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认为，人们在天性上需要合群地过着城邦生活，并且需要从哲学、伦理等智慧中，发展出一种与城邦生活的实践直接相关的政治智慧。从这个意义说，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生活，本质上就是政治生活，而政治史即是这种政治生活的历史记载，是所有文明演进史中最基本又最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章。在中国，这部政治史足够浩大，足够漫长也足够曲折，转换的场景太多，登场的人物太多。在这部历史中，统治者、政治精英被认为是当然的主角，是政治聚光灯的焦点，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登上政治舞台，只是近代以后的事。
一、民众与政治：外源与内生的基本成分
本书试图在相对独立的三段历史情境中考察民众与政治的关系，包括在这种关系中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从而论证民粹主义在中国的确实存在。受研究能力和研究主题所限，本书对深厚历史的撷取只能做到浮光掠影，恐有偏颇。正如导言中所说，无民众即无政治，民粹主义的核心命题是民众与精英、民众与政治，如果民粹主义能够被客观地历史地看待的话，它在近代中国的萌发和向革命化的转变，就是可以理解的事。
人们或许会有这样的疑惑，民粹主义在中国如果确实存在，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原生还是移植的？人们还会追问，中国的民粹主义是哪些元素构成的？到底是哪些外来与本土的元素交织、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乡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大放异彩的潮流？本书认为，民粹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及其在现代政治中的发展，既有苏俄和西方影响，又大不同于这二者；本土元素中的传统民本思想截然不同于民粹，但又孕育了民粹；此外，本土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下完成了对人民与政治关系的认知使命，做出了自主的选择。因此，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外源与内生的双重性，以下对中国民粹主义基本元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特性。
〖1〗
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1〗
结语第一，传统成分。这是近现代出现的中国民粹主义的底色和基本成分。儒家民本思想，包括墨子以兼爱为重点的平民思想，为民粹主义留下了重民的文化基因和良善的道德内涵。君权政治之下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粹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臣民政治与公民政治在权力合法性来源和权利义务关系上有本质的差别，它们之所以相通，一是基于民在政治统治中的中心地位，被统治者无论在家天下时代的明君圣主那里，还是在人民主权时代的政治精英那里，其政治意义和分量都是一样的，成功的统治精英深谙政治的本质，懂得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并切实行动。二是基于对美德政治的共同追求。古代君王的民本之举不外乎重民、爱民、养民、教民，但无一例外地都被认为是德政之治，获得极高的道德评价，盛世中兴与践行民本被认为具有必然的关系。而现代政治如果能够超越仅仅追求安全和秩序的较低目标的话，它的最高目标必然是提升人的德性，引导人们过上一种美好生活。简言之，和平和谐、繁荣富足、充满正义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政治活动的最高目标。
儒家民本思想中有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民主君客等著名的仁政、德政主张，较具平民意识的墨家也留下了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等平等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财富在历代政治实践中不断使用但又不断积累，并作为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被传承下来。近世的章太炎在政治上主张国粹派民粹主义，他反对现代西方的议会民主，主张回归中华传统，重拾本土思想精髓，讲求道德，提倡国粹，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凸显反现代化、主张回归传统的民粹主义，成为20世纪初各种思想潮流中与众不同的一支。同时代的鲁迅毕生忧思国民性问题，他了解农村，亲近劳动者，对民间疾苦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怀，但又表现出强烈的启蒙主义意识。鲁迅解构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并将国民性改造视为不辞的使命，他身上带有一种文化民粹主义的色彩。从传承的意义上说，章太炎的国粹派民粹主义、鲁迅的文化民粹主义代表着民本中国留下的文化印迹。
第二，西方成分。这是体现中国民粹主义外生性的第一个面向。民主是一种现代政治形态，民粹主义就在其中孕育生长，是现代化转型过程民主传播和民主成长的产物，代表的是与自由民主相对立的大众民主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主概念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传入，但是深入人心的民主观念是随着辛亥革命而到来的，是孙中山等革命派艰苦斗争和广泛宣传的结果。被动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充满民族屈辱，一系列民族危难事件将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搅动了起来，为接收西方民主思想准备了社会条件。在五四期间及之后发展起来的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中，早被注入的西方思想成分包括三类。一是启蒙主义思想。这种曾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提供思想指导的理论主张以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专制和贵族特权，号召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同时，启蒙主义的一个心理认知理论（主要源自约翰洛克的心理学观点）也在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即启蒙主义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教化获得几乎没有止境的改善。前一个思想内容指导了孙中山等革命派的行动，后一个则启发了从梁启超、晏阳初、梁漱溟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主张要眼光向下，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进行乡村建设或平民教育。二是民主主义思想。最早在1864年，现代概念民主是以人民的权力为核心元素被引入中国的（在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公法》中），经过此后的传播，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民主观念几乎只有由人民来统治这一含义，虽然民主与共和被放到一起，但共和概念中所描述的间接民主制并没有被充分解释，也缺乏实践机会。连孙中山也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民初议会政治的乱局就证明了代议制民主来得并不是时候。因此，中国人最初认识的民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直接民主制，它激发了激进派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并成为直接催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因素。三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思想。卢梭发展了社会契约论，指出社会契约订立时需要让渡个人权利，并由此形成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即公意。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因此，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主权论就是主权在民说，它为大众民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卢梭也因此成为了直接民主的思想提供者。人民主权论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居核心地位，随着这种民权观念的广泛传播，人民不间断地直接参与行使权力成为了革命者的基本信念，成为了民粹主义的重要支柱。
第三，苏俄成分。这是体现中国民粹主义外生性的第二个面向。俄国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意识形态最初生长的地方，俄国民粹派思想最基本的思想就是相信俄国村社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俄国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俄国有条件避免资本主义的破坏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一种以村社崇拜、夸大农民革命性为内容的落后优越论。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洋务运动以英美为师到五四运动以苏俄为师的学习过程，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而来的，自然包括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渊源关系的俄国民粹主义，这是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独特联系所决定的。李大钊等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平民主义就是学习俄国经验、接受俄国民粹派影响的结果，这一代激进知识分子从俄国民粹派及其到民间去运动中所提取的思想资源是乡村情怀和农民情结，是大众民主观和人民崇拜立场，他们还来不及仔细分辨俄国民粹主义中的非无产阶级因素；而俄国民粹主义中的村社社会主义成分（跨越式发展问题）在20年代后期才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较重要影响。乡村革命的长期实践使得一些共产党人萌生出与俄国民粹派相同的革命设想。到了延安时期，这种曾受到列宁严厉批判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被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论果断地否定了。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阅读过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作品，但他很清楚俄国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主张并不利于抗日战争，在当时环境中，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主义仍为新民主主义所需要。但是，历史有其戏剧性的一面，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开始相信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可以使中国更快建成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开始表现出较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
第四，现代本土成分。这是中国现代民粹主义中最具能动性、自主性的成分，指的是激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自主发展的思想和实践。他们最初确实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影响，将西方的大众民主思想、苏俄的民粹派思想引介进来，但他们迅速地、自主地进行了本土加工，使民粹主义适应了政治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产物。这些由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构造的本土成分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它表现为一系列以启蒙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与实践，最初由梁启超提出，后来在文学创作上由鲁迅、瞿秋白等人领军。在社会实践上，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为主导，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以大众启蒙与教育为主题的社会运动。知识分子启蒙实践本身包括他们对自身和大众的一种认知，知识分子本身可以作为民之精粹，即拥有知识优势的精粹分子，去启迪、教导蒙昧落后的民众心智，这无疑是民粹主义中比较接近精英主义的部分。二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如何将中国从民族危机中解救出来，是先启蒙还是先救亡？这是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两种立场，即先思想还是先行动。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样重视文化启蒙，但是更强调政治动员和经济鼓励（如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主张采取切实的救亡行动。李大钊的平民主义具有革命性的实践意义，包含了比较清晰的知识分子应该以民为粹的意识，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和乡村革命提供了辨识框架，即谁是领导者，谁是同盟军，民主主义革命应该往哪里去，等等。自此，民粹主义的大众化政治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中打下印记，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始终相信人民以其伟力足以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中国共产党应该果断地与人民站在一起，发动人民、依靠人民，最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承认，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的本土化发展都是它的存在根本。它因20世纪中国政治与革命的需要而出现，并最终成为只属于中国的那种民粹主义。
从以上这些构成元素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确实存在可以从外部和内部同时找到依据：它的外生性意味着它与许多同时代的流行思潮一样，深受西方或俄国的影响；它的内源性则表明它一方面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萌发于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之中。
二、关于所谓民众迷思的思考
人们相信，任何一部政治史都不是政治精英的独角戏，即使这部政治史被狭义地理解为统治史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历史舞台的主角。民众对于政治（或政治统治）而言是怎样的存在？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本书开篇的设问。经过三段政治史情境的探寻，本书发现，这样的问题很难轻易解答，如果简单地回答民众既是统治对象也是政治主体，民众对政治有解构与重建的意义，对于这部漫长而复杂的中国政治史来说，似乎是不能令人满意。或许，我们只能不停地追问下去，在探寻的过程中一点点构建我们的理解。这些追求可能包括：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民众与政治、民众与精英的不同关系到底体现在哪里？这些不同关系中有没有相同的元素？民众生活中政治是一个原生的还是外来的元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令人迷惑：政治精英们在不同的政治生活中，对民众有着特别的期待，与民众维持着特别的关系，其中必然有某种可以相联之处，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某种民众迷思呢？中国这部悠长的政治史如此宏大，政治中的民众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人发现的，因为民众始终在那里。统治者、政治精英上台下台，政治时而清明时而衰朽，时势时而太平时而动荡，而民众，抽象的作为整体的人民，却一直在台上，他们才是真正的永恒的历史主角。我们能不能说有一种民众迷思一直在这部政治史中荡漾呢？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迷思无处不在，比如中国文化中流传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传说，比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各种神的故事。可是这样的迷思似乎与我们说的民众迷思不太相同。所谓迷思，音译自英文myth，这几乎是中英概念翻译中读音与内涵都最为接近的一对。常见的通俗解释是，迷思可能是一个真实或不真实的故事，通常十分古老，以至于可能没有记录或其他证据证明它们发生过。一些迷思也许起源于真实事件，但经过人们的讲述，一些部分可能已发生改变，显得不够真实。同时由于讲述人的臆想或传述者的迷惑，事件增添了艺术性和神奇性，变得更加生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则给出了一个严肃的定义。他认为迷思是人们为了应对社会生活中难以完全解决的冲突而编出的故事。无论是通俗的或是专业的解释，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运用这个概念，但是，如果用myth的另一个中文解释神话来理解迷思一词，可能会给我们别样的启示。myth，即所谓迷思或者神话，是一种虚构的叙述，在这种叙述中的人物、行动或事件，常常具有某种超自然性。
民众迷思包含着一种对民众力量的独特想象，这种关于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政治的主体的想象来源于具体、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也包含着政治精英、知识阶层的臆想和加工，因为就连人民这个概念本身也只有精英们热衷于使用。人民在政治世界中的形象是既真实又模糊，形象真实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农、工或其他劳动者构成了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创造了财富，奠定了统治的物质基础，成为一系列精英决策的实验对象。人民真实地发挥了历史作用，推动了文明进步。说其形象模糊，一是指民众或者人民在概念上的抽象性，在不同的人那里会建构不同的人民形象；二是指当民众或者人民被视为书写历史、主导政治的隐伏的、被动的和终极的权威时，正如亨廷顿所言，人民之声与上帝之声一样含混不清。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8页。当人民被视为神一样的存在时，它的身上带有神圣的光芒，形象并不清晰可见。
人民是谁？人民在哪里？又要往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只有精英们才去关心，而他们也只能依靠大致猜测和主观判断做出解答。站在统治精英的角度看，人民的所思所想难以知晓，人民的规模与力量不能测算，人民的运动方向更是不易把握，以至于许多政治精英虽然相信民众力量无坚不摧、足以创造历史，但又不肯定这种力量到底为谁所用。古往今来，领导人民创造历史曾是多少政治人物的梦想，他们被人民的伟力所吸引，相信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未来是一张白纸，只有人民能够在这白纸上写字
[美]埃尔斯特、[挪威]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潘勤、谢鹏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在这些希望借助人民力量实现政治梦想的政治精英那里，早已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信念，他们陷入了一种民众迷思，着迷于民众的力量，却困惑于民众力量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迷思当中，有真实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他们寄望的民众身上有确定的自然力量，也有人为赋予的超自然力量。
民粹主义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义，或许可称其为人民至上主义。它定义的人民民众是主权在民中的民，是一个具有道德优越性的整体性概念，并不是个体意义上的公民或国民。这显然不应该是我们指责民粹主义的理由。民粹主义关于人民主权、平等主义价值追求的思想可能有某种虚幻性，民粹主义反精英、反体制的行动策略可能被别有用心地使用，但这同样也不是我们指责民粹主义的理由。如果民粹主义能够被冷静地、客观地和历史地考察，人们会发现，它的底层人民观、它的社会批判意识、它的乌托邦式社会理想，甚至它的大众政治参与路径，都内在地具有某种合理性，所以它才会在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玛格丽特加农范（Margaret Canovan）曾说过，从本质上看，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落后的象征，它是民主投射下来的一片阴影。
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1999，Vol47，p2.这片阴影是民主运行不如意的结果，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的信号。民粹主义是标，民主的制度及其实践是本。指责、批判民粹主义是以民意绑架民主，或者以集体行动挑战既有秩序，常常不乏证明事实，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解决应该回到原初的制度本身，回到民主政治本身。
民粹主义在当下中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公共话题，但也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和理论话题。当人们在近现代史上、在当代社会政治实践中都能发现这种被冠以民粹主义之名的现象时，思考它生成的原因和解决它带来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民粹主义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过程非常复杂，它的存在形态既有意识形态的一面，又有政治策略的一面；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以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又带来过巨大的负面影响；它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既有与别国相同的条件，又有完全不同的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并非原生于中国的民粹主义一经出现，即表明中国已经开启它的现代化转型，中国人民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的政治精英开始认真思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思想与行动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既非洪水猛兽般可怕，它带来的紧张关系亦非简单化处理如空洞的舆论围剿所能化解。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说，我们不应忽视其背后的道德意义与合理诉求，面对种种被冠以民粹之名的思想与行动的侵扰，除了矫治它，可能还需要回到我们的制度设计、国家建设和社会转型中寻找可能不完善之处，修复它，完善它。人民是最大的政治，人民对于平等、公正、富足、和谐的追求是这一政治中的最大价值。当这个政治得到保障时，当这些价值得到实现时，民粹便不易再现。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