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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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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叙述了西夏的历史和汉文文献记载的一些经济状况；概述了出土文献中的有关西夏经济的资料：一是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有关西夏经济的条款，二是新发现的西夏文经济文书；对西夏文经济文书中的户籍文书、租税文书、粮物计帐、商贸文书、契约文书进行了分类研究；对西夏汉文文书进行了研究。书末附录了文书的图版和西夏文录文以及对译、意译汉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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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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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金波，男，1940年3月3日出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毕业，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夏文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民族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宁夏大学兼职教授等职。研究与教学领域是西夏文史、民族史学、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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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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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1
第一章 西夏王朝和西夏的经济／9
第一节 西夏的自然条件／9
第二节 西夏建国前的党项民族及其经济／13
第三节 西夏建国及其经济／16
第四节 西夏前期的政治和经济／20
第五节 西夏中期的政治和经济／28
第六节 西夏后期的政治和经济／32
第二章 西夏文献中有关西夏经济的记载／35
第一节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经济条款／35
第二节 西夏文书中的经济文书／44
第三章 户籍文书研究／53
第一节 户籍和户籍计账／53
第二节 户籍手实／72
第三节 黑水城户籍分析／79
第四章 租税文书研究／83
第一节 耕地税账／84
第二节 租役草税账／92
第三节 人口税账／108
第四节 耕地水税账／116
第五节 租税征收与粮食库藏／121
第六节 西夏农业租税的特点／129
第五章 粮物计账文书研究／131
第一节 粮账／131
第二节 物品账／142
第六章 商贸文书研究／150
第一节 买卖账和物价／150
第二节 买卖税账／174
第三节 贷钱物利账／184
第四节 贷粮账、欠粮账／189
第五节 卖地账／200
第六节 商贸文书特点／202
第七章 契约文书研究／204
第一节 西夏契约的种类和形制／204
第二节 借贷契／208
第三节 买卖契／249
第四节 租赁契／331
第五节 雇佣契／349
第六节 交换契和抵押契／368
第七节 众会契（社条）／383
第八节 契约文书的特点／393
第八章 汉文经济文书／396
第一节 榷场、材料和马匹草料文书／396
第二节 契约文书／413
结 语／421
附 录 西夏文经济文书录文、对译和意译／425
参考文献／711
索 引／717
后 记／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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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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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夏（1038
1227
年）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它以兴庆府（后改为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为中心，包括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以及青海、新疆部分地区，当时是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家。
在一个王朝的历史中，社会经济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元朝修史时，修撰了《宋史》《辽史》《金史》，未修西夏史。在宋、辽、金史中虽有西夏传，但都很简约。因西夏无正史，当然也没有记载西夏社会各方面资料的志，如主要反映经济的食货志等。在存世不多的汉文文献中，对西夏的记载多为朝代演化、军事纷争以及西夏与宋、辽、金、回鹘和吐蕃的关系等，有关西夏社会经济方面的记录十分稀少。其中关涉西夏经济不多的资料，绝大多数已被研究西夏历史社会的专家们所搜罗、采用。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吴天墀先生出版的《西夏史稿》即充分利用汉文史料中有关资料，爬梳整理，悉心分析，对西夏经济做了很精彩的研究。后漆侠、乔幼梅先生著《辽夏金经济史》，专设一编论述党项西夏经济史，又有新的进展。然而，后世对西夏社会经济的认识仍因资料的稀缺，很多方面依然模糊不清，甚至有很多空白。
20
世纪初，俄国探险队在中国西北部地区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批文献，其中主要是西夏文文献。俄国人将这一大批文献劫掠而去，酿成了中国大量珍贵文献流失海外的又一悲剧。这些文献的发现也使西夏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促进了西夏学的诞生。
这些西夏文献中含有大量经济方面的资料。出土于黑水城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含有不少属于经济法的条款，丰富了西夏经济方面的资料。这一重要西夏法典的中文译本的出版，为深入研究西夏经济开辟了新的园地。此后，杜建录先后出版了《西夏经济史研究》和《西夏经济史》，是研究西夏经济的专著，其中不仅利用了大量汉文史料，还利用了很多西夏法典的新资料，进一步推动了西夏经济的研究。
然而在认识、研究西夏经济时，仍然感到缺乏像诸正史中类似食货志一类的材料，更缺乏活生生的具体实例资料。要想解开西夏历史上的种种疑团，弥补西夏文献资料不足的问题，就需要有新的资料出现，特别是西夏人自己书写的历史资料现身。这一期望随着我们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而戏剧性地得到满足。
梦寐以求的西夏研究新资料在20
世纪末被发现了，这就是近些年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西夏社会文书。笔者亲身经历了西夏社会文书新资料的寻觅、发现、整理、登录、研究的全过程。这批文书的发现、译释和研究经历了近20
年的时间，为揭开西夏神秘的面纱起到关键作用。当《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出版之际，笔者作为当事人，在完成这桩重任过程中，感到幸运连连。
第一，有幸发现这批旷世奇材。20
世纪初，俄国探险队在我国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藏于今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1992
年夏，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委托，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联系，希望双方合作，共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993
年春双方达成合作协议。在当年和此后的1994 年、1997 年、2000
年中方四次组团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西夏文献。
这些文献已经过几代俄罗斯专家的整理和登录。鉴于这批文献的数量巨大，加之文献残卷、残页很多，我总有一个疑问，即在俄罗斯专家整理、登录的文献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文献？我在前两次整理文献时，多次问俄罗斯专家：还有没有未登录的文献？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要整理的文献够多了，还有一些很破烂的残卷，等以后再说。我说我很希望看到并整理这些文献。
1997
年第3
次到东方文献研究所工作时，在我的坚持下，终于被允许披览未登录的文献。原来这是俄罗斯专家在整理西夏文文献时，将一些无头无尾难以定名、登录的残卷，分别放在110
个盒子中。当我打开盒子时，看到的确实是缺头少尾、形形色色的西夏文残卷，其中多数是佛经，但我从中发现了一些反映西夏社会真实面貌的社会文书。这些文书多是用西夏文草书写成。因为我过去接触过西夏文草书文献，能看懂部分内容，所以可以区分出这些文书的大致属性、类别。逐渐了解到这些文书包括户籍、账籍、契约、军籍、诉讼状、告牒、书信等，深知这些文书对研究西夏社会的特殊价值。于是，我便将这些文书都拣选出来，详细登录，请摄像师拍照。当年我整理了50
多个盒子，带回其中所有社会文书的登录卡片和几百张原始文献图片。
这是一项令人惊喜的意外收获。和我们同去俄罗斯整理、拍摄文献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敦煌学家蒋维崧先生，看到这些既零碎又珍贵的文书，也非常喜悦，认为这是一项重大收获。这些珍贵资料多属于社会档案性质。研究历史的专家都知道，档案是历史叙事的主体，是研究历史的核心、基础，比其他历史资料（如史学家的著述、国外的著述、后人的回忆等）更为可靠。从这些没有经过人为加工、没有乔装打扮的历史档案中寻求历史的真相，当然更为直接、更为真实。可以说，这批西夏社会文书对研究、认识西夏社会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97
年我从俄罗斯回到北京后，即向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报告了这一收获。邓先生十分高兴地说，有宋一代，包括宋、辽、金朝都缺乏直接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实际的社会文书；现在发现这样多西夏的社会文书，不仅对西夏社会研究，对宋朝时期各王朝的社会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并希望我把西夏社会文书尽快整理、翻译出来，以提供给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利用。这些文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使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西夏研究者的重大责任。
2000
年第4 次到圣彼得堡整理文献时，我又将其余50
多个盒子的西夏文残卷全部整理完。此外，在一些西夏文佛经的封面衬纸中也发现了裱糊在其中的西夏文文书残页。加在一起共得1000 多编号、1500
余件文书。这是一项巨大的重要资料收获，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我们在搜集资料方面一贯执着追求的结果。我们为能够发现并进行系统整理、研究这批珍贵文献感到荣幸和自豪。
第二，有幸译释这批西夏文草书文献。对于新发现的西夏文社会文书，我们都拍摄了照片，并逐步开始进行整理。由于增加了这批超出原计划的资料，我们不得不改变《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计划。原来根据俄罗斯专家提供的目录和我们拍摄的数量计算，计划《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西夏文世俗部分从第7
册开始，至第11 册结束，共5 册。现在一下子出现了1000 多件社会文书，都属于世俗文献，应占3 册的篇幅，便将《俄藏黑水城文献》世俗部分增加3
册，把西夏文社会文书在第12 、13 、14
册中刊布问世。
这些社会文书为全新的资料，没有编辑基础。为了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出版这些文献，需要给每一件文书定名，这就需要逐个了解各件文书的内容。这些多是西夏文草书文献，翻译、定名十分困难。译释清晰的西夏文楷书仍有难度，西夏文草书的译释更为不易。西夏文草书文献的文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勾画极简，加之不少文书多是残页，或缺头少尾，或字迹不清，还有不少文书正、背两面皆书写文字，笔画透墨，相互叠压，模糊不清，更加难以辨认。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解读、利用这些文书，必先破解西夏文草书。敦煌文书多是汉文文书，还要经过国内外众多专家多少年的努力整理、研究，才有了后来的重要进展。面对上千件西夏文草书文献，整理、翻译者只有我一个人，显得势单力薄，感到力不从心，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学术路程中的幸运和挑战。西夏文草书释读是西夏文研究，乃至西夏学的难题，也是一个学术制高点。我深知整理、翻译这些文书的难度，更了解整理、翻译这些文书的巨大的学术价值，于是变压力为动力，面对这些文献，花时间、拼精力去钻研，去挑战这个不可能。破解一件西夏文草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反反复复地识认、揣度，很多文书要琢磨数十遍，甚至上百遍。无论工作多忙，我也要挤时间译释这些文书，要求自己卷不离手。除每天在电脑前反复辨认、揣摩推敲外，出门在外时，无论在公交车上、地铁里，还是在候机室、座舱内，我都会拿出纸本西夏文文书识读。这是一项既有艰辛又有乐趣的工作。我对文书解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并常常为一个难字的解破、一件新的重要文书的释读、一个重要问题的发现感到兴奋不已。
做难事必有所得。在长期反复阅读这些文书过程中，我不断对比西夏文楷书和草书的字形，寻求西夏文由楷书嬗变为草书的规律，探索西夏文草书笔画和结构的特点，识别西夏文草书的能力逐渐提高。六年以后，我拿出了一份西夏文社会文书3
册的定名目录，但我感到还不成熟，需要再花时间仔细打磨，争取拿出一份更好的目录来。我郑重向出版社提议，为保证出书质量，推迟这3
册的出版时间，以便我再用两年的时间继续集中精力做好定名、分类、编目工作，给学术界提供一份更为准确的目录，以期达到出版水平。这样，前后经过漫长的八个年头，我在2005
年交出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社会文书部分（12 14 册）的定名目录，完成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 、13 、14
册的出版任务。我在整理、定名过程中，基本破解了类似天书般的西夏文草书，先后译释了不少重要文书，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资料。
第三，有幸首先对这批珍贵文书进行深度研究。黑水城出土的有关西夏经济的文书约有500
号。其中有西夏户籍文书，包括简明户籍账、户籍手实、人口计账、里溜户籍账、户口男女计账等，保存了西夏时期黑水城地区户口的第一手资料。有田赋税收籍账文书，其中有耕地账、户租粮账、户耕地租粮账、户耕地租役草账、里溜租粮计账和户租粮账、人口税账、耕地水税账等，保存了西夏时期黑水城地区多种租税资料。另有粮物计账文书，包括监军司粮食账、里溜粮账、钱物账、牲畜账、杂物账等，从中可反映出当时官府等处粮物的登录、统计、保管、存储等重要内容。还有商贸文书，其中买卖文书包括卖粮账、卖牲畜账、卖酒账及其他物品买卖账，买卖借贷文书包括买卖税账、贷钱利账、贷粮账、卖地账等，从中不仅可知道西夏很多物品的交易情况，更重要的是可通过这些文书了解当时重要物品的物价。西夏文契约文书占经济文书的大部分。过去所知西夏的契约屈指可数，始有15
件汉文典当残契刊布，后又有2
件西夏文契约由俄罗斯专家发表。新发现的契约不仅数量多，类型也多种多样，包括借贷契（贷粮契、贷物契、贷钱契）、买卖契（卖地契、卖畜契、卖人口契）、租赁契（租地契、租畜契）、典当契（典畜契、典物契）、雇佣契（雇工契、雇畜契）、交换契以及众会契（社条）等，反映出契约在西夏基层经济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我在逐步深入翻译的过程中，愈加了解了这批文献在西夏学中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八百多年前的文书，保存了西夏时期经济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是研究西夏经济的鲜活资料。我下决心将翻译、研究这批文书作为我的科研主攻方向。
研究社会文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领域。这首先要熟悉中国经济史，不仅需要重新学习包括户籍、租税、典贷、商业、契约等在内的中国经济史各领域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还要对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文书及研究情况有全面的了解。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书籍，查阅资料，并请教多位专家。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对上述经济史领域有了一定理解，并逐步撰写了西夏户籍、租税、契约等方面的论文。当我2002
年写出《西夏户籍初探》后，便向著名敦煌文书专家沙知教授和陈高华研究员请教，诚恳地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了宝贵的修改、补充建议，使我受益良多。论文于2004
年在《民族研究》发表时，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此文和2005
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西夏农业租税考》都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后来又发表西夏借贷契约等论文。
2006
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被批准立项。此后我继续挖掘西夏社会文书宝藏，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对诸如土地买卖、人口买卖、雇佣、租赁、交换、互助契约等关乎西夏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加大力度深入研究，又取得新的收获，最后形成一部有实物图片、有译文、有研究论述的西夏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书稿。由于文书数量多，工作难度大，项目延至2012
年以优秀成绩结项。结项后我并未急于出版，在至今的四年中，又做了重要补充，将西夏主要经济文书完成翻译、研究，目的是使本书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趋合理、观点更显明晰。科研工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断钻研，不断进步。比如，我在2010
年发表《〈英藏黑水城文献〉定名刍议及补正》论文中，对英藏文书中新发现的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做了介绍和初步翻译，其中包括一件带有印本的文书。文中提出首见此类文书。因残损过甚，尚难做确切解释。经过几年，在本书中重新做了译释，发现了重要印文计量小监，并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相关条文结合研究，将此文书定名为纳粮收据。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仅有20
多字的文书残页，可能是最早的刻本实用经济文书，为中国经济文书史和中国雕版印刷史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使此文书增添了特别的文献和文物价值。
希望这部《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能为西夏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对西夏经济增加一些新的、真实的认识，为西夏社会历史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做出些许贡献。同时本书也为学习西夏文草书者提供了可资对照的参考和教材。
整理、研究这样一批看似零零碎碎、破破烂烂的文书残卷，是一件十分细致、十分耗费精力的工作，又是一种耕瘠土为沃壤、化腐朽为神奇的极有价值的任务。从发现这批珍贵文献的1997
年，至今已经过去近20
年，其间也承担过其他一些研究项目，但对于这批文书的解读和研究总是作为我的主业，始终不离不弃。我对能发现这批珍贵文书资料，并持续地一字一句地破解西夏文草书，一项一项地研究西夏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感到十分幸运。把历史的碎片，经过艰苦的劳作，梳理、编织出愈益完善的历史锦绣，是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每多识读出一个新的西夏文草书字，每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每解释出一篇文书，每认识一种西夏的社会现象，就会有获得新知的兴奋感、成就感和喜悦感。
西夏经济文书数量多，本书不可能全部容纳；西夏文草书不易识别，我的识别、翻译也只能是初步的，算一个阶段性成果。无论是文献的翻译，还是探讨论述都不免会有不足甚至错误，衷心地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专家关注这些资料，更加深入地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出土的西夏文书中除西夏经济文书外，还有西夏军事文书和其他西夏官私文书，我和我的学生也在进行译释、研究。
2007
年，我到三○一医院看望在那里养病的季羡林先生，向先生汇报了搜集、整理、译释、研究这些文书的进展情况和进一步研究计划，先生十分赞许，希望早日完成出版，并当场手书西夏文书研究书名，以资鼓励。不料先生于次年逝世，至今已过八个年头。现出版此书也表示对先生关怀的感谢和深深的怀念。
史金波
2016
年12 月
于北京南十里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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