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传统、人文学科与最伟大的著作之间的简单等同应该取消。还有其他的传统，因此，也有其他的人文学科：它们当然可能以某种方式得到考虑和描绘，包含在那种未经审查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锻造过程之中，实际上，这个中心性是构成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经过锤炼而形成的混合物。另一方面，曾经与我同事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跟我说，这个人文课程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哥伦比亚的学生一个共同的阅读基础，就算他们后来忘掉了这些书（总是有很多人会这样的），那么，至少他们忘掉的是同样的东西。这并没有像一个强大的论点那样打动我，但是，相对于除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技术性的文献之外什么也不阅读，这个观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从此以后，我一直赞同这个人文课程做得最好的一个主旨，就是让学生通晓西方文化核心的文学和哲学经典。
这里提到特里林，是为了突出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个主张，它是只要说到人文主义就必定要考虑到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大学以它的一大群杰出的人文学者为自豪，我曾有幸跟其中的很多人合作，或者只是简单的同事。除了特里林之外，仅仅列举我1963年到纽约时认识或共事过的，就还有马克范多伦、雅克巴尊、杜丕、安德鲁查普、摩西哈德斯、吉尔伯特海特、霍华德波特、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拉、迈耶夏皮洛、鲁弗斯马修森、卡尔路德维希塞利格、弗利兹斯特恩，以及其他很多人。当然，毫无疑问，其中大多数学者不仅是从人文学者这个词的所有传统含义上来说的人文学者，而且，作为过去和现在的最好的学院式人文主义之典范，他们也是出类拔萃。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尤其是特里林，谈到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经常是非常挑剔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尽管在公众的眼里，在他们的学院同事和学生看来，他们表现着最丰富、最热情的人文主义的生命，没有什么行话或过分的专家做派。在这些人之前哥伦比亚学院直到18年前，基本上是一个男性学校是诸如约翰杜威、伦道夫伯尔尼、乔斯普林冈之类的各异其趣的人物，他们在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哥伦比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确立了它所致力的范围，就是自由的有时是激进的人文主义作为民主精神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美德，还有就是对自由的不断探索，我的同事和朋友艾里克福纳在他那本精彩的《美国自由传奇》（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一书中已经对此做了非常好的记录。
这些大都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背景，来考察人文主义在当代生活中的适用性和前途这里的文字也正是致力于这个主题。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若干年里，关于人文主义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涌向公共领域的人文学科，有着各种各样的讨论$争辩和研究计划，这也表明它是一个多么丰富、多么具有挑战性的领域。我并不期望也没有能力来分阶段概述这些辩论，或者着手列举关于人文主义各种意义的一个长长的目录，而只是指出它们越界侵入我必须发表意见的某些方面之表现，并且表明我将非常有选择地利用其他人已经说过的内容。在哥伦比亚的语境中，我的论题意在继续我的前辈们曾经说过的、做过的一切我得赶紧再说一句，正是那些前辈们，使得我在这个研究机构里的岁月对我来说是如此非同寻常的丰富和宝贵。除了投身为巴勒斯坦争取人权的斗争之外，我在哥伦比亚只讲授过西方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和音乐，而且我打算继续如此，只要我还有可能。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千年，周围有这么多地方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足以彻底改变整个环境，至少对我来说，重新思考$重新考察$重新阐明人文主义之适用性的这一时刻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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