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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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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聚焦莫理循在华生涯中的《泰晤士报》记者阶段，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探究莫理循的报道本身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点、组织形态、人际博弈、个性特征等因素，理论与史实相结合，还原和评价莫理循在清末政治中既以舆论议政、又以西方名记身份亲自参与如苏报案、丁未政潮等清末政治事件并间接影响事件走向的双重角色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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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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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莫理循研究、驻华记者与近现代中国、外媒驻华史、澳大利亚研究。曾任中美富布赖特项目FLTA子项目、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州立大学访问学者。获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FASIC2016年度研究项目资助，以及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教育基地北京大学大洋洲中心研究项目资助。曾参编多部英语学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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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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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绪论
第一章莫理循来华背景：列强瓜分狂潮与欧洲中心观
第一节 19世纪末国际列强的竞争与在华瓜分狂潮
一、19世纪末国际列强的竞争
二、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瓜分狂潮
第二节 中世纪以降的西方中国形象衍变与欧洲中心观
一、中世纪至19世纪末的西方中国形象
二、西方中国形象衍变背后的欧洲中心观及其对莫理循的影响
第二章 帝国主义与列强竞争：驻华早期的莫理循报道（18971900）
第一节 作为情报与竞争工具的莫理循报道
一、莫理循关于俄国租借旅大的报道与俄英竞争
二、对《增阿暂章》的披露与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策略
第二节 党派斗争与列强竞争框架下的戊戌变法报道
一、莫理循对戊戌变法的报道与解读
二、戊戌变法失败后英国及莫理循对维新派的营救行动
第三节 义和团报道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一、使馆被围前：从中国的骚乱到中国的危机
二、使馆被围：英勇的外国人与背信弃义的清政府
第三章 庚子议和、批德驱俄与清末新政：新政前期的莫理循报道（19001905）
第一节 庚子议和与批德驱俄
一、从惩凶到赔款：对庚子议和的关注
二、在直隶的德国人：对德军的尖锐批评
三、莫理循的满洲报道与日俄战争
第二节 改革之光：新政初期报道
一、《新政上谕》拉开的改革帷幕
二、主线下的副线：莫理循的新政报道
第三节 濮兰德、莫理循的苏报案舆论与政治干预
一、濮兰德、莫理循引导的《泰晤士报》苏报案舆论潮
二、濮兰德、莫理循的苏报案舆论框架及影响
三、濮兰德、莫理循对苏报案的政治干预
第四章 中国局势与朝廷政治：新政后期的莫理循报道（19061912）
第一节 中国局势：从弹到赞与帝国主义两面性
一、新政后期的清末改革与社会变化
二、觉醒的帝国：莫理循的新政后期报道
第二节 朝廷政治的站位：莫理循与改革派官僚
一、晚清政府对外交往的观念与实践
二、莫理循与中外人士的交往
三、作为袁世凯及改革派官僚编外幕僚的莫理循
第三节 朝廷政争的关键：丁未政潮中的莫理循报道
一、丁未政潮的背景
二、莫理循报道与瞿鸿禨的失势
第五章 莫理循的新闻观兼与同行报人的比较
第一节 莫理循报道与《泰晤士报》及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 第四权力与无冕之王：19世纪末西方新闻与政府的关系
二、 国家利益下的离与合：莫理循报道与《泰晤士报》及英国政府
第二节 莫理循报道的特点
一、 对华框架的灵活性
二、莫理循报道的权威性
第三节 莫理循与《泰晤士报》同行报人的比较
一、莫理循与姬乐尔：新闻原则与从官原则的对立
二、莫理循与濮兰德：对中国改革前景的迥异判断
三、对中国改革的看法产生分歧的原因
第六章 莫理循在外媒驻华史的地位
第一节 莫理循在外媒驻华史的地位
一、莫理循是首位西方大报驻华记者
二、莫理循在清末政治中的角色与影响
三、莫理循文件与报道的史料价值
第二节 以古鉴今：莫理循时代对当下对外传播工作的启示
第三节 莫理循辞职从政的原因
一、性格：四处游荡，渴望成就大事业
二、感情：与报社上司交恶、与袁世凯交好
三、境遇：职业厌倦，疾病缠身，经济窘迫，准备结婚
结语
附录：《泰晤士报》与《纽约时报》的苏报案报道比较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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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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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陈冰的博士论文付梓前夕，热情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陈冰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2009年考入我的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前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在职读博并非易事，阅读、研究任务之重可想而知，教学、育子又一样不能减负，为此只有更加刻苦、努力，付出双倍的辛劳。陈冰做到了，我由衷祝贺她。
陈冰的论文考察的是《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乔厄莫理循有关清末政治的报道及其影响。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看，这个选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外国人来华办报始于1815年，是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威廉米怜在该会来华传教先行者罗伯特马礼逊的支持下，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此揭开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此后，德籍传教士查尔斯郭士立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外国人在中国本土办报之先河。1822年创刊的葡文报纸《蜜蜂华报》是中国境内（澳门）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而《广州纪录报》则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份英文报刊。总体而言，无论是中文报，还是外文报，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对于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与发展均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历史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界关注较多的领域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陈冰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她将目光聚焦于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观察他们在华报道的内容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可谓视角独到。目前国内有关西方媒体来华记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来华的西方左翼记者，尤其是声名卓著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身上，也有研究者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延伸到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新闻实践与思想方面，但是对于早期西方驻华记者群体中其他重要人物的研究则比较少见，譬如对于《泰晤士报》记者乔厄莫理循的研究。
莫理循是外国专职记者驻华第一人，在新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有关莫理循的研究一直处于零散状态，缺乏系统性。陈冰的论文则基于史料的挖掘，在这方面进行了全面探索。为了充分再现历史过程，陈冰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全面研读了《泰晤士报》电子档案数据库提供的莫理循在华期间撰写的所有报道（1897年至1912年），在此基础上对莫理循担任驻华记者15年间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了考察分析。论文不但研究了与莫理循有关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议和、满洲危机、苏报案、丁未政潮、清末新政等事件报道的个案，透过报道内容，一窥他的专业理念，还深入到莫理循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透过各种历史事件检视他与中国清末政治的互动以及他由记者转而成为民国政要顾问的过程。这使论文不再局限于资料层面，而具有了广阔的社会视野和学术价值。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篇论文既是对西方媒体驻华记者群体研究的补充，也是对新闻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方汉奇教授曾寄语青年学者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陈冰的论文亦可视为打深井的一部优秀的个案研究成果。
陈冰在论文写作的同时，还将莫理循的中国报道译成中文，译文达二十万字以上。这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也将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参照。作为博士论文的延伸性内容，期待它能早日出版，以飨大方。
历史研究者往往因资料、眼界或学识所限而力有不逮，陈冰曾向我袒露过这方面的担忧。在我看来，研究者的功力固然重要，而功和力所用方向更为重要。陈冰论文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假以时日，相信她会勤修不辍，功力大长。本书即是在论文基础上几经修改、调整而成，反映了陈冰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博士论文是研究者学术生涯的起点，期待陈冰继续努力，不断精进，更上层楼，是为序。
程曼丽
2016年11月于北京大学燕园
引言
就外媒驻华史而言，清末《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厄莫理循是一个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人物。单论来华外国记者，莫理循不是第一人，但从他开始，西方大报和其他媒体机构一改此前的临时和特派记者惯例，开始向中国派遣常驻记者，因此莫理循是驻华记者的鼻祖，领驻华记者职业化和常态化风气之先。从1897年到1912年，莫理循在华从事记者工作凡15年，写下了大量关于清末时政的报道，即便在当今驻华记者行业里，这也是令人瞩目的资历和成就。这使莫理循成为驻华记者研究领域内一个不可多得的个体样本，通过对他的深入研究，可以管窥驻华记者与中国本土政治和社会的互动情况，并了解这个群体发展的渊源。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本文以莫理循担任驻京记者15年的报道为线索，在分析莫理循报道在不同时期的新闻建构的基础上，结合考察同时期莫理循及其报道与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莫理循报道的对华框架是如何建构及变化的；二是莫理循个人及其报道在清末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特别是在列强竞争与朝廷政治这两个维度方面，处于一种怎样的角色，发挥过何种影响。
在经历了19世纪末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及义和团运动的惨败后，以1901年《新政上谕》的颁布为起点，中国开始走上了效法西方、由浅至深、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道路。与中国的历史变化相应，莫理循报道在呈现中国时也从早期的帝国主义单一框架转变为后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改革派官僚视角相结合的复合框架。莫理循在早期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及铁路贷款合同之争的侧重，以及对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使馆被围和戊戌变法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表明这一时期莫理循眼中的中国仅仅是列强争利的竞技场，而非带有自主性的主权国家。新政初期，莫理循报道一方面延续上一时期的帝国主义框架，继续追踪列强在华角逐，揭露德国在联军行动中的恶行及俄国在满洲撤军问题上的虚伪，另一方面也对清末国内事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注，开始反映清末新政在社会稳定、西式教育方面的初步成效。1906年《仿行立宪上谕》颁布后，清政府改革进入以宪政和体制改革为目标的深水区，相继在1906年开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1909年成立咨议局、1910年成立议会准备机构资政院，并于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考试，清末社会与政治的重大变化是新政后期莫理循报道的重心从列强竞争转移到国内局势的重要诱因之一。从190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段时期，莫理循报道的视域是以中国为重、列强竞争为辅的，是一种糅合了帝国主义与改革官僚两个因素的复合框架。
莫理循报道不仅止于文字建构，在现实中对清末重大政治事件也构成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莫理循报道与俄国侵占满洲问题、日俄战争、苏报案、丁未政潮等事件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西方舆论在清末政治中成为了影响时局、甚至改变权力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莫理循报道的前后框架转变及其与列强竞争、朝廷政治的密切联系，使莫理循在除了具有与其同行报人所共享的、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共性之外，还具有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之处是由莫理循与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改革派官僚日渐深入的接触造成的，为其同行报人所不具备。本文将依循议政与预政的两条线索，从文字到个人，从报道到现实，对莫理循及其报道一探究竟。
内文节选
第二章帝国主义与列强竞争：驻华早期的
莫理循报道（18971900）
19世纪末，《泰晤士报》驻外记者在受聘之前要经过一个试用阶段，试用期内他们不得声称是《泰晤士报》的人，而是以特派身份被派往指定工作地点，锻炼几年之后，才可以获得报社记者身份。莫理循被派往北京前先被派往暹罗，他在暹罗工作出色，得到了报社的高度评价和英国外交部的赞赏。1896年11月，外交部常务外交事务次官托马斯桑德森写信给报社经理说：我们非常感谢莫理循先生所提供的信息。您能否告诉我怎样才能向他表达我的谢意？ 1900年以前，英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还是一团散沙的状态，有五个不同的机关与在华情报工作有关，包括外交部、陆军部情报处、海军部情报处、印度事务部情报处、印度事务部外事局，此外还有一些各种独立行动的机构以及一些休假或因公旅行的军官们。这些机构和人员几乎没有交流，也没有统一的管理，地图也欠缺。与英国相比，俄国、德国早已在中国有军事特务，日本则拥有一个让其他列强妒羡的大特务网。莫理循在暹罗接受的训练和试验，实际上就是一种情报工作。
在驻华初期，莫理循的记者工作的确起到了通过舆论向外界传递情报的作用，尤其是在俄国租借旅大与中俄签订《增阿暂章》两个案例中，更是如此。同时，莫理循报道对事件的披露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互相竞争、清政府引起国际干涉以求以夷制夷的工具，也帮助他本人积累了记者声誉。
这个时期的莫理循刚刚在中国安定下来，在对华看法上仍然带着那个时代西方主流对华叙述的烙印，他对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报道、刻画和呈现，体现了他作为帝国主义信奉者的特点。这个时期，他在中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既在，也不在。在现实中，他是驻华记者，并频繁往来于北京与东北之间。但在他的报道中，中国不仅不能称为主角，甚至缺乏某种主体性，中国只是列强争权夺利的对象，是一个被压抑、被忽略、沦为背景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正酝酿着变革、具有独特政治文化机制的民族国家。他对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使馆被围的解读，都是从帝国主义视角、按照西方尺度做出的。尤其是在义和团系列报道中，莫理循对外国人英勇形象与清政府狡黠形象的对比描摹，传达的是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帝国主义在华侵占的合法化辩护。
第一节作为情报与竞争工具的莫理循报道
一、莫理循关于俄国租借旅大的报道与俄英竞争
来华后，身负报社重托的莫理循即前往东北考察俄国在那里的活动。俄国早有把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中部连接起来的意图。1892年，时任俄国交通大臣的维特就宣称要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1896年，俄国利用诱迫手段和清朝签订《中俄密约》（即《喀西尼条约》），获得在中国境内横穿东北的铁路筑路权。这条铁路被认为超越了一般的交通和商业意义而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使俄国进入了太平洋地区国际经济和政治竞争的范围。
莫理循经过对规划铁路沿线的仔细探查，发现俄国准备把铁路修到旅顺口，他的报道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回忆此事时，莫理循认为人们忽略的原因在于他在发电报时因害怕中国当局不允许在电报上用亚瑟港俄国人将旅顺称为亚瑟港（Port Arthur），这个名字在外国人中通用。这个名称，我就用了它的中文名称旅顺口。但是电报员不熟悉这个名称，误打为旅顺坎，因此谁也不懂这究竟是哪里。根据随后发生的事情判断，这的确是不幸的。莫理循所说的不幸，指的是后来俄国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
东北考察后，莫理循认为俄国的铁路延伸并在中国东北获得一个不冻港将大大增强其在远东的实力，这不仅将损害英国在华北和东北广袤地区的商业利益，更会严重影响英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位和利益。当时在莫理循的心目中有一个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版图，这个版图不仅包括长江流域，还包括广东省和西江流域，他甚至认为英国在亚洲的真正世袭遗产是整个东南亚，要掌握这份遗产，首先必须把俄国赶回去，必须千方百计地遏止俄国。必须阻止她完成东清铁路。莫理循描述了修成到旅顺的铁路后的可怕远景：她将坚不可摧。她将占有一大片物产丰富、气候适于人类健壮成长的肥沃土地。她可以在那里训练数以万计的士兵，然后就可以琢磨吞并亚洲了。莫理循断定俄国将马上吞并旅顺。当时不少英国人认为英国应该和俄国达成谅解，各守势力范围。莫理循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俄英冲突不可能达成谅解。他在报道中指出，俄国在长城以北的势力和影响非常大，如天津、北京都驻有俄国军事官员，俄国官员深得李鸿章的信任，华俄道胜银行办公楼就坐落在使馆街，天津、北京、奉天、吉林都有俄语学校，中国西部边疆如喀什和伊犁，简直就是俄国的囊中之物。
此后不久，1898年1月，中英之间商讨由英国借款给中国用以偿还日本的赔款，英国就这次的英德续借款第一笔英德借款在1896年，借款额为1600万英镑，利率5%。向中国开出了包括开放大连湾的三个条件。英国的要求遭到了俄国的抗议，俄国代理公使巴府罗富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马上拒绝英国的要求。在俄国的强势抗议下，英国政府最终向俄国做出了让步，先是将旅顺的两艘英国军舰调离，继而在2月初撤回了要求开放大连湾的要求。莫理循在报道中公开批评英国政府的犹豫和软弱，认为这损害了英国的在华地位。
俄国随后的动作印证了莫理循东北考察后做出的俄国将马上占领旅顺的预言。1898年3月初，俄国向中国提出了租借旅顺港和大连湾的领土要求。莫理循比英国外交部还早一步获得情报，率先发出消息。1898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收到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的短笺，便立即前往毕德格所住的贤良寺。在房间里，毕德格向莫理循透露了一个重大情报，但他要求莫氏不向外界任何人透露情报来源。这份情报就是李鸿章曾吩咐他交给圣彼得堡的乌克托木斯基公爵的电报。该电报是关于俄国租借旅大的要求及李鸿章恳求公爵面见沙皇时劝沙皇撤销要求，并威胁取消中俄密约的简短摘要。莫理循立即将得到的消息发至伦敦，次日便见诸报端，题为《俄国的要求》。他在报道中写道：
俄国要求中国交出旅顺港和大连湾的所有领土权利，德国在胶州湾所获得的条件和年限，俄国也要在所提到的这两个地方享有。俄国要求获准修建从东清铁路上的伯都纳（即新城府本文作者注）经宽城子（即长春本文作者注）、奉天到旅顺港的铁路。俄国要求一个月内签订协议，并要求中国在五日内做出答复。如果中方不答应，俄国威胁将要进兵满洲。
莫理循同时对形势做出了预判：
在这个协议之下，俄国就可以有权派兵辽东了，借口当然是保护那里修筑铁路的外国工程师。中方势必会做出让步。俄国保证这两个港口将会对全世界的船只和商业开放，但这种保证是欺骗性的，这样一来，实际上俄国就相当于拥有了第二个也是更强的一个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本文作者注）。
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保住了面子，保持了名义上的领土权利，而实际上，中国对领土主权的伸张毫无能力，租借等同于割让。
莫理循关于俄国欲租借旅大的独家电报，在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中英商讨的英德续借款正在接受英国政府的评估。电文发表后两天，3月9日，负责英德集团对华贷款谈判的汇丰银行负责人熙礼尔就写信给莫理循，指出俄国的要求并不是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的，既没有规定答复的时限，也没有发出威胁。熙礼尔劝莫理循只要设法使发往国内的电讯能够减轻伦敦市场眼下的恐慌，就在实际上为这项贷款的成功帮了大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指出莫理循的消息有误，因为张荫桓的秘书梁诚明确表示，俄国人根本没有发出任何威胁，只提出一些友好的建议。赫德还对莫理循说，如果他不想毁了他刚刚起步的记者生涯，最好收回这封电文。莫理循后来回忆说：我离开赫德时，在花园的墙外来回踱了好几分钟，仔细地思量这回事，然后走到电报局去发了一份电报。 勘误电报发表在3月10日的《泰晤士报》上，莫理循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虽然承认收到了俄国提出的要求，但否认要求是强迫性的或者是最后通牒。尽管中国政府否认，我仍然坚持认为我周日所言是正确的。《泰晤士报》国际新闻主编姬乐尔不无焦虑地给莫理循发了封电报，告诉他外交部的看法：外交部认为，你的消息可能是在俄国公使馆的怂恿下由清朝官员向你提供的，目的在于阻碍英国参加谈判你的电报几乎毁了这笔贷款，引起了金融恐慌。果然，最终贷款泡了汤，因为英国公众对此次借款发行的债券没有信心，至债券截止日，仅认购26%。后来尽管清政府特派许景澄前去圣彼得堡觐见沙皇、谋求斡旋，但许景澄最终无功而返。3月24日，清政府同意了俄国的要求，3月27日，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英国外交部所认为的莫理循的消息可能是在俄国公使馆的怂恿下由清朝官员提供的、目的在于阻碍英国参加谈判的看法其实不无道理。为了能让中国答应要求，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府罗富曾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各行贿50万两银子，约合62 500镑，而这件事毕德格没有告诉莫理循，或许连毕德格本人也不知道。重金行贿的俄国知道自己的要求肯定能满足，而且对于俄国而言，谈判越保密越好。另一方面，李鸿章将此事泄露给莫理循不大可能是想通过国际舆论引起列强干涉、促使俄国让步，一是因为他已受贿，自然要充当俄国之傀儡；二是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无条件接受了德国提出的占领胶州湾的要求，这次答应俄国似乎也无不可。俄国和李鸿章两方面都没有理由要让这次谈判公布于众，因此将消息透露给莫理循必然另有目的。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俄法集团也参与了中国对日赔款贷款的竞争，但最后落败于英德集团。英德贷款虽然已获得清廷批准，但在英国国内还处于评估中，不能算最终的成功，俄国强租旅大的消息势必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影响借款债券在国内的认购。事件最后的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在这次旅大事件中，俄国、李鸿章、莫理循都成了赢家：俄国得到了它想要的领土要求，李鸿章肥赚了一笔，莫理循则赢得了报道快速准确的声誉。英国外交部则因莫理循的报道而苦不堪言。
莫理循报道的快和准使英国外交部在议会中成了被质询的对象。《泰晤士报》刊登莫理循关于俄国要求租借旅大电报的当天（1898年3月7日），在议会下院，阿什米德巴特利特爵士就要求英国外交副国务大臣寇松证实俄国的要求。寇松答复说：我们没有收到足以证实这些消息的情报。其后，《泰晤士报》刊登中国同意了俄国所有要求的报道，当天晚上（1898年3月25日），寇松再次面对议会质询而无法代表政府证实消息。旅大租约签订后两天，3月29日，议员约瑟夫狄龙在下议院又一次质问寇松，为什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最近连续好几次在外交部得到情报之前几天就能够把最重要的事实向公众发表。寇松的回答是：女王陛下派驻国外的代表的职责在于，把他们业已正式注意到并得到证实后的事实报告给我们。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现代新闻工作者的职能应该是什么；但是我设想，他们并不把对尚未发生的事实所作的机智预料排除在外。寇松认为，新闻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职责就是抢先，好象有时要抢在外交官之前，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标则是准确。寇松的评述引起了《泰晤士报》的反驳。《泰晤士报》次日发表的社论说：在这一事例中，像寇松先生这样连他自己所在的外交部的办事规律都描述不准确的人，当然会应用同样的原则来评述一家大报的工作规律。寇松受到打击，他在随后写给首相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我对报社的驻北京记者说了一些温和的打趣的话，还以为是恭维呢，结果却招致它用大象的脚板来踩我。
在此次俄英围绕租借旅大和英德贷款的竞争中，莫理循报道以其快速，为报纸读者提供了第一手情报，甚至英国议会也从他的报道而不是从外交部情报部门处获知消息。在那个信息匮乏、通信技术落后、电报资费昂贵的时代，报章报道承担起了最主要的传递消息的作用，是读者了解外界事物的最主要窗口。在这个案例中，莫理循报道首先起到了这种传递情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莫理循所代表的西方大报舆论成为了列强在华争夺权益时可资利用的工具。莫理循的率先报道实乃俄国买通李鸿章以打击英国对华贷款的工具，报道导致英国贷款最终没有成功，并使英国外交部因此不得不面临议会质询。而对莫理循而言，关于东北和旅大问题的报道可谓首战告捷，他在远东问题上的声望大增。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在1898年10月写给他的信中说：中国这出戏里的英雄人物是你。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窦纳乐爵士的名字（时任英国驻华公使），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名字，而且所有的人都热烈称赞你的工作。清末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所关涉的不再单纯是中外这对关系，而是由于众多列强的插足，往往还关涉到外外关系，甚至还有外中外这样的多角关系。俄国租借旅大、俄英贷款竞争这个案例所反映的，正是俄中英三角关系，其中，俄国又与法国存在盟友关系，英国则与德国并肩，使三角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这个案例表明，在19世纪末各方利益纠葛不清的清末政治关系中，作为记者的莫理循及其报道发挥了极其微妙而重要的作用。他被默认为英国政府的人当时《泰晤士报》的官方立场与英国政府是一致的。，却令英国政府在议会面前哑口无言；他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将所了解到的消息向公众传递，却无意中成为了列强蓄意的政治斗争中的一枚棋子。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导致的，也是19世纪末国际驻外记者的共同特点。莫理循及其报道的重要作用在他以后的记者生涯中，将表现得更突出和更彻底。
二、对《增阿暂章》的披露与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策略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与众列强进行联合谈判，俄国在参加联合谈判的同时绕开其他列强，与清政府开展单独谈判，企图达成单方面的中俄协议，强占满洲。莫理循对俄国强占满洲企图的揭露引起了列强对俄国的国际干涉。1900年7月，俄国趁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借口，出兵侵占满洲并拒不撤兵。俄军在1900年7月17日宣布整个黑龙江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到10月中旬，直隶、满洲和西伯利亚共集结了约3 900名军官和173 000名士兵，到10月末，俄国控制了整个满洲。1900年11月，俄国向中国提出，在俄国保护下恢复满洲政府，并承诺会派出足够的军队保护满洲的铁路。莫理循指出这相当于军事占领：这无异于战役胜利后的军事占领。尽管俄国向列强表示俄国将撤出满洲，每个中国人都意识到中国已经失去满洲了。他进一步揭露俄国：
俄国乃是这样的一个列强：对布拉戈维申斯克（俄罗斯远东城市）中国传统称海兰泡。 的中国人实施大屠杀、吞并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中国境内沿岸，并且在中国最有价值的省份、在牛庄（即营口本文作者注）、在辽东半岛、在长城以北的地区、在从奉天到韩国边境线每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
莫理循提醒列强：当各国公使还在为联合声明里模棱两可的用词争论不休的时候，当联合声明必须得到全体列强一致同意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俄国已经独立采取行动，加强其在满洲的势力。俄国提出在其保护下恢复满洲建议后，便与当时的奉天将军增祺展开商洽，因为当时清廷已西逃至西安，俄国不可能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俄国的打算是先与东三省的满族将军商谈有限的地区性协定，以后再将其并入同中国政府缔结的总条约内（即后来的《辛丑条约》）。在俄国施压之下，奉天将军增祺指派道台周冕来处理此事。1900年11月10日，谈判双方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亦称《增阿暂章》。协定给予了俄国在奉天省范围内的完全军事控制权；中国军队被解散，由非武装的马步巡捕代之维持民间治安。进入12月，沙皇批准了按照奉天模式与满洲将军们缔结地区性协定的计划，还设法使中方谈判代表改为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杨儒，使谈判得以远离北京进行。
《泰晤士报》于1901年1月3日发表了莫理循于1900年12月31日发出的题为《一项满洲协议》的报道，披露了《增阿暂章》的内容。莫理循的报道使各列强得知俄国正在绕开联合谈判与中国进行单独秘密磋商。情报是李鸿章故意泄露的。两个月来，李鸿章在北京一直同俄方代表举行秘密讨论，从未引起列强的怀疑，而俄国坚持将谈判移往圣彼得堡，将使李鸿章失去对谈判的控制。李鸿章的唯一对策是迫使俄国采取正式行动，由于中国的软弱状况，这样做的唯一途径是将事件公诸列强。根据莫理循的日记，曾广铨早在12月21日即把协定的中文文本给了莫一份。当时曾广铨是李鸿章的翻译，也是莫理循的朋友。莫理循拿到协约文本后没有马上公布于众，根据杨国伦的分析，其原因在于当时各列强联合谈判的照会正在北京讨论，过早泄露满洲协议可能破坏国际协同并导致领土大掠夺。在12月27日联合照会递交清廷并被接受以后，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了。 12月30日，莫理循从曾广铨处得知和约大纲基本被各方接受后，便在次日把《增阿暂章》发给了《泰晤士报》。莫理循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想，是时候了，我就把关于满洲的俄国约章发回去了。电报很长，在晚上近10点钟始发了出去莫理循报道中所交待的《增阿暂章》条款比实际的条约条款在语气和性质上要严厉得多。《增阿暂章》实际文本第七条是这样的：为便于同关东省主管当局联系，将军应配备一名俄国政治顾问。而《泰晤士报》上莫理循的版本则是：一名享有全面控制权的俄国政治驻扎官将驻扎奉天，满族将军必须就一切重要事务的所有信息知会驻扎官。
莫理循同时评论道：给予俄国驻扎官的权利跟布哈尔俄国驻扎官以及在印度各邦的英国驻扎官的权利很相似。这个协议签订后，涉及其他两个省份的协议必然紧随其后，这样满洲就成了俄国实际上的受保护地。
莫理循关于《增阿暂章》的披露引起了各列强的外交干涉和中国国内的强烈反应。此后，莫理循于1901年2月18日又发出报道，他在文中特别提醒读者：有必要重申，面对俄国进逼，中国独力绝难对抗。俄国似乎铁了心要在中国被列强削弱之际谋取利益，就像1860年战后趁机获取普里莫尔斯克省、1895年战后趁机获取旅大那样。德、英、日、美各国接二连三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反对缔结任何具有领土性质或财政性质的单独协定。当中俄在圣彼得堡继续谈判的时候，美、英、德、日四国政府警告中国政府说，同任何一国签订单独的条约将会是中国灾难的一个来源。在中国国内，中俄密谈遭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及人民的强烈反对。民众对此事的反应极为强烈，可谓群情汹涌，这在之前是从没有出现过的，史无前例的民族尊严感禁止中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合法地位。
中俄之后的谈判进程并不顺利。《辛丑条约》签订后中俄就满洲问题重开谈判，又遇李鸿章病逝。英、日、美几国持续抗议满洲协议。此后，防俄的共识使同视俄国为本国在华最大威胁的英日两国最终走到了一起。1902年1月30日，英国与日本结为盟友，同盟协定规定，两国中任何一方和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国要给予全力支持。列强的支持使清政府的态度日趋强硬，最终决定不与俄国签署私下协议，俄国在满洲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1902年4月8日，中俄签订关于撤军的满洲协议，即《交收东三省条约》。
莫理循对《增阿暂章》的披露以及相关针对俄国的报道，在这场关于满洲协议和俄军撤军的国际外交竞争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俄国是莫理循驻华后确立的英国国家利益的头号敌人，他对俄国动态极其关注，在爱（英）国情愫的主导下，他不遗余力地揭发俄国任何侵华企图。如果说，前此莫理循对俄国租借旅大的报道使他竟然无意中成为了俄国外交策略中的一枚棋子和工具，那么在庚子谈判及之后对俄国的持续披露，则是他利用舆论来打击英国国家利益之敌的主动之举。另一方面，在俄国企图将谈判地点从北京迁往圣彼得堡时，忧虑自己鞭长莫及的李鸿章通过莫理循将《增阿暂章》披露于世，以引起国际列强干预，达到制衡俄国的目的，乃清政府在外交关系中惯常使用的以夷制夷的手段。后续中俄谈判进展也表明，国际干预拖住了俄国的脚步，使之无法如愿与中国达成秘密协议，并最终不得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同意将军队分批撤出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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