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1一个很久未见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是翻出了我在1993年写的一张纸条。只一句话，已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我从不知道人可以在遗忘与疏离中走得那么远。那年夏天，从坝上草原回到北京，心惊胆战地回到屋子里，回到电脑前。不到两日，后背又开始疼起来。对城市的陌生感又多了一分。从地铁王府井车站走出来，是东方广场的巨大购物中心，我在里面胡乱地走。母亲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空调和星巴克，两个年轻而漂亮的售货员在低头说着什么。人们就在这里，世界也在这里。他们隐藏，然后出没，装作从来就在这里的样子，仿佛这个巨大的集市就是他们的家园。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有家园，就像迷途的羔羊。而我也是迷途的，等到我终于找到出口的时候，竟然已经走到了东单大街。我其实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只是感觉必须写字，写什么都行。过去很多年，我经常在纸上涂抹，心情会流泻在笔触里。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让扔掉任何写了字的纸头，除非是我自己撕掉的。于是，一年年过去，积攒在身边的纸张就多了起来。有时会翻出来看，为所谓的写作感到脸红，有时又会惊奇于自己的天真或深邃。人在某个片刻是有可能天真的，你会天真地笑起来，没来由的不好意思，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好意思了。那是天性的遽然复活。至于深邃，那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当你在一条长满野草的小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你的身边就再也没有任何同伴。只有你和敞开的世界，只有真实与空旷，只有浩瀚的天空与来去的风，那是一种幽深至极的孤独，你甚至来不及喊叫。写得最厚的一摞纸是《脆弱》的手稿。五百字的大稿纸，微微发黄，纸面略有点糙，钢笔写上去有一种涩的感觉，就像在水中走动一样。这样的涩，会让写作变得从容。那十个月里，每天都会把大稿纸铺开在桌子上，蘸着阳光与内心的激情，写下大约两千个字。从来不多写。我不愿意写得太快，每当我写得快意淋漓的时候，我总有罪恶感。书出版之后一年，我答应一个朋友，把《脆弱》的手稿送给她。我知道自己不会再有手稿了，从此写作会在显示器上完成，所有的情绪都会变成没有个性的比特，我觉得这厚厚的一摞手稿应该是珍贵的。我想送给她一些珍贵的东西。在我最困难和消沉的时候，她在远方关心着我，因为我喝醉了而忧心忡忡，因为我的颓废而满怀疼痛。她来到北京的时候，除了送给我酒，还带给我一本《圣经》。我知道她希望我能从上帝得到精神安慰，可我不能。不过，我很多次搬家的时候，都一直带着这本《圣经》，里面夹着《脆弱》封面的几个小样。我想我带着的是一种温暖。对我这种人来说，丧失已经成为习惯，没有比温暖更重要的东西了。她终于没有带走手稿。日子里经常搁不下几张纸，这样的体会是很多人都有的。于是有锁，有猜忌，有不安和隐秘的忧愁。于是，那些纸就那样埋在灰尘里。我知道，每当屋子里安静下来的时候，纸上的每一个汉字都在歌唱。翻开《圣经》，约伯说：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2某个夏天的北京异常闷热，让人想到马尔克斯那帮人笔下的拉丁美洲。空气中有豆大的水珠，它们悄悄潜身于石头、木板、织物甚至金属之中，把整个世界泡得松软。当你艰难地呼吸着潮湿的空气时，你怀疑自己的灵魂可能也长了绿毛。一天晚上到酒吧里和朋友谈出版的事，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崔健的生日聚会。那年在仓马古道和老崔同桌吃饭，发现他的头顶有点秃了，我对一个朋友感叹说，英雄也难免有老的时候。心中不无苍凉。我刚上大学时，崔健强势出道，夜深时分，从北京到武汉，大街上到处都是《一无所有》的嘶吼。崔健和一个波涛汹涌的年代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年月中最坚硬的骨骼，那些年我只知道在纸上写诗，不停地写，我的各种硬皮本子都使劲夹着长长短短的句子，我的灵魂在纸上笨拙地飞翔，而我自以为是优雅的。过了零点，大家开始起哄，崔健就上去唱了两首歌。看见了野菊花，想起了我的家，咿呀。他唱得很平静，很沧桑，始终低着头，不看酒吧里的人们。光线从右后方打在他的肩上，一顶黄军帽挡住了他的表情，只在他使劲弹吉他的时候，才能看出他的脸上竟然有酒窝。这个老先锋的脸上竟然有酒窝，这让他看上去多少有些天真。外国女人在使劲鼓掌，中国女孩的眼里水波荡漾，崔健仍然很平静，既看不见他的刀子，也找不到任何伤口。但他的确是个英雄，虽然时代的急遽变化让他丧失了共鸣，但他仍然是个英雄，他的强硬与柔情曾经像血一样洗刷着我们的灵魂，我们无法忘记这一点。就算我们已经牛逼成腕，我们也无法否认，自己曾经在草坪上整夜唱着他的歌。我曾经对崔健有过失望，觉得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中最昂贵的东西，最为我们所珍视的东西，那就是愤怒。但是，一年年过去，当我慢慢深入到时代精神的内核，我发现要保持一块红布的力量是那么艰难。不是崔健放弃了什么，而是时代强硬地拒绝了什么，而崔健仍然在坚持。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对崔健的愤怒多少有些盲目。是的，激情总是盲目的。于是，我在仓马古道的饭桌上向崔健道歉，我告诉他说，他是勇敢的。而这个晚上，当人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坐在我斜对面的崔健让人感到孤独。他斜着身子，像面目苍老的鲍勃?迪伦。那天凌晨回到家里，一边大口地喘气，一边打开电脑，收到了余世存转发的电子邮件。一个叫茉莉的写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国际作家议会在巴勒斯坦的言行，比如萨拉玛戈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所犯下的罪行可以和奥斯维辛相比。而北岛则对阿拉法特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当年的理想？文章指出，作家们的言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遍喧哗。作家始终是国际社会里一股奇特的、甚至有些魔幻的力量。早在1937年西班牙战争时期，大批诗人和作家就同第五纵队的力量一起参加了反抗运动。洛尔迦的死更是激起了世界作家的广泛愤怒。在整个20世纪，作家都对政治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和参与意识，其中尤以法国作家为甚。前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法国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发表声明，阿拉贡甚至扬言要自杀。在萨特、杜拉丝的传记里，都非常详细地讲述过法国作家对政治的参与。不过，在我看来，作家和诗人永远都是政治的门外汉。他们只在离开政治之后，才会明白，无论目标多么正确的政治行为，其细节总会是肮脏不堪的。就像北岛不明白他的英雄在年轻时是个恐怖分子一样，诗人不了解正义和理想的局限。他们懂得那些形而上的事物，但他们似乎不明白为了抵达天堂需要付出的代价。这让我想起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政治力量面前，作家和诗人的行为总像婴儿一样可笑。但是，无论你怎么取笑北岛的政治言论，你却难以忘记他那些金声玉振的句子：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他或许还没有找到人类良知的归宿，但他仍在寻找。3对于个人来说，写作的合法性需要不断地求证。你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这样写，始终是个问题。我曾经孜孜不倦地写诗，写了很多年，但我为什么要写诗呢？我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写诗不像写小说那么辛苦，只用写寥寥几行字就够了。我住在氧气厂宿舍的日子里，活得像韩波一样窘迫，用煤油炉做饭，用电炉取暖，同屋的青工邋遢得要命，可我仍然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那样的日子几乎没有任何诗意可言，可我还是在纸上不停地写，并且不知道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时候，汪国真暴得大名，一个做导游的北京女孩劝我说，你写他那样的诗吧，我觉得你完全能写得出来，你也会出名的。我只能苦笑。那时候，写作几乎是生命的营养，我必须从写作中寻找自豪感，但是，写作让我更加困窘。大约是1995年，我想自费出版一本新的诗集。一个朋友帮我联系了出版社，并且给我安排了免费印刷，眼看着一切都有了眉目，突然接到出版社的消息，说是书稿在三审的时候被枪毙了。一位年高的女编审，她在我的诗稿中挑出了一些可疑的句子，认为那些都有性诗之嫌，不适合公开出版。这种匪夷所思的观念几乎击溃了我，让我既愤怒又无奈。不过，这些年过去之后，当我回头再看这件事，我平和了许多，甚至没觉得那个女编审有多可恶，她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也许那标准是非常荒谬的，可是她在坚持，她也是被时代塑造的，如果说她根本不具备对诗歌的鉴赏力，那也不是她的错。只是，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几乎扼杀了一个诗人的创造冲动。诗集的流产，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借口。从那之后，我就很少写诗了。被写作限定的人生充满了荒谬感。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认为自己很有才华，我给很多大作家写信，然后，每天都怀着隐秘的期待，盼望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来接我。我一定会被选中，至于选中了做什么，我没有一点概念。现在，我想象那个坐在山坡上的瘦孩子，不禁充满了对他的怜惜。他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眼睛里弥漫着盲目的期待，同时又被期待折磨着。他是那么孤独。上到初二的时候，公社医院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是刚从大学里毕业的。他英俊潇洒，意气风发，每个举动都带着来自外面的气息，让我心折。他给我出了个题目，要我写一首诗，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写出了一些貌似哲理的句子，让他大为惊异，从此他就叫我作家，而我则投桃报李，叫他专家。他结婚的时候，点名要我一起去接新娘，在大卡车里，我是最小的一个。新娘的家在蕲州镇附近，那里比较富裕，所以，他们就很有些看不起我们这些山里人，设了很多机关来刁难新郎倌。在大人们忙着解决那些棘手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猜想新娘的模样。我看到了一个明艳的女子，她伸出手，对大人说着什么，似乎是在指责，我觉得她就是新娘，因为她很漂亮，也带着浓郁的外面气息，让我心生爱慕。但是，等到后来新娘子上车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是新娘的妹妹，而新娘本人看上去要晦暗得多，也显得老很多。我对这桩婚姻很不满，我不明白专家为什么不娶那个妹妹，那不是更般配吗？为什么大人做事总是如此荒唐呢？几年后，我上了高中，听说专家跟一个年轻护士乱搞男女关系出了事，被发配到一个更闭塞的山区去了，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而我也因为跟老师恋爱，并且不思悔改，受到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小地方上两个杰出的人就这样相继倒了霉，而且都跟女人有关。后来我远走高飞，再也没有见过专家，但我一直记得我们那奇特的友谊。在充满了幻想的年龄，我虽然没有等到远方来人，却收到了近处的馈赠。他是我在少年时代的偶像，是通往未知世界的一道门户。而我们之间友谊的根源，在于我会写诗，有令人惊奇的天分。但我现在知道，我不过早慧而已，没有任何天才的迹象。4在漂泊的日子里，我经常感到莫名的悲伤，仿佛在冬天里被剥光了衣裳，丢弃在荒野一样。我到底要拥有多少东西，才能感觉到温暖呢？我如愿以偿，在夜晚睡去，在白天醒来，可当我睁开眼睛、意识到这是一个饱满的清晨时，我却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无端地怀念起无法怀念的事物来。一些破碎的词句在空气中漂浮，婴儿，风一样的手指，荔枝和芒果，我感到无法克制的悲伤。很多年前的某个夏天，我认识了加拿大诗人蒂姆，那时我二十多岁，他四十多岁。那时的我正处在一个富有激情又找不到方向的年龄，仿佛一只喝醉的鸽子，在青春的深处粗野地飞着。那是一个没有任何财富的年龄，贫穷而敢于挥霍，仿佛自己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宝藏。而蒂姆看上去已经有些秃顶，他的光芒正在变得沉着，他笑起来的时候，就像大地上金黄的阳光一样，温暖而富有深意。蒂姆爱上了一个中国女孩，那女孩碰巧是我在北大时的老朋友，于是我们在北京认识了。按照他自己的介绍，他有爱尔兰血统，在加拿大一个名字很复杂的内地省份当大学老师。他喜欢玩冰球，业余时间观察候鸟，当然更主要的精力仍然是用来写诗。他出过几本诗集，得过加拿大的诗歌奖，有一年还差点获得了总督文学奖，最后很遗憾地输给了一个写小说的。不过他告诉我，他比那小说家写得要好，我哈哈大笑地表示了赞同。和蒂姆一样，我也认为诗歌天生比小说优越，而诗人自然也比小说家优秀，这样的推理毫无章法，但蕴涵着一种内心的道理。那几年里，蒂姆好象前后来过北京好几次，都是为了看望他的中国女孩，而我，也得以无数次和他一起聊天。我走进他们的屋子，他高兴地喊着橡子，然后我们拥抱，有时只是轻轻地打招呼，但他会问：Beer or coffee？年轻时的我对咖啡不屑一顾，尽管他自己煮的咖啡很香，可我总是选择了啤酒。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无论我健康还是疲劳，我总是选择啤酒。和我不同，蒂姆的内心有着无法被打败的诗歌自豪感。他不是因为时代气质而选择了诗歌的事业，而是他天生就是一个诗人。他喜欢自己写下的那些句子，刚认识他没几天，他就给我朗诵他的作品，并且要求我朗诵我自己的。虽然我参加过很多次诗歌朗诵会，但我还没有在私下里读自己作品的习惯，于是多少有点不好意思。蒂姆则不然，他读诗的时候非常投入、非常自我，一旦进入到他的诗句中，他就是一个完全不再羞涩的人。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英语诗，但我能够听得出那些声音的纷乱而和谐，能够触及到问罪背后的神秘气氛，那是另一个开阔而徐缓的世界，沙丘和麋鹿，树枝上的伤口与光斑，世界被语言照亮，或者说，被语言剥去了伪装，露出了它的婴儿皮肤，它的天真与淫猥。我曾经试图把他的诗翻译成中文，但那实在太难了，我顶多是借助词典，大约明白了他的诗在说着什么，但要把那译成合适的中文句子，实在无法办到。而蒂姆居然和他的中国女孩把我的一首长诗《黄山》翻译成了英文，并且打算发表在加拿大的《斜坡》诗刊上，这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我从来羞于谈论诗歌。我认为诗歌是一种隐秘的勾当，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从事的强盗行业，是不能拿到光线下讲述的，所以，每当圈子里的人大谈诗歌的时候，我要么用开玩笑来敷衍一下，要么就干脆逃开。但是，跟蒂姆在一起的时候，我竟然和他大谈特谈关于诗歌的七七八八，并且不感到厌倦，我们谈论我们彼此知道的所有英语或西班牙语诗人，谈我们自己的写作感受，甚至是某个句子，经常累得那个中国女孩够戗。她实在太累了的时候，就一撇嘴说，你们自己聊吧，我懒得翻译了，于是我和蒂姆只好傻笑，他喝他的白兰地，我喝我的啤酒。那时候，为了能够和蒂姆交谈，我试着开始练习英语口语，而蒂姆为了他的爱情，早就开始学习中文了，不过，遗憾的是，蒂姆和我一样，只在使用自己母语的时候得心应手。有一次我去上地看他，他的女孩不在，我们俩就借助字典聊天，他说完话之后，用中文把个别单词再解释一遍，而我费力地说起了英语。一整个下午，我们谈得兴致盎然，但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彼此是不是领会了对方要说的意思。晚上，中国女孩回到家，她问蒂姆，你们谈得怎么样？蒂姆告诉她说，谈得非常好，交流得非常充分，但又保持了诗人的孤独。印象很深的一次长谈发生在另一个朋友的家里，那次有四个人，蒂姆、他的女友、天波和我。蒂姆是第一次到北京，而我们另外三个人是北大时期的老朋友，都写诗，天波还曾经是我的诗歌老师，他是一个天才，英文又极好。我们喝了很多啤酒，在一起说了一夜的话，至于到底都讲了什么，我是完全记不起来了，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那次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孤独的，我们深入到自己灵魂的深处，无论是创伤还是渴望，无论是喜悦还是暗疾，都舍得和盘托出。对于我来说，那是异样的经历，那样的倾谈是永远不可能与另一个人进行的。我需要的是蒂姆那样一个人，我信赖他，而他又对我一无所知。蒂姆后来告诉他的女友说，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暗暗发抖，他也从未那样交谈过。和蒂姆在一起的是一些美好的日子，他宽厚，像一个大哥哥，他自己也把我和他称作诗歌兄弟。那时北京还不是很开放，蒂姆出入居民楼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用大围巾把自己的外国长相包裹得严严实实。下雪的时候，我带他去圆明园玩，向他控诉八国联军的暴行，他则告诉我说，烧圆明园的时候他没参加。我向他介绍西川，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在西川位于老中央美院的宿舍里，蒂姆、西川、莫非、王家新等人轮流读自己的诗，我也读了《黄山》的片段。蒂姆送过我两瓶加拿大最好的白兰地，我一直没舍得喝，到现在还存放在酒柜里。我曾经想过，等我出版了一本像样的书，我就开那瓶酒，但是，无论是《脆弱》还是《水果》，都没能让我动一动开酒瓶的念头。很多年前，我告诉蒂姆，我将要写一本小说，蒂姆当时很不解地问我，你是因为想多挣一些版税吗？在他看来，除非你很在意版税，否则没必要写小说。但在我来说，那时我感到写诗没有出路，我写不出自己渴望写的东西，我感受到的、我思考的东西太多，也太芜杂，抒情诗根本无法包涵，我被憋得太难受了。就像我今天感到悲伤，并不是因为蒂姆，但我最终想写一点什么的时候，却想起了这个加拿大鬼子。蒂姆最终还是和他的中国女孩分手了，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我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给他写过两封英文的信，写得很吃力，他却赞扬我，说我的句子很好。1995年的夏天，一次新疆之行结束了那些纷乱的日子。在那拉提草原，我喝得烂醉如泥，半夜往冰雪大坂狂奔，吓得三个哈萨克夹头夹脑地把我抓起来，关进了一间小屋子里。回到北京后，我换了工作，试图活得人模狗样一点。又过了一些年，我爱过的一个女孩放弃我，去了加拿大，也在一个名字很复杂的内地省份，那里冰雪满天，冻得她的小脸老是红扑扑的。去年的某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的电话，说是来了一个加拿大诗人，他很希望见到我。于是我们又见面了。我已经两鬓花白，他则已经成了一个疲倦而温和的老人。他如愿得到了总督文学奖，而且搬到了一个气候更加宜人的地方生活。至于我们的年华，应该是被狗吃了。5一个人要活到什么年龄，才可以拥有回忆的权利？当回忆以一种文化行为出现的时候，时间仿佛出现了一个空洞，你的财富从那个洞里源源不断地流泻而出，而你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我想起自己独住在石景山的日子，曾经有很多个凌晨，我感到自己接近疯狂的边缘，于是我刷牙，让自己坐下来，我的背后是淡青色的黎明，狗开始叫了，有椅子搬动的声音，邻居的孩子开始练习敲军鼓，一切会重新开始，与上一个日子没有任何不同。地上有雪，有杂乱的脚印，我已经分辨不出哪些脚印是我的。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我的脚印被抹掉了，没有人会在意我的痕迹，没有一个人的脚印会被在意。我在岁月里疯狂地唱啊、唱啊，谁会在意呢？从很早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对爱情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丧失了纯真。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分裂出另一个我，他从旁注视，不断地行使他的审判权和解释权，他讲述一切，嘲笑一切，含着与生俱来的善良与血性。我爱自己，我爱着自己，可我不再纯真，因为我生来具备了自我审视的能力。不断的自我注视导致了矫情，而所有的不幸是不是都由此开始的？我在初中开始写诗和小说。我写过一篇有关风景和爱情的小说，很短，里面有摇曳的竹林，雾气弥漫，一个美好的女子在山道上走，她要去看她的男人。我不记得那小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记得那种感觉，那些景象汇聚成一种强烈的感觉，如露水一般凝结在记忆深处，所以，我忘记了小说里的故事，但仍然能够回想起那感觉，那犹如一道反光，或者短暂的声响，它消失了，但仍然存留在脑海里。我的表哥那时是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读到了这篇小说，他知道它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还是在班上朗读了它。他夸奖了这篇小说，但不是当着我的面，因为我不是他那班上的学生。同学们把他的夸奖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这让我很是振奋。初中是异常艰苦的日子，在我的各种文字里，都有关于那段生活的描述。我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却并不知道那病就叫做神经衰弱，我只知道自己经常头晕，没完没了地做梦，即使睁着眼睛，脑子里也会反复放映一个梦境，一队没有面孔的黑衣人敲着小鼓在墓地里走，他们只是不断地走，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来由。只要我有稍微的紧张，那梦境就会出现。我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力，既温驯，又叛逆，既曲意逢迎，又刻意暴动，而就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开始了幼稚的写作，我在数学课上写小说，课间的时候，同学们会来争抢我刚写完的片段，虚荣心促使我放弃了功课，选择了永恒的事业文学。我的所有文字都来自想象，没有生活痕迹，没有任何血肉，所有的内容都来自我仓促读的各种文学杂志，我读到任何东西，就会马上写进自己的小说里，改头换面，没人看得出来。我在作文里写春天，把校长和老师都惊呆了，为此专门给我办了一堂讲座，要我向全校学生传授写作技巧。我的文学生涯竟然是以这种可笑的方式开头，让我现在想起来啼笑皆非。那些大师们，他们是如何学会写作的呢？他们的早年也像我一样贫瘠和窘困吗？初中的时候，我写过好几篇爱情小说，我渴望爱情，并且不断梦想它。一个实习教师从日子里匆匆走过，她的艳丽和芬芳却把我照亮了。她来自县城，到山村中学当实习老师，我和她并没有任何接触，但她的美让我哭泣。我必须拥有那种美，我必须抵达美的生活，没有美是不行的，没有爱是不行的，而如果我想要拥有那一切，我就必须出人头地，而这意味着唯一的一条道路，那就是做个优秀的学生，考上好的学校。运气和野心帮助我走出了鄂东的那片丘陵，当我许多年后回到县城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我的美人就出生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小镇上，并且可能仍然在那里生活。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她知道她的出现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吗？在《水果》里，她被命名为一道强烈的光，那光是生命的营养。她在哪里呢？是几个孩子的母亲？谁娶了她？从岁月的那个段落开始，我能够拯救她，使她免于湮灭？一切都是那么徒劳。表哥后来放弃了教职，到政府当干事。他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也不会打牌，所以，当他变成了一个发胖的中年男人时，他仍然没有混到副乡级。像我一样，他也是一个羞涩的男人，皮肤之下不是骨骼和肌肉，而是局促，为了应付生活，为了应付城市和乡村，我们迫使自己世故和老练，为了一点小小的尊严，不惜付出极为昂贵的成本。幸好，我们还拥有许多隐秘的东西，短暂而弱小的爱，遥远的温情，不为对方所知的关注无论它们多么琐屑，无论它们是否转瞬即逝，那都像黑暗中耀眼的火星，映得岁月一片光明。对我来说，写作并不见得是必然的、必须的、命中注定的。何以见得我必须老死在一行接一行未必有意义的文字里？只不过，我在写作中感到欣悦，当那些句子以优雅或莽撞的方式从我的手指下涌现的时候，我会感到惊奇，意识到身体深处的神秘创造力。写作让我感到快活，写作就像性爱，会带来安恬的表情和沉静的睡眠。我需要它，如此而已。6诗歌与现实生活之间，总是充满危险的张力。它们就像城管和小贩，在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对峙，随时都准备把对方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是，现实生活的崩溃，却也未必能够带来诗歌的繁盛。在我那如同野狗般的飘零岁月里，我虽然也出版过两本书，但离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却越来越远。某一年，我不慎当上了报社的评论员，这堪称一件非常离奇的事。熟悉这两种文体的人都知道，它们其实是死对头。时事评论拒绝任何形式的诗意，它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诗意赶出场外，任它自生自灭。不知不觉中，我离自己的诗人身份也越来越远，那种对于诗歌的归属感和愧疚感在我心里完全消失了。但更加离奇的是，当我几乎不再写诗的时候，我的诗人身份却被人发掘了出来。我老家有个叫耀旭的诗人和评论家，他就像当代的卡夫卡一样，做着普通的公务员工作，但心里始终怀着对诗歌、对文学的热爱。很偶然的，他在一本文集中读到了长诗《黄山》，就像在尘埃之中发现了一位绝世美人。他到处找我的文字，然后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文章。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有一种惊奇的似曾相识感，它好像就是我自己写的，是我在从事写作之前就为自己写好的一篇颂歌和悼文。我好像提前就开始纪念了自己，我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足迹，我在荒无人烟处的悸动与战栗，我头发上的火焰与内心的灰烬，我深情而又荒诞不经的一切，都已经被记录了下来。有一些日子，我就凭着这遥远的光线取暖。每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都要和耀旭、温东华、曾曙光等人相聚。但我不曾想到的是，无论你把它埋得多深，无论你盖上多少土，抒情的种子永远都不会死，它只是等待机会发芽。两年前，我开始转型做新媒体，创办了一个叫团结湖参考的微信公众号。刚开始它几乎是个笑话，但后来它变成了一个传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它成为时政评论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个深夜，当我写完峨冠博带的正文之后，总是会在分割线下方写一段抒情文字。它既像是一种补充说明，又像是一种救赎。在最难以言说之处，在充满暗语、谜语和玄机的时代洪流里，我似乎总能找到诗意的存在。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啊。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只能在诗意的事物中寻找诗意，在花朵中寻找芬芳，在光线中寻找舞蹈，在麦地中寻找露水，但是，当我开始进入高龄，当我从事一份与诗歌毫无关联的工作，我却总能在凡俗的、琐屑的、充满恶意的生活里看到诗意的踪迹。很多句子轻而易举地流泻出来，那么自然却又仪态万方。很多订阅了团结湖参考的读者，都喜欢玩一种猜猜看的游戏，他们从标题判断是不是我写的稿子，打开文章之后直接拉到分割线，看完分割线下的短诗之后再回到正文。如果没有分割线，他们就在留言中表示不服。他们在朋友圈里转发分割线，把它们抄写在小本子上，在微信群里朗诵它们。如果在临睡前想起了分割线中的某个句子，他们会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录中去翻找，直到找到为止。分割线带给他人的抚慰，是我从未期待也未曾料想到的。在段子手横行的时代，在鸡汤和冷笑话泛滥成灾的时代，人们似乎格外怀念抒情诗人。只要种子不死，诗歌在最黯然的角落也会傲然登场。它不需要特别的装饰，它自带光环。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它似乎出身短暂，却有一条漫长的来路。你所看到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从历经苦难的心灵中凝结出的露珠。我不敢说它们就是正宗的抒情诗，我甚至不敢因此就自称我仍是诗人，我在写作的时候，甚至没有把它们当成诗歌来写。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看到浪花如此朴素，辜负了花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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