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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既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也不是编年史一类的文学史讲稿，更不是随意发挥的文学史漫谈。它通过散点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深刻体现出了文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以年份 时代特征的方式做分册书名，言简意赅，定位敏锐而精准。以年份为点，写一个点而又能伸缩自如，强调重点年代，勾连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提倡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又广泛涉猎歌曲、广告、演出等广义上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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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既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也不是编年史一类的文学史讲稿，更不是随意发挥的文学史漫谈。它通过散点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深刻体现出了文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以年份 时代特征的方式做分册书名，言简意赅，定位敏锐而精准。以年份为点，写一个点而又能伸缩自如，强调重点年代，勾连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提倡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又广泛涉猎歌曲、广告、演出等广义上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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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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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龙，安徽和县人，现居深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发表多篇当代文学、文化评论文章，出版专著有《1985：延伸与转折》《重返自身的文学》《别处的家园》《全球化的烟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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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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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新版序言
孟繁华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谢冕
百年中国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给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它引导我们站在20世纪的苍茫暮色之中，回望19世纪末中国天空浓重的烟云，反思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危机与动荡给予文学深刻的影响。它使我们经受着百年辉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个苦难历程的悲壮。中国百年文学是中国百年社会最亲密的儿子，文学就诞生在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
近、现代的中国大地被它人民的血泪所浸泡。这血泪铸成的第一个精神产品便是文学。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简练的诗句传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他亲爱的土地的这种感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嘶哑的喉咙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以及在温柔的黎明中的死去，这诗中充盈着泪水和死亡。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国文学最突出、最鲜明的形象。
我在北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100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这一年5月，出生在台湾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中所说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的次年。此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正是同胞离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中国的近、现代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据此推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
它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由此出发的文学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坚定的观念和价值观。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为这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超常的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
中国百年文学，或者说，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便是这种既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有了这样的文学，中国的怒吼的声音、哀痛的心情，于是得到了尽情的表达，这是中国百年的大幸。这是一种沉重和严肃的文学，鲁迅对自己的创作作过类似的评价。他说他的《药》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说他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说他的小说近于左拉，鲁迅分辩说：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严肃，不及他的快活。
从梁启超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起，到鲁迅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旨在启蒙和改良这人生止，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悦。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文学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断把他关心的目标和兴趣集中于一处。这种集中于一处，导致最终把文学的价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确和非正确、健康或消极等非此即彼的区分。被认为正确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和支持，自然地生发出严重的排他性。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泛文学、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更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处境尴尬，更由此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纷争。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在酿造着一坛苦酒。于是，上述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学的大幸，就逐渐地演化为中国文学的大不幸。
中国近代以来危亡时势造出的中国文学，百年来一直是作为疗救社会的药而被不断地寻觅着和探索着。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紧紧相连的，他从群治的切入点进入文学的价值判断，是充分估计到了小说在强国新民方面的作用的。文学揳入人生、社会，希望成为药饵，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样，原本无用的文学，一下子变得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地有用起来。这种观念的形成，使文学作品成为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传达着中国实际生活的欢乐与悲哀。文学不再是可有可无之物，也不再是小摆设或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刀剑、一种血泪、一种与民众生死攸关的非常具体的事物。
文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学的特殊性的。但在一般人看来，这种特殊性只是一种到达的手段，而不是自身。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内容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知的积极性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视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
百年中国文学的背景是一片苍茫的灰色，在灰色云层空茫处，残留着19世纪末惨烈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门焚烟的余烬，那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残焰，那是1894年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沉船前最后一道光痕诞生在这样大背景下的文学，旨在扑灭这种光的漫延，的确是一种大痛苦和大悲壮。但当这一切走向极端，这一切若是以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为代价，那就会酿成文学的悲剧。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不缺乏这样悲剧的例子，这些悲剧的演出虽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轨迹可寻，大体而言，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尊群体而斥个性；
二、重功利而轻审美；
三、扬理念而抑性情。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经济的开放影响到观念的开放，极大地激活了文学创作。历史悲剧造成的文学割裂的局面于是结束，两岸三边开始了互动式的殊途同归的整合。应该说，除去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中国文学因历史造成的陌生、距离和误解正在缩小。差别性减小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国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学，如今站在了同一个环境中来。商业社会的冲击，视听艺术的冲击，这些冲击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社会使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重新受到怀疑。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
摆脱了沉重负荷的文学，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它的狂欢纵情的姿态，表现了一种对于记忆的遗忘。19世纪末的焦虑没有了，19世纪末那种对于文学的期待，也淡远了。在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抵制。这使人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化趋势产生新的疑虑。
在百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回望：一方面，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为文学的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我们曾经自觉地让文学压上重负，我们也曾因这种重负而蒙受苦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为文学的重获自由而感到欣悦。但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又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纪末我们深切感知的新的两难处境。
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是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不宁。我们有新的失落，我们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的召唤。在这个世纪的苍茫暮色中，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难道我们是企冀着文学再度听从权力或金钱对它的驱使而漂流吗？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回到1985年，回到令人困惑的神秘莫测的1985年①，我们就仿佛回到了80年代的核心地带。在这个不寻常的年头，精神的突然转向、文化的奇异爆发，都像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并对解释构成挑战。写于80年代中期的一首名为《独白》的散文，可以说是1985年最生动的独白：在昼夜如斯的喧哗中，沉溺了无数的神话和寓言。那些恍惚的线索线条挣扎着攀满所有空白的墙壁，以殉道者的姿态横行独步于被篝火余烬占据的角落。仿佛可圈可点的族徽，依稀衣袂纷飞的逝者，在路人匆匆的咀嚼和反刍中，毫无例外地化为点点滴滴的古老。②这些仿佛火苗般跳跃的语句，对于我们这些80年代中期在大学校园里生活过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个年头，我们是如此被一些想象、被一些事物激动着，以至于坐卧言行这些日常的行为都充分地情绪化了。我们激动不安地去听演讲，然后在思想的震动下热情地构想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一揽子计划；我们在人声嘈杂的学生餐厅、凌乱不堪的狭小宿舍里为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争执着，并对自己习得的真理不被接受而孤愤难平；我们还不尽熟练地操持一个又一个新鲜的甚至是怪异的名词，把论断一次次地推向极端；我们在主题班会上高谈阔论，以撬起地球的气概严肃地讨论人类的命运，并且真的相信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一个意气用事的年代，充满着激情与狂想，那些前所未见的新思想新观念一俟在内心匆匆落定，就仿佛神灵附身一般地引发出不由自主地颤抖，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郭沫若当年在写作《地球，我的母亲》之前灵感骤然而至的癫狂。我们至今还仿佛感受到精神的力量、想象的力量在1985年的剧烈释放中所产生的炙手可热的能量。难怪批评家宋耀良在回顾1985年时还那么激动不安，他说：这是奇迹迭出的一年，创造力炽烈沸扬：这是民族主体精神和生命力度在艺术领域中的又一次喷涌勃发。也许，在外观上不曾有1976年的波澜壮阔和声势浩大，形态上也不似1980年的天真烂漫与鲜活洁亮，但却是更沉雄、更密实、更遒劲，更显出底蕴丰厚而建树卓著。③1985年是思想爆发的一年，更是艺术革命的一年，从文学到美术、音乐、电影等等，几乎所有的艺术类型都呈现出新奇而又灿烂的面容。
从文学界看，寻根文学的浪潮如日中天，批评和创作两个方面都默契地亮出了寻根的旗帜，在《爸爸爸》《小鲍庄》《老棒子酒馆》《古船》等一批力作显示实绩的同时，批评家们把根性的求索系统地推向文化这一更为广大、更为深远的视野。与此同时，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陈村《无主题变奏》、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等为标志的新潮小说崭露头角，引致纷纷扬扬的议论。
从美术界看，85新潮美术异军突起。1985年前后，美术界一大批青年人在全国各地组成了近百个现代艺术群体，推出了为数不少的探索性作品。理论界称之为85美术运动。其中1985年4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国美协安徽分会、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联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油画艺术讨论会，1985年5月由国际青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展览，更是把美术界观念更新的浪潮推向一个高峰。而像耿建翌的《理发三号1985年夏季的又一个光头》、孟禄丁与张群合作的《在新时代亚当和夏娃的启示录》、张培力的《仲夏的泳者》、毛旭辉的《还在膨胀的体积》等，可以说是85新潮美术中的杰作。
从电影艺术方面看，1985年第四代导演处在解体之前最后的辉煌时期，而第五代导演则像已然出场的英雄，进入如日中天、大显身手的时期，《湘女潇潇》《老井》《乡音》《一个和八个》《野山》《黑炮事件》《孩子王》《红高粱》等一批电影新作在1985年前后的问世，为影坛吹来一阵阵清风，并激活了已趋疲软的电影市场。而从一个更大的视野看，第五代导演局部地实现了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梦想，当他们从国际影坛捧回金光闪闪的奖杯的时候，85新潮算是收获了它骄人的果实。
80年代是艺术全面革新的年代，而这场革新运动又正是在1985年前后走向鼎盛时期，或者用李陀的话说，就是雪崩式的巨变④。如果把80年代艺术革新运动中出现的前卫艺术统称为新潮的话，那么这一新潮又恰恰是以1985年为其命名的，这就是通常所言的85新潮。85新潮作为80年代艺术革命的象征，它的意义在于艺术方面，但又超出艺术方面而指向整个80年代的文化与精神。虽然在80年代后期也出现过所谓后新潮或85后新潮，但那已是80年代艺术退潮之际的风景了，或者说是80年代艺术在走向自身的对立面、走向历史背后的落幕前夕的景致。85新潮对于一个时代甚至对于一代人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批评家李洁非在80年代后期情深意长地回顾：85新潮对于今天来说并不是时过境迁、业已完结的一幕往事，最后两年文学也没有甩开1985年而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或进入另一次革命：无可否认，我们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从85新潮中诞生并一直走到现在，它曾公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或至少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离开这个起点，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设想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注定和85新潮紧紧联系在一起，回避这一切显然是徒劳的。⑤李洁非在谈到85新潮时，主要是就文学而言的，那么当我们同样地把视野有所收束，转向回顾以1985年为核心的80年代中国文学时，又会是怎样一种更为具体的景象呢？固然，我们会认同这样一种说法，85新潮文学处在繁荣中的混乱和混乱中的繁荣，犹如激流汇聚之处飞花碎玉般的迷蒙，1985年大陆文学的混乱已经是不可逆转了（有人把它称为繁荣、多样化，也有人充满了疑惑，表示看不懂）。不断有年轻的或更年轻的人物登场，文学成了各种情感的残骸。⑥但是，透过这些或许称得上美丽的混乱之外，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一种大体上属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或许仅仅是一种引发众声喧哗的大致相同的话题？再进一步讲，由这种可能的意识形态或可能的话题出发，是不是就可以发现使85新潮得以启动的精神动力，并且由此进入这个年代文学运作的有些神秘、有些怪异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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