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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六十年思想精髓
为人与处世，治术与宦术的深刻揭示
读书与治学，识人与品人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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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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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搜集了王元化先生数十年来关于读书与治学，识人与品人，历史与政治，文学与艺术及文化反思等方面的文章，既有现当代学术思想研究，也有历次政治转折关头思想与政治的波动的分析；既有历史人物的品评，更有历史人物背后治术的研究；既有对五四运动以来文化的反思，亦有对当下潮流的忧思。本书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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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元化（1920—2008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是著名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解放前从事党的地下文艺工作，1955年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中受牵连，1981年获得平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元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文艺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与钱锺书并称“北钱南王”，著有《思辨录》（第三版《思辨随笔》1995年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文心雕龙讲疏》（初版《文心雕龙创作论》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清园近思录》等，有很大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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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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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书与治学
读《毛选》记
谈“改造人性”
谈《论语》小集
谈《四代篇》
韩非论
龚自珍论
谈鲁迅与太炎
谈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
纪念与超越
大独与大群
谈鲁迅小集
谈胡适自传唐注
谈胡适之学
《胡适的日记》
谈胡适小集
记熊十力
再记熊十力
记熊十力小集
说无政府主义
再说无政府主义
谈无政府主义小集
记顾准
记林毓生
谈汤用彤
谈杨树达
记郭绍虞
记若水
记谭其骧
记孙冶方
记任铭善
贺麟《文化与人生》
陈澧《东塾读书记》
挽风气，贬流俗
说掌故
二历史与政治
曾国藩说“挺经”
曾国藩与宦术
杨修之死
金圣叹之死
李鸿章办外交
袁世凯的“忌讳”
谭嗣同的性格
高阳论张之洞
郭嵩焘与湖南新政
屈大均葬衣冠
刚毅识杨金龙
司官护法
跪拜礼
祀天敬孔
伪造合影
甲午缉奸
三文学与艺术
金批《水浒传》
谈闲适及其他
谈《长生殿》
《约翰?克利斯朵夫》
果戈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契诃夫
苏俄文学小集
卓别林
丹纳论莎士比亚
四文化之思
“五四”并没有反封建口号
“五四”反儒不反法
关于人的素质问题答问
高调与低调
“学术中心何处寻？”
把屁股移过来
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
吴汝纶论中西医优劣
我和胡风二三事
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
康德的百元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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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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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挺经”
相传曾国藩自言欲著“挺经”，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国藩子劼刚，曾任驻英法公使。劼刚婿吴永，著有《庚子西狩丛谈》。其中记李鸿章对吴口述故事：我老师（国藩）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特此具餐。请你往水田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应为“与”——引者）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就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条。前人据此，称曾国藩“挺经”之刚，具有“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
曾国藩与宦术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威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一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的一贯统制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势危甚。时李肃毅（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的确要高明多了。
杨修之死
三国曹操帐下，谋士很多，杨修就是其中的一个。杨修天资聪慧，有过人之才，但是，结果反害在自己的聪明手里，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
据说曹操有一次得到远地送来的一盒酥，就在这盒酥的盖子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大字，令众人传观，大家都不解曹操的用意何在。递到杨修的手里时，他不客气掀开盖子吃了一大口。别人为他的举动所惊，可是他不慌不忙，解释说：“这是丞相的意思，因为‘一合酥’岂不是一人吃一口酥吗？”又有一次，曹操作战不利，进退维谷，深夜坐在帐中，恰巧厨子端进一盘鸡来，曹操拿着鸡肋，反复地说“鸡肋”两字。这话传到杨修的耳里，杨修就叫大家卷铺盖，说丞相有收兵之意了。果然到了第二天，曹操下令退兵，但是看到兵士的行装早已整理齐备，问大家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告诉曹操说，杨修昨天就已预言过了。因此曹操更忌杨修，已有杀害他的意思了。果然杨修后来就因此而丧生。
杨修依附曹操，结果反死在曹操的手里，这的确是一件古怪的事。其原因我想大概是在统治者的用人政策罢。做帮忙的谋士的确很难，傻瓜不行，聪明人也不行。倘使聪明得过分，主子的一言一行，他肚里全都雪亮还不打紧，但千万别说出来，一说出来，就有杀身之祸了。因为统治者以未兆为朕。他的心思，别人不知道不行，知道得太清楚、太透彻也不行。不清楚不能为他办事，太清楚又会把他的底细完全看穿，这也同样会误事。列子曰：“察见渊鱼者不详。”
金圣叹之死
清朝的文字狱，死的人很多，死得冤枉的不少，金圣叹即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金圣叹之死，有种种的传闻，至今流传民间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晚上跑到弄堂去小便，犯了宵禁，被捉去砍头的。相传他临死前，还大作其幽默文章。有的说他留给儿子的遗嘱是这样一句话：“花生米和豆腐干同吃，有火腿味道。”有的说他作了一首绝笔诗：“衙鼓催人急，西山日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而且在临刑前还从容不迫地说：“杀头有如风吹帽。”
倘使传闻真实的话，那么金圣叹真是幽默得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死抱住幽默不放的人物了。
不过我对于这类传说多少有点怀疑。我不相信幽默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平时闲得无聊，来一套插科打诨是不成问题的。一旦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之际，谁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去幽默一下呢？无论多么有本事的幽默大师，恐怕这时怎么也幽默不起来了。残酷的生活是幽默的对头。什么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还有勇气把自己的生命作为逗乐的笑谈呢？能够做到这一步，才能算是真正的幽默大师。
根据较为可靠的记载说，金圣叹是死于抗粮哭庙案。这种说法，大约是真实的。抗粮哭庙案，在当时牵累的人很多，照金圣叹的脾气看来，他也是其中牺牲者之一，这是大有可能的。平常的人往往一提到金圣叹，就把他看做幽默巨匠，一言一行无不幽默。殊不知他其实是一个卫道者，这只要看他批《水浒》的时候，诬蔑水泊、咒骂宋江就可以知道。他在评论《水浒》时，时常显露出一位冬烘先生的面目，幽默不过是他的一层外衣而已。
金圣叹犯宵禁而被杀头的说法，何以会这样广为流传？这恐怕是中国人的一种坏脾气，喜欢将严肃化为笑谈，使各种人脸上变成同一模式。于是幽默的人，不管处于何时何地，命运是喜是悲，全都无一不幽默了。
李鸿章办外交
李鸿章是清末主持外交的重要人物。梁启超说他“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弱国无外交，这本是常理，今对外竟出以轻侮态度，似乎不可置信。但前人笔记中，多有此类记载。甲午之役，伍廷芳以议和随员赴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他谈起十年前奉使至天津订约事。伊藤说，李鸿章态度威严，有“追忆令人心悸”之语。此类传闻颇多，有人甚至大肆渲染李鸿章在签订战败的屈辱条约时，用这种对洋人的轻侮态度，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法使施阿兰狡甚，虽恭忠亲王亦苦之。公（李鸿章）与相见，方谈公事，骤然询问：“尔今年年几何矣？”外人*恶人询问年龄，然慑于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则是与吾第几孙同年。吾上年路出巴黎，曾与尔祖剧谈数日，尔知之乎？”施竟踌躇而去，自是气焰稍杀矣。这一记载虽然使人痛快，但似乎有些可疑。以年龄辈分压倒对手，只是我们的传统习俗，西方却并不管这一套。《庚子西狩丛谈》也说到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一日，华官与洋人议重大交涉。洋人态度嚣张，气势汹汹，而华官危坐祗听，始终只回答一二语，面赪颜汗，局促殆不可为地。俄顷中堂（李鸿章）入门，左右从者只二人，才入厅数步，即止不前。此时三洋人之态度，不知何故，立时收敛。一一趋就身畔，鞠躬握手，甚谨饬。中堂若为不经意者，举手一挥，似请其还坐，随即放言高论，口讲指画。两从人为其御珠松扣，逐件解脱。似从里面换一衷衣，又从容逐件穿上。公一面更衣，一面数说，而三洋人仰注视，如聆训示。喧主夺宾，顿时两方声势大变。《庚子西狩丛谈》本刘焜记吴永口述故事。这一则却是刘焜记他本人事。当时他到总署访友，亲眼见到这一场面。接着，他说：再观列坐诸公，则皆开颜喜笑，重负都释。予亦不觉为之大快，如酷暑内热，突投一服清凉散，胸间郁火，立刻消降……吾友因为言中堂一到即更衣，我已见过两次，或者是外交一种作用，亦未可知。同人皆大笑之，谓如此则公真吃饭穿衣，浑身皆经济矣。语虽近谑，而推想亦不无理致。清季外交不务实际，多舍本逐末，在许多琐细事上如礼节、称谓等问题上纠缠不休，甚至闹出笑话。据某笔记载，在民国初年，杭人黄保如司马，办理天津洋务局事务。一日，美领事招饮，仅请黄一人，领事夫人同坐。席将散，领事有公事先辞出，夫人留黄坐，黄虑遭物议，强辞而去。结果弄得不欢而散。曾纪泽（劼刚）于光绪初奉命使法。他携夫人出国前，先郑重致书法国使馆，谓有“极重要之事，须与台端商量”。信中说：“鄙人此次挈携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国仪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与西国女宾来往，不必与男客通拜，尤不肯与男宾通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子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这是光绪初年的事。劼刚还是个开通而了解西方的外交官。他在信中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出礼节问题，而其中所规定的礼数又是这样详细琐碎，这在外交史上可说是特殊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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