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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学人的独特视角：从中国学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借助新的研究材料与成果，着重分析研究中国与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和经典思想，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简化处理，在精神源头和哲学根基处重新审视和考察中国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动机资源，辨析其动力与不足、优势及缺憾，为探索健康的现代化之路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以及西方现代性之外的替代方案奠定学理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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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书由知名哲学教授张志伟、韩东晖、干春松等主编，作者团队受过充分的专业训练，专业研究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均为国内相关领域颇具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5.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填补空白，富有创新性。作者立足国际政治哲学研究的前沿，在吸收借鉴国内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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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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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哲学史》（1卷）由八位杰出学者撰写，内容涵盖了从古希腊到宗教改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第1章提供了西方政治思想开端处的宏大背景，讨论了希腊城邦与民主思想，以及诗人、剧作家、智者和史学家的政治洞见；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聚焦于柏拉图的统一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西塞罗的法权国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阿奎那的自然法与政体理论；第七章既从宏观上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巨大变革，又特别讨论了马基雅维利在其中的突出地位；第八章以路德和加尔文的政治思想为主体，同时考察了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政治问题。全书既关注政治思想的历史语境，又凸显重要思想家的特殊贡献，体现了汉语学界在西方政治哲学史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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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一卷）
刘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西方伦理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著有《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施特劳斯、政治现实主义与基督教》，发表多篇有关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中英文论文，翻译和编校多部古希腊哲学专著和论文集。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二卷）
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三卷）
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一卷）
刘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西方伦理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著有《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施特劳斯、政治现实主义与基督教》，发表多篇有关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中英文论文，翻译和编校多部古希腊哲学专著和论文集。
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二卷）
陈德中 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世界哲学》副主编。研究领域为当代英美分析哲学、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著有《政治现实主义威廉姆斯政治哲学研究》（2010）、《政治正义》（2012）、《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自主性与封闭性缘与由》（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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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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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哲学史》（1卷）
第一章 早期希腊政治思想：城邦与公民晏绍祥1
第一节 城邦与希腊政治思考的开端2
第二节 正义、优良秩序与平等6
第三节 戏剧与政治思考29
第四节 智者的探索54
结语75
第二章 柏拉图论统一城邦张新刚79
第一节 苏格拉底与城邦80
第二节 柏拉图的政治困境84
第三节 统一共同体：《理想国》97
第四节 统一共同体：《礼法》118
结语144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论最佳政体刘 玮150
第一节 伦理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的伦理学151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对前人理论的批评153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对现实政体的经验研究161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168
结语201
第四章 西塞罗与法权国家章雪富204
第一节 希腊化政治观念206
第二节 西塞罗的法权国家思想220
结语240
第五章 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与世界历史吴 飞246
第一节 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246
第二节 原罪与善恶252
第三节 尘世政治的价值261
第四节 基督徒皇帝：奥古斯丁的君主之鉴277
第五节 道成肉身与千年王国283
结语 政治奥古斯丁主义：中世纪的修改296
第六章 阿奎那论自然法与政体周伟驰300
第一节 法的种类与自然法302
第二节 如何理解阿奎那的自然法309
第三节 阿奎那论政体322
第四节 政教关系与宗教不宽容328
结语 阿奎那自然法与政治观念的影响334
第七章 马基雅维利与文艺复兴政治思想的流变韩 潮340
第一节 文艺复兴的公民人文主义341
第二节 马基雅维利的新方法与新秩序359
第三节 塔西陀主义与国家理性学说396
结语 414
第八章 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政治：路德与加尔文何 涛418
第一节 路德的神学突破419
第二节 上帝的左手和右手：路德的两个国度学说425
第三节 路德两个国度学说的变种：再洗礼派433
第四节 加尔文神学焦点的转移436
第五节 加尔文对此世两个国度的转化444
第六节 后世加尔文主义者的两种走向464
结语478
索 引 481
后 记 485
《西方政治哲学史》（2卷）
导言 韩东晖
第一章 自然、自由与服从：霍布斯论自由的恰当意义 昆廷?斯金纳 田洁译
第一节 恰当的方法
第二节 自由的定义
第三节 自然的自由和臣民的自由
第四节 驳斥经典共和主义自由理论
第五节 自由与服从
第二章 自然法、财产权与上帝：论洛克的正义观 霍伟岸
第一节 正义与自然法
第二节 正义与财产权
第三节 上帝的正义
第四节 不正义的根源
第五节 正义与慈善
第六节 洛克正义观的政治思想史意义
第三章 理性自由与政治自由：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 吴增定
第一节 自然状态与自然权利
第二节 契约与国家
第三节 政治与宗教
第四节 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困难
第四章 政治的语法：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 陈德中
第一节 发现国家与发现社会
第二节 自然和谐与社会形塑
第三节 休谟的政治哲学
第四节 是自然和谐还是扩展秩序?
第五节 政治作为特殊德性的正义
第五章 自由、公意和民主：卢梭的政治哲学谈火生
第一节 自由：卢梭的核心关怀
第二节 公意：政治自由的保障
第三节 成熟的公民：公意实现的微观基础
第四节 民主政府：公意实现的制度条件
第六章 效用、计算与自由：英国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 陈德中
第一节 边沁的功利主义：政治与法律哲学
第二节 密尔：平民教育、言论自由与代议制
第三节 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之争
第七章 贵族、民主与自由：道德哲学家托克维尔任军锋
第一节 民主革命：美国与法国
第二节 民主社会的两种形态
第三节 家庭革命与自由民主社会秩序的重建
第四节 宗教与自由民主社会的灵魂
第五节 结语：道德哲学家托克维尔
第八章 革命、宪政与启蒙：论康德的政治哲学宫 睿
第一节 公民宪政的理念
第二节 康德反对革命权利的五种论证
第三节 对康德反对革命权利理论的一致性的辩护
第四节 对康德赞赏法国大革命立场的一致性的辩护
第五节 启蒙与公民宪政理念的实现
第九章 黑格尔与近代自然法理论的终结（郭大为）
第一节 从自然法到法哲学
第二节 从自然状态到市民社会
第三节 从社会契约到自由的实现
第四节 从合理性到现实性
索引
致谢
《西方政治哲学史（3卷）》
第一章 自由与多元论：伯林的政治思想刘 擎
第一节 自由及其滥用
第二节 价值多元论与当代政治哲学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第二章 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涯涘无尽之知、道德个体性、法治联合体张楚勇
第一节 哲学及经验模式
第二节 最远离我们所需要者，莫过于国君应是哲人
第三节 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奥克肖特与哈耶克
第四节 道德个体性
第五节 法治联合体与巴别塔
结 语
第三章 卡尔?施米特的宪政理论陈 伟
第一节 法治国民主政体的法理学
第二节 宪法的守护者
第三节 合法与合法性
第四节 危机时代的魏玛法理学：施米特与海尔曼?海勒
第五节 国家、运动、人民
第六节 自由的宪法
结 语
第四章 论施特劳斯及其政治哲学 陈建洪
第一节 关于施特劳斯的两个神话
第二节 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
第三节 政治哲学、隐微论与文明理想
第四节 三种政治理念中的施特劳斯
第五节 哲学的天真及其危险
结 语
第五章 汉娜?阿伦特与政治经验的诠释陈 伟
第一节 阿伦特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
第二节 阿伦特的行动理论
第三节 革命经验的重温
结 语
第六章 社会正义与理想制度：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周 濂
第一节 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
第二节 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理论与现实
第三节 正义第一原则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
第七章 辉煌的失败：对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理论的方法论批判泮伟江
第一节 商谈伦理学与规范性事业的重构
第二节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第三节 法律的重要性：两种有效性的张力
第四节 商谈伦理学与基本权利体系的重构
第五节 民主法治国的分权逻辑
第六节 对司法权运作样态的考察：自我检验
第七节 计划经济的幽灵：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矛盾
结 语
第八章 威廉姆斯的政治哲学陈德中
第一节 批评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
第二节 康德时刻与政治哲学
第三节 多元与竞争的政治
第四节 现实主义、偶然性与他者问题
第五节 何为政治，如何自主？
第六节 政治自主性主张争议种种
结 语
第九章 G. A.柯恩：平等的虔诚信徒葛四友
第一节 平等的必然性阶段
第二节 平等的逻辑可能性阶段
第三节 平等的规范可能性阶段（一）：平等与自由的冲突
第四节 平等的规范可能性阶段（二）：平等与自我所有权的冲突
第五节 平等的现实可能性阶段
第六节 平等的唯一性阶段
结 语：平等主义还是后果主义？
第十章 佩蒂特：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曹 钦 刘训练
第一节 整体论的个人主义与共和主义
第二节 超越两种自由的无支配自由
第三节 共和主义的论辩式民主
第四节 对佩蒂特的一些批评
第十一章 瞻前顾后的社群主义应 奇 惠春寿
第一节 瞻前顾后的社群主义
第二节 罗尔斯、拉兹与社群主义
第三节 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与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转型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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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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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是全新的三卷本《西方政治哲学史》的第一卷，包括了从古希腊到宗教改革的政治哲学。既然强调的是政治哲学，而非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论，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也就很自然地更多强调哲学家对这部历史的贡献，而非历史本身，或者体现在一个时代之中的更具有普遍色彩的思想（当然，我们也绝非否认，哲学思想要在恰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如果说用一个关键词概括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政治哲学，政体（politeia， constitution，regime）无疑是最恰当的。politeia最初的含义是公民权公民的条件，之后逐渐扩大到组织公民生活的一套法律和制度，以及公民的生活方式，从而有了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含义，并且衍生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裁政体文学，比如：希罗多德《历史》第3卷中关于不同政体的论辩；色诺芬撰写了《斯巴达政体》；老寡头或伪色诺芬撰写了《雅典政体》；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就叫政体或政制（Politeia），而他称自己最后一部著作《礼法》探讨的是次佳政体；亚里士多德从事了关于158个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和经验研究，在《政治学》中以政体为核心展开了自己的理论探索；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Zeno of Citium）也创作了一部与柏拉图作品同名的《政制》（Politeia）；伊壁鸠鲁学派的政治理论则将传统的政治理论应用在更小的朋友之间的共同体上；西塞罗的《国家篇》和《法律篇》是对柏拉图《理想国》和《礼法》的模仿，他在罗马的语境下应用希腊的政体理论，并且发展出独特的混合政体理论。
这种政治性的对政体的理解在奥古斯丁那里似乎有所断裂，但其实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续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因为柏拉图曾经说政体不仅关乎政治组织方式，还关乎人的灵魂个人之中的政体（tēn en hautōi polite-ian，《理想国》IX.591e）才是更重要的。奥古斯丁在探讨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分时，更多继承了柏拉图对于精神性政体的关切，同时用这种方式理解实际政治的价值。而当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中世纪得以复兴之后，更加政治性的政体理论也就再次成为政治哲学的关注焦点，这在阿奎那的《论君主政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在某种意义上分别继承了奥古斯丁对现实政治的不关心态度，以及阿奎那对现实政体的关注。
对政体的关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公民人文主义思潮中得以延续，意大利的公民人文主义大体上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式的共和主义思想来对抗当时在政治上更加居于主导地位的绝对君主制，而这种对抗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两部著作看起来存在的张力之中达到了顶峰，并且朝着不再关注政体问题本身，转而关注政治的现实运作或国家理性的方向发展。
政体问题也同样给了我们一条主线去阅读本卷的各个章节。
序 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逐渐成为汉语哲学界的显学，20多年来，无论在经典著作的译述、基本概念的厘清还是在学术前沿问题的追踪上，中国学者均有了较为完备的积累与长足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编撰一部品质优良的政治哲学史的条件已经成熟。
本卷处理的是西方20世纪政治哲学史。严格说来，20世纪并非肇始于1900年，而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一战的爆发是诸多偶然因素的叠加效果，但一战前后的近代世界秩序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上，古典自由主义信奉的自由放任政策未能实现国内利益分配的自发和谐状态，经济自由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却无法实现平等价值，阶级冲突和社会撕裂不减反增;政治上，大众民主的发展和普选权的落实让工人阶级亮相政治舞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进一步鼓舞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国际上，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帝国主义的海外斗争日趋激烈。面对此情此景，启蒙运动以来的两大核心价值自由与平等的内在冲突已无法在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内部得到消化，失业与战争的阴云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欧洲上空。
身处风雷激荡的非常时代，任何人都无法自外于历史的洪流，细数20世纪卓有建树的政治哲人，几乎全都亲身经历了二战的洗礼，以赛亚伯林、卡尔施米特等人更是见证了一战的爆发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的政治哲人开始殚精竭虑地思考人类的政治前途和命运，虽然思考进路不同、价值立场各异，但归根结底，他们念兹在兹的关键问题仍然是自由和平等，因为无论启蒙运动和现代性是否穷尽了其所有的潜力，政治哲人都必须反省这两个根本价值的内涵与外延、成败与得失。
我们将伯林列为本书的开篇人物，理由正在于此。伯林的传世名篇《两种自由概念》正是从自由出发反思20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悲剧的典范之作。刘擎在第一章自由与多元论：伯林的政治思想中指出，在方法论上伯林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启示有两点：第一，在哲学上格外敏感于概念的特定性唯其如此，理论才有助于澄清和把握经验世界;第二，要让自由的概念落地最大限度地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借助麦卡勒姆三位一体的自由概念，刘擎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复杂幽微的关联做了很好的澄清和归纳。刘擎指出，伯林可能是20世纪第一位对非对称性问题具有敏感性的政治思想家，简而言之，否定（negative）比肯定（positive）要求的依据或理由更少，也更容易达成。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自由及其依据的人性假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自由不是具有个人自主性''能力者的特权，那些未能达到充分自主性的个人也具有正当的理由拥有自由的权利。刘擎指出，在伯林那里，多元价值论题和自由论题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源自伯林对现代性的既反省又认同的复杂态度，对启蒙主义理想既警觉批判又赞许同情的审慎立场。本章最后探讨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认为这一冲突既无法仅仅通过思想观念层面上的清理来解决，也无法诉诸一套明确的政治哲学原则或纲领来化解，最终，自由民族主义是一种实践性的改革方案。
这个判断把我们带向张楚勇对于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解读。奥克肖特是一位有着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张楚勇认为，要想比较确切和深入地把握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就必须紧扣其思想上的两个重点：第一是关于哲学之知是一种涯涘无尽的追寻;第二是理论和实践是两个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应该将这两个世界的认识混为一谈。以奥克肖特对柏拉图洞穴譬喻和哲人王的批评为例，所谓哲学之知是一种涯涘无尽的追寻，意即哲人的每一次发现和结论，都是对其蕴含的前设或条件进行反思的邀请;哲学中唯一不受限的，就是真正的理论家不停地认识到，所有条件或结论无一幸免都是受限的。而理论与实践不可混为一谈，则告诫我们切勿认为柏拉图（或者哲学家）以为达到的终极理解能够取代实践或其他人类的经验模式。奥克肖特形容持这样观点的人是伪理论家，不是真哲人，这个警示对于那些向往到叙拉古去的政治哲人可谓振聋发聩。
作为20世纪形象最负面的宪法理论家和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的最大劣迹就是去了叙拉古，但是作者陈伟没有脸谱化地刻画施米特的理论，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指出施米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创作的一系列宪法著作，如《宪法学说》《宪法的守护者》《合法与合法性》，均非简单地表达政治立场，更多的是对魏玛危机富于洞见的法理学分析。比如说，施米特重视政治合法性问题，反对汉斯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就准确地抓住了理解政治支配现象的要害。陈伟承认施米特的论断存在着两面性：他强调法律是政治决断的产物，宪法背后实有一国人民的政治决断，这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可以为捍卫共和提供依据，但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之后，施米特的合法性理论同样可以为极权政体提供政治上的辩护。陈伟认为，施米特之所以会出现左右摇摆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他对魏玛政权的捍卫并非出于对自由民主的热爱，而是出于对秩序与安全霍布斯式的担忧，就此而言，他的理论实与希特勒的言论有相当的亲缘性。
过去20年，列奥施特劳斯在中国学术界可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第四章论施特劳斯及其政治哲学立论中正，叙述平和，称得上是正本清源之作。陈建洪先从施特劳斯的两个神话施特劳斯作为新保守主义精神教父的神话以及施米特和施特劳斯之间的思想对话是一场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的交锋入手，继而深入探讨了诗和哲学之争、古今之争以及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澄清了关于施特劳斯的诸多常识性误读。陈建洪指出，施特劳斯重新审视现代政治哲学及其当代虚无主义结果，指出西方当代思想中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虚无主义流行，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其根本目的是要重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重新确立西方文明传统的自信。本章的讨论最后落脚在哲人何为这个问题上，针对哲学固有的天真和危险性，作者的结论是：如无天真及其危险性，哲学便无超凡脱俗的气质;如不反思自身的危险性，哲学在人世间将无立锥之地。有意识地转变为政治学，哲学方显其高贵品质。
面对黑暗时代，政治生活如何能为人类承诺一个光亮之照明的愿景，这是汉娜阿伦特政治思考的初衷和目的。陈伟在本章着重探讨了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指出在劳动、制作和行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中，阿伦特最看重的是行动，因为行动是最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它与人的自由直接相联系。陈伟认为，阿伦特之所以拒斥政治哲学家的头衔，根本原因在于她不承认存在一种关于政治的哲学。阿伦特在根本上否定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批评这个传统对政治经验的扭曲和遮蔽。阿伦特主张直面人类生活的经验，为人们重新呈现人类关于政治的体验及理解。为此，政治事关每个公民，是每个公民皆可、皆应关注之事。如陈伟所言：阿伦特极重视人作为公民对于我们的世界''的责任。以她之见，政治衰败，个人完全私人化，是时代危机的表征。极权主义的问题，并非人们常说的凡事政治化，而是极权主义完全排除了行动的可能，让政治无立足之地。本章最后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极权主义有可能卷土重来吗？阿伦特的回答是，如果人们不努力，世界再极权化便可能发生，当然，它会以新的面貌出现。
借用伯林的著名比喻，罗尔斯更像是只刺猬而非狐狸，罗尔斯数十年如一日地探索正义这一个主题，反复推敲和完善表达的精确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以至于剑桥大学哲学系的奥诺拉奥尼尔教授曾经这样评论：再一次，罗尔斯想到了批评者的前面。②某种意义上，周濂在第六章的工作便是在挑战奥尼尔的这个论断。他首先分析比较了哈耶克与罗尔斯在社会正义论题上的异同，指出二者的分歧远不止于字词之争，而是存在实质之争。此外，罗尔斯正义二原则支持的理想政治制度并非哈耶克所着力批评的福利国家，而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或者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在深入探讨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20世纪的理论演进和现实政治发展之后，周濂进一步从哲学论证的角度出发检讨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可信性和真确性。通过探讨罗尔斯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的道德理据以及诸多学者对罗尔斯的批评，周濂认为，对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能否很好地实现正义二原则，罗尔斯的论证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自罗尔斯2002年去世之后，尤尔根哈贝马斯就被公认为仍旧在世的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哲学使命同时拒绝和狙击道德实在论以及现代价值怀疑论，并称这是他和罗尔斯共同肩负的任务。哈贝马斯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分别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交往行为理论》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在本书第七章中，泮伟江将分析重点放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七、八章上，试图管中窥豹，厘清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脉络。泮伟江认为，如果说在规范性这条学术脉络中，罗尔斯是哈贝马斯最大的竞争者，那么在事实性这条学术脉络中，哈贝马斯毕生学术事业最大的敌人则是卢曼。哈贝马斯最大的理论野心在于试图吸纳卢曼的理论，从而将规范性视野放到更现实的现代复杂社会的理论背景下进行建构。但是泮伟江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消化社会理论的事实性维度的工作并不成功，由此导致他的民主法治国方案也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
如果说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属于20世纪政治道德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么伯纳德威廉姆斯便是政治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陈德中在第八章中指出，威廉姆斯对于哲学问题的反思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对于理性主义的批评以及对于道德主义的批评。前者导致对有历史的哲学的呼吁，后者则把我们带入政治现实主义的视域。陈德中把威廉姆斯的政治思想界定为基于多元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其中多元主义源自伯林，而现实主义则可以追溯到尼采、马基雅维利乃至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如陈德中所分析的，政治现实主义对于政治道德主义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强调政治的独特性和政治的自主性上，前者是指政治有着自己应该处理的独立问题，后者是说对于这个拥有独立问题的领域的辩护是可以并且也应该独立完成的。具体到威廉姆斯这里，政治自主性这个论题至少从两个方面得以展开：首先，政治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事务，政治要处理的是一种冲突与分歧关系。其次，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辩护应该以政治的而非伦理的方式展开。在威廉姆斯的启发之下，雷蒙德盖斯、马特斯里特进一步发展了政治现实主义的论题，对占据学院主流多年的政治道德主义构成了严肃的挑战和有益的启示。
G.A.柯恩：平等的虔诚信徒一章探讨的是G.A.柯恩的政治哲学。作为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柯恩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存在三个基本问题：首先是设计问题，也即我们想要何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其次是辩护问题，也即资本主义的毛病出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又在哪里;最后是策略问题，也即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它。葛四友指出，柯恩的主要工作集中在第二个问题上。他早期直面诺齐克的自由至上论，重点寻找诺齐克的极端右翼理论的逻辑问题与证成问题;中后期则通过批判德沃金和罗尔斯来进一步澄清自己的平等理论作为平等至上的代表。德沃金与柯恩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柯恩更大程度上是按照自己的运气平等主义立场来重构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公平至上是中间派，柯恩与其共享运气平等主义的出发点，由此柯恩努力表明，罗尔斯离开这个起点是无法得到证成的。葛四友认为，由于柯恩的批判并未预设平等，而是针对被批判理论的内在论证脉络提出了极重要有力的反驳，因此柯恩对上述三种理论的批判相当成功。但是柯恩的问题在于长于批判而弱于建构，并且出于种种原因，柯恩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和主义的复兴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在波考克、斯金纳、佩蒂特等人的推动下，诸如公共善、公民美德、积极的公民身份等共和主义议题重新得到了重视，在规范政治理论领域对自由主义构成了严肃的挑战。本书第十章以菲利普佩蒂特的共和主义理论为例，深入探讨了他的整体论的个人主义和无支配自由理论，进而转向对佩蒂特民主思想的研究，回答了政府对公民的何种干涉不会侵犯其自由这一关键问题。正如作者曹钦和刘训练所指出的，佩蒂特的共和主义理论虽然面临诸多批评，但是如果没有佩蒂特的开创性研究，20世纪的共和主义复兴很可能会继续在思想史研究的小圈子里打转，而无法形成与主流政治哲学界的大规模对话。
本书最后一章探讨社群主义。之所以用群像的方式呈现，而不是专论一个人物，根本原因在于，自70年代以来，以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迈克尔桑德尔、迈克尔沃尔泽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先后登场，成为自由主义在西方学界最主要的论争对手，他们在各自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如若单独成篇就会使全书篇幅过于冗长。本章首先探讨了社群主义的学理资源，然后重点讨论了社群主义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拉兹的自由完美主义以及以霍耐特和韦尔默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分歧。应奇和惠春寿指出，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的前景仍不明朗，关键原因在于对道义论和目的论的争执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仲裁。此外，沃尔泽的这个论断值得读者反复咀嚼：不管社群主义的批判多么尖锐，它实质上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在自由主义内部展开的对社群主义的追求。
在策划本书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原则是，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克服哲学史教材化的通病，用大论文的方式深入剖析每位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在精神源头和哲学根基处重新审视和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动机资源，辨析西方现代性的动力与不足、优势及缺憾。随着编写过程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部好的政治哲学史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三条标准：
首先，充分尊重原著和每个政治哲人的智识水准、逻辑能力，不理念先行和六经注我，借用密尔的话说就是：在以其最佳形式得到评价以前，一种学说不可能真正得到评判。
其次，具备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健全的现实感，对政治哲人的个人遭际、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有深刻的体察和认知，非如此，则极易成为看似精致实则粗鄙的概念游戏之作。
最后，对于同一概念（concept）在不同语境下呈现为形态各异的观念（conceptions）有充分的自觉。举例来说，切不可因为柏拉图、霍布斯、休谟和罗尔斯都曾探讨过正义概念，便误以为他们之间分享同一种正义的观念，存在着一种累积性的成就，进而可以讲述一个融贯一致的政治哲学史。恰恰相反，实情也许正如柯林伍德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哲学的历史乃是一个或多或少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的问题的历史，其答案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化。也正因如此，一部好的政治哲学史应该着力澄清问题与答案的变迁过程中的草蛇灰线和重要节点，在一致性中看到差异性，在断裂处发现隐秘的关联，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绘制出一幅精细复杂的观念地图。
这本《20世纪政治哲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上述三条标准，需要交由专家和读者评判。作为编写者，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在写作体例上，本书就很难完全实现第三条标准，因为若想澄清问题与答案变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就必须以问题导向而不是按人头梳理，由单人撰写全书而不是多人分写各章。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遗憾又是我们早已预料并且必须承担的，在学科分类日益精细、论题研究愈发专门化的今天，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理论训练难免存在缺憾，若由单人撰写本书，较易出现深浅不一和比重失调的弊病。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是决定邀请不同的专家分章撰写。本书的另一个遗憾在于，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将哈耶克、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金这些20世纪举足轻重的政治哲学家收入其中，虽然部分章节曾经探讨过他们的思想，但是篇幅过短，与他们的思想分量并不匹配，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弥补这一遗憾。
如无意外，本书问世之时应该已是2017年的春天，而2017年正是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一百周年之时。这一百年里，有的大国崩溃了，有的大国正在崛起，有的奇迹业已证明是幻象，有的奇迹正在展露难以为继的颓势，911的阴影尚未过去，伊斯兰国的威胁如影随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新自由主义，欧洲福利国家前途未卜，以自由立国的美国遭遇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双重夹击，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仍未得到妥善安置，历史再次走到十字路口。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地想起维特根斯坦为他的《哲学研究》摘引的题词：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方此之时，政治哲学何为？政治哲人何为？翻阅《西方政治哲学史》之《20世纪政治哲学》，相信多少能给我们带来启发和安慰。最后我想用约翰格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序言：政治哲学的任务不是给实践提供基础。它在过去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础政治哲学的目标是带着更少的幻想回到实践。
周濂
201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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