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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韦纳（P. Veyne）、帕斯隆（J.C. Passeron）、潘贵（M. Pinguet）等等。他又与哲学课老师阿尔都塞（L. Althusser）结为知交，由于阿尔都塞的影响，福柯在1950年加入了共产党（一直持续到1952年10月）。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威望与魅力俱佳：它乃是甘冒枪决威胁进行反抗运动之党。 但当时也是福柯勤奋向学的年代，他跟随梅洛庞蒂与波弗黑的课程，航行于这两位战后哲学巨擘的航道之间：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试图于两者之间折中调和。1948年爆发了李森科事件（affaire Lyssenko）：政治上的选择，围绕着科学问题运作。资产阶级科学与无产阶级科学之分，似乎无须明证即可成立。福柯大量啃噬着黑格尔（他的哲学论文讨论黑格尔）、胡塞尔（Husserl）、马克思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作品，同时不忘浸润于文学世界（萨德［Sade］、卡夫卡、惹内［Genet］等等）。1947年他取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并在1951年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第1次的失败引发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由于福柯加入共产党才不通过），其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中，包含了伊波利特与康吉拉姆。 1952到1955年的福柯已结束学生生活，在高等师范学院担任辅导老师以及里耳（Lille）大学心理学助理。就他自己这方面来说，透过波利策（G. Politzer）的书写传统，他这时仍对精神分析抱持高度质疑。这段时间，他从尼采的著作以及阅读贝克特（S. Beckett）、巴塔耶（G. Bataille）、布朗肖（M. Blanchot）、克罗索斯基（P. Klossowski）与夏尔的作品中得到感动与启发。同时，福柯越来越勤于接触精神医疗的环境。他在1952年获得了心理病理学的文凭，紧接着在1953年拿到了实验心理学文凭。但重要的是他与德雷教授的频繁接触，参与了最早期的精神抑制药物革命。拉康（Lacan）在圣安妮医院举行的讲座，他出席了一段时间；他曾与韦贺多（J. Verdeaux）一起造访宾史万格（L. Binswanger）（这趟旅行他还参加了精神科医师库恩［R. Kuhn］筹办的疯人嘉年华），也曾为罗夏（Rorschach）墨迹测验的图版进行诠释工作。他的第1本小书，出版于1954年4月，标题为《心理疾病与人格》，全书仍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福柯不再脆弱如以往，并于1953年5月开始与音乐家巴哈盖展开恋情，这段关系在他前往瑞典之后告终。 巴黎知识分子 1961年5月，福柯在索邦大学为其关于疯狂的论文进行答辩。这次答辩的时间紧跟着《疯狂与无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初步引发的批评显得审慎，但却个个名号响亮、大有来头：巴特、布朗肖、蒙笃（R. Mandrou）、布劳岱（F. Braudel）（以及稍后的塞荷［M. Serres］）都认为《疯狂史》是一本伟大的书（过了一些年，此书才在伽里玛出版社［Gallimard］重新编辑后改以这个标题出版）。福柯紧接着又写了《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1963），但他的兴致似乎更集中在文学方面。与此同时，他撰写了多篇论文，讨论巴塔耶、克罗索斯基、拉波特（A. Laporte）、荷尔德林、布朗肖。他参与了和“原样派”（Tel Quel）的论战。在担任《批判》（Critique）期刊编辑顾问期间，他开始写作《雷蒙·卢塞尔》（Raymond Roussel），并且对绘画产生高度兴趣，重读尼采，并因此与吉尔·德勒兹（G. Deleuze）结为朋友。因此，这几年可以说充满了密集的活动与书写。透过一些短暂停留在突尼斯的机会，他与德费得以重逢，并让他稍事休息。但他似乎马上又全心全力投入一本“讨论符号的书”的撰写工作：这便是1966年4月出版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这本宣告“人之死”的书所获得的立即成功，将福柯推上结构主义者行列的第1线。论战开启，反对福柯的队伍中，后来混杂着左派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与存在主义者，他们不约而同指控福柯为反动的反人文主义、虚无的政治不参与者。 南方国度 福柯饱受成名之苦，对自己所引发的狂热感到害怕，遂决定前往突尼斯安顿下来，以便在那儿教授哲学，这是他第1次教哲学。他在突尼斯待了两年（1966年9月到1968年9月），趁此机会，他写出了《知识考古学》，一本关于方法的书，因其理论上的枯燥而让人却步。不过，这个机会也让福柯得以衡量权力的相关问题。1967年6月，缘于“六日战争”而引发的暴力示威在突尼斯举行，导致一些犹太商人遭受恶意攻击。突尼斯大学变成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方。福柯支持学生参加战斗，并开始阅读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后来进一步扩及与黑豹党（Black Panthers）相关的美国文本。另一方面，突尼斯对他而言也是地中海与充满阳光的经验，就好像他在响应尼采重新变回希腊人的指令。 福柯现身于巴黎1968年5月学运时，一闪而逝，这种做法对莫利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而言无异于《词与物》之政治学例示。然而，福柯从来没有空头的革命愿望或对于阶级斗争的客观表达，但从他早期作品的连续指向来看，他对于争议性意见的表达却总是多样的和坚定的。 当时，为了因应各方纷至沓来的要求与平抚思变的沸腾人心，法国准备在万塞讷（Vincennes）地方着手设立一所实验性质的新大学。福柯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哲学教授，这个任命的动作首度确认了他的左派声誉。从1969年元月起，这所大学对抗着保安命令的强制，此命令企图阻止在放映68年5月学运的相关电影时所进行的示威活动。最后，在相关学程规划好之前（拉康派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等），政府于1970年元月拒绝同意国家授权给万塞讷哲学系的认证。但福柯在此时无疑已厌倦了这种种纷扰，转而考虑着一项法兰西学院的提名可能性，维也曼（J. Vuillemin）可以担任这项提名的提名者。福柯的生涯此时已开始向国际扩展（3月受到美国邀请，9月赴日本），同时获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1970年12月2日展开就职课程（《话语的秩序》）。爱瓦德（F. Ewald）稍后成为他的助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进行其课程，直到他死前两个月。法兰西学院的教学结构可以确保他有听众，而非学生。 政治上的再发现 1970年代的确是人心沸腾的年代。福柯声名鹊起之余，研究方向亦随之变化多端，同时他也进行各种旅游讲学，投入各式各样的活动。1975年他出版了《规训与惩罚》，来年再出版《知识的意志》。 我们可以将这视为围绕着监狱的第1轮旋风。出于德费（D.Defert）的想法，福柯在1971年2月宣布创立一个监狱信息团体，主要目标并不是要生产关于监狱的理论，而是要收集囚犯的相关经验，让他们可以发言，表达其具体要求并藉此汇整报道他们的生活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对监狱问题的这种敏感，可以广泛解释为缘于政治方面的大量逮捕行动（特别是德费所参与的“无产阶级左翼”遭禁）。监狱信息团体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目标是揭发各式各样造成服监者日常痛苦的难堪、羞辱、禁制与训斥。囚犯在稍后拥有了在囚室听广播与阅报的权利，这显然是监狱信息团体的胜利。但政府对这项成功却忧心忡忡。两名囚犯劫持了一名监管员与一名护士当人质，并在慌乱中杀害了他们（1971年9月的毕飞［Buffet］与朋董［Bontemps］事件）。1971年冬天到1972年（在南锡［Nancy］与图尔［Toul］）发生了多起监狱暴动。人们指责监狱信息团体（GIP）是这些危险骚动的始作俑者。福柯看了一位医学中心的精神科医师（艾迪斯·侯日［Edith Rose］医师）所做的令人不忍卒读的报告，该报告描述了对犯人施虐的情况；他还探访了美国的阿提卡（Attica）监狱。不久，由于屈服于整个被受监者所控制的表达结构，监狱信息团体（GIP）决定解散。福柯的政治介入继续指向反对种族主义的行为。1971年10月27日，杰拉利·班·阿里在古得多区被一名大楼守卫谋杀，这起事件立即引发暴乱。福柯对这件谋杀案表达抗议，并在惹内与萨特的陪同下进行示威。他与克罗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等人推动了杰拉利委员会。1972年12月16日，一位移民劳工默罕莫德·狄埃布尔（Mohammed Diab）在凡尔赛镇的一个派出所中遭到谋杀。由于惹内、莫里亚克与福柯所组织的示威引发争议，他们在保安令的强制下遭到粗暴对待，并在拘留室里度过了半个晚上。但是，福柯的政治介入更广泛地指向所有不正当行为，那些政府藉安全之名以行之，以及所有随即被漂白的警察滥权行为：记者亚伦·尤贝贺（Alain Jaubert）遭警察暴力对待事件（1971年5月）、克利斯提昂·里斯（Christian Riss）遭治安警察殴打事件（1971年8月）、毛主义激进分子皮耶·欧维内（Pierre Overney）被一位值夜者杀害事件（1972年2月）、克罗斯·夸桑（Klaus Croissant）在可疑的条件下被引渡事件（1977年11月）、万塞讷地方的爱尔兰人的不当逮捕行为（1982年8月）。福柯在《新观察家》与《解放报》的专栏中始终如一、持续不辍地揭发国家与警察权力的滥用。他参与编辑了为流产堕胎者考虑相关权益的小册子（1973年10月），同时也多次采取立场反对死刑。我们也看到，福柯试图透过研究诱发一种新的左翼。从1971年起，由于福柯开始与鼓励实施人民公审的“毛派”立场保持距离，我们发现他在《新观察家》所组织的“第二左翼”论坛中出现（1977年9月），并且在柏林与另类左翼“突尼克斯”（Tunix）多次接触（1978年5月）。最后，我们知道他开始与埃德蒙·梅贺（Edmond Maire）着手对工会策略问题进行一系列的反省。然而，福柯并不自限于对法国政治生活的批判与分析。这也就是为何他在1975年9月参与了（与丹尼叶［J. Daniel］）、莫里亚克、柯斯塔加华斯［CostaGavras］、拉枯举［J. Lacouture］、罗杜泽神父［R. P. Laudouze］和蒙丹［Y. Montand］）在马德里的多乐饭店（Htel Torre）举行的一场记者会，宣读一项宣言，反对佛朗哥政权所做的诸多死刑判决。1979年夏天，他为海上难民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从1978年11月开始，他便持续不断在呼吁“送船到越南”），我们可以看到他、库希纳（B. Kouchner）和蒙丹联袂参与保护这些海上难民的国际委员会（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其实在1971年8月就一起抗议过乔治·杰克森［George Jackson］在狱中遭谋杀的行动）。1981年12月，他忙着参与一个由法国劳动民主联盟（CFDT）所成立的委员会，支持波兰，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府拒绝阻止波兰进入战争状态。福柯还签署了许多宣言：包括释放被软禁在列宁格勒精神病院中的波希索夫（V. Borissov）（1977年2月）、反对压迫意大利“自律主义”的工人（1977年7月）等等。但是，福柯主要的海外政治经验无疑是在伊朗，他在1978年秋天跑遍了伊朗。他在那里做报纸特派员（在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所给定的新用语范围内写报道：“观念报道”），当时伊朗正准备进行革命，推翻沙王政权。福柯全心投入研究人民暴动起义的机制，反对以伊斯兰精神价值名义而行极权警察政体压迫之实的机制。但我们很快可以在这些充满激情的分析中，看出他对霍梅尼政权（Ayatollah Khomeini）的盲目支持。 主体的回归？ 　　福柯在1960年代宣布主体的彻底根除，因而他晚期的研究经常被视为是一种朝向主体之拯救式回归的标记。这是否是一种突然的转向，一种著作的内在矛盾？福柯晚期研究之历史参照的框架的确使人惊讶：古代希腊、罗马。福柯之前所有的著作，从《疯狂史》到《规训与惩罚》，皆以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西方世界为焦点。然而，在《性史》第二、三卷的说明插页中，福柯提出如下解释：“将性特质说成为一种特异的历史经验，意味着要进行欲望主体的系谱学，而且不仅要追溯到基督教传统的开始，更要追溯到古代哲学。” 　　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尤其是1970、1978、1980年），福柯已大量提及古希腊（希腊法律的研究、城邦的治理、《俄狄浦斯王》的讨论）。因此，令人惊讶的不仅是来自于研究时代的选择。所有这些在“性特质史”的角度下被组合的研究，似乎突然自然地围绕着主体的概念。福柯就自己的著作进行回顾阅读时，甚至将主体安置在自己整个探究过程的核心：“《词与物》所探问的是：为了问题化及分析说话主体、工作主体、生活主体，我们必须付出哪一种代价？??然而，就犯罪及惩罚体系而言，我指出同样类型的提问：作为犯罪主体如何能够说出关于自身的真理？就性特质而言，我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以进行同样的工作：作为性快感的主体如何能够说出关于自己的真话，并且须付出怎样的代价？”此处所提出的问题是：主体在其与真理的关系之中的历史构成，如何强烈触及主体的存在本身。此问题连续地在知识的向度、社会实践的向度及性特质的向度中被思考。不过，在福柯最后的文本之一，即《快感的使用》的导言中，福柯提出了第二种类型的说法。在此福柯的理论对象乃是“经验”，而经验意指“知识的领域、规范性的类型与主体性的形式在某一文化中相互连接”。此处经验概念乃成为新的理论中心。福柯的整个计划—从其终结的样貌来界定，并参考他三十年来工作的成果—便掌握在对经验（疯狂、犯罪、性特质等）的分析当中，而经验被思考为真理游戏（说真话作用）、权力游戏（司法权）及自我关系游戏（主体化）的历史皱褶。透过这些谨慎的、有时移动的说法，可理解福柯在进行一系列主体研究时，并非放弃先前的立场，反而是寻获将之系统化的方式。在1960年代福柯抨击主体，并且在此批判上建立他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此时，他所针对的是作为非历史之逻辑本质的主体、作为统一化综合之操作器（opérateurs des synthèses unifiantes）的主体，做为意义的给予者、作为原始经验，以及普遍价值之超历史支柱的主体。福柯在其晚期著作及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所召唤的主体（由法兰西学院课程的标题已可看出此倾向，如“主体性与真理”、“主体诠释学”），是一种彻底历史化的主体（因为如此，所以必须进行系谱学），而且此一作为被自我关系所决定之模态（modalité）的主体，乃被思考为构成经验的三向度之一。主体性的历史形式乃与真理的游戏（“知识”）及现有规范性的类型（“权力”）产生组合关系。因此，福柯的晚期研究并非一种主体哲学，反而是要将主体化的范围构想为第三向度，以使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更为完善，且给予它们一种收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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