套话大话。私下和一个女孩亲热时，比利林恩才打开心扉，认真描摹战场归来的感受。
死生之间的那道窄门之后，活出一大片天地，比利林恩穿过窄门的那个瞬间，就是与伊拉克武装人员肉搏，直视那个人的眼睛，直到对方的生命熄灭的时候，紧接着又是班长的离去。直面死生的刹那，他体验到比自己更大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难以用语言接近。原著这样说：沉默才更接近真实的体验。在比利林恩沉默的泪水中，中场走秀的喧嚣，显得多么轻佻。
2002 年8 月至2004 年8 月，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常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一个人待了整整两年。去时想法很简单，年轻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但是，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将虚荣心涤荡干净。长久的绝望与煎熬，带我沉下去，看见更多。
我曾看见生命在眼前消失，闻到空气中血肉与钢铁撞击的味道，尝到失去亲人苦涩的泪水。战争双方，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却谁也不能罢手。
生与死迅速翻转，各种荒谬相互映照。比利林恩在这过程中渐渐接近大过自我的东西，因此成长。我爱上这部电影，同时担心它可能不卖座。死生之说，太过抽象难以言说，会遇到座中泣下最多的知音，却不可能变成人人哼唱的La La Land。再者，赞美大众的电影容易走红，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讽刺了大众。我后来在美国看过一次NBA 美国职业篮球赛现场，开场奏国歌，中场也是战争英雄走秀。那一场亮相的，是一名曾经在波斯湾和沙特服役的美军女兵。女兵仅仅出场一两分钟，看上去相当享受，家人上来拥抱，全场沸腾，无人困惑。超级碗橄榄球赛、NBA，乃至Rodeo 牛仔竞技大会，美国人的大众娱乐，都有爱国主义狂欢贯穿其中。
2005 年第一次出版《离上帝最近》，讲述两年间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种种观察。回头看，不能不为处女作的粗糙而羞愧。当年凭直觉往纸上喷，技巧欠奉，尽管也有朴实灵性的东西，让人心头一热。近些年时常收到询问，说当年的版本很难再买到，于是想到重新出版。再版不是初版的重复，新闻早已过去，时间地点的线索不再重要。风云领袖随风逝去，黄土茫茫不知何处。留下来的，打败时间的，竟是芸芸众生的日常，大乱中有小静，爱恨生死如旋转门。当时在加沙兼做文字和摄影记者，日出拍照，日落写字，保留了一批影像。此次再版，尽可能抽去、剥离具体时间和地点，而突出放之任何时空皆通的、人的故事。
天下万物皆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我在加沙那两年，巴以双方争战不止，最近这几年，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中东的新焦点转向伊斯兰国、伊朗核问题以及阿拉伯之春后的政治秩序。耐人寻味的是，当所有政客为巴以奔走时，双方残杀的表演越停不下来，移开视线之后，似有转机。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或许是这个星球上绵延至今，最古老的战争，让全人类束手无策，至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巴勒斯坦建国势在必行，但建国之后呢？双边妥协向来会激化内部争斗，如1993 年《奥斯陆协议》以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哈马斯人体炸弹袭击日盛为结局。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故事似乎陷于循环，死结除了政治复杂角力，还在于敌对双方的主流叙述，都拒绝视对方为人，而限定为魔鬼。发动大众跟魔鬼作战是容易的，围剿人，则会遭遇各种道义束缚。在我两年的拍摄中，从没有见过纯粹的魔鬼或天使，流泪的流血的都是人。妖魔化对方的手法，在全世界各种冲突中都可以见到。
记得曾有一天，在加沙一家肉铺，店主撕下一角报纸包肉。我一眼看见爱德华赛义德的照片，连忙阻止。那是几个月前，美籍巴勒斯坦大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的讣告。赛义德是享誉世界的学者，著作《东方学》极具争议，政治主张亦不同于阿拉法特政府。无论如何，令人信服的是，他坚持未来存在于巴以人民的共处共融。赛义德在一次采访中，回忆中东战争期间，参加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团队里有阿拉伯乐手和以色列乐手。刚开始，阿以乐手不知如何相处，一个以色列乐手说，我结束三星期的表演之后还要回军队打仗，杀阿拉伯人，所以我不跟他们说话。结果，三星期后，他同一个叙利亚小提琴手相爱了
赛义德的梦想是回巴勒斯坦教书，深通音律的他要教巴勒斯坦孩子欣赏西方音乐。他相信拓宽文化身份认同，才能拯救下一代。
2013 年阿拉伯偶像（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好声音）选拔中，也曾冒出一个崭新的加沙人形象。一样是出生难民营，一样是偷越边境，穆罕默德阿萨夫离开加沙后的目的地，不是跑去以色列做人弹，而是去埃及参加阿拉伯偶像选举，一路唱到冠军，所有阿拉伯人为之疯狂。阿萨夫成名后，难免被贴上各种政治标签，但他不断和与生俱来的身份斗争，希望走出更广阔的天地。巴以和平最终的出路，正是在于推倒心理藩篱，打破各自文化与宗教的身份格局。当然，这对政治强势方相对容易，而弱势方则如负重前行举步维艰。
这本书为中东百年旧怨画像。你会看到最根本的冲突：土地、身份、杀戮和你死我活。而集结成册的另一本《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展现的则是中东全新的面貌：全球化、中产阶级、管治和你中有我。
《中东死生门》的初版叫《离上帝最近》，因为巴以地区是传说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那也是我记者生涯的起点、对世界认知的出发点，离我的底色最近。
最近几年仍去到一线，但考虑家人多一些，最激烈的冲突现场采访，成了梦里依稀。旅程在回顾时才迷人，回首那一段战地经历，虽如摩西劈开红海般惊心动魄，但在他身后，海浪又归于一处。我回到日常。商场里的声音，听起来也会有温情脉脉。
周轶君 2017 年春
《走出中东：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
前
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 2010 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 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 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 年土耳其100 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 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一
阿拉伯之春声势最大，变化最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
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
2011 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 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 至17 位之间，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 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 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 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
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但没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业率自2001 年以来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略微增高。也许有理由怀疑官方资料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最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萧条。经济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单独构成抗争的导火线。
贫困人口亦非抗议主体。2011 年，当开罗城里的抗议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贫困人群聚居的墓园看到人们犹豫旁观，置身事外，大规模游行爆发当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筹办女儿婚嫁，对未来所求，不过是能不能搬进城里住。
日子好过一点的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18 世纪法国大革命、1848 年席卷欧洲的革命，乃至中国现代革命一开始也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农民、工人后来才成为主体。然而，这一次全球中产兴起，潮流浩荡今非昔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人类历史上中产人数将第一次超过贫困人口总和。
总部设在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2030 年全球趋势，预言全球中产阶层人数将从2012 年的20 亿，增加到2020 年的32 亿，到2030 年，更会增加到49 亿。整个地球村正在脱贫奔小康。
二
讨论这股趋势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产阶级？字面意思是社会中间段收入的人。但各国衡量标准不同，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中产定义的普世标准。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中产的指标超过20 个，但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中，最宽泛的定义是非穷人。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是每天可支配收入两美元。如果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就算中产，那么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30 亿中产，但他们有的还没有用上电和洁净水。这个指标设定显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 美元计，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产，这个标准又定得太高。
两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设定的中产收入标准获得过广泛引用：把巴西（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意大利（发达国家代表）2000 年的平均收入，定为全球中产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 美元。除去货币购买力因素，他们定义中产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 美元之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名研究员乌里达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认为，无论怎么算，以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都会碰到现实障碍，如汇率波动、申报不准确等。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便捷直观的算法：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就算中产。车虽有普通豪华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车价格也许只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负担得起一辆汽车的人，多数情况下，算得上当地中产。
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采用的中产定义，是除去购买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 美元的人，比米拉诺维奇、伊札奇的算法上限更宽。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研究阿拉伯中产阶级的报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则：满足基本食物、住所开支之后，剩余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
计算方法五花八门，但各种统计都认同这样的趋势：全球中产阶级增长之快，大大超出预料。而近年来新增中产人数，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
以汽车数量估算中产规模的方法，存在诸多缺陷。比如，不适用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公共交通发达、私人汽车税率极高的地方当地中产未必买车。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不止一辆车，以汽车数目代替中产人数，也会不准确。但是，过去10 年间，全世界汽车拥有量增长最快的10 个国家，其中9 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与其他计算方法推导的中产兴起趋势惊人吻合。
三
依我所见，各地广场上的抗争者，未必各个都拥有汽车，也不清楚他们口袋里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闲钱。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争取自身权利的意识，超过了当地统治者的预期。
掌握信息终究有赖一定程度的经济收入。你需要钱来买报纸、买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手机计算机，需要积攒旅费出去见世面全球范围内，获取信息的经济门槛正不断降低，这形成了我对变革型中产的理解：解决了温饱而对生活产生更多要求的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使用智能手机、互联网，收看卫星电视，甚至四处旅行。说到底，全球中产阶级兴
起，改变的并非只是钱包，还有头脑。
这一轮变革，是中产浪潮与信息革命的交汇。历史上，新技术的产生，往往首先为统治者所用，比如铁的发现，被用来打造盔甲、制造兵器，壮大王的军队。20 世纪前20 年里，收音机、电视机、扩音器，几乎都为掌权者服务，当时任何一场变革，都以夺取当地电台电视台开场。但20 世纪末期开始向公众开放的互联网，本质恰恰是反权威、反垄断，人人相联，却无人掌控。尽管统治者仍然能够实施控制并加以利用，但互联网生来是博弈的工具，而非独占的资源。
另一股变革冲击力，来自人群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移动。以稳定著称的新加坡，引进外来劳工比例持续上升；2013 年年末，印度劳工挑起建国40 年来的首宗骚乱。以这些劳工的收入，在新加坡算不上中产，在故乡却是受人艳羡。他们每天与新加坡本地人谋面，自然产生对照：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享受平等？无论网上会面，还是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随时随地把各自的生活境遇、经历的管治手段，摊在同一个平面上对比。
全球中产阶级兴起，按理说是好事。各国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富豪榜上，目前财富增长最快的不是垄断性资源的掌握者，也不是奢侈商品供应商，而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商家，如西班牙平价时尚品牌 Zara的老板阿曼西奥奥特加、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等。中产消费者的壮大是他们致富的源泉。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在《自
由的未来》一书中说
：经济权力，几百年来集中在少数商人、银行家、大亨手中，如今却向下分配。大部分公司，乃至整个国家，都在竭力讨好中产阶层，而非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
通常我们认为，中产阶级倾向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张温和。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时，世界应该更加和谐、富饶才对。可是，当2030 年的历史转折点越来越接近时，为什么我们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场接一场的动荡和危险？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 少数中产 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比如在巴西和土耳其，民主选举已经实行多年，
但执政党始终是以贫困人口为票仓的穷人党政策往往讨好低收入者，民粹主义宣传
在选举中也比较管用，真正的获益者却是上层权贵资本和裙带关系。但当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膨胀起来后，他们的诉求却没能及时得到满足，甚至遭到刻意忽视，于是不得不向穷人党讨个说法。埃及第二波反穆斯林兄弟会执政的抗争，就是类似情况。利比亚、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上层发动多数贫困人口挤压中间人群的模式，也在此列。
可以预见，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之一，正是飞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与落后的管治之间的冲突。
但是这种冲突本身，很难单独带来彻底、积极的改变。中产阶级革命改变不了什么。他们通常手无寸铁，跟传统势力缺乏联系。在土耳其，几个月的抗争只保住几棵树，而抗议对象埃尔多安仍然在选举中获胜；在伊朗，江山未改颜色，抗争一朝受到压制，余温几乎尽散；在埃及，不为面包为自由的抗争者，眼见变革的结果南辕北辙镜花水月，代价却是昂贵
的鲜血；在列支敦士登，号召限制君主权力的人，争取不来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穷人党根基稳固，继续执政
更不幸的是，中产抗争一旦牵扯地缘政治，触动暗伤隐患，注定搅起翻天覆地的变革。乌克兰的一场反贪腐示威，造成俄罗斯乘虚而入，几乎二分乌克兰疆土；埃及三年两次政变，重新定义东西方力量对比；而在利比亚，内乱招来北约兵临城下，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中产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变的燎原之火。街头怒火一旦点燃，沿着历史、信仰、地缘、利益的裂缝，烧出谁也无法预料的图景。
广场上的埃及人，并不知道18 天后，做了30 年总统的穆巴拉克会倒台，更料不到后来的权力反复、生灵涂炭。乌克兰人也不知道亚努科维奇真的会出逃，更无法预见民主抗议会招来强邻觊觎。
另一重惊讶是，推动变革的是受惠于经济增长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却对主政者没有感恩戴德之心。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经济腾飞，国际影响力上升，分享这些好处的人却站出来叫埃尔多安别插手我们的生活！政府与民众之间多一点经济好处、少一点个人自由的协议，恐怕保质期有限。
诸多不确定中，如果说谁有多一点的主动权，应该说是统治者本身。变革突发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传统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斯和埃及，统治者在执政后期给予了公民社会一定的空间，因此人们对和平示威并不陌生，初期变革和转型也才相对平稳，不像利比亚，没有一丝公共空间允许表达，一上来就是内战。
经济不是催生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统治者手中如果有经济这张牌，就可以拖延变革的发生。土耳其、巴林闹得再凶也无法翻天，列支敦士登的富裕令大多数人安于现状。经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是推行经济改革的共和体制，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制国家，最多是吹皱春水，却兴不起浪潮。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数百亿美元贷款，客观上令查维斯
和他的继承者两手不空。
除了施以恩惠，统治者压制变革的办法还有恐惧。伊朗2009 年发生绿色革命之后，再没受到周边抗争鼓动。铁腕镇压的记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监控，固然加深了人们的反感，却也真的消磨了他们的勇气。一个伊朗抗议者告诉我，他停止示威的原因，竟是最高精神领袖发出了回家的号召：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统治者的技术管制，也能够阻挡信息传播的威力。过去我们认为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能够衡量社会突变的可能，但是2010年以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基尼指数反而比伊朗还要低。综合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的资料（不是每年都有统计），突尼斯基尼指数为0.366（2010 年），埃及0.308（2008 年），伊朗0.445（2006 年）。0.4 是所谓爆发
社会冲突的警戒线，但线下的突尼斯和埃及率先乱起来，在线上的伊朗反而相对稳定。
假定不用基尼指数衡量，而是对比这3 个国家网络的使用与管制，结果就有趣起来。2001 年以后10 年间，突尼斯和埃及网民增长速度远超伊朗，伊朗对互联网内容的限制指数为32，世界第一。尽管伊朗几乎人人翻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信息都在网上。突尼斯抗议爆发的导火线，除了小贩自焚视频迅速传播外，还有维基解密揭发的本阿里家族的荒淫历史。信息时代的不平等，未必是绝对财富值的比较，而是群体感受的不公。
外来势力在中产变革初期几乎难觅踪影。埃尔多安、穆巴拉克、本阿里都是铁铮铮的西方盟友。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制定自由中东计划，要求埃及等国政府给予民众更多自由，但在这个高高挂起的旗帜下面，口气轻重、措施缓急却是分时段、看对象，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绝不是最有利于西方的选项。卡扎菲怪诞到没朋友，但要不是国内起了风波，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不敢轻易重划地中海版图。阿拉伯之春初期，西方反应迟缓，甚至错判，美国在巴林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更是令自身蒙羞。但正如前文所述，中东乱局很快便陷于陈疾窠臼，令人忘记了中产变革的元气。事实上，冲冠一怒的中产，最后发现身处国内传统势力与国际博弈的夹缝中，初时短暂的狂喜过后，迎接他们的是更长久的失败与痛
楚。
中产阶级无法单独创造更好的未来，要不要与传统势力联手，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道义问题。争取传统势力中的改良派，难保换汤不换药，一旦取得胜利，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会立即被牺牲掉，比如埃及人就在反复错选中备受打击。而另一个难题是，要改善自身际遇，是否一定要首先改造世界？
还是仅仅为自己找个舒适的小环境，所谓小确幸即安？
四
这本书中收录的是我过去几年的现场采访，讲述的并非变革原理，而是人的故事，是从个体命运与情感中，看到听到嗅到变革的姿态和味道。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或许相似，但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各有不同。这里记录下的是他们的愤怒与骄傲、泪水和血水，更有拉开时间的距离，看他们如何面对变革的曲折与失意。
这些年，我见到中国读者对别国变革的品评，常以成败论。眼见他楼塌了，扔下一两句冷嘲热讽背过脸去。然而在现场的不同角落，在对人物的反复采访中，我看到变革过程的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选择，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异。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护受访者，书中部分人物使用的并非真名。
除了中产人群本身，书中也涉及值得思考的管治模式。迪拜的
中央计划 自由市场经济，需要造出一个神秘难测的君主；而超然稳定的瑞士，却没有人坐在权力顶端；同样号称全民直接管理的利比亚、委内瑞拉模式，则少了法律保障和程序限定；走向共和的尼泊尔，尚未形成中产阶级，我看到新阶层身影朦胧，但步履兴奋；而伊拉克人虽然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可是关于民主的讨论从未缺席战后十多年，新的中产正在形成，却成分复杂，又常常被教派标签模糊诉求。
书中也收入了我在英国留学时的见闻。800 多年前，英国《大宪章》签订。英国贵族要求限制王权，大概是有钱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最早例子。虽然《大宪章》初次签订之后几经反复，但却被视为近代民主与自由的起始。
受时空所限，我无法到达每一个抗议现场。虽然没能亲历叙利亚，但书中仍然收入对变革起因的探索，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统治者的经典难题：改革的门，能不能半开半关？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曾经主导大马士革之春，引入全面改革，却很快发现失控的危险，只得急急踩下刹车。不幸的是，对一个糟糕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开始了改革。
阿拉伯之春已成噩梦，始发地突尼斯却不声不响走出暴力怪圈。2015 年诺贝尔和平奖也授予了突尼斯内部对话机制。在去往利比亚的途中，我几次经过突尼斯，却始终没有机会好好研究它的转型。突尼斯在本阿里出走后，也曾经历混乱与杀戮，但它的成功似乎还因为国情特殊：军队不强大、宗教团体较温和、世俗派不极端、社会气氛开放。换句话说，
传统势力不强，传统包袱不多。而恐怖组织也看出了突尼斯可能成为另类的端倪，存心制造袭击。成功的故事要留待时间检验，希望将来有机会另篇详论。
书中少不了我在各地遇到的中国同胞。变革发生在他们眼前，在他们的不同反应中，一幅中国世界观越发清晰。各种趋势报告都认同，这一波全球中产潮，浪花掀起的最高处在中国。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例在2030 年之前将跃升至74%，居全球第一。
畅想未来，全球中产的生活方式、穿衣戴帽、读的书看的电影听的音乐，很可能越来越接近，甚至我们的胃都变得越来越fusion（美味混搭）。然而，即便没有新兴中产与旧制度的矛盾，全世界中产阶级就真的能够团结起来吗？文化、信仰、历史、地理，这些基因里的记忆会不会在彼此对比之下，反差更加鲜明？
伊拉克人终于有了上街抗议的权利，但我见到的一次示威，竟然是要求政府立即处死狱中的基地成员。事实上，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伊拉克政府不审讯而直接枪毙被捕武装人员的情况已经够多了。2015 年1 月，《经济学人》杂志一则极短的报道，措辞别具深意：斯洛文尼亚终于出现公民社会大规模游行，遗憾的是，这是一次反同性恋权益游行在自由了800 年的英国知识分子看来，斯洛文尼亚人有了公民意识是好事，但没想到首先宣讲的是保守价值观。全世界中产阶级在争取权利的战壕里并肩，但很难讲他们能手把手多久。更不用说，生产与消费全球化后，发展中国家中产人数暴增，西方发达国家却是中产身价贬值、规模缩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全球中产此消彼长潮流对冲中的失落者。新型中产首义中东，四处激起回响。互联网与急速全球化（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就开始了全球化，但当下互联网等多种因素助推，速度大大加快）的脚步没有停，发达国家未做思考就行动的排外情绪高涨，可看作中产变革的第二篇章：西方中产的失落。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站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感慨埃及变革如巨象起飞，如果你没有预见到它的发生，也就别瞎猜它将飞向何处。全球中产阶级兴起，作为一种现象，俨然也是一头腾飞的巨象，无人能够预言它的方向，甚至可能连它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仅仅从眼下来看，那些觉悟起来的中产阶级，那些起而抗争的中产人士，仍然在旧世界沉重的阴影下，匍匐在地，难以飞升。急速全球化的故事，一切才刚刚开始。
活在鹰爪下
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窗外爆炸声不断。
几分钟前一个爆炸点太近，不知是轰鸣声将我掀下椅子，还是自己顺势躲到办公桌下了。
刚过午夜，50 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直入加沙城东，抓捕向以色列目标发射火箭的巴勒斯坦人。冲突地点距离我的办公室大概5 分钟车程。
电视台在直播，满屏火光，呼喊安拉的人群。一个女人在现场乱走，张开双臂不停晃动。男人上去拖住她，使劲夹住一条胳膊，可女人还是挣脱出来晃动双手。大概是惊吓过度，疯了。
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 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伺机打击地面目标。它们奉行一套鹰蛇理论：地上的蛇，无论多么强悍，也害怕来自空中的鹰。
阿帕奇螺旋桨声传得很远，目标人物可能提前逃脱。最近，以色列出新招瞒天过海，先出动F16 战斗机，庞然大物的轰鸣铺天盖地，使人难辨东西。阿帕奇在声幕掩护下发射导弹，猎物无所遁形。
夜晚，停电往往是大规模空袭的前奏。眼前一黑，战机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不知下一声爆炸在哪里的恐惧仍然揪心裂肺。
正想着，巴勒斯坦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知道炸了哪儿吗？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了！死定了！你要记得我！
我安慰他说，上次坦克开到我楼下，最后也没事。这个阿拉伯男人以为我说他胆小，辩解：我没问题，只是两个女儿都醒了。利马和苏苏，一个7 岁，一个3 岁，经常来我办公室玩。
每隔十几分钟，我们互通电话。阿马德说着说着，突然嚷起来：哇！哇！哇！爆炸声离他很近。他的妻子招呼女儿们别到窗口去。我想跟3 岁的那个说话。
苏苏，害怕吗？想避开害怕这个词，办不到。害怕。她声音嫩嫩的，咬字不太准。别怕，明天给你买巧克力吃。
我傻傻地想，巧克力可以帮她支撑到明天。
听轰炸。她嫩嫩的声音，悠悠地说。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不是没有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送走前任记者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不远处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同样是停电伴随爆炸声，我误以为空袭降临，蜷缩在原地20 多分钟，直到电灯重新亮起。那个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人成了惊弓之鸟。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从地板爬上椅子，还是决定去现场。开车在空荡荡、黑漆漆的街上，很快就看到闪着红灯的救护车、消防车和提枪的巴勒斯坦警察。一枚导弹命中距离我500 米远的房子，叫我跌到地上的那一声，应该来自于此。
警察引我走上二楼，两只打火机照出墙上1 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穿墙而过。
一个名叫曼多拉凯肖夫的40 岁男子，在睡梦中挨了弹片。伤势并不严重，他脸上满是死亡擦肩的委屈、愤懑。任记者们怎么问，他都不搭腔，强忍着眼泪。稍后，一个显然是他朋友的人过来安慰，天哪凯肖夫抱住朋友大哭出来。
继续赶往挨炸最多的扎耶通区，全区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忽然挡风玻璃前火花狂闪，我一声惨叫，生生把车立住，才发现是吉普车碾过被炸断的高压电线。
几个巴勒斯坦青年蹲坐在路边烤火。他们说，刚才有游行队伍经过，大家打着拍子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阿拉法特！事后消息，以色列一共发射14 枚导弹，打死4 个巴勒斯坦人，其中一个并非武装人员。
第二天我履行诺言，为利马和苏苏送去巧克力，还带她们去海边戏水，弄湿了棉衣棉裤，烘干之前没敢送她俩回家。不过，苏苏始终没弄明白，昨晚的轰炸与今天的巧克力之间有什么关联。
加沙的人体炸弹化装演出
戴鼻环的巴勒斯坦老妇人
加沙孩子扛着火箭模型，好像引来地狱之火
武装集会上，巴勒斯坦孩子为何有这样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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