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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为中英双语版。本书以战时中国首都重庆多姿多彩的外交界为主要焦点，广泛采用大量未曾披露的中文、英文、德文、法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语种史料和极为珍贵的照片，全面概述了以重庆为舞台的中国外交界，重构了在*的外国外交使团的发展与重大变化，他们在中国从摇摇欲坠的半殖民地中非凡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介绍了约30个在华外交使团的大致情况，以及在渝军事使团、国际新闻界等其他一些有趣的外国人团体。本书所采用的所有照片，多由战时在华的外国外交官拍摄，这是时隔70多年后，在本书中首次与读者见面，为这一历史性回顾著作增色不少。 內容簡介： 本书作者对重庆非凡的过去引入了新的视角，首次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层级的外交关系（大使级、公使级、代表处，等等），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签订新约的过程。本书展现了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西方国家在华治外法权体系，从而结束其半殖民地地位的历史；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的中国，是如何成为一个大国战时盟国四大国之一，战后如何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开始朝着平等互惠的现代外交方向前进的历程；展现了在战时国际舞台之一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许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个性鲜明的潮流人物，从而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在全球变革的风口浪尖上，重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国际中心，以及作为孕育当代中国的早期摇篮之一的独特意义。 關於作者： 丛书总主编：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作者：周勇〔荷〕张克雷著。 周勇，历史学教授、研究员，曾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并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83年以来，先后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张克雷（Vicent K. L. Chang，华裔荷兰人，其祖父曾为战时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荷兰律师、咨询师，拥有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法学硕士学位，曾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哈斯汀法学院（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及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1999年毕业后，供职于国际知名的富而德律师事务所（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阿姆斯特丹及香港分理处。现为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目錄： 总序章开沅i 本书摘要v 作者简介ix 有关音译的说明xv 图片列表 xxi 表格列表 xxxi 自序3 前言7 第一部分序曲：变化大舞台11 第一章不平等条约与驻渝外国领事馆（18901937年）13 第二章派驻中华民国的外交使团 17 第一节民国初年（19121927年）17 第二节南京十年（19281937年）18 第三节抗战前夕（1937年）19 第三章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 21 第一节源起与背景21 第二节迁址重庆22 第三节行政组织23 第四节领导人物24 第五节战时政策与变化25 第二部分风云变幻：战时重庆外交界55 第四章危险时代的先锋（19371940年）57 第一节国际背景57 第二节在宁、汉外国外交使团（19371938年） 60 第三节在渝外国外交使团（19381940年）63 第四节重庆外交界与各国人士74 第五章携手抗日（19411942年）108 第一节国际背景108 第二节在渝外国外交使团110 第三节重庆外交界与各国人士121 第六章走向和平与战后新秩序（19431946年）154 第一节国际背景154 第二节在渝外国外交使团157 第三节终结在华治外法权的新条约166 第四节重庆外交界与各国人士170 第七章影子外交：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对外事务（19391946年）185 第一节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185 第二节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外交界188 第三节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外国新闻界192 结论196 注释200 附录一主要事件年表 （18401946年）569 附录二驻华外交使团一览（19121946年）603 附录三驻渝外交使团一览 （19381946年）605 附录四中外新条约一览617 附录五所用原始资料一览619 五-Ⅰ：19391940年间驻渝外国外交使团就人员及地址变更事宜致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照会及官方信函的副本621 五-Ⅱ：1940年1月版标注有在渝外国外交使团地址的重庆地图628 五-Ⅲ：1940年6月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来源不明的英文新闻报道 631 五-Ⅳ：1940年7月1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关重新界定重庆安全地带的信函633 五-Ⅴ：1943年3月19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荷兰大使馆秘书高罗佩抵达事宜致荷兰驻渝大使馆的外交照会636 五-Ⅵ：1943年10月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衔名录节选638 五-Ⅶ：1946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衔名录节选646 参考档案655 参考文献661 索引695 后记721 內容試閱：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自 序 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11月，中国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近七年的无差别滥炸，其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史称重庆大轰炸。从重庆的战争废墟中升华而出全中国团结一致的新精神，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抗击侵略者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与此同时，日军的轰炸亦令重庆具有了某种号召力，这座城市在国际上成为中国不屈抵抗的有力标志。在1939年5月34日的轰炸之后，重庆市被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向其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迈出了第一步。在第二年的另一个恐怖轰炸季之后，1940年9月，烈火重庆正式成为中国陪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盟军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并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一道被称为四大战时首都。 尽管中国曾经历八年生死抗战，为同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上仅受到小范围的认可。英国牛津大学潘迪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德（Rana Mitter）教授于2013年10月18日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是首个与轴心国交战的同盟国，与美国、英国甚或到1945年8月才对日宣战的苏联相比，中国在太平洋战局中的作用远未得到承认。战后，中国的贡献被置于一旁，在纯意识形态竞争的冷战期间，成为不宜提及的一段历史。 近年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关注不断增强。这一领域内的国际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对中国的战时国际外交作出了重要的新研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且具有开创性价值的是米德教授于2013年在美国出版的《被遗忘的盟国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一书，该书英国版名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生存而战, 19371945》（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这是首部运用英文写作全方位展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日本侵略的学术著作。米德教授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呼吁：新抗战史的书写必须恢复中国作为与美国、俄罗斯、英国一起的四大盟国中的一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中国的抗战故事不仅仅是描述被遗忘的盟国的历史，更是展现中国政府及其人民在战争经历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同时，对于重庆战时历史，以及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历史的学术关注也在不断增强。2009年与2013年，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在重庆连续召开了两次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由中美日著名历史学家共同发起，全球顶级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性共同研究项目和学术会议，是与中日两国政府建立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并行的国际学术界多边研究平台，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会议产生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共识也越来越影响到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会议在美国、日本开过三次。国际上这一领域最著名学者两度云集重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推进了重庆学术界与国外境外顶尖学术机构的合作，展示了中日战争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发出了正确评价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杰出贡献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板块，从而大大提升了对于战时重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以及当时在渝国际团体的研究。 尽管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全球影响与国际视野，迄今为止仍然鲜有在全球战争大背景下对重庆国际角色的概括性专门研究。有关重庆战时国际界与外交圈的中文二手资料在数量以及涵盖范围方面都相当有限，即便是最勤勉刻苦的研究者也只能得到只言片语的零星片段，无法窥得全貌；而据我们所知，其他语言的深度文献更是无从找寻。因此，重庆曾经享有的全球声誉实际上也已经被遗忘于历史的尘埃，其独特的历史遗产尚有待书写。 本书即为填补这一空白作出的首次努力。本书以对来自全球各地的现代资料研究为基础，回顾了在彻底重塑战后全球格局的各类重大事件与历史起伏的大背景之下，19381946年间重庆外交界的情况。本书以战时重庆多姿多彩的外国外交使团为主要焦点，探求重庆战时国际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众多事件、潮流与人物，尤其是他们在中国从摇摇欲坠的半殖民地中非凡崛起成为世界大国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书中介绍了约30个在华外交使团的大致情况，以及在渝军事使团、间谍机构和国际新闻界等其他一些有趣的外国人团体。 在写作本书的研究中，我们广泛使用了从未披露过或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原始档案记录与官方资料；（2）私人档案与通信；（3）回忆录、自传以及其他一手记述；（4）第二手资料以及学术文献。我们在运用多语言的研究过程中，接触了大量中、英文资料，以及数量有限的荷、法、德、意、日、西等语种的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有关战时驻渝外国团体的核心数据与基本细节情况，如名称、抵渝以及离渝日期、地址等，主要以原始的中文档案资料为依据，并依此确立了本研究的脉络框架。相反，对这一时期的现当代观点、战时重庆外籍居民的个人讲述以及涉及某些具体国家的问题，则主要使用非中文资料，这对本书的叙述是非常宝贵的补充，为本书更添精彩。 我们的研究工作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我们为写作本书广泛查阅了大量多语种史料，包括一手与二手资料，这是非常宝贵的。其次，我们的研究涵盖面广、覆盖多个国家，全面展现了派驻在战时中国的各国外交代表，而不仅仅局限于几个主要大国。第三，我们糅合了重庆本地、中国国内与国际等各个维度，换言之，我们的研究将重庆的个体事件、趋势、人物、地点以及条件融入到复杂多变的全球战争大背景之中。这一全面性的研究方法使得我们能够以新颖独特的视角看待重庆在中国现代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的角色与作用。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还采用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它们多由战时在华的外国外交官拍摄，这些首次面世的历史照片，为这部历史性回顾著作增色不少。 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未来的研究作抛砖引玉之用，补全现有的研究版图，有助于重塑重庆历史上这一辉煌篇章和独特的历史遗产。 此处亦需对本书书名略作说明。重庆初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成为陪都、永久陪都，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未遭日本占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心脏，亦是全球抵抗轴心国斗争中盟国军事合作的一个主要国际中心。随着中国与各主要条约国结为盟友，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最终失效，外国在华治外法权体系彻底废弃。与此同时，外国驻华公使馆升级成为驻华大使馆，反映了现代外交驻外机构的最高级别。在这一短暂辉煌时期的尾声，中国已由遭各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转变成为世界大国，在联合国五大国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都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性转折点，都标志着中国在对外事务上看到了新纪元的黎明曙光，从此之后的中国外交开始朝着平等互惠之路迈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改天换地的大潮中首次登上了全球外交舞台，实现了外交上的重大突破，并为日后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部奠定了基础。鉴于这些里程碑事件都首次发生于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这座城市在历史回眸中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外交的主要诞生地。我们认为这正是本书题目的由来。 2011年12月于重庆启动此研究项目 2011年12月2012年9月于中国台北、法国巴黎、荷兰海牙资料搜集、基础研究 2012年9月于重庆确定写作提纲 2012年9月2013年8月于中国北京、中国台北、荷兰海牙写作 2013年9月中英文第一稿 2013年6月中英文第二稿 2014年11月中英文第三稿 重庆、海牙 2015年2月 前 言 中日战争爆发18个星期之后的1937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宣布移驻四川重庆。在重庆市区首次遭受有组织的轰炸之后，1939年5月5日，该市被直接置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升级为特别市。1940年9月6日，重庆被正式指定为陪都，并由当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至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迁回原都南京前，重庆一直作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 随着中央政府部门与国家机关的迁入，山城重庆迎来了大批随政府内迁的官员、军官、工商业人士、生意人、劳工、教育界人士、知识分子、谍报人员、冒险家、难民，以及其他被重庆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的沿海城市与中国其他地区移民。在1930年代初时，重庆的注册人口约为20万，不久就突破了百万大关。随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员迁移，众多在华外籍人士也从东部城市涌向了中国的战时新都，这一迁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达到了顶峰。1942年前10个月，重庆注册在案的外籍人士数量翻了将近一番，由1月份时的538人增长至10月份时的1008人。随后数年，这一数字持续增长。在战争最后阶段，官方统计人数达到1500人；而重庆城中的实际外籍人口数量包括并未注册在案的外国人口肯定大大高于这一数据。 外国外交官占战时重庆外国人口的相当一部分。19381946年间，在渝外国外交官人数由零增至大约180人，占在渝注册外国人口的10%左右。现有资料对于战争期间驻渝外国外交使团构成与规模的记述出入很大，外国使团数量从20个到50余个不等。根据本研究使用的原始档案记录以及官方文件，19371946年间曾有23个国家在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设立了外交使团。然而，由于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格局，这一数字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且战争期间的驻渝外国使团实际数量一直低于上述统计数字。 尽管情况起伏不定，战时驻渝外国外交使团仍然具有若干稳步发展的趋势。首要趋势为派驻重庆的外国常设外交使团数量在此时期内快速增加。1938年时，仅有8个国家向中国的战时新都派驻了外交使团。这一数量在1946年时已经发展为22个，包括由东部地区迁址至渝的使团，以及在战时首都新设立的外国驻华外交使团。其次，外交使团总体级别显著提升。主要是由公使馆升级成为大使馆，驻渝大使馆数量由1938年时的7家增至1946年时的18家。第三，外国文职官员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又有大批负有外交使命的军事代表涌入，各驻渝外交使团规模不断扩大。在同时代背景下，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在华外国外交团体的构成逐步改革与更新，旧式的中国通逐渐被新一代专业化外交官以及汉学家所取代。 此类趋势的重要意义毋庸讳言。回顾过去，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这些发展变化具有内在联系，互为因果。与此同时，它们也与这一独特时期内剧烈变化潮流的特有发生地（发源地与目的地）重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新一代外国外交官踏上山城陡峭的街道，变革的清风也拂过中国外交界。之后，随着满目疮痍的战时首都在见所未见的空中打击中坚持下来，从废墟中诞生出一个更加坚强、更加坚定的城市，旧有的不平等条约亦为新的协定所取代，将中国从束缚了其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随着陡崖上的城市由内河口岸城市发展成为全球变化前沿的国际大都市，解放了的中国最终开始了朝着基于平等互惠的现代外交迈进的新纪元。这些有效推动了此类重大变革发生的中国战时首都中的事件、趋势与人物，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本书第一部分回顾了这些事件与变化最终发生的历史背景。第一章描述了重庆在不平等条约下成为通商口岸之后首批驻渝外国领事馆的情况。第二章回顾了自民国建立的1912年到抗战爆发前夕各国驻中华民国外交使团的发展。第三章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作一背景介绍，着眼于与其在战时重庆活动相关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一直以来均研究不足。此三章为本书第二部分中对不断变化的战时在渝外交圈与国际界的历史重构与分析奠定了基础。 本书第二部分基本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展开，仅有最后一章属于例外情况。第四章记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大约为19371940年间在渝外交界与国际人士的情况。第五章介绍19411942年间在渝外交界与国际人士的情况，包括珍珠港事件前前后后的情形。这一事件不啻为中国外交关系的转折点。第六章着眼于国民政府于1946年春迁回原都南京前重庆时期最后阶段内的重大外交事件。第七章回顾了19381946年重庆官方外交事件之外中国共产党精心谋划的与外国驻渝代表的非官方秘密接触，以此对本书的中心部分作一总结。 作者在结论部分给出了若干最终评论，作为全书的总结。 本书结尾部分为读者提供了广泛的参考资料，包括含有详细信息的五个附录和某些原始资料的节选，以及注释、参考档案、参考文献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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