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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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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倾力推荐的辽宁省考古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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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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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汇编作品，主要搜录了孙守道先生曾经发表过的及一些没发表过的42篇考古学术论文。这些成果都是孙守道先生考古成就的集中体现，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该书专业性较高，属于考古学术圈读物，也可供考古爱好者研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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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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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守道 男，1931年12月生，辽宁大连人。研究员。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系政协辽宁省委员会第六、七届常委、中国汉画学会常务理事、吉大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去世。他1948年开始从事文物、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在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业绩有：首次发现了东北旧石器时代鸽子洞遗址与建平人化石，特别从七十年代起，首先分析鉴别出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的大型五龙和其它一些红山玉器，发现和发掘了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震动中外，率先从考古学上提出和论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提供了历史背景，引起学界瞩目。继而又在辽西渤海岸绥中姜女坟复查发现和发掘了秦汉碣石宫皇家建筑群址以及在喀左北洞孤山探掘发现了第二坑窖藏商周青铜器等一系列成果。1987年以来被授予省劳动模范和先进文物工作者称号。在学术论文著作方面曾主笔编纂《中国考古文物之美》第一册《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也是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东北文化白山黑水中农牧文明》主编之一。特别在红山文化、炎黄文化与文明起源探索上撰写有从考古学上探溯龙在中国出现的年代、论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提出和红山文化玉熊神考、玉蚕神考、玉祖神考（刊载于《中国文物世界》总140．153．159期）以及中国史前东北玉文化试论（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东亚玉器》一书），论述了一些独特鲜明的见解及研究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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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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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守道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代序
第一编总论
辽宁考古概说
辽宁近十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
新旧两大石器时代的过渡问题
辽宁当前考古研究上的八大课题上
辽宁当前考古研究上的八大课题下
东北新石器时代早一阶段原始文化
查海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在韩国某市博物馆的讲演稿影印文件
辽东半岛的历史黎明
辽宁环渤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课题概要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
原始时代的辽宁考古新发现
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中国史前东北玉文化试论
试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起源
牛河梁冶铜坩埚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关于水泉遗址整理的谈话
周汉魏晋时代的辽宁史迹
古代辽宁境内的匈奴、鲜卑和高句丽族的文化遗存
论漉貉之貉非东胡人
兼考汉初减貉地望
第二编红山文化研究
论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提出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札记
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
牛河梁与红山文化提要
关于牛河梁之行的通信
情钟红山魂驻渤海
红山文化玉熊神考
红山文化玉蚕神考
红山文化玉祖神考
红山玉祖神之衣冠、乘蹻玉产地寻索
第三编其他时代论述
汉代辽东长城列燧遗迹考
兼论辽东郡三部都尉治及若干近塞县的定点问题
西岔沟古墓群西汉铜镜断代研究
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
中国三燕时期与日本古坟时代骑马文化的比较研究
《辽代铜镜研究》序
第四编考古发掘报告
辽宁喀左鸽子洞旧石器文化遗址首次探掘报告
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与大伙房石棺墓
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
西岔沟古墓群被掘事件的教训I
附录
远古营口金牛山人之谜
辽宁三大考古遗址巡礼之一
从牛河梁红山金字塔的神秘面纱说起
辽宁三大考古遗址巡礼之二
蛙声一片见匠心
太子河畔的燕国悲剧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孙守道先生逝世十周年祭／李宇峰
孙守道主要业务活动／李宇峰
孙守道著作目录／李宇峰
后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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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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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顺
孙守道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十个年头了。但这些年我们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时，还经常提到他的名字。这是因为，孙先生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我从1968年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以后，就经常同孙先生在一起工作。在考古工地一起发掘，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合著文章，共同参加学术会议，携手到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访问。虽然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者，但我仍然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我的印象里，孙先生治学自有其独到之处。
孙守道先生是大连市旅顺口区人。在海边长大的他，从小练就了专在大风大浪里畅游个把小时的本领，也培养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不屈性格。他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就从事文物考古，一干就是50多年。他除了做学问，似乎没有其他爱好，整天都在琢磨考古问题。他上小学时因意外造成听力障碍，倒利用这个条件，尽量排除和减少环境带来的种种干扰，争取到比别人更多的宝贵时间，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也锻炼出他敏锐的眼力。
孙先生不是科班出身，基本上是在辽宁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初，在李文信先生指导下，他在辽阳汉魏晋墓群的发掘中掌握了田野考古的基本功，并担任辅导员，很快成为领队。每次发掘，他除了做好档案外，还记了大量笔记，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个人学习心得记录。
1956年，西丰县西岔沟古墓群遭大规模盗掘，时年25岁的孙守道先生担当起考古现场清理抢救工作负责人的重任，面对千疮百孔的墓地和散落在老乡手里的上万件文物，他逐件文物和逐个墓葬地核对，尽量复原共存关系。并且，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给上级写信，使这次古墓群遭严重破坏的事件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成为当时文物考古界的一件大事。他撰写的《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和由此引起的有关族属的争论，使他在考古学界崭露头角。
1955年，孙守道先生进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文化部第四届考古训练班学习。1959年，他受辽宁省博物馆委派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陈列，这使他有机会与诸位考古文博界的前辈学者接触请教，受到最高水平学术气氛的熏陶，从而为以后在许多课题的研究中能站在学术前沿打下基础。
勤于实践是孙守道先生做学问一贯坚持的作风。1965年发掘沈阳市郑家洼子第6512号青铜短剑大墓，他在墓坑里一蹲就是大半天。面对复杂的遗物分布状况，他边挖边绘图，当一堆堆小铜泡间的几道木痕被细心剔出时，两张弓的弓弭和弓饰图已跃然纸上。可惜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时另有急事临时将他从发掘工地调走，所以那张详略程度有所差异的重要墓葬平面图上，只局部显示出超过一般考古绘图要求的遗迹现象。
同年，他在喀左县大凌河畔进行古生物化石调查时，注意到位于河西岸陡壁之上的鸽子洞，从洞的结构、方向和周围环境都适于古人类居住，于是攀入洞内找到文化堆积，并在主洞穴内对仅1.2平方米的面积进行细掘，终于辨认出3层烧灰层间以薄黄土相隔的人工取火证据，和底层篝火周围有烧骨分布的人类活动面，是辽宁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这次小面积试掘中，孙守道先生采用了垂直分层与平面揭露遗物分布两者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20世纪80年代在金牛山遗址发掘人类活动面时也使用过，是考古发掘中较为先进的挖掘方法。
孙先生于1989年和1992年连续发表《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和《汉代辽东长城列燧遗迹考》的长文，这两篇功力各有不同的文章都是他长期实践和思考累积的成果。
《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一文是孙守道先生1964年所作。从文中可以看出，孙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在辽阳、沈阳和大连地区发掘的数十个地点墓地的千余座从西汉初到两晋时期各种类型的墓葬资料了如指掌，分析自如；在论述墓葬结构和随葬器物演变所见从战国时期传统礼制到西汉以来新兴中小地主和一般农民阶层生活方式的家庭用品的变化、西汉末前后和东汉末前后墓地和墓葬规模的两盛两衰与社会变动的吻合、两汉与魏晋厚葬与薄葬之变等深层次问题时，所举各类考古实例，既似信手拈来，又有如身临其境的描绘和具体分析，很有说服力。除此而外，他还从考古与文献的结合上，论证了考古界关注较少的嫁殇葬、亲土葬以及多人家族合葬中的亲子合葬和兄弟夫妻同葬所见的同居、同财、同炊的家族关系和家庭伦理观念新的发展趋向。由于辽东地区这一时期考古资料对汉魏时期族坟墓的丧葬制度及汉代儒家提倡的封建伦理观念有较为全面的反映，说明两汉到两晋时期的辽东地区与中原王朝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及其发展演变，不仅同步，而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汉代辽东长城列燧遗迹考》则是孙守道先生60多岁时在抚顺爬一个个山头取得的成果。这全凭考古调查的地面资料所作的考证，需要更仔细的观察、更广阔的视野和考古、文献及其之外河川地理等多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结论也趋慎重。不过孙先生仍然得出辽东汉列燧遗址即汉长城本身的观点，这对于确定秦汉长城辽东段的走向和特点这个学术难题，不仅贡献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提供了如何将现有甚为零散资料系统化的思考方法。
我没有机会同孙守道先生一起进行汉代墓葬和汉长城址的考察和研究，但一起到其他遗址现场和鉴定文物的机会很多，对孙先生通过长期的刻苦钻研和知识的积累，观察文物和考古遗迹之细致和特征把握之准确，有切身体会。经常有在考古现场和文物鉴定遇到一瞬间即得即逝的情况时，往往是孙守道先生显示出过人之处，他的见解也经常起到关键作用，那通常就是重大考古发现和珍贵文物被意外发现的时刻。
1971年，孙先生在省博物馆办公室从铁岭炼铜厂拣选出来的铜器中，挑出一件铜銮铃。他一眼就认定是西周早期的，而且像是刚出土不久，可能就与辽宁有关。这是一个重要情况。他建议一定要追下去，不久得到在朝阳出土的线索，于是就有了魏营子西周早期墓的发现，那是在辽宁首次发现的西周早期墓葬。1973年，在朝阳市外贸公司的库房，他一进门就直奔一件扔在废旧品堆里马上要送到冶炼厂的铜支架，一手将这件沉甸甸的铜器拎了出来，说这件器物不晚于魏晋，回省馆一查，是一件灯的支架，仅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过尺寸、形制、装饰几乎完全相同的一例，有铭记可证，是三国魏的。我们拣选的这件灯的铜支架虽已不能确指出土地点，但仍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幸而被抢救出来。
1973年春，喀左县北洞村一座商周窖藏铜器坑被群众挖出，我同孙先生一起赶到现场调查清理，在用完了仅有的几十元发掘经费不得不停工时，他放心不下，建议离村前上山再挖一点，终于有了更为重要的第二号窖藏坑的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为编写辽宁省文物志，在查阅文物普查档案时，发现在绥中县墙子里村海边曾采集到千秋万岁瓦当。海边怎么会有这样等级较高的建筑瓦件？他觉得，这个地方大有文章，1983年秋冬之际我们一起来到现场复查，原来这里就是民间传说的姜女坟所在地，坟是耸立于海中的三块礁石，与礁石正面相对的，是岸边一处有早期夯土特征的规模甚大的高台建筑址。仓促之中，孙先生手疾眼快地从地里捡起一块大瓦当残块，回到县城招待所冲洗后一比，与脸盆大小相近，瓦面上隐约可见高浮雕的蘷纹残痕，与陕西秦始皇陵上采集的蘷纹巨型瓦当的规格、纹饰完全一致，姜女石秦行宫遗址群遂被确认，也为文献记载的碣石找到考古证据。已计划隔年要从遗址中心穿过的公路工程被取消，从而将这处重要遗址及时抢救下来。
对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别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是孙先生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高峰，其实这与他观察事物时一个疑点也不放过的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有很大关系。1973年，阜新胡头沟墓地发现一个玉器墓，在与通常所见遗址与墓地不同的文化堆积，特别是缺乏直接地层关系的情况下，他注意到石头圈与成行排列的红山文化彩陶器走向相近，而玉器墓位置在石头圈的中心部位，于是他当时就有了将玉器墓、石头圈与红山文化彩陶器联系起来的思考。他是个没有十分把握不吐口的人。此后的几年，孙先生一直盯住这个发现不放，特别是1975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看到从赛沁塔拉村（原名三星他拉）收集的那件大玉龙，感到大不寻常，对玉龙出土地点附近有红山文化遗存分布他铭记在心。1979年秋辽宁省文物普查期间，在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又试掘到一座仅随葬玉器的石棺墓，他赶到现场参加会诊，虽然墓葬填土中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其他非自然因素的大量扰动，但他却觉得心里有了底。当大家对这座墓的时代议论纷纷时，他亮出了已考虑数年的观点：这是不是红山文化的？大家听了先为之一惊，又像是一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从此以后，大家才敢于将这些在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不断露头、时代不明而又水平甚高的玉器与红山文化相联系。1981年12月在杭州市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我们共同提交了《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的论文，孙先生介绍了包括大玉龙在内的红山文化这些新发现，引起与会学者的格外关注。夏鼐先生特意找到他看了玉龙照片，同意他作大会发言。不过，这毕竟是要向全国考古界做出交代的大事，一定要找到更确凿的考古证据。终于在苏秉琦先生1983年于东山嘴遗址考古座谈会上提出在喀左、建平、凌源三县交界处多做工作的建议后，由孙先生领队开始了对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记得在牛河梁遗址发掘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时，当枕在人头骨下的斜口筒形玉器刚刚露头，他就急得双手直指胸部，果然，在墓主人的胸部，一对圆润光泽的玉雕龙被发现了。面对这3件地层关系明确、出土位置清楚的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他兴奋地说：红山文化玉器的年代终于一锤定音了。他建议，这座墓的发现是个里程碑，要特殊予以命名，那天是1984年8月4日，于是就以发掘日期为准，命名为八四84号墓。在这期间，他撰写的龙的起源和早期龙的演变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的文章，都有独到见解。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北、南两大玉文化中心发现以来，学术界重提东汉《越绝书》所引风胡子的古史分期法，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到三代的考古阶段的划分，应在石器时代之后、铜器和铁器时代之前，增加一个玉器时代，此观点在海内外一度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其实最早重提这一观点的是孙守道先生。早在1983年6月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之前，他就在《辽宁文物》上发表了《论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提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札记》一文，这是孙守道先生反复揣摩观察阜新胡头沟、凌源三官甸子和喀左东山嘴采集和出土的那些零散玉器时就悟出的心得体会，他从这批玉器中归纳出其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规范化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特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并由此思索红山文化的人们到底已发展到历史上怎样的一个时代呢？于是，他将这一规范化特征提升到文明起源的高度：一部玉器史的研究，正是探讨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个过程，玉器不是石器时代的尾声，而是跨进文明时代的前奏，标志着又一文化峰巅的来临，认为这一成就具有划阶段的时代意义。他还意识到，玉兵时代的重新提出与来自西方普遍使用的人类史三阶段划分的标准相比，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就是对中国史的研究也是一件大事，所以他在文章标题上用了中国史上的玉兵时代，可见，孙守道先生对此类课题思考之早、之深。
孙守道先生的研究领域广泛。他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除发现鸽子洞遗址外，早在1956年，他就在建平县南地乡供销社的龙骨化石堆里捡出一根已石化的人上臂骨，经鉴定为晚更新世的古人类上臂骨化石，后被命名为建平人。1969年，到凌源县西八间房调查原始牛化石出土情况的调查人员，按他的叮嘱，特意采集回几块特殊的石块，他迫不及待地将石块拿到水池冲洗干净，认为有人工打制痕迹，遂促成了辽西地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末期的文化遗存的发现。他熟悉辽宁十六国时期和辽代的考古材料，省内这方面的考古报告和研究文章不少都得到他的指点。有学者评价，孙先生是少有的早、晚期都有较深入研究的考古学者，并不为过。
孙守道先生的贡献得到考古文博界的肯定和海外同行学者的尊敬。他在牛河梁遗址特别是女神庙的工作中，受到苏秉琦先生的赞许，苏先生多次讲到，是老道踩出一个人头来。孙先生对苏秉琦先生由衷崇敬。孙先生从他长期的考古实践中对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等理论对中国考古学的指导意义有深刻理解，认为苏先生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最大业绩，是在中国考古学这一学科理论的创建上，做出了独特的、开拓性的贡献。他积极参与和组织了由苏秉琦先生倡导、分别在朝阳和大连召开的燕山南北考古和环渤海考古学术会议。苏秉琦先生77岁生日聚会在兴城举办时，孙守道先生特意在苏先生于1985年摄于福州鼓山、静坐在一棵大榕树之前那幅被孙先生形容为宁静致远，思今稽古的照片上，写下大树巍巍，神思八极的感言，作为献礼。1997年苏秉琦先生去世后，孙先生撰写了充满感情的《情钟红山，魂驻渤海》的纪念文章。
孙先生生前曾对我谈起他今后学术研究的设想：60岁之前尽可能多一些发现，60岁后要将一生的工作积累转化为科研成果，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他无愧于自己的诺言，或许在心中还留有一丝事业未竟的遗憾。他对后学多有照顾，省内外中青年学者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学者有不少得到他的帮助或受到他的影响。孙守道先生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他锲而不舍的学风、独到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常被大家回忆，也会代代相传。
2014年6月10日
新旧两大石器时代的过渡问题
这个课题，是要实地解决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如何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历史文化问题。这一过渡，即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是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哪几个中间环节实现的？它们的文化遗迹是什么面貌、什么内涵、什么性质的？又是怎样发展、演变、过渡的？其间经历了哪些文化期？出现了哪些文化类型？当时的人类体质、种族特征乃至群体活动的历史进程又如何，等等。可见这个课题，不但在辽宁，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个课题，是全国性的课题。
可为什么要作为辽宁当前研究上的一个大课题呢？
因为在东北来说，目前辽宁特别是辽东是解决这个课题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我们已经从辽西到辽东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丰富的文化遗迹，也已经在沈阳新乐、丹东后洼、长山群岛、阜新山地、锦州沿海发现或发掘了一系列相当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遗迹。尤其在凌源西八间房黄土台地、大连南山扇形地、海城仙人洞以及本溪地区的一些山洞中，发现了新旧两大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叠压的若干迹象。特别是海城仙人洞，提供了比较明显的两大堆积层的剖面。我们应当抓住这样一些考古线索，继续在辽宁大地上寻踪觅迹，有目的、有选择地通过发掘科学地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为此，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说明几点：
一、从理论上说，我们知道从原始社会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的过渡，也就是考古学所指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从世界范围看，其过渡的中间环节有一个中石器时代问题，而由中石器时代转入新石器时代，又有个所谓前陶或先陶新石器时代问题。这一类问题，从目前看，以西亚、中亚解决的比较好。它们之间的过渡阶段，代表性遗存及其文化序列与编年，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对此，我们可以参研、对比，然而不能照搬、套用。以日本为例，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到晚期再到绳纹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其间有关中石器时代问题，无陶、有陶新石器时代问题，无论在阶段划分，性质内涵还是编年，都与西亚、中亚有很大出入，而且确定其各个文化阶段的标志与依据也各自不同。其中尤值深思的是，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绳纹文化，基本是渔猎、采集，迄未发现农耕迹象，直到晚期才由中国传入水稻栽培。这不只归因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一定有其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内在差异性，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使是例外，也必有其规律性可寻，共性总是寓于特性之中。所以，在涉及有关这一课题探讨的理论问题却又是共同的。比如，既有别于旧石器时代又有别于新石器时代所指的中石器时代，是依据什么划定的？而区分中石器时代与新石时代特别是所谓前陶新石器时代的各自标志又是什么？把新石器时代又划分出无陶与有陶两个阶段，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如不先作为前提来统一认识，并经实践检验而可以指寻实践，那么想要实地去解决有关过渡这一大课题，恐怕就会模棱两可、无所适从了。为此，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科学概念，以及能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与切实可行的划分方法。
那么，在我们这块国土上，目前可否也先这样考虑：
（一）中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应以细石器特有器类、弓矢、渔猎手段和采集的食用植物、具有特征的居住地及其附属遗迹，乃至适当的年代跨度来鉴别其分野。
（二）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应以不论有无陶器但要看是否出现了原始农耕为其先决条件。因为农业的出现，才最终使掠夺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产生了一整套与新石器时代农耕畜牧氏族部落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标志着人类史上第一次新石器革命浪潮的到来，至于农业出现早晚及其扩展的年代跨度，各地自会有差距。
（三）鉴于此，我们在田野工作中，要交相应用地层学、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年代学、孢粉学等多学科手段，对实地发现的遗迹遗物分别加以剖析鉴别，随之予以综合验证，冀对新旧两大石器时代过渡这一课题的种种疑难，逐次求得实际解决。
二、从实践上看，辽宁有好多有利条件可以充分开展工作，进行多方探索。例如，第四纪黄土堆积广布于辽西、辽东；多阶河谷台地发育，洞溶地貌在大小凌河尤其辽东山地处处可见，古脊椎动物化石也所出众多，埋藏广泛。这都为寻找有关过渡阶段的人类遗迹埋存，提供了不少相当典型、相当多样的自然环境、地点与场所。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调查了解和资料积累工作。毋庸讳言，这方面的工作由于认识不一，也不免有遗漏，有失误。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还没有把研究新旧两大石器时代过渡作为课题提到日程上来。现在是到时候了。
为此，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对洞穴遗迹堆积进行探索。从整个考古发现史上看，作为原始人类之家的洞穴，是最易于保存新旧两大石器时代之交的地层堆积，是最有希望解决这一课题的理想场所。探洞考古将是辽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海城仙人洞新旧石器堆积层的发现指明，在下层旧石器晚期文化堆积之上叠压有几层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以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堆积。起码上几层的最下所包含的新石器时代较早文化遗存中具有明显的后洼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性质的两类遗物。那么，在这层和紧接下层上部的堆积之间，存不存在着有关新旧两大石器时代之交的一类文化遗存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予以剖析鉴别的。还要指出这类情况并非孤例，近年在本溪山区洞溶地带发现的若干山洞也存在着此类现象，较明显的如著名的谢家崴子水洞，就发现此类迹象，可惜由于旅游开发，堆积层多被毁去。在探洞工作中，不应只注意洞内堆积。对洞外堆积也要探查或探掘，对洞穴附近要全面调查，反复了解其周围各个文化遗迹的性质及时代交替，地质、地貌、地层的新旧堆积，所出绝灭种与现生种动物比例、消长与替代，以及有关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都应注意。
（二）对无陶器伴有的打制石器或细石器文化遗迹应加强分析。我们不能一发现此类遗迹就硬性定其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同样也不能单纯地把凡不出陶器的细石器的文化遗址也包括一部分打制石器的文化遗迹笼统地定为中石器时代，难道有的就不可能属于新石器早期即无陶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需严加分圻。问题的症结，是我们对于此类细石器、打制石器迄今没进行器型分类与分期的专门研究，更没进行文化类型与区系的比较研究。例如，对凌源西八间房黄土堆积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已有学者指出有可能属中石器时代。据我们当初调查，这一文化堆积的上面还曾叠压有红山文化遗迹里出过的细石器、之字纹陶片、彩陶片、石祖等遗物。现在看确有再分析的必要，起码应将此早晚两种文化遗存中的细石器作一类型学的对比研究，求其同异，觅其脉络，当不无意义。
（三）对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压印之字纹陶系文化遗存作纵向研究。我们过去多从横向对辽宁各地之字纹陶系遗址的不同类型与文化关系进行对比研究，很少注意纵向研究。现在应该运用考古学的上溯法，纵向联系新旧两大石器时代的过渡问题，探本溯源，无疑会发现其间的重要信息。我过去曾提出，此种压印之字纹陶系的文化，并非是一种什么地方性文化的现象，而是在我国原始社会文化上有着广阔、深厚的历史背景，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其上限可能要上溯到八千多年前，因此需要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加以研究，这对于探索我国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农业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由来，是有重大意义的。现在，我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之末到以此类压印之字纹陶系为主的文化遗存之前有可能存在一个无陶或前陶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从辽宁已发掘的沈阳新乐文化和丹东后洼文化两个遗址看，陶器的制作虽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期，然就陶器器类的单一、形体的变化不大、纹饰以篦纹为主这些特点看，其原始性是显著的。即使今后可能会发现比此更早或更原始的陶器，恐怕仍也是属于此类压印的篦纹或绳纹陶系的，何况其上限已可提到八千多年前，若由此上溯，则其前一阶段即无陶的石器时代，就有可能是中石器时代或早期新石器时代，从而便与旧石器时代之末相衔接，则其间的过渡迹象自不难探索，此其一。其二，无论在新乐遗址，还是在后洼遗址，都分别发现有大量的细石器或打制石器。新乐文化的细石器，从类型看显示出较早期的特征，可与凌源西八间房所出细石器相比铰，后洼文化的打制石器多系脉石英打制，可与海城仙人洞所出脉石英打制石器相比较，渊源演变不难寻觅，只是我们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其三，属此类之字纹陶系的文化遗址，普遍出有石磨盘与磨棒，这是相当古老的加工食用植物的工具，原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开始应用而普遍起来的，由于它与当时植物的采集、种植关系密不可分，加之形体富于变化，既有时代特点，又有文化特点，研究的价值颇大，尤需留意。其四，以后洼文化遗址为例，出土有不少陶制或滑石制的动物与人的小像，则是常见于过渡阶段以及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工艺与精神文化的产品，纵向研究时我们应当把它置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时代之间的整个链条中，去研究其属于哪一环节，就很至关紧要了。
（四）对已发现的各类有关遗迹开展文化编年学的系统研究。为此，首先就要对各类遗址搞年代测定，只有在年代测定的科学基础上才能切实地进行文化编年的研究工作。然而我们目前做的还很不够，除了丹东前阳洞旧石器晚期人类化石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18000年，新乐下层文化遗址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6800年和7200年外，其他好多的文化遗迹，如营口金牛山和本溪庙后山的旧石器晚期地点，凌源西八间房细石器地点和海城仙人洞的几个文化堆积层，丹东后洼和大连小珠山的下层文化遗迹，都还没有进行年代测定。我们相信，如果上述遗址在取得各自年代测定的数据后，按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进行系统的文化编年，看看有哪些文化阶段连接上了，有哪些空白还需要探寻、填补，进一步做工作。可见，这时分析、探讨、解决新旧两大石器时代过渡的课题是多么关键的一步。当然，我们在开拓这一课题研究时，也可不受年代框框的束缚，每一地区、每一时代、每一人类文化发展的先进与落后，也可能相差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不说世界，就是我国这么大范围，过渡阶段早期的文化发展就会那么平衡？不可能。应当有早，有晚，有先进，有落后。这里我们从辽宁实际出发，初步提出解决这一课题的年代大关，上界在距今一万五千年左右，下界在距今七千年前后，跨度是八千年。现阶段，我们宁肯把考古时钟放宽些，而不能窄些，以便有更长的探索余地。
（五）在有关遗迹的调查发掘、整理研究中，还要尽可能地借助于自然科学手段进行多学科的鉴定分析工作。现代科学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解决有关过渡这一重大学术课题时，不是单独一门的考古学所能包办的，例如地质构造、地貌形成、地层堆积的科学划分是区别文化层位、文化阶段的关键之一，应该依靠地质学、地层学的研究，推定当时的自然环境、植被与古气候，也有赖于古生物学、孢粉学的研究，出土的动物遗骸是野生还是畜养，炭化谷子、种子是采集还是栽培，不仅需要动物学、植物学的研究，也更需要畜牧学者和农学家们的大力协助。唯有坚持这种高度分化的研究，才能着手高度综合的研究。
在辽宁，我们希望近期先以辽东半岛为主要基地，找到有关遗迹的突破口，展开这一课题的长期探索与研究。我们还希望，搞旧石器考古专业的人也要懂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而搞新石器考古专业的人也要懂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凡能在其间进行两栖式边缘学科研究的人将不会错过机遇，随时会有新收获。
原载《磁山文化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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