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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孟子是禁欲主义者吗?他为何坚持主张性善论?其民本论是否是中国早期的民主思想的萌芽?杨泽波教授专研孟学数十年,在本书中,他试图以通俗化的解读方式来澄清关于孟子及其思想的种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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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专门写给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朋友的书。作者以多年的治孟心得为基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孟子生平及其思想的精髓,对孟学作了通俗化地解读。本书独辟蹊径地将孟子思想结晶为国家应该如何治理、道德应该如何成就、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三个问题,并颇具创意地将文中重要的话语摘取出来作为提要,使读者诸君在翻阅本书时有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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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1953年6月生,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长年专心从事孟子以及现代新儒家研究。著有《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牟宗三三系论论衡》、《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五卷本)、《解读》、《牟宗三儒学思想述要》。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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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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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前言 1
序 1
第一章 孟子的生平和地位1
一、 孟子的身世1
二、 孟子的游历9
三、 孟子的作品24
四、 孟子的地位28
第二章 国家应该如何治理37
一、 王道与霸道37
二、 王道政治对君臣的要求48
三、 王道政治的天、君、民53
四、 王道政治的重要措施59
五、 王道政治的际遇与命运67
六、 孟子政治思想与中国文化77
第三章 道德应该如何成就95
一、 理论前导与问题95
二、 性善论的基本思路100
三、 性善论的立论111
四、 性善的真谛116
五、 成就道德的方法131
六、 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137
七、 孟子人性思想与中国文化143
第四章 人们应该如何生活158
一、 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158
二、 食色层次166
三、 事功层次180
四、 道德层次187
五、 为什么追求高层次的生活201
六、 孟子君子之道与中国文化206
结语 孟子的不朽和不朽的孟子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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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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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专门写给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朋友的书。
1997年8月,中山大学李宗桂先生来电话,说他正着手主编《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问我愿不愿意写孟子。我说,不想写了,关于孟子我已经写了两个东西,还怎么写呀?老是炒冷饭,岂不让学界同仁笑话?谁知宗桂兄不依不饶,不光说了不少好话,单是那诚恳的态度也让人受不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答应是答应了,可具体怎么写,却成了难题。
我自认为不属于那种聪明过人的人,不敢把面铺得过宽,这十几年来的精力都集中在《孟子》上了,在写了《孟子性善论研究》和《孟子评传》以后,隐隐有了几分江郎才尽的感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再写孟子,翻出什么新花样,超越自己,实在是太难了,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来想去,没有好的办法,几次都想打退堂鼓。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古训摆在那里,实在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下艰难地支撑了半年多,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心情不好,只好翻闲书解闷。重读朱光潜的《谈美》,眼界大开。朱光潜先写了《文艺心理学》,后又以此为底本写了《谈美》。这两本书虽然内容相近,但同时并行于世,都是近代美学的名著,人们并不觉得它们是重复是多余。道理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读者对象不同。
由此想到写书出书的一些情况。
逛书店,游书市,各类书籍林林总总,铺天盖地,粗分起来无非有两类:一类是给学界同行看的,一类是给社会大众读的;前者是学术专著,后者是普及读物。写书也应该是这样,要不然上天,特意写给学界同行看,要不然入地,专门写给社会大众读。
但现在普遍有两个毛病:一是既不上天,又不入地,夹在中间。结果是学界同行不想看,嫌太浅,没意思,社会大众不想读,嫌太深,读不懂。二是想入地却入不成。有些作者写书,主观上想通俗一点,但因为没有在这方面下过死功夫,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功力不够,只能东拼西凑,南抄北摘。写出的东西浅是浅,可毛病一大堆,笑话连成篇,眼睁睁硬把读者往沟里带。
朱光潜的著作没有这两个毛病。他的《文艺心理学》是写给同行的,在学术观点、学术价值上给人以启发;他的《谈美》是写给青年朋友的,在开拓眼界、活跃思想上予人以教益。更为可贵的是,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有真体会,真心得,真收获,写《谈美》的时候信手捻来,行云流水,深入浅出,可读性高,而且这样的东西是自己咀嚼过的,不是生搬硬套,版权不明的,读来放心,可信性强。
我想,可不可以仿效朱先生的样子,做这样的尝试呢?
目的明确了,思路也就清楚了。我在写本书过程中从三个方面做了大的改动:
一是打破一般著作分别讨论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做法,除简要介绍孟子生平之外,根据我对《孟子》的理解,将其思想与中国文化联系最紧密的问题,抽取出来,辟出国家应该如何治理,道德应该如何成就,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三个问题,集中讨论,争取使读者在阅读后,能对孟子与中国文化这个题目,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不再陷在政治、经济等一个个小框子中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
二是打破一般学术著作的写作方法,参考各类书籍的长处,将格式和行文变得活泼一点、可爱一点。如把小标题列得具体详细一些,取消繁琐的引文和注释,将文中最重要的一些话提取出来,用黑体字作为提要,置于小标题下面,等等。争取让读者能够看起来,读下去,即使时间忙,来不及都读,通过翻阅标题以及提要,也能对本书的主要观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三是删繁就简,将全书的篇幅,严格控制在20万字之内,尽可能不要让大部头把读者吓住,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据我所知,这种写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还不多见,是一种新的尝试。虽然我为此做了努力,但能不能达到目的,还是心里没数,真有点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的不安感觉呢。
在写作过程中,深深感到笔力不济。先天不足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致命伤。我们上学的时候,语文教学除了认识几个汉字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没用的。需要读书的时候,又不准读书,或无书可读。后来尽管不服命运,拼死拼活挤进了学术圈子,可真的赶鸭子上架要写点东西了,才发现底子实在太差,和受过旧式教育的老先生根本没法比。虽然这些年来读《孟子》下了些苦功,自信有些体会,但无奈手中的笔实在是太秃了(尽管早就用了电脑),词不达意,句无生气的毛病处处可见。一开始还有些许遗憾,后来神经麻木了,也就由它去了。
从内容上说,本书不是我《孟子》研究前两部著作的复写,不仅校正了一些材料引用的错误,不少提法、思想也有更新,从中可以看出我近些年来思想的演变轨迹。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孟子的生活态度是很实际的,不仅认为利不可缺少,而且明确承认利本身是一种乐,是一种幸福。
这就说明,孟子的生活态度和禁欲主义全然不同。禁欲主义认为,生活本身是苦,是罪,只有禁止它们的发展,才能净化心灵。孟子却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乐,是一种幸福,既不是苦也不是罪,根本没有必要去禁止。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孟子曾明确讲过:美貌女子,是人所追求的,富有,是人所追求的,显贵,是人所追求的(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万章上》1章)。好色富贵是人之所欲,不是人之所恶,没有必要去禁止,只要加以引导,不要把这些当作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可以了。
由此可见,在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上,孟子虽然总是劝导人们追求义的生活,但对利的生活并不否定,认为利本身也是乐,也是幸福,绝不是苦,更不是罪。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文化始终是一种乐的文化,绝不像其他禁欲主义文化那样冷酷无情,不近情理。
有人可能会问:你说孟子不是禁欲主义,可孟子明明白白讲过要寡欲,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孟子的确讲过要寡欲。他是这样说的:养心没有比减少物欲更好的了。为人减少了物欲,即使有丧失本心的,也不会很多;为人增多了物欲,虽能保存本心,也不会很多。(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35章)
理解这段话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寡欲的核心是强调以义为重,不要因为物欲太多影响了良心的存养,而不是禁欲。人心就那么大,义占多了,就会以义为重,利占多了,就会以利为重。为了防止以利为重,最好的办法是寡欲。寡字用得很巧,是少的意思,不是禁的意思,不能将寡欲解释为禁欲。
其次,寡欲问题虽然有普遍性,但主要还是针对士说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孟子对自己和弟子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君的任务主要是行王道,民的任务主要是制恒产,虽然他们也要成德,但士在这方面的任务最重。士的任务主要是行于道;只有行于道才谈得上志于道,只有志于道才谈得上养心,只有养心才谈得上寡欲。把原本主要针对士讲的寡欲问题,无限度地扩大到其他对象,同样不对。
努力成就道德
追求道德幸福、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两千年来源源不绝,浩浩荡荡,已经铸成儒家幸福观的基本定式。这种幸福观不仅有利于保障人们成就道德,追求高层次的生活,而且为中国文化成为真正的乐的文化,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乐的文化,还包含另一层意思,这就是儒家特别强调追求道德之乐。
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之乐,他认为,当义和利发生矛盾的时候,人们如果毫不犹豫地选择义,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感,就会体验到道德之乐。道德生活本身是一种乐,而且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乐。
重视道德之乐,到宋代之后,有了一种形象的说法,叫作寻孔颜乐处。孔是孔子,颜是颜渊。孔子和颜渊有的时候生活得很苦,但他们有自己的快乐。颜渊更是如此,住得很差,吃得很差,人不堪其忧,但却能不改其乐。道理何在?就是因为他更加看重道德生活,看重成就道德所产生的愉悦和幸福。
明确提出寻孔颜乐处始于周敦颐。周敦颐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是程颢和程颐的老师。他教二程兄弟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周敦颐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让二程兄弟自己去体会,去寻找。二程悟性很高,对此有了深刻的体会,认识到所谓孔颜乐处实际上就是道德之乐,是因为成就道德所带来的内心的愉悦和满足。
朱熹的思想直接源于二程,特别是程颐。二程寻孔颜乐处,对朱熹有很大的启发。他认为,如果能够求得并认知天理,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就会感到快乐。用他的话说这叫作其为乐孰大于是,就是说,这是任何其他快乐都不能比拟的。很显然,这里要说的也是道德之乐。
明代的王阳明在理论上和朱熹有分歧,但在体会道德之乐方面和朱熹则没有原则不同。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道德的根据,如果人能够听命于它,无所亏欠,就会体会到道德之乐,体会到天地间最为快乐的事情。
王阳明有个学生叫王艮,对先生的这种思想很有些体会,作了一首《乐学歌》,专门谈这个问题,其中有这样几句: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意思是说,人心本来就是乐的,只因为私欲不好,把这种乐遮蔽了,如果能够克服这种私欲,人心还是乐的。这就将儒家道德之乐说得更加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了。
以上是从理论传承上说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样,下面讲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苏武为了完成国家的使命,不为物欲引诱所动,在异国他乡牧羊几十年,始终保持气节不变。对一般人来说,这是一种苦,是一种很大的苦,但这种苦对于立志成就道德,成为圣贤的人来说,却可以转化为乐,这就是道德之乐。如果没有这种道德之乐,如果不重视这种道德之乐,苏武绝不可能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很伟大,面对外族入侵,浩浩然一身正气,挺挺然一身忠骨,慷慨激昂,英勇赴死。他有一句名言: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沮洳是腐烂植物埋在地下形成的泥潭,用在这里是苦的意思。但在文天祥看来,这种苦就是他的安乐国。其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这种苦对于成就道德是不可缺少的,经过辩证的转化,也成了一种乐,一种道德之乐。
这就说明,追求道德幸福、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两千年来源源不绝,浩浩荡荡,已经铸成儒家幸福观的基本定式。这种幸福观不仅有利于保证人们成就道德,追求高层次生活,而且为中国文化成为真正的乐的文化,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求乐在后世的演变
宋明以后,食色利欲之乐遭到了否定,只剩下道德之乐唱独脚戏。这个变化使宋明儒学变得有几分面目可憎了,远不如先秦儒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近代以来,人们批评儒学以理杀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宋明儒学在义利问题上的失误,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儒家的生活是一种求乐的生活,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儒家并不排斥食色利欲,禁欲主义不属于儒家;二是在利和义两种不同的生活中,儒家更重视义的生活,强调寻孔颜乐处,努力成就道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寻孔颜乐处对后世一直有重要影响,为后世儒学所继承,可是不排斥食色利欲这一条,在后世却走了调,变了样。
这种情况可以说从荀子就开始了。荀子也不排斥利,但他将公与私的概念引入到人禽之分的义利之辨当中,提出要以公义胜私利。由于义等于公等于善,利等于私等于恶,义和利就成了彼此对立关系,于是,以义制利就成了当然的结论了。这一改变非同小可,于是,孔孟不排斥食色利欲,认为食色利欲本身也是一种乐的思想,便随之灰飞烟灭,不名于世了。
汉代的董仲舒对这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春秋繁露》有董仲舒一句名言,叫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句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写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两种说法虽有区别,但都认为利是不能谋的,这实际上是将利当作恶了,既然如此,哪里还谈得上利是一种乐呢?
荀子和董仲舒之后,程颐又一次将理论的航船引入了迷途。从主观上说,程颐也不完全排斥利,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以公私作为判定义利得当与否的标准,说什么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以公私作为义利的分别,在理论上存在根本性的弊病:公利是为国家,为民心,当然可以求,但即使是私利,如果不违背义,不违背礼,又何尝不能去谋呢?如果人人都不去谋私利,社会还怎么发展呢?程颐在历史上名气很大,但其思想并不精粹,以公私辨义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朱熹在这个问题上不够细心,同样沿着程颐的路子走。在朱熹看来,义和利的区别在于:义是天理之公,利是人欲之私;圣人与众人的区别在于:圣人是循理而公于天下,众人是纵欲而私于一己。由于以公私判定义利,公和义是善,私和利是恶,就成了必然的结论,而这实际上是将义利当作彼此对立的关系来看待了。这样一来,孟子关于利的生活本身也是一种乐的思想,就失传大半了。
这就说明,孟子义利思想的真义,从荀子开始,经过董仲舒,再到程颐、朱熹,已经不名于世。这里面出问题的地方很多,其中以公私论义利,算是比较大的一处。在孟子那里,从来没有将义利和公私联系在一起,义不等于公,利也不等于私。从荀子开始却将义利同公私捆在一起,既然利等于私,私不好,利也不好,当然就不能求了。从此,利和恶划上了等号,人们开始耻于谈利,利也就成了洪水猛兽。
总之,宋明以后,食色利欲之乐遭到了否定,只剩下道德之乐唱独角戏,这个变化使宋明儒学因此变得有几分面目可憎了,远不如先秦儒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近代以来,人们批评儒学以理杀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宋明儒学在义利问题上的失误,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学做圣人
向上是孟子君子之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心是不满足于低层次的生活,不断追求高层次的生活,使自己上升为君子,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贤。这种理念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字:学做圣人。
上面是说求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接下来再说向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上面讲过,向上是孟子君子之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心是不满足于低层次的生活,不断追求高层次的生活,使自己上升为君子,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贤。这种理念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字:学做圣人。
孟子的做人标准非常严格,主张以尧舜为榜样。弟子们有时对此不理解,认为这种标准很好,但太高太大了,如同登天一样,难以达到,为什么不能把标准降低一点,让人们感到可以攀求而不断去努力呢?
孟子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做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就如同高明的工匠不因为拙劣的工人改变规矩,善射的羿也不因为拙劣的射手改变开弓的标准一样。(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尽心上》41章)
树立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从理论上说,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的需要有不同的层次,另一方面,人与圣人又属同类,同样具有成为圣人的潜力。这个潜力虽然很大,但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按照一般的规律,一个人取得成就的大小,决定于他为自己制定目标的高下;一个人最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决定于他选取什么样的做人标准。孟子始终坚持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使社会多一些圣贤。
这方面朱熹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问题。他说:人必须以尧舜为榜样,这就好像射箭的人对于靶子,必须准备箭箭都射中才行。人到得尧舜地位,方做得一个人。在朱熹看来,做人只有到了尧舜的境界,才能算做得一个人。这里,学做圣人的思想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
王阳明也持同样的看法。《传习录》是王阳明对弟子讲学的记录,其中特别强调学圣人,做圣人,后人甚至有读《传习录》,始信圣人可学而至的说法。
清代有个叫张伯行的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圣人可学而至论》。他认为,圣人之所以可学而至,是因为圣人与我同类。如果能于日用之间,入则孝,出则悌,事事本之以忠,行之以恕,将不如尧舜孔子的东西去掉,和尧舜孔子一样的东西保留,则亦尧舜孔子而已矣,尚何圣人之不可学哉?张伯行名望并不特别高,他的说法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士人的基本观点,说明学做圣人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做人的一般准则。
先做人后立业
做人与立业的关系,实际上是如何处理道德层次和事功层次的关系问题。由于孟子坚持把道德层次置于事功层次之上,后世逐渐形成了先做人,后立业的传统。有德有业,自然最好,二者如果不可兼得,儒者宁可选有德而无业,或有德而少业,也不选有业而无德,更不要说有业而败德了。
向上对后世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这就是重视做人和立业的关系。
做人是说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立业是说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做人与立业的关系,实际上是如何处理道德层次和事功层次的关系问题。由于孟子坚持把道德层次置于事功层次之上,后世逐渐形成了先做人,后立业的传统。有德有业,自然最好,二者如果不可兼得,儒者宁可选有德而无业,或有德而少业,也不选有业而无德,更不要说有业而败德了。
出书写文章,对学者来说,是立业的大事,谁人不想?可是如果偷偷找来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抄了去,或者拿了多人合作的成果署上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去发表,以便早一天成名成家,当教授,当博导,这就是为业而败德,就是偷鸡摸狗的小人,真正的儒者是不屑而为的。
但这种价值取向,这种优秀的传统,在今天正受到严重的冲击,先做人,后立业的意识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有些人学习文化,学习哲学只是让自己更聪明一点,而让自己更聪明,无非是在事业上获得成绩,发大财,赚大钱,至于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德的人,成为一个好人,对不起,那就不是我的事了,请找别人去吧。
受此影响,人们往往不自觉把事功需要放在首位,认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事业成功就是成功人士,就是英雄,就是老大,就能出头露脸,出人头地。结果聪明的人、所谓事业成功的人越来越多,而有德的人、不聪明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为成就道德付出物质甚至生命的牺牲,在常人看来就是不聪明,不明智,甚至是傻乎乎的)越来越少。在这种背景下,道德沦丧,德性败坏就在所难免了。
向上中隐含的问题
与其将标准都定在学做圣人上,不如将其规定得具体一点,首先致力于普通人格的开发,然后才是圣贤人格的建构。也就是说,完整的人格应当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普通人格,然后才是圣贤人格。向上也隐含着一些问题。
不满足于利的生活,追求高层次的道德生活,不断完善道德,成就自己,这是向上的主要含义,这自然是对的。但如果要求每个人都要像尧舜一样成为圣贤,就不无问题了。
就整个社会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百姓,如果把标准全都定在学做圣人上,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显然无法达到。标准定在那里,大部分人却无法达到,很容易出问题。问题之一是丧失信心。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是凡夫俗子,圣贤是当不成的,随他去吧。另一个问题是产生虚伪。人人都向往成为圣贤,内心却没有那么崇高,就可能迫使人们把自己的不足掩盖起来,从而造成虚伪,造成不真实。
这种不足当然不能完全算在孟子头上。孟子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提出一种理论,首先考虑它是不是清楚明白,是不是完整合理。孟子只是看到当时社会风气不好,人心不古,心里着急,才言必称尧舜,要求学习圣人的,而且他这方面的很多论述也只是对自己和弟子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的理论有不完整、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后人应当对其进行弥补,使其完整起来,而不应该苛责于古人。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与其将标准都定在学做圣人上,不如将其规定得具体一点,首先致力于普通人格的开发,然后才是圣贤人格的建构。也就是说,完整的人格应当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普通人格,然后才是圣贤人格。普通人格的要求较低,只要能够遵纪守法就可以了,圣贤人格的要求要高出很多,还必须完善道德,达到了这个标准才能成为圣人。在现代社会中,圣人不能没有,但也不可能太多,不能要求每个公民都成为圣人。
由此可见,对儒家有关做人的思想进行合理的现代诠释,既保持学做圣人这一传统的精华,又积极致力于普通人格的培养,使传统人格思想进一步层次化、条理化,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我们研究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题目必须解决的问题。结语孟子的不朽和不朽的孟子结语孟子的不朽和不朽的孟子
无论什么时候,如何治国的问题、如何成德的问题、如何生活的问题总会存在。面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总要直接或间接地求助于孟子,在其思想中寻找有用的资源。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孟子,尽管案几上可能没有他的牌位,但血管里一定流淌着他的鲜血。在这条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孟子保持着长青,保持着不朽,就像那大沙河中经过亿万次淘汰剩下的黄沙和卵石。
好多年以前,我在军队工作的时候,我们师部旁边有一条大沙河,清晨或傍晚,我常去那里散步。
那是湖北北部经常可以看见的一种河。河岸不高,也不陡峭,不少地方连明显的河岸也没有。河面比较宽,约一二百来米的样子。整个河道铺满了沙子,沙子的质量很好,像是北方的小米,黄黄的,细细的,偶有一些鹅卵石,数量也不多。河水不宽,一般只能占据河道的三分之一;水也很浅,能没过膝盖就算是深的了。四周没有污染,水很清,沙很净,清澈的河水顺着黄黄的河道淌漾,小鱼在水中游戏,卵石在水底闪光,一眼到底,毫无遮拦。夏天赤脚在沙滩上漫步,或者干脆顺从天性任意躺在水里,让身体直接接触黄沙和卵石,任清水从头流到脚,真是惬意极了。
在本书快要收尾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当年的情景,想到了那些黄沙和卵石。
大自然有着神奇无比的力量,总是淘汰腐烂、没有用的东西,保留不朽、有价值的东西。就像那条大沙河,经过千百万年的洗刷,淘汰了淤泥枯草,保留了黄沙卵石。
思想发展史也像是一条长河,淘汰腐烂,保留不朽。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无法计数,但能够成为哲学家的并不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士人头脑里没有可以称得上不朽的思想。哲学家就不同了。他们能够配得上这个称谓,是因为他们拥有不朽的思想。历史既残酷无情,又情有独钟:在淘汰腐朽的时候残酷无情,在保留不朽的时候情有独钟。
在众多的士人中,孟子出其类,拔其萃,成为重要的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中占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孟子思想中有不朽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些不朽的东西,择其要者,无非有三:
一是王道政治。战国之时,天下无道,世风惨烈。各种救国治世的主张纷纷粉墨登场,其中霸道主义最为流行。孟子则反其道,力倡王道政治。虽然王道政治不合时宜,但对君王提出较高的要求,重视民心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利益,成为理想政治的代表。两千年来,在绝对专制的前提下,王道政治是唯一能够与现实政治相抗衡的合法的力量。正因为这样,王道政治才为后人津津乐道,啧啧称颂。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的张力,是解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把钥匙。保持这种张力,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二是性善理论。提倡王道政治必须为其建构牢固的人性基础。孔子创立了仁的学说,对儒学作出了大贡献。但仁是什么?来自何处?孔子并没有回答。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将这些问题落实在良心本心上:因为人人都有良心本心,所以人人都有诚善之性;因为人人都有诚善之性,所以人人都有成就道德的基础。有了性善论,自暴自弃者才无可借口;有了性善论,人类才不至于沦为禽兽。性善论开创了心学的先河,不仅为王道政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形成好德乐善、积极向上的文化心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义利思想。孟子有好辩之名,义利之辨是好辩的核心内容之一。义利之辨的含义较多,有人禽之分的义利,有治国方略的义利,有道德目的的义利,其中人禽之分的义利是义利之辨最主要的内容,对后世影响也最大。人禽之分义利之辨的主旨,是强调人不能只满足于食色和事功,过利的生活,更应该时时想着义,过道德的生活。只有这样,人才能生活得有意义,才能使生命充满光辉。无论在什么时代,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总是需要的。孟子人禽之分义利之辩的深远意义正在这里。
无论什么时候,如何治国的问题,如何成德的问题,如何生活的问题总会存在。面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总要直接或间接地求助于孟子,在其思想中寻找有用的资源。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孟子,尽管案几上可能没有他的牌位,但血管里一定流淌着他的鲜血。在这条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孟子保持着长青,保持着不朽,就像那大沙河中经过亿万次洗刷淘汰剩下的黄沙和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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