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曾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信息与媒介系担任媒介与传播学教授。Triple 杂志编辑，著有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2008），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2011），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即将出版）等。
主编 莫斯可（Vincent Mosco）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曾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首席研究员，以及皇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期著作包括：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with Catherine McKercher，2008），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econd edition，2009），以及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edited with Ursula Huws and Catherine McKercher，2010）。
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马克思都是现代批判传播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实践者。他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一系列著作中有关社会交往形式、传播技术、意识形态、知识和社会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论述，为现代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以来，卢卡奇、阿尔杜塞、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者爱德华汤姆森（E.P.Thompson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
然而，颇有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建制的学科，现代传播学却有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最为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冷战社会科学起源。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传播学科作为一个学术斗争关键场域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预示了这一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要进行的漫长的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实际上，就传播学而言，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
如果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了作为传播学科史前史一部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那么，美国主流传播学就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回应中产生的。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科经典性文献中，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美国小镇选民是否受广播宣传影响的研究《人民的选择》，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体的大众宣传作用的担心的侧面批评。该研究证明美国自由多元主义的存在，以此消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的担忧；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奠基作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基于对冷战前沿的中东的美国之音的受众研究，其所倡导的传播与现代化框架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冷战时代影响深远的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更是在美国官方和学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推出的冷战新闻理论文本，用简单的自由与专制的对立来诋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体制度。
然而，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 具体而言，不但英国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在汲取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即使在北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冲破了麦卡锡主义的思想牢笼，在达拉斯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等一代先驱的努力下，在传播学内部应运而生。一些在资本主义商业出版体系的夹缝里生存的进步出版个体，则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出版，提供的空间。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研究案例。出生于比利时（现定居于法国）、曾活跃于拉美、并与欧洲、北美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有密切交往的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就是这一时期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所以，毫不奇怪，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大型文集，上下两卷的《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由阿芒马特拉领衔，联合独立文化人和出版者塞思塞格拉伯（Seth Seigelaub主编，并于1979到1983年间由塞格拉伯在纽约建立的国际总出版社（International General,IG及其附属的国际大众媒体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Research Center,IMMRC出版的。
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学文集，总共收集了128篇涉及传播实践和理论与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历史背景中的发展的关系 的文章，涵盖已经出版、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创文章三个种类。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两个总揽性主题，所收集的64篇文章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第一次在英文学界出版，有些是原创文章。这些文章聚焦马克思主义关于传播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对资本主义传播机器、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分析；第二卷出版于1983年，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同样收入了64篇文章，其中有38篇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或原创。与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现有传播秩序的批判相对，第二卷聚焦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分析不同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下民众和工人阶级传播与文化发展过程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当代表达。作为一项有意识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奠基性工作的最重要努力，本书的编者在上下两卷结尾收录了1150多条参考书目。与本书相辅相成，法国传播学者逸夫哈耶（Yves de la Haye）于1980年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一书，对马恩著作中有关传播问题按相关主题进行摘要和整理，以求为发展唯物主义的媒体理论和反击主导的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做出贡献。
虽然哈耶的这部书鲜为人知，《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了英语学术界的整整一代批判学者。今天，翻阅这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史上的巨著，它的国际性、它的强烈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设并重的追求，尤其是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有机知识生产定位，不仅唤起了20世纪令人荡气回肠的世界革命记忆，而且真正体现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马克思名言的精髓。这里没有经院哲学，没有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的文献综述，更没有为了学术而学术的花拳绣腿。这里的许多文章甚至没有个人署名，而是革命的主体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报告、工会罢工委员会文件、甚至上海工人有关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的圆桌讨论的报告。仅128篇文章的部分作者名单就可见其国际性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机知识品格：马克思、葛兰西、列宁、毛泽东、格瓦拉、阿连德、法农（F. Fanon、布尔迪厄（P.Gourdieu、拉斐伏尔（H. Lefebvre、古贝克（T. Gubeck、英国电影委员会（the Film Council, UK,《工人生活》（Workers Life、自由传播小组（Free Communications Group、社区媒体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dia。
如果有一个同时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曾经在场于传播学界，而且产生过巨大影响，那么《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历史见证。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这部文集，正是希望以此为《马克思归来》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和背景。当然，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传播与阶级斗争》问世的19791983年，正是国际垄断资产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运动所进行的反扑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的年代：在英、美两国，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上台；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和去管制化为开端，开始成为全球性主导意识形态（global ideology par excellence。[ ] 在国际传播领域，到了1984年，作为对以不结盟国家为主体和达拉斯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和阿芒马特拉等一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积极参与的全球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反击，英国和美国就退出了联合国。此后，正如《马克思归来》的两位编者在他们的《导论》中所显示的那样，在国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可查到的有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文章明显缩减，而本书中来自土耳其的学者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则干脆用失踪的马克思来作为他有关马克思在传播研究中的位置的量化研究的论文主标题。
当然，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1990年代，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失踪。实际上，对有些学者来说，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1980年代以来，在以斯迈思、席勒、马特拉等学者的引领下和几代学者的努力下 ，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并不友好的学术氛围和缺少学术资源的条件下，在与来自这一传统内部、外部以及处于内外交界的灰色地带的各种学术思潮的论争中推进。正如我在第二部分会进一步显示的那样，所有这些争论和积累，为2008年以后，马克思在传播领域的归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实际上，早于《马克思归来》出版一年，英文批判传播学界就出版了代表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权威和高水平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这部由当时在国际媒体与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RC任职的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海伦娜萨欧索（Helena Sousa 三位资深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主编的长达600多页、包括26篇特邀论文的大型文集，聚集了国际学术界包括阿芒马特拉在内的、从19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学术语境下一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一批学术中坚的总结性、综述性和开拓性论文。
因此，对于《马克思归来》来说，如果《传播与阶级斗争》提供了纵向的历史性比较，从而清楚地显现出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一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国际性事业到英文学术界的一个学术项目的话，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提供了横向的比较。从它们的组织、生产和出版方式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和《马克思归来》这两套论文集又有明显互补性：前者特邀资深学者、在IAMCR这个建制度学术机构的组织下，以工具书的形式在学术出版社出版，具有更高的组织性和权威性；后者以开放资源的网络学术刊物《资本主义传播批判》特刊的形式，通过征文活动组织文章，在作者层次方面更有代表性；在主题方面，后者因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也更加广泛。
《马克思归来》的两位主编中，首位是出生于奥地利的新锐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他于2000年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奥地利和瑞典任教，现在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从2000年代初开始，他就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信息和网络研究的学术著作。其次是加拿大卡尓顿大学现已退休的知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福克斯在这个项目中的主导角色,以及本论文集作者群体中在读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显著地位，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在学术承接方面后继有人的局面。实际上，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以来加速了其把信息、知识生产、高等教育和学术出版当作资本积累新场域的过程，年轻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也毫不奇怪，论文集中有不少文章研究的就是这些领域的问题。当然，就其生产方式而言，本论文集以摆脱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知识产权关系的开源网络出版形式出现，也体现了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实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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