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71年的时候，世界上已建立了民主政府的国家中，人口数量最少的是圣马力诺（San Marino）。另外一个小国挪威的人口规模是圣马力诺的200倍，瑞典的人口规模是圣马力诺的400倍还多，而荷兰的人口规模则是圣马力诺的650倍。当然，拥有民主政府的其他国家，其人口规模要远远大于这些小国，如英国的人口规模几乎是圣马力诺的3000倍，美国的人口规模大约是圣马力诺的10，000倍，而印度的人口规模几乎高达圣马力诺的25，000倍！然而，相对于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民主主义者来说，即使作为小国的荷兰，就似乎是一个只适合专制君主统治和奴隶制的巨型帝国了。卢梭所生活的时代的日内瓦，人口规模大致在22，000人左右。
在人口规模或者其他与规模有关的任何维度（比如地域面积）之间的这些区别，是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更确切地说，民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规模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为了便利公民对其政治体系进行理性的控制，一个政治体系多大的规模比较适当？不同规模的政治体系将享有何种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
关注这些问题的任何人都将迅速发现，它们表面上的简单明了掩盖了复杂问题所具有的独特困境。在本书中，我们将试图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尽力直面这些问题的挑战。
然后，让我们首先从简单的问题着手，开始考察这些问题在当今时代的相互关联性。城市化和人口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引发了各层次的政府不受控制地增长，这已经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美国，人们尤其关注的问题是，允许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区和特大型城市）无限制的增长是否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正如一些人口统计学家所宣称的，如果现在存在着一个从弗吉尼亚州到缅因州之间的连续城市区，我们是否有必要将其变成一个巨大而单一的自治型特大城市（a single vast self-governing megalopolis）？为什么要，抑或为什么不要？民族国家的规模同样大小不一。对于某个新兴国家而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人们不得不费尽心力地去研究国家规模，防止它因为太小而不能存活，抑或太过庞大而难以维持。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着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主制度得以稳固建立和运行的国家。或许那些小型的欧洲民主国家确实真的太小了？它们是否应该联合成为一个更大的体系，例如欧洲联盟呢？另一方面，拥有2亿多人口的美国是否又显得实在太大了？它是否会遭受巨人症和过度复杂性的困扰？无论如何，如此巨大的政治体的民主经历是否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民主经历毫不相干？毕竟在1970年的时候，大概70%左右的国家拥有比荷兰更少的人口数量。
当人口增长这一不可阻挡的驱动力使得一个小国家变大，一个大国家变得更加硕大无比的时候，人们总是强烈呼吁让政府更贴近人民生活，让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运作更加有效。人们一般认为，小国比大国更加有利于推进和发展民主。因此，那些较大的单位必须拆分为更小的单位，如较小的地区、州、城市、乡镇或者社区。只有在这些地方，运作草根民主才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人们也经常抱怨这些小型共同体不能有效处理它们的各种问题，从而呼吁建立更大的政治体，诸如大都市区、欧洲国家联盟（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一个世界联盟（a world federation）等。同时，人们还表达了对于社团规模以及政府的社团控制能力的强烈关切，尤其是政府控制巨型国际社团（international giants）之能力的关切。
这样，规模问题就恰好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一部分：拥有高度自治和主权的民主政治体系如何以及是否真正能够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幸免于难呢？除了作为全国政府的代理人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其它存在的意义吗？就此而言，国家，尤其是那些小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大部分主权？但是，如果每个较小的单位都按照逐渐递增的顺序（ever-ascending series）让渡其自主权给下一个更大的单位，那么民众是否还能够保持对政府的有效控制呢？在这一限度内，如果每个较小单位仅仅是一个世界政府的分支和代理机构，而且政治参与涵括了数十亿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那么留给民主一词的意涵又将是什么呢？相反，即使某些形式的决策分权化和自主权是可欲的，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对一个政治单位的分权化何种规模是适当的？
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随着世界各地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经常与人口增长相伴随的其它经济和社会变迁，导致乡村变成了近郊区，近郊区变成了城市，城市变成为大都市区，而在美国，各州就等同于一个巨型国家，这些都使得对规模问题的讨论变得更为迫切。例如，加利福利亚州的人口规模就与加拿大整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旗鼓相当，而加拿大的人口比世界上80%的国家的人口都要多。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拥有比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国家更大的人口规模。在城市化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大量高度原子化的个体由于缺乏紧密的社会联系纽带和唇齿相依的共同体感，变得相当地离群索居并被社会所疏离，这些无一不强化了人们对于对城市生活的恐惧，除非是高度情感化的群众运动唤醒了一种极具欺骗性的我们感（we-feeling）。无论这些关于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观点是否有效，它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对共同体的研究，并且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政治单元到底需要多大的规模才能有效维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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