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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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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识渊博、著述丰富，语言行文逻辑清晰，思想内涵深入深刻，带领读者细细分析了俄苏文学、文学鉴赏、深圳文化等三大领域的知识内容。读这本书，既能感受到俄罗斯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错综复杂，品味到文学鉴赏的乐趣与奥妙，也会被深圳文化的全新观念所感染，增进对我国当代新型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本书对于提升文化修养，更新思想观念，实现人生的诗化和艺术化，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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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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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特色鲜明、充满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文化研究专著，内容涉及俄苏文学、文学鉴赏、深圳文化等三大领域。全书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融会一体，既论述俄苏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阐明文学鉴赏的入门之道和方法路径，又揭示深圳文化超常快速发展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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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俊忠（1949），深圳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师从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蓝英年先生。1987年到深圳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方向涉及俄苏文学、文学鉴赏、深圳文化等多个方面。主要著述有：
《俄苏文学通观》（1992）；
《特区文化与高校德育》（1994）；
《文学鉴赏论》（1998）；
《超越参照深圳文化散论》（2003）；
《学海拾贝文学与文化研究》（2005）；
《深圳文化三十年》（2010）；
《深圳文化十论》（2012）；吴俊忠（1949），深圳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师从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蓝英年先生。1987年到深圳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方向涉及俄苏文学、文学鉴赏、深圳文化等多个方面。主要著述有：
《俄苏文学通观》（1992）；
《特区文化与高校德育》（1994）；
《文学鉴赏论》（1998）；
《超越参照深圳文化散论》（2003）；
《学海拾贝文学与文化研究》（2005）；
《深圳文化三十年》（2010）；
《深圳文化十论》（2012）；
《莎士比亚传》（译著，合译，1984）；
《活下去，并要记住》（译著，合译，1997）；
《岁月有痕我的另类写真》（随笔，2007）；
《以书为灯我的书趣人生》（散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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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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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学者人生的文化况味
导言： 探寻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
自序：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3俄国文学概观
16苏联解体后的苏联文学教学与研究
29艺术追求与思想探索
从屠格涅夫现象到肖洛霍夫现象
39跨文化视野中的中苏文艺政策比较
55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蓝英年现象
71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
88当下文化视野中苏联文学史的反思与重建
135附录：苏联历次作家代表大会简况
根据相关资料编写
147关于文学鉴赏理论建构的思考
155文学鉴赏类型分析
164文学鉴赏的主体介入
173论文学鉴赏的主体介入范式及其成因
183试论文学鉴赏的创造性
199让批评走近作者
关于文学批评多解性的思考
208走近嘉尔曼
外国文学经典形象的文化阐释
219超越参照，建设深圳主体文化
231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圳文化变迁
240深圳文化十大论题
280深圳文学：深圳创意文化建设的艺术动力
291深圳文化创新与深圳文艺发展
深圳文艺三十五年发展的文化思考
321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贡献
369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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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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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学者人生的文化况味
2014年9月10日上午，打扮俊俏的俊忠，来到我的办公室。从手提袋里掏出一本书《以书为灯：我的书趣人生》，对我说：老郁，你是做大学问的，我做点儿小学问，新出一本书，送给你。大学问、小学问的话，俊忠说过多次，说得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对他说：学问无大小。你搞的比较大众，我搞的比较冷僻。我搞的，你搞不了；你搞的，我也搞不了。你在深圳，做了二三百场讲座，给我们深大争了很大的光。他笑着说：给我一支笔，给你签个名。他接过笔，在扉页上写了龙余兄存鉴几个字，签名落款的日期是2014年9月8日。今天是教师节，怎么写中秋节的日期呢？噢，明白了，俊忠所图的是圆满！他一边翻着书，一边介绍。我发现有几张照片很漂亮。其中一张，是他坐在办公室，气定神闲，英气十足。我问：这是谁照的？他说，这是你照的，你忘了？我真的忘了，但那间办公室我永远不会忘。另一张照片是《苗家姑娘盛装亮相文博会》，我问：这张照片照得太好了，谁照的？俊忠不无得意地说：我照的。不经意间，谈论照片竟成了两个老头的自我表扬。
俊忠走后，我认真翻了翻《以书为灯》。全书是经过精心筹划的：上篇：读书明理；中篇：著书明志；下篇：译书明鉴；附录：藏书怡情。通阅《以书为灯》，可以照见俊忠的人生。书的封面和内页，都经过认真设计，勒口上的内容简介，扉页上的献辞，彩照的选择与安排，无不精心营构。封面设计尤其引人注目：俊忠手持一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光温和中透出刚毅。他身穿藏青色对襟布褂，靠下端绣着一条五爪金龙。在紫红背景的映衬下，显得端庄大方。我们认识的，一看知道，是俊忠教授；不认识他的，一看以为是特邀的教授级的节目主持人。他的神态与架式，酷似他的南通老乡国画大师范曾。
上面所说，只是俊忠的一面。在这里，我想说说在他书中找不到的另一面。俊忠毕业于名校，本科在南京大学念俄语专业，1983年到北京大学进修一年，1984年到198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1987年来到深圳大学教书，一直到2008年退休。在深大所有教师中，我和他的关系不是能用友谊两个字能够形容的：说朋友，太普通；说哥们，太俗气；说相知相惜，比较准确。我曾经给胡经之老师写过两篇文章，给何道宽老师写过一篇。许多次都想给俊忠写一篇，可是都拿起笔又放下。现在，我终于下决心写了。因为，翻阅《以书为灯》，读着书中的文字，看着书中的照片，我觉得俊忠似乎要告诉读者一些什么。
我自以为，和俊忠相知相惜。那么，在我心中的俊忠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
俊忠是一位勤勉的读书人。他出身于江苏南通一户吴姓农家，完全靠刻苦读书，才改变人生。相关事迹在《以书为灯》中，有许多真实生动的描述。腹有诗书气自华。俊忠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兼及其他研究方向。他已经出版有十本著作，其中两本是译著，还有四十多篇论文。俊忠有一种才华，让我称慕不已，他条理清楚，极善总结。我们在文学院搭档期间，每次开会总结，总是请他来做。俊忠的总结，不是一般的概括，而是在忠于原本的基础上，有所升华和发现。他的这个本领体现在做学问上，十分有用。《以书为灯》中的书评写得很精彩，充分展示了他善于总结的才华。这在他这次出版的书中再一次充分展现。俊忠今天的成就，和他一辈子爱读书密切相关。我的老师季羡林来自穷困的鲁西北农村，也完全靠读书才成为知名的大学者。他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用张元济的话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俊忠这本《以书为灯》要告诉人们的，也是这个道理。现在，社会上流行拼爹论，这是一个很腐朽的观念，它不是过去流行的血统论的翻版吗！夺人先夺志。拼爹论夺取的就是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孩子的志。志不立，无以成事。《以书为灯》这本书，好就好在帮助孩子们立志。有志者，事竟成。再苦再穷的家庭，只要家庭和孩子有志气，就一定能成功。如果不信，就读读季羡林的书，读读俊忠的《以书为灯》、《读书与思道》等著作。
俊忠是一位刚强弘毅的学者。1987年他研究生毕业来到深圳大学，我们就成了同事。但真正相知相惜，是在成立文学院，我们成了工作搭档之后。深大中文系成立于1984年，后又改名国际文化系。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1990年又和大众传播系合并，成立中国文化与传播系。到1997年，深大开始实行学院制，中国文化与传播系和外语系合并成立文学院。当时，我在北京陪妻子看病，筹备成立文学院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俊忠来操作。经老师们推荐和学校领导的通盘考虑，新成立的文学院由我来出任院长，俊忠任党委书记。这样，我们就成了工作搭档。在许多单位，院长和书记总是不和谐。但是，我和俊忠从未闹过矛盾。他总是顾全大局，总是协商第一，总是未雨绸缪。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人的品格和胸怀的问题。多年来，我逢人便说，我和俊忠是最佳搭档。这绝非虚言，而是真情流露。不是自吹，我们俩都很勤政，除了上课、开会，平时都在办公室做事。俊忠有颈椎病，容易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出现短暂性眩晕。但俊忠很坚强，没有被这种病压倒，一面科学治疗，一面照常工作。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吴俊忠教授，总是那样潇洒、奔放。退休之后，他应邀在深圳做了近三百场讲座，场场叫座又叫好。这一点，我是很钦佩他的。佩服他的讲演艺术，更佩服他的弘毅精神。
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俊忠爱美爱生活，读书、演讲、教学、科研，自成一格，诗意盎然，可谓是诗意栖居的生动个案，充分体现出学者人生的文化况味。自从我见到俊忠，他就是一个爱打扮的男人。当年，他研究生毕业，囊中羞涩，为了到深圳找工作，把唯一的一身西装卖掉，买了火车票南下。这一举措，颇有破釜沉舟的劲头，有一些悲壮。不过，俊忠的决断是对的，他卖掉了一套西装，换来了更多更漂亮的服装。俊忠爱打扮，和别人臭美不一样。他是用审美的要求来购买服装的。而且，他买的衣服一定物美价廉，让许多人羡慕不已。有一次，参加一个什么会。俊忠对我说：老郁，你这上衣太旧了。穿我这件，试试看。我一试，非常合身。可是，第二天等我一洗，这件蓝色丝绸短袖衫变成深蓝色了。下次再碰面，我就对他说：俊忠，你的衣服颜色变深了，不还给你了。他笑着说：它本身是浅蓝色的，你一洗，色彩就变异了。我很喜欢深蓝色，经常穿着它上班。有一次，阮毅教授的女儿书梅，问她母亲：妈妈，郁伯伯为什么总是穿深色的衣服？我想，书梅的这个印象，应该跟我常穿俊忠送我的这件蓝色短袖衫有关。
我们每次开会或搞什么活动，总会发现俊忠又是一身全新的穿着。一问价钱，总是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么便宜！我对周围熟悉的同事说，俊忠是衣服花心不花。大家深以为然，认为我说得很深刻。在学生中，在出席他的讲座的听众中，有许许多多粉丝。但是，从来没有传出什么绯闻。俊忠几十年如一日，是一位严肃的爱美人。
以上是我2014年9月15日写的文字。今年年中，俊忠告诉我，他准备把以前写的演讲稿、读书札记、学术文章和随笔杂谈，分别结集出版，组成一个系列，取名为花萼书系，希望我给书系写个总序，我爽快地答应了。11月26日，俊忠来微信说，他的书系中有两本就要发稿，问我何时能把序写好。我告诉他，12月1日将到印度领一个奖，回来后可交稿。我以为，读书就是读人，读人重在读心。俊忠著作的学术水平和文化内涵，相信读者自有公论。我写他的风格和为人，胜于对他进行学术评价。现在，我将这篇前年为俊忠写的文字，添上这段新的内容，权作他的书系的总序。
郁龙余
2016年12月12日
导言：探寻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
长期以来，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能称之为某方面专家的人，通常被称为学者。但是在社会大众层面，许多人其实并不完全了解学者的角色内涵和应担使命。近几年，易中天、钱文忠等学者走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解国学和传统文化，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成为我国当下的一道文化风景。再加上钱钟书、季羡林等学术大师形象的广为宣传，使人们对学者似乎加深了印象，多了一分了解。但学者与社会进步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大关系？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许多人其实并不十分了解。
我在退休几年后编辑出版自己以往的著述，忽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多了一层思考：我能否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如果是作为学者，那我的人生价值又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围绕这些思考，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心得体会，在此与读者分享，并以此作为编辑出版花萼书系的一个说明。
一、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我是一个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高校教师，从工作内涵和专业特长来看，倒也算得上是个学者。但学者的角色内涵并不限于工作性质的学术性。德国学者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明确指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能够用哲学眼光去研究过去时代的各种事件，把自己的目光转到自己周围的事情上，同时观察自己的同时代人。由此可见，学者不仅需要有专业特长，而且还要具有研究人、研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知识和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曾经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相距甚远。
我在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后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深圳大学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为提升职称而搞科研，为提高专业水平和建构学术形象而奋斗，很少考虑如何造福社会、服务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围着自己的专业打转转的教书匠，或所谓的专家。
当我对学者的角色内涵和责任使命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决定更新自己的治学理念，强化社会服务意识。尤其在1999年评上教授、职称压力减少以后，我开始调整研究计划，不再局限在自己的学科和专业领域，也不再仅仅是著书立说，而是用较多的时间思考如何运用和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与所学知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二、努力探寻科学合理的学者价值存在方式
学者的使命是造福社会，服务社会，学者的使命也决定了学者价值的存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学者的价值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存在。对社会了解到何种程度，为社会做了什么，做到了何种境界，都是检验学者价值存在的重要标志。因此，学者要担负和实现自己的使命，就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价值，探寻一种既能实现学者使命，又切合自身实际的价值存在方式，明确自己该做什么，应做到什么程度。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智慧而厚积的学者应当是在特定的研究主题上不断深化，同时又有跨学科的知识编织的外衣，从而让心灵保持开放和充满智慧，真正推动知识的创新和进步，并保持对社会的审慎思考。（参见《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术榜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6日）这段话与费希特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照这种说法，学者价值的存在方式，不外乎三种类型：
1．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高校教师或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一般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作为担负特定使命的学者，要实现自己的使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必须把专家这个称号与社会服务
联系起来。不仅要掌握某个学科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善于用这种知识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家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掌握者，更是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小智库和活字典。既能向在校学生传授知识，释疑解惑，又能为社会发展和大众需求提供智力支持和信息咨询，及时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因此，专家不能停留在课堂或实验室内，而是要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想社会所想，急社会所急。正如费希特所指出的，专家仅仅有真理感还不够，它还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而这正是学者的任务。也就是说，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不仅要探索真理、掌握真理，而且还要到社会中去阐述真理、检验真理，让真理为更多人所掌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者的使命。当然，少数学术大师，他们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和文化思想，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学术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价值存在方式是一种特殊的高层次体现。看起来他们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象征，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我在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对自己有了比较正确的定位，不奢求成为大学问家，而是努力在把自己所学知识服务于社会这方面下功夫，力求做一个研究主题不断深化，又能对社会保持审慎思考的学者。
2．做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传播者
费希特在谈及学者的使命时，着重谈到：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自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使人们具有一种真正需求的感觉，并向他们介绍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通俗地讲，就是学者要在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敏锐地观察和研究社会，发现社会中的突出问题，预测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激发他们的精神需求，为他们释疑解惑。并通过发表文章、登台演讲等形式，向社会大众宣讲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型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引导社会大众追求道德风尚的高水准、生活方式的科学化和人生修养的高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学者必须超越学科和专业的局限，拓宽文化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善于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来丰富和提升自己，使自己成为广义上的文化学者，成为跨学科跨专业的杂家，进而向社会大众传播他们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知识，并为他们指出满足各种精神文化需求的方法和途径，真正成为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者。这些道理深深地影响和激励了我，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传播者，并且收获甚多，感触尤深。
3．争当将学术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智者
学者风格各异，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在社会文化弥漫浮躁气息的文化背景下，有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了身份意识，忘记了应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或为金钱所惑，或为虚名所累，忙于行走多，潜心学问少，更谈不上为社会服务了。这样的学者当下并不少见，他们的价值存在方式既不能称之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不像真正有造诣的文化学者，因而常常被人视之为教授不像教授，学者不像学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其说是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使然，倒不如说是学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明确指出：给予个人荣誉的不是阶层本身，而是很好地坚守阶层的岗位；每个阶层只有忠于职守，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才受到更大的尊敬；正因为如此，学者有理由成为最谦虚的人，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目标往往是遥远的，因为他们应该达到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境界。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这段话对学者的使命意识和人生境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应成为每个学者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学者要真正能担负使命、尽到责任，成为走在前面的引领者和榜样，就必须像费希特所说的那样，将学术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经得起外界的喧嚣和诱惑，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坚持自己选择的价值存在和价值体现方式，不跟风随俗，不人云亦云。即便不能成为著作等身、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师，起码也要有所作为，对得起自己的称号，被社会所认同，受大众所欢迎，为社会做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贡献，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发出造福社会、温暖他人的光和热。有鉴于此，我在自己的书房内挂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经得起诱惑，喧嚣尘世自存一方净土；下联是：耐得住寂寞，散淡人生另有一番境界。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常对照，严以自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我避免流俗，坚持自己的价值存在方式的一种写照。
三、积极探索和尝试自身价值体现的新途径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作为一名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虽然也算是一位不大不小的学者，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缺失（外语系毕业，理论基础不够扎实，也未有机会到国外深造），不大可能成为大学问家。因此，我就下定决心：既然当不了大学者，那就要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努力把这个不大不小的学者当得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当得小有成就名副其实，当得生动活泼特色鲜明。于是，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对自身的价值存在方式，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1．更新学术观念，跨越学科界限
我大学阶段学的是俄语，毕业后较长时间从事的是俄苏文学研究，用传统观念来看，就是一个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后来，我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大学工作，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我意识到，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既是一个有较好专业修养的文化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对社会文化现象有深度认识和发言权的社会活动家，能够担当起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鉴此，我从俄苏文学研究跨界到文学鉴赏研究和深圳文化研究。我以为，文学鉴赏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也是指导社会大众理解文学、走近文学的必要途径。而深圳文化研究更是一个深圳本土文化学者的分内事。深圳文化的新观念、新形态、新趋势，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作为一个在深圳工作与学习的文化学者，必须关注和研究深圳文化，才能增强文化自觉意识，真正担当起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正是在这样的治学理念指导下，多年来我先后有了一批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俄苏文学新论、文学鉴赏探微、深圳文化辨析带多个方面，并且择优结集出版，这也算是从一个角度体现了我的价值存在方式。
2．推进文化传播，适应大众需求
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一方面推进了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社会文明和公民文明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任务繁重，公民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多元并存，需要给予及时的引导。这正是需要人文社科学者做好文化传播工作，努力发挥作用的时候。近十多年来，我先后在社会上做各类专题演讲300多场，传播适应大众需求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知识，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和好评。
我在实践中意识到，一个学者要做好文化传播工作，必须超越学科和专业，不能局限在自己所属的某个学科和某个专业。因为文化传播的对象是不受学科和专业限制的社会大众，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系统的公众，都需要得到文化知识的滋养。以我自己为例。在社会上做各类演讲，所到单位既有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有社会团体、各级各类学校和街道、社区等，受众涉及党政干部、普通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文艺工作者、社区居民、打工青年、大中小学学生等多个层面，内容包括婚姻与爱情、文学与人生、人际沟通艺术、党政干部素质提升与观念更新、女性主体意识等20多个专题，如果不在原有的学科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基础上，扩大知识面，优化知识结构，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显然就不能适应文化传播工作的客观需要，就不能适应社会大众的实际需求。
此外，我还注意根据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文化传播工作。如根据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离婚率大幅上升，无爱婚姻大量存在的实际情况，我应邀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做了让婚姻充满爱的专题演讲，结果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再如，针对深圳市民生活节奏快、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大，不少人都有一定的心理问题的客观实际，我在多个单位做了社会文化变迁与人的自身和谐的专题讲座，引导大家正确认识事业与生活、现状与追求、幸福与缺憾等方面的关系，同样受到了欢迎和好评，为推动社会文明建设起了较好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扩大文化传播的社会效应，我把自己在社会上做各类专题演讲的讲稿，选编成书，正式出版，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文化传播的精神魅力和思想引领。
这也从一个新的角度体现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价值存在方式。
3．读书注重文化选择，明理尽量惠及大众
我曾经给自己杜撰了两句治学格言：读书明理，理应惠及社会大众；治学求道，道在塑造智慧人生。这两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我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存在方式的一种概括。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化学者，还是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读书早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一生的精神领地。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明理，但理不能一人独享，应惠及社会大众。凡有读书心得，都应广泛传播，让世人分享。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也是服务社会、造福社会的重要途径。
为了使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读书，能体现既求知怡情又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我注意加强读本的文化选择。无论是经典阅读，还是时尚阅读和应用阅读，我都尽量选择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以及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指导或引导意义的书籍来读，以体现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的目的。如我发现当今社会有许多人对人生幸福的认识有误区，把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是否幸福的标准，以至于终身为名利所累的现象，就选读了哈佛大学学者本沙哈尔的《幸福的方法》，并结合此书的一些观点，在社会上做了《幸福的奥秘》专题讲座，同时把讲稿整理发表。让听众和读者懂得：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快乐指向当下，意义指向未来。人既要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又要有明确的目标追求，这样才能真正感到幸福。物质财富并不能从根本上给人带来幸福感。再如，随着我国离婚率的不断上升，暴露出许多人对婚姻家庭缺乏应有的理性认识。有的年轻人甚至对婚姻产生恐惧心理，拒绝走进婚姻殿堂。据此，我选读了《开放的婚姻》、《爱的艺术》等书籍，并将阅读体会写成文章发表，还应邀到公众论坛做了现代婚姻的文明与脆弱等专题讲座，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上述表明，在读书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文化选择，注重阅读的后续效果的文化传播，使自己读书所明白的道理，真正惠及社会大众，就能让阅读超越个人的爱好，成为给社会大众提供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甚至还有了较大数量的粉丝。这也成为我把读书心得结集出版的重要动力。
以上集中阐述了读书明理，理应惠及社会大众的道理，而所谓的治学求道，道在塑造智慧人生，就是要坚持治学与做人的统一，把研究成果和学术生涯中的点滴感受，与提高人生境界，塑造审美人生联系起来，保持哲学思辨的良好习惯，形成至情至性的浪漫情怀。我以为，学问不是僵死乏味的，应该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我在从事学术研究，参加社会文化活动，或旅游观光、人际交往时，凡有所体会和感悟，都立即以随笔杂谈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择机发表，既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又激励影响了他人。20多年来，不知不觉我也写了近20万字的随笔杂谈，有不少已正式发表过，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他们称赞我的随笔杂谈比学术文章更有趣，更受欢迎，从中他们看到了我的多彩人生，看到了我的理性思维和情感特征，看到了我的理想情怀和人生境界，也看到了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是读书与思道、哲思与浪漫的良好社会反响。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人生并非如梦，往事并不如烟。岁月有痕，岁月如歌。我的学者人生并无十分突出的亮点，也无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显赫的头衔。但我的尽心教学、深入研究、热情传播、服务社会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效应，让我对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存在方式多了一份自我认同。常言道：每个人都是一片不可复制的绿叶。愿我这片 绿叶也能为我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增添一分光彩。若能如此，我已无憾。
自序：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家作品、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因而研究的方式大多是就文学谈文学。无论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还是审美研究和心理研究方法，除了研究的视角略有不同外，本质上还是以文学为核心对象的研究。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成果的影响不够广泛，虽在文学圈内会引起关注，但对一般社会大众的影响则并不大。
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使文化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文学研究人员受其影响，开始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融合起来，探讨作家创作的文化背景，作品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影响，甚至把有些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符号来看待。尤其是在一些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既有以科学思维为主导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研究方法，也有以人文观照为特征的符号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研究方法。文学研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文学圈内和圈外的人都感到耳目一新。然而，披上西方文化思潮外衣的文学研究，虽然文化味浓了不少，但在总体上却是杂乱纷呈。不仅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缺少内在联系，而且淡化了文学研究的一些根本关系，如社会历史背景与作家创作、作家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形成、文艺作品与读者的接受等。其结果是，文学研究的文化味成为少数人津津乐道、细细品味的东西，而离文学应有的文化教育功能却相距甚远，与社会大众也是格格不入。
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一些思想观念比较前卫的文学研究专家，提出了文化诗学概念，探讨文化诗学的理论特色、艺术空间和研究方法。此后，专家学者在文化诗学理论指导下，开始把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出现了三个方面的明显转化：一是研究视域由语言向话语、由文本向语境的转化；二是研究空间由共时研究向历时研究的转化；三是研究对象由经典文学、传统文学向通俗文学、边缘文学、再到跨学科乃至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转化。这三大转化反映出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层面，出现了两种比较突出的现象：一是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文化解读。如唐诗宋词的文化气象，四大名著的文化意蕴，明清小说中的科举制度等等；二是运用文化研究方法对文学的固有论题进行研究。如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文化符号意义，等等。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的是，文学研究人员开始跨越原有的学科专业界限，在文学研究中尝试运用历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这种跨界既是对文学研究传统方法的超越，更是对自我的超越，从而逐步实现了由文学研究专家向文化学者的转型。这种跨界和超越，对于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文化教育功能，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个人认为，跨界不仅体现为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而且还应包括传统治学理念的超越、研究方向的扩展和研究领域的开拓。这既体现了一个学者专与博的统一，也是担当学者文化使命的内在要求。我本人大学阶段学的是俄语，毕业后较长时间从事的是俄苏文学研究。用传统观点来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的轨道上前行。后来，伴随着我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工作以后，我对文学研究的跨界与超越又有了新的认识。我意识到，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既是一个有较好专业修养的文化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对社会文化现象有深度认识和发言权的社会活动家，能够担当起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有鉴于此，我从俄苏文学研究跨界到文学鉴赏研究，又把深圳文化研究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之一。这种跨界按传统观点看，可能会被视为不务正业。一个俄苏文学研究专家，不在本学科领域开拓创新，却跨界去做别人该做的事，这不是典型的研究方向不专一吗？而我则认为，一个学者实现从文学研究专家到文化学者的转型之后，应该名副其实，努力做文化学者该做的事。文学鉴赏研究既是文学研究专家的基本功，也是文化学者指导社会大众理解文学、走近文学的必要途径。这是文化学者的分内事，不仅要做，而且要认真做好。而深圳文化研究更是一个深圳本土文化学者应该涉及的研究领域。深圳文学所反映的新思想新观念，深圳文化的新形态、新内涵、新趋势，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作为一个在深圳工作与学习的文化学者，必须关注和研究深圳文化，才能增强文化自觉意识，真正担当起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由此可见，这样的跨界势在必行，这样的超越意义深远。不仅不是不务正业，而且是为了把正业做得更好。
古人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观点和看法是否言之成理，最终还得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来评判。
俄国文学概观
俄国文学气势恢宏，洋洋大观，影响波及全球，回声绵绵不绝，要对其进行概观，似乎有点不自量力。笔者在这里只是选择一定的角度，对俄国文学进行一次纵向的观照，并非对所有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进行全面的阐述（这一任务已由众多的俄苏文学研究专家分门别类、各有侧重地去完成）。众所周知，任何一国的文学，都有其特有的风格品味和独特的发展道路，俄国文学亦不例外。笔者概观俄国文学，正是力图对其发展道路和文化底蕴进行一次系统的探索和思考，为探究俄国文学研究的更高层次，尽一点微薄之力。
一、奇特的文学现象
俄国文学，从文学史的严格意义上来看，始于中世纪的英雄歌谣和英雄史诗（尤以《伊戈尔远征记》为主要标志），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高尔基的早期创作。而从文学发展进程的客观实际来看，俄国文学作为国别文学的形成则始于18世纪初，直至后来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的兴起，历时两个世纪。在这两个世纪的文学进程中，我们看到：18世纪的俄国文学发展缓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较大、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而19世纪的俄国文学则发展迅速，出现了群星灿烂、佳作连篇的景况。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引起了许多文学研究人员的重视和关注。
要全面地探究俄国文学发展的奇特现象，须把俄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进行比较分析，既纵里看，又横里看，方能看出门道。中世纪时期，俄国虽有欧洲古代文学的明珠《伊戈尔远征记》在世界文学花园中散发着俄罗斯民族花朵的芳香，但毕竟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在文学规模上无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相比。那一时期，欧洲文学出现一个又一个高峰，意大利诗人但丁，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以及法国的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都以其经世流传的文学名著，开创了欧洲文学发展的新阶段。而此时的俄国，却几乎找不出一位足以与上述文学大师相媲美的作家，差距之大，显然可见。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文学以弥尔顿等富有坚强的革命精神的作家及作品而称誉世界，而法国的古典主义则在文学样式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涌现出莫里哀、高乃依、莱辛等享誉世界的作家和剧作家。可此时的俄国，仍然推不出能够名扬世界的作家和作品。时至18世纪，法国的启蒙文学成为促进法国启蒙运动的强大驱动力，卢梭、狄德罗、伏尔泰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启蒙文学家，以其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艺术作品，高扬新思想的大旗，使欧洲文学面貌一新；英国则出现了感伤主义文学流派和歌颂第一个真正的资产者的笛福等作家，留下了不少反映英国社会现实的经典文学名著。可这一时期的俄国却刚刚开始从古代文学向新的内容和形式过渡的阶段，虽然也有个别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受到重视（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但是文学规模和文学成就则远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然而到了19世纪，俄国文学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先后涌现出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名扬世界的作家，群星争辉，气象万千。与同一时期西欧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颇具优势。俄国文学一下子由侏儒长成了巨人，在短短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那么，这个奇特现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19世纪俄国文学得以迅速的繁荣发展？概观俄国文学，这是必须解答的两个问题。
纵观俄国社会发展史，俄国文学长期落后、一朝崛起的奇特现象，是与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长期落后密切相关的，同时与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的进程直接关联。14、15世纪，欧洲其他国家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而俄国则才摆脱蒙古人的入侵统治，刚刚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1485年）。此后，历代俄国沙皇虽不乏改革俄国政制之举，但由于他们残暴地剥削和压迫人民，肆意兼并小国的领土，致使内乱不断，外战不息。尤其到16世纪末，当农奴制在西欧各国已经基本绝迹的时候，俄国的农奴制反而得到加强。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趋于激化，农奴起义频频发生。面对人民的反抗，沙皇政府残酷镇压，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根本无心也无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因此，17世纪前的俄国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是不难理解的。18世纪初，彼得大帝开始对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尤其是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对推动俄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彼得大帝时期的好景不长。1725年彼得病死后，几个后任帝王无所作为，肆意挥霍享受，被频频发生的农民起义搞得坐立不安，根本不用心治政，使刚刚焕发出一点活力的俄国，重新被抛进历史前进的慢车道。1812年的俄国卫国战争和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使俄国发生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前者使俄罗斯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同时也在与西欧国家的相比之下，看到了俄国的落后，后者使俄国贵族先进分子投入了俄国解放运动，开始探讨改变俄国现状，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问题。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社会的发展释放了动力。俄国资本主义也开始发展起来，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形成，把俄国解放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俄国解放运动所经历的贵族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三个不同阶段的社会震荡，一方面促进了俄国国家政体的改变，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俄国文学的发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贵族阶级的先进分子、平民知识分子，乃至劳动群众中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用文学的形式分析俄国长期落后的原因，探讨俄国社会变革的途径、方法和前途，回答谁之罪和怎么办的问题。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文学的发展。因此，有人把俄国文学发展原因的分析归纳为社会动荡说或社会变革说，即认为社会动荡、社会变革促进了俄国文学的发展，看来是确有道理的。这种说法虽然与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原因的太平盛世说（即太平盛世经济繁荣文学发展）截然对立、明显不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俄国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或许这也正是俄国文学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所在吧！
二、深厚的文化底蕴
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和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9世纪俄国文学繁荣发展的原因，我们不能单一地从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这个方面来看，还必须看到俄国社会文化的因素。对后者进行客观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认识19世纪俄国文学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可以使我们充分地认识俄国文学的文化底蕴，加深对俄国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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