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自然为开端
这本书的前言还应引出这本书的开端或出发点。十多年前，我为《读书》写过一篇纪念《读书》创刊（应是复刊）20周年的文章，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这一标题也可写为知识之为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概念集，随人生感悟而演化，或可借用转识成智四字，才更完整。知识为生活服务，当然要转化为智慧。融入智慧的知识，不需论证，是圆融的。
一套圆融的知识体系，从何开始讲述呢？对于大学里的教师，这是每一学期的任何一门课程开始都应予以解释的。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我意识到，圆融的知识体系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讲解。这就有些像讲解数学体系，教师想象中的许多等价命题的集合，可以随意从某一集合开始，提出假说和公理，然后推演其余的命题（及等价命题）。当然，在想象中的这些命题集合，有一些是更基本的，于是不能从不很基本的命题集合推演得到。上述的任一开端，特别指称这些在想象中是更基本的命题集合及其等价命题集合。更富原创精神的学者，通常从与上述类似的想象开始建构他们的体系。或许在随后的推演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存在一些更基本的命题集合，于是可以扩展自己的体系，当然也可能如维特根斯坦那样，颠覆或重写自己的体系。
今天早晨我想象中的一个不错的开端，是自然这一观念。我应预先申辩，今天早晨我对这本书的想象绝不是第一个想象，或许，它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五个想象。两个月之前，我已告诉出版社我可能写这样一本书。根据我对自己心智活动的观察，通常，在经历了四个想象之后的那些想象，大致可以说是成熟的。自然，本义有静止的和动态的两种，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我的见解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自然是过程，可名之为演化；以静态的眼光看待，自然是演化在任一时刻的状态有稳定态，有过渡态，或有相对稳态。稳定的状态包括定态和循环，类似于微分方程定性理论描述的相平面里的轨迹，可以收敛于一点（定态），也可以收敛于极限环（循环）。不稳定的状态可以是无界的没有可想象的边界，也可以是有界的想象中的非周期循环。
中西相通，在人类思想活动的文明史记载中，最初的思想特别倾向于自然，而且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想象中的自然都是循环的稳态。思想活动或许早于9000年前，称为史前史，而且也可能有记录虽然诸如3万年前洞穴壁画这样的记录未必是现代智人祖先的。现代智人有记录的思想活动很可能不早于9000年前，农耕发端，有文明史，文明史的绝大部分是农业时代的。那时的人，靠天吃饭，不难想象天行有常这样的自然原理。人口密度达到某一阈值之后，可能发生社会治理的需求，仍是效法自然。中国不仅老子这样思想，诸子百家也这样思想。例如，检索《四部丛刊》子部，《孔子家语》第一卷记载，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又《孔子家语》第七卷记载，孔子曰：万物无可称之者，故因其，自然之体也；又《四部丛刊》子部，《管子》第一卷正文曰（我加了标点符号）：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究其理由读者可以无限究其理由以达到可思议的（而不是不可思议的）更基本的问题，究其理由，人类与其他动物类似，由适应环境而有了思想，故最初的思想自然而然与环境有关。
近代之前，如上述，直到大约1万年前，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农耕时代的。1万年前直到大约600万年前，人类的生存环境是根块采集与狩猎时代的。在更早的时代，人类先祖是灵长类，可能是猴类（2000万年前），甚或，我推测是一种环尾猴。与其他类型的猴子相比，环尾猴在环顾四周这项活动上配置了更多的日常时间。根据2013年以前发表的研究报告，与觅食活动和其他需要专业化个体智能脑区支持的活动相比，脑内的社会交往脑区在闲暇时间（包括在梦中）得到更多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西相通，或迟或早都已生活在工业时代，于是人类的自然究竟是怎样的，成为对现代思想构成严重挑战的原初问题之一。
达尔文的演化学说，是一种关于自然的想象，或许是关于自然的许多想象当中最富于成果的。更早的时代里，自然法是西方思想传统里关于自然的想象当中影响最深远的由中世纪晚期的人文主义继承，然后影响苏格兰启蒙学派，包括休谟和斯密，又有迹象表明，斯密看不见的手学说影响（至少通过马尔萨斯影响）达尔文提出演化学说。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传统里从不缺乏与自然法相应的想象。从老子到荀子，诸子百家都喜欢谈论道法自然，只是主旨和思路千差万别。康德在转入批判哲学之前，以及在写作三大批判的时期之中，从目前已知的思想史资料可知，最常思考的是相互纠缠的两大议题：其一是关于道德的形而上学议题，其二是关于自然的先验哲学议题。难怪康德第二批判结语有这样的感慨：举头望见星空，低头内省道德，这两件事物恒久地激发我们的敬仰之情。受康德影响，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名篇社会为什么是可能的，开篇探讨的是康德方法论以及康德式的问题自然为什么是可能的。
概而论之，关于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开篇方式，就是同时考察自然与社会。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可抽象为伦理）似乎自然而然要以自然秩序为参照。虽然，哈耶克提醒过，在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之间存在某种既非完全自然亦非完全人为的涌现秩序。自然演化与社会演化，以及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能力的迅速发展而发生的这两种秩序的互动演化，隐含着无数可能的涌现秩序。依照我的理解，如果能有行为社会科学，那么，沿着哈耶克的思路，它以研究涌现秩序为己任，并且在演化视角下，它可以被称为演化社会科学。
行为科学或行为学，在百年之内经历了两度兴衰。在两度兴衰之间承前启后的诺贝尔奖行为科学家西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早就嘲讽过，没有哪一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是不研究人类行为的。不过，观察行为学的研究领域不难看到，行为科学似乎倾向于将人类行为嵌入于更广泛的动植物生命行为的集合之内加以研究。就这样一种方法论倾向而言，行为科学与上述社会科学自然而然或发生学（也可称为演化论的视角）的开篇之间，形成关于涌现秩序的互补理解。
关于互补理解，可能需要更多解释。如怀特海所言，理解，在法文里的涵义就是宽恕。也就是说，那些被我们理解了的事物或事务，不再引发我们情感的困惑。在演化视角下，当我们说理解的时候，就是使被理解的事物或事务融入我们的情感或习惯，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互补理解，就是当我们通过许多不同路径都可获得理解时，某一路径与另一路径相互激发，相互注释，相互支援，从而使我们的理解更加接近圆融无碍。
可是，从自然开篇，谈何容易！古往今来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探讨过自然问题，或许可以认为，恰因他们以探讨自然问题为开篇，才更完整地引出了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此刻我想到的第一例，是黑格尔逻辑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54年贺麟的中译本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版导言第17节关于哲学的开端），以及他的《逻辑学》（也称为黑格尔大逻辑）开篇即第一部客观逻辑第一编的标题，不过，这一标题的翻译也颇有争议，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英文版《黑格尔的逻辑科学》是The Doctrine of Being（我直译为关于存有的教义），商务印书馆1966年黑格尔《逻辑学》中译第一版杨一之先生的翻译是有论，梁志学先生译为存在论。虽然，黑格尔这一开篇方式的问题意识还是清楚的，陈嘉映的翻译是为什么是有而不是什么都没有。黑格尔的思路可说是继承了古希腊思想传统的发生学思路（晚近的论证来自麦卡锡选编《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麦卡锡写的导言），例如，《逻辑学》第一部第一编第一部分规定性（质）的第一章有的叙述顺序：有无发生（杨一之译本是有无变）。
我们想要从考察自然开始想象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那些涌现秩序，但是，西方思想却遇到了这一开篇问题，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如果我也探讨这一问题，那么我就不能写这本书，而要写一本哲学书，至少也要写一本社会哲学的书，例如李猛2015年发表的著作《自然社会》。有鉴于此，我不在这里探讨这一问题，虽然，我始终关注并思考这一问题。
我尚未完成且现在需要完成的论述，是将这本书已论述的内容社会自我、社会过程、社会行为、行为社会科学，与我设想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结合起来，才可形成这本书的结局。况且，行为社会科学若不能围绕一个基本问题展开自己的叙事，它也就很难形成统一的领域。不能形成统一领域的社会科学带给我的支离感，与我历来思想的努力方向和我历来倡导的（问题导向的）批判性思考均不能相容。许多人读书只是求知，并不求知识的通与真。按照金岳霖的解释，知识的通，是要求在全部知识之间寻得某种逻辑自洽性于是知识有整体性也有力量。金岳霖解释的知识的真，我已详细转述过，此处不赘。但此处我应说明，如果我在这本书里讨论的知识，果然不能兼有通与真，那么，我是否认同金岳霖的态度，宁愿求其真？或者我更愿意求其通？说实话，我没有想清楚我的态度。因为，我陷入的困境似乎与金岳霖写《知识论》时的情境不同。抗战时期，知识人的真实感特别重要，当时中国文化已如陈寅恪所言命悬一线，金岳霖宁愿求其真，是有深厚情感的。我的困境在于，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试图概括。现在，我借着写行为社会科学导论的理由，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纳入我设想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有情感的共鸣。换句话说，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对我而言有真正感。另一方面，我试图沟通社会科学以往割裂的诸领域，这是求其通的努力。倘若这条路走不通，则我在结局的这一章里就只要讨论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而不再试图兼得通与真。这是我的真实念想，写在这一章的开篇。提醒我自己，同时提醒读者，哪怕见不到通而失望，也要谅解我求真正感的努力。
现在我再写一次我在这本书里复述了多次的行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任一社会，它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由人类智性活动的成就与多样性刻画，取决于它的社会过程选择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应着先天智能分布峰值的社会群体的发展。基于我为这一命题提供的五项注释它们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学术合法性基础，我愿意称这一命题为行为社会科学基本命题，或者说，我认为这一命题是行为社会科学的开端。至少，这是我讲解的行为社会科学的开端。
齐美尔约百年前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Georg Simmel，1910，How Is Society Possible ）。我在过去的15年里，将这一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现在，我倾向于将这一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开端。当我开始认识社会时，我反思我对社会的认知过程，于是明白社会对于我而言是如何成为社会的。康德对自然何以可能这一通俗问题的回答，同样被通俗地概括为理性为自然立法（意思是人的心智可为离散无关的万物建立联系于是万物在心智中呈现为有序的自然）。以关于社会的认识论名义及方法，齐美尔对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颇有同义反复之嫌地可以概括为人的可社会性使社会成为可能（Georg Simmel & Everett Hughes，1949，The Sociology of Sociability[可社会性的社会学] ）。此处可社会性（sociability），意思是层层剥离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利益关系最终剩下的是想要在一起的感觉，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本质，而且这一感觉是游戏的、艺术的、符号化的，因为远离任何现实世界的利益关系，这一感觉最终不是在世的而是出世的。请读者注意，齐美尔活跃于柏林知识界的时段大约从1885年至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从这篇文章可知，他的可社会性学说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那时，弗洛伊德与荣格尚未决裂。而荣格公开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是在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之后，大约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堪与齐美尔学说竞争的另一学说，来自米德。大约1895年至1915年，米德以助教身份随杜威至芝加哥大学任教。那时，米德的社会自我学说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但很少可能传播至德国。传记资料表明，齐美尔在柏林讲台上演说的同时发展自己的思路（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齐美尔社会学》]，English translated by Wollf，The Free Press，1950）的翻译者 K. H. Wolff 在导言开篇就说，初次阅读齐美尔作品的人常回想自己阅读的印象，并困惑于这是来自一颗超常心智或是这颗心智从什么过程中发展而来。他的学生们也有这种感受，似乎他在他们心里思考。也可以说，齐美尔的思想充满着真正感。或许因此，齐美尔虽然长期不能获得教授讲席，但他的课堂却成为当时柏林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普通人，怎样的问题可以有真正感，这是我阅读齐美尔时想到的问题。任何外在的资源配置准则，我说过，对偏离外在准则峰值的个人而言不公平。由于缺乏观测手段，社会不可能仅根据内在品质来配置资源。遵循演化的思路，集合GS是生存至今的基因型的集合。回顾前述基因型和表现型的演化结果，由GS里的基因型构成的全体表型的集合GSP的子集K构成人类的一个社会GSPK。对社会GSPK而言，可用的观测手段的集合GSPKT，是从这一特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积累而成的。GSPK里任一表型p，在观测手段GSPKT之下的可观测性状的集合是，为了清晰表达，我用的符号越来越长，GSPKTAp，p取遍K，可观测性状集合的交集，不妨表示为GSPKTA，注意，交集的意思是，性状集合GSPKTA（以下只用字母A来代表）是K的每一成员都有的可观测性状。当然，A可能是空集，那就意味着GSPK不能有外在的资源配置准则，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社会分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分化为更多更小的人群，使集合A不再是空集。
我应列举A的一些元素。休谟讨论过人类幸福的三类来源，其一是身体特征例如美貌与强壮，其二是内心品质例如谦恭与智慧，其三是外在于身体和心性的财产。只有第三类来源可以转让，故休谟指出，人类社会的幸福水平依赖于财产的稳定性，社会繁荣则依赖于财产转让的两项稳定性条件自愿和信守承诺。米德的老师詹姆士认为，现代社会里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演化为我的，即当我们试图解释我是谁的时候，通常列举我有什么。也就是说，财产关系界定了自我。性状集合A之内，Rushton最看重的元素是智商（读者应检索并阅读相当冗长的维基百科词条intelligence quotient），深受小密尔关于智力可由结合主义原理（associationism）来测定的见解的启发，1903年，法国领袖级的心理学家毕奈（Alfred Binet，18571911）受法国教育部委托，研究并于1905年发表了智力标准量表（毕奈西蒙智力量表），自此，这一性状便成为可观测的，至少在法国。与此同时，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18631945）系统探讨各种量表与智力的统计相关性，在1904年《美国心理学杂志》发表广义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的报告客观评定与测度的一般智力。后来的学者用三层模型来表达广义智力，顶层是广义智力因子g，底层有许多智力因素，中层有若干集结因素。如果一名自闭症儿童有数学天赋，那么，他在广义智力测验中得到数学方面极高的分数，但在社会交往方面得到极低的分数，则他的广义智力测验分数可能只是平均水平。此处，我推荐爱丁堡大学以研究认知差异著名的迪亚力教授（Ian Deary）2012年发表的综述文章：125 Years of Intelligence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美国心理学杂志》125年来关于智力研究的文献综述） 。根据迪亚力的综述，斯皮尔曼1904年的那篇文章，是《美国心理学杂志》125年来发表的全部文章当中索引率最高的，被引用了一千次。另外，老埃森克在几十年里塑造的伦敦心理学派广义智力学说，我推荐一篇标题颇有意思但毕竟还是支持性的文章，是2016年12月发表的：Linda Gottfredson，Hans Eysencks Theory of Intelligence, and What it Reveals about Him（汉斯埃森克的智力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揭示了关于他本人的什么） 。老埃森克（Han Eysenck，19161997），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有详细介绍，他是心理学界的传奇人物。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Han Eysenck。这篇文章的作者报告，老埃森克毕生发表的第一篇（1939年）和最后一篇文章（1998年），都是关于广义智力的。他超前于时代太远，故只在脑科学时代，才有了大量科学证据来支持他的广义智力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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